西方民主話語在中國的傳播誤區
「民主」被標榜為西方「普世價值」的核心要素之一,西方民主被建構為價值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制度安排的選舉民主這一雙重話語體系。在話語傳播中,西方民主似乎掌握了話語霸權,對中國民主進行西化、分化、弱化、醜化,妄圖使中國陷入「民主普世化」、「民主選舉化」、「民主美國化」、「民主泛化」等傳播誤區中。為了爭奪民主的話語權,必須拷問這些傳播誤區,在批判所謂西方民主的普世價值和進行輿論引導的基礎上,建構中國民主的話語體系。
一、西方民主的話語體系
西方民主建構起一套完整的話語體系,對民主在價值追求、制度安排等方面進行了打造,以圖實現民主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將民主與「西方民主價值」、「西方民主制度」、「美國民主制度」、「投票選舉程序」劃等號。然而,西方民主的內容並不是鐵板一塊的,其宣揚的「普世性」本身就是有歷史局限性和邏輯連貫性,呈現出價值追求和制度安排的雙重特徵。
(一)作為價值追求的自由民主
民主在價值上體現了人民的權力、人民的統治,但西方民主強調這種權力的有限性,西方民主在價值追求上體現為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是為了防範民主對個人權利的可能侵犯,這也是自由主義民主的擔憂所在。一方面,早在古典時期,民主理論家就認為民主是個「壞東西」,近現代西方民主理論家更是特彆強調個人自由。在自由和民主的關係上,自由不必然和民主是一致的,民主造成的「多數人的暴政」就是對自由最明顯的侵犯。另一方面,從字面而言,自由將民主拆解為對「民」和「主」的限制,預設了哪些人是「民」,「民」怎麼去「主」。換言之,自由民主是與激進民主相對應的,其中,激進民主的典型是「直接民主」(所有人直接統治),而「直接民主」又與「間接民主」對應,「間接民主」的典型是「代議民主」(由代理人間接進行統治)。在自由民主VS激進民主、直接民主VS間接民主的對應關係中,西方民主就體現為代議(制)民主、自由民主這樣的間接民主。不過,在「左一中一右」政治光譜中,民主往往被貼上了意識形態的標籤,如左派民主、中間派民主和右派民主。聲稱「歷史的終結」、「普世的價值」的自由民主,僅僅是政治光譜中的一個坐標,偏向左邊而已,民主還有更多的價值追求。
(二)作為制度安排的選舉民主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古今政治思想家都在極力探求哪一種政體是最好的,即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而民主作為一種政體形式發展至今,在制度安排上與它最直接相關的手段就是「選舉」,所以現代西方民主幾乎與「選舉民主」是同義詞。從古典到近現代一路走來的西方民主,現如今最通俗的定義是採取自由、公開、競爭性的選舉的一套國家制度。這是西方判定一個國家和地區是否民主的最核心標準。
事實上,西方民主中的選舉單純強調「選舉中」,這是因為「誰選」、「選誰」、「怎麼選」等選舉的進行式環節最簡單清晰地反映了民主。隨著歷史的發展,精英和利益集團在選舉進行式中獨佔鰲頭,精英民主制、多元民主制隨之應運而生。這些類型的選舉民主,其最核心的特徵就是競選,正所謂「沒有競爭性的選舉不是選舉,沒有差額的競選不是競選」。為了實現競選,西方民主政治在制度上設計出選舉制度、議會制度和政黨制度這三大支柱,舉例而言,美國政治制度中的總統制、兩黨(院)競爭制、三權分立制將競選貫穿始終。這樣,民主變成了「選主」和「為民做主」,成為政治授權和獲得合法性的一種手段,民主的適用範圍被局限於此。是此,「美國民主制度」、「投票選舉程序」變成西方輸出民主的制度模板。
二、西方民主在中國的話語傳播考究
立場決定觀點。西方總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打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旗號,宜揚西式民主的神話,這鮮明地體現在西方民主話語的霸權上。一些西方理論家、政治家對民主進行偷換概念、循環論證、縮小內涵、擴大外延,引誘中國陷入「民主普世化」、「民主選舉化」、「民主美國化」、「民主泛化」等認識誤區中,我們必須對這些誤區進行拷問。
(一)民主普世化
一些人將西方自由民主神話化為絕對的、普世的民主模式,不同於西方民主的模式被視為「異端另類」。西方學者戴著有色眼鏡研究「民主的模式」,沾沾自喜地認為最好的民主模式就是自由民主,總是誇大西方民主的優勢,認為西方民主是盡善盡美、完美無瑕的;一方面,從制度設計來看,西式民主在制度上具備他們自以為是的選舉制度、議會制度和政黨制度這三大支柱,能夠保障民主良好運轉起來;另一方面,從民主的功效來看,西方民主能夠帶來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等等,因而西方民主就成為「絕對好」的東西。然而,我們看到,西方民主在實踐中往往問題重重,競爭性的三大支柱本身就存在很多制度缺陷,在功能上也沒有發揮絕對的正面作用,選舉中的參與冷漠、金錢政治,議會制度中的相互拆台、效率低下,政黨制度中的黨爭混亂、功能弱化等等,狠狠地打了西方民主的耳光,對其盲目自大形成反諷。此外,民主政治雖然在西方現實世界大行其道,但另一面的景象卻是:很多西方國家陷入民主的危機和失靈,往昔美好的福利國家陷入稅賦困境,歐美很多國家陷入政權更迭頻繁和社會動蕩不安的「拉美化」泥潭,歐洲主權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合法性危機和治理危機此起彼伏,老牌民主國家陷入經濟衰退和政治衰敗,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轉型和鞏固不成功和不成熟,實行了競爭性選舉的俄羅斯、伊朗和委內瑞拉出現「民主的回潮」,中亞國家進入既沒有實現西方式民主又沒有回到傳統威權主義的「灰色地帶」。西方國家向亞非拉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出西方民主模式,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圖的,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幼稚思維只能被冰冷的現實所擊垮。
(二)民主選舉化
許多情況下,人們經常將民主等同於選舉,特別是等同於搞「一人一票」的競選。西方民主強調民主的程序性,即競爭性的選舉。無論是熊彼特還是達爾、亨廷頓,概莫能外地強調民主與選舉之間的直接關聯,民主僅僅成為選人的工具,這種程序民主包含強烈的精英政治色彩。西方理論家和政治家們有意宣揚,沒有競選就沒有民主,片面地將投票與民主划上約等號,推廣西式選舉民主,將沒有實行競選的國家視為異類,對其進行醜化歪曲,這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其實,一方面,民主選舉不單純地體現為競爭性選舉,選舉體現在選舉前、選舉中和選舉後的全部過程中,選舉民主僅僅關注「選舉中」的事,其實,「選舉前」,特別是「選舉後」對民主更為重要,這也是現在國內外學者普遍質疑選舉民主的質量問題的原因。選了人,結果國家治理得不好,僅僅具備形式上的民主,結果受害的是普通老百姓;另一方面,民主不單純是民主選舉這一程序性的東西,還體現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這些實體民主上,「一人一票」更要體現在這三個方面,民主是全過程的民主,而不是某一個單一環節。
(三)民主美國化
美國式民主制度被說成「普世性」的西方制度模式,與美式民主不同就是專制的、獨裁的政治制度。在民主理論上,美國掌握著很大的話語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學者對美式民主青睞有加,在話語傳播和政治實踐上,通過大眾傳播、學術交流、隱秘滲透、軍事干涉等,強調以美式民主為模板,其他國家都要唯美國馬首是瞻,否則就是跟民主作對,淪為不民主的國家,被醜化為專制獨裁的國家。平心而論,美式民主自然有其可以借鑒的優點,一些經典民主理論家也論述過美式民主的有利條件和良好效果,但一個國家的民主必須符合本國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情景,民主是具體的、多樣的,不是抽象的、單一的,民主在制度安排上是沒有一模一樣的,簡單地照葫蘆畫瓢並不可行。從美國向一些國家移植輸出自己的民主的情況來看,這些國家形式上具備美式民主的空殼,但實質上很難運行下去,有的要麼重新返回軍人干政,要麼國弱民窮。就是在美國本土,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些弊端也暴露無遺,金錢政治、壟斷集團、兩黨傾軋、政治冷漠、極端主義等等,這些都讓美國理論家汗顏。
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政治理念有其複雜的內在關係,然而,西方理論家們想當然地把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理念混入到民主之中,並且以西方的思維方式來予以理解和宣傳,用話語霸權來強行推廣,否則,就將其他民主視為虛假的民主。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又認為,民主是實現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民主,這些都無從談起。歷史地看,西方民主也不是一開始都具備自由、平等、人權和法治等要素的,有時候相互之間反而存在衝突,很多經典理論家對不同政治理念的強調側重點也不同。從政治現實來看,西方理解的自由、平等、人權和法治與其他國家也是有很大不同的,以西方標準來硬性灌輸,本身就是強扭的瓜不甜,其成效可想而知。
三、建構中國的民主話語中西方在意識形態上的較量是此起彼伏的,在民主問題上,誰掌握更強有力的話語權,誰就能夠更好地排除外來因素干擾,走適合自己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為此,跳出西方民主話語傳播的誤區,必須加強對西方民主的理論批判和對國內輿論的正確引導,更為關鍵的是,要建構起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民主話語體系和民主制度體系。
(一)加強對西方民主的理論批判和對國內輿論的正確引導
要清醒地看到西方民主的歷史局限性和時代局限性。有學者非常形象地批判了西方民主的前世今生:
【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民主』都是經過改頭換面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經過『自由』、『憲政』、『代議』、『選舉』、『多元』的閹割之後,民主已從難以駕馭的烈馬變成了溫順的小羊;窮人已沒法利用它來實現最想實現的目標,他們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實現的目標是什麼;富人也沒必要害怕這種『鳥籠民主』,鳥籠內外依然是他們的天地。對有產階級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無可怕的『民主』之實,這種玩意兒不是『好東西』又是什麼?】
因此,在輿論引導上,要通過學術研究、課堂教學、新聞出版、廣播媒介、網上傳播等平台,充分揭露西方民主的虛偽本質和傳播陷阱,破除所謂的西方民主神話。
一方面,西方民主不是想像的那麼完美,民主發展的歷史階段性顯而易見;另一方面,事實上,西方民主已經發生「異化」和變質,民主變「選主」、選舉變「錢舉」、選賢變「選秀」、制衡變「拆台」、民主選舉「遊戲化」、民主運作「金錢化」、民主決策「短視化」、民主治理「低效化」。西方通過政治制度移植來為其背後的經濟利益服務,所謂的「輸出民主」帶來的往往是被輸出國家和地區的混亂和貧窮,西方的醜惡面目昭然若揭。
(二)建構中國民主的話語體系
中國需要民主,但中國需要的是適合自己國情、黨情和民情的民主。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引性,他指出:「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這三個有機統一是要使中國國家政治制度杜絕出現上述三類關係的割裂:「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像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不可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來抽象評判,不可能千篇一律、歸於一尊」;」不能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餘的,要去除掉」。
1.借鑒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
引介參與式民主和協商民主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20世紀中期在西方興起的參與式民主理論復興了參與在民主中的地位,而且將民主從狹隘的政治領域擴展到整個社會生活,主張公民從基層、從社區積极參与決策過程,通過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路徑,建構一種參與性的社會,最終實現每個人自由和平等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應當從與民眾緊密相關的公共生活開始,逐漸培養公民的民主素養和能力,營造參與性氛圍,進而上升到國家層次的民主。協商合作內在的多元性、包容性、妥協性、交互性的特點和優勢,使之與選舉競爭一樣,已經成為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實現形式。協商作為當代民主的重要形式,不僅在多個維度上推動了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而且將成為民主政治發展的主流方向。
特別是在協商民主方面,黨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推進協商民主多層制度化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成為中國民主的增長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這一「獨特的、獨有的和獨到的」民主為中國的民主道路提供了創新性的制度支撐,特別是《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2015)對新形勢下開展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整合了四大特色政治制度,發揮了制度的合力。與此同時,《關於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2015)的頒布,使基層協商更為紮實,切實在與基層群眾協商中找到最大公約數。
2.建構中國式民主理論
近年來,國內外媒體和學術界關於中國民主發展模式的討論明顯增加,「中國式民主」或「中國的民主模式」究竟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它的基本特徵是什麼?中國民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政治形態。
黨中央和國務院也先後發布了關於政治制度的白皮書和意見,如《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國新辦,2005年)、《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國新辦,2005年)、《中國的政黨制度》(國新辦,2007年)、《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中辦,2015年)、《關於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2015)等,表明了黨和國家在民主政治方面的立場、觀點和態度。在中國民主走向何方的問題上,「走自己的路,還是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模式?真正的人民民主,還是實質上的金元民主?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還是三權分立兩院制?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還是多黨輪流執政?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結合,還是代議制的選舉民主?」,我們堅定地選擇了前面的選項: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真正的人民民主,採取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實現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相結合。
3.建構中國式民主制度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體現為:一個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三個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以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為例,中國的政黨制度是「一屆接著一屆干」,美國則是「一屆隔著一屆干」的政黨制度,中國的政黨制度可以避免「翻燒餅」,集中精力、持之以恆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整體而言,這四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在於體現了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原則,正確處理了中央和地方、民族、各方面利益等關係。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八個主要標準」,並強調我們在這些重點問題上都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其深意是我國政治制度自然是民主的、有效的。對此,我們要辯證地看,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盲目按照國外關於政治制度的好壞標準,覺得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不符合他們的好壞標準,非得將他們的一套標準生搬硬套到我們頭上,甚至讓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進行橫加指責,影響我們的自信心。實踐也證明,盲目照搬照抄國外政治制度往往造成重重問題,甚至以失敗告終。更為重要的,我們要掌握自己的話語權,但不是自吹自擂,而是要用事實說話,在心理上、在行動上都要有這個自信。
對於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在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中,必須要防止出現「六種現象」,我們對這些切實要防止出現的「六種現象」要辯證地看。一方面,這些問題是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必然原因,這些現象在世界其他國家可能或已經出現,我們必須防微杜漸,防止其發生,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獨特優勢和優越性,不忘本來、學習外來、面向未來,加強制度的自覺、自信和自強,從而使我們的政治制度設計能很好地防止這些現象;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一些現象已經在不同層次、不同時間有一些表現,我們不需要自欺欺人,我們需要做的是在發現問題後,積極主動去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沿著正確政治方向,落實具體對策,有條不紊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制度建設道路上「不忘初心,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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