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模式的夭折

香港模式的夭折Milton Friedman這種情況終於發生了。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太好了，以至於無法持續下去。它同政府官員支出他人金錢和干預他人事務的所有本能背道而馳。香港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Donald Tsang)在上個月宣布放棄推動香港走向繁榮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也就是意料之中的悲哀了。真正令人吃驚的現象在於，半個世紀以來，他的前任一直在抵制徵稅或干預的誘惑。儘管英國的經濟制度曾頗具社會主義色彩，但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卻實行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英國人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郭伯偉於1945年被派往香港從事財經工作，並在1961-71年期間出任香港的財政司，他已於今年1月21日去世。郭伯偉支持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是出了名的，他甚至拒絕收集經濟統計數據，擔心這會給政府官員以增加干預的借口。他的繼任者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提出了「積極不干預」一說，用以描述郭伯偉的做法。他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是個非常貧窮的小島，人均收入僅為英國的四分之一左右。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香港的人均收入已同英國基本持平，儘管英國在同期也經歷了高速的增長。這充分證明了自由的巨大生產力，證明了當人們能自由追逐自己的利益時他們能取得什麼樣的成就。香港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是鼓勵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放棄中央集權控制、更多依靠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的重要因素。其結果是，這些國家也都嘗到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甜頭。我認為，中國的最終命運取決於大陸向香港路線靠攏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大陸路線靠攏的速度更快。曾蔭權堅持說，他只是希望政府在「市場機制明顯失調時」不會袖手旁觀。這裡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如果存在「明顯的失調」，市場將會在曾蔭權採取措施之前很久就把它們消除了。更重要的是，過於積極的政府反而會帶來明顯的或不太明顯的「失調」。半個世紀的「積極不干預」使香港的富裕程度足以消化大多政府濫用權力的不當干預。僅僅是慣性就會使干預的影響依然有限。雖然改變了這個政策，香港在今後多年裡仍將保持富裕繁榮。不過，儘管香港經濟將繼續增長，但它卻不會再是經濟自由的象徵了。不過，這無毀於郭伯偉的成就。無論香港的未來會怎樣，過去50年的經驗將會繼續指導和鼓舞追求經濟自由的人士。這也為希望給其人民帶來同樣繁榮的決策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經濟政策的持久樣板。（編者按：本文作者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為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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