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解士傑----追憶50年前令我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 /解勵誠
1957年我在重慶大學機械系三年級讀書.學期末響應黨的號召，參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鳴大放運動.我不是共產黨員，為了``幫助黨整風``，我和班上幾位女同學聯名寫了大字報，向黨提了意見，內容是什麼，記不清了.六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一場給廣大知識分子帶來苦難的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席捲全國。大約7月，我隨年級部分同學到綦江齒輪廠參加生產實習 。 一天上午，三班的楊義霖同學，拿了一份當天的<重慶日報>，指著頭版頭條上的一行大字標題問我，這指的是不是你爸?我慌忙中定睛一看：``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右派分子解士傑向黨猖狂進攻``，一排醒目的大字赫然在目，當時我驚恐萬分.此前在1955年讀大學一年級時，經歷過一次反``胡風反黨集團``的鬥爭，知道階級鬥爭的殘酷和激烈，既然是``反黨``，事態一定很嚴重.與我朝夕相處的父親，一夜之間變成了敵人，我該怎麼辦?我心目中的父親是個慈愛可親，極其孝順，治學嚴謹，忠厚老實的讀書人，怎麼一下子就變成``反革命``了呢?我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心情極端矛盾的我，經不住這感情的折磨，竟當著許多同學的面，嚎啕大哭起來.旁邊的同學好心地勸我，你要冷靜，有什麼想不通的地方，向高尚平(年級黨支部書記)談.我突然醒悟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已21歲，不是小孩子，我不想垮掉，應該冷靜.吃過晚飯，我拿著報紙，找到高尚平，我對他說，我父親是好人，不相信他會向党進攻.他說，你要相信黨不會搞錯，一定是你父親有問題.你要和你父親劃清界線，向他的反動思想作鬥爭，不要哭哭啼啼，要堅強.我想，既然是向父親的反動思想作鬥爭，不至消滅他的肉體，心情頓時平靜了些.我異常惦念家中的父母，在焦急中度過這些日子。完成生產實習後，和實習隊全體師生一起，立即回校參加``反擊右派`` 的鬥爭.
1957年在綦江實習留影 回校的當天炎熱的下午，我不顧暈車和疲累，急急忙忙趕回家.媽媽見到我，立即哭訴說：``不得了，你爸爸闖大禍了，已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問她，爸爸講了些什麼?媽媽說她也不清楚，只是前些天，市裡邀請各高等院校部分老教師開座談會，給黨提意見.你爸參加了那個座談會(當時我父親是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土木系教授，測量實驗室主任)回來說，他在會上講了十幾分鐘，為了慎重，打了個草稿，稿子還未念完，就被主持人拿去.後來，被定為``極右分子``，是重慶建築工程學院(以下簡稱建院)第一個揪出來的頭號右派分子.為了弄清楚父親究竟說了些什麼，我忐忑不安地走到校園內，看有關揭發批判我父親的大字報，歸納起來有三條，我爸說：重慶建築工程學院是高等院校，為什麼要掛``軍管會``的牌子；現在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年輕娃娃在管理學校``(把黨的領導說成是``外行」和「娃娃``)；共產黨對教師的思想改造，像秦始皇一樣``焚書坑儒``.晚上，疲憊不堪的父親回到家，當天在教研室被開會批判.他告訴我：``從5月份鳴放到現在，大小批判會已開過無數次了，過兩天全院還要開大會批判我.``由於焦慮和恐懼，怕當反革命禍及全家，他已經多日吃不下飯睡不著覺了，一旦成了反革命，全家將不得安寧.我弟將考大學，我也面臨畢業分配，這都是讓他擔心的事.我當時也怕，但怕歸怕，眼前最擔心的是，一旦建院全體師生員工開大會鬥爭我父親，他要能站住就好，一旦倒下就完了.媽媽是個家庭婦女，已經60高齡，參加這樣的大會她肯定受不了，她要我在開鬥爭會時站在後面關照父親，我答應了.
記得是在1957年一個炎熱的夏天下午，在校門口附近的大禮堂內，建院師生員工開大會鬥爭我爸.我去了，悄悄站在後面隱蔽的地方，我反覆考慮，如果我爸在被批鬥的過程中，因體力不支倒下，我該不該去扶?如果去扶，作為一個共青團員和反動父親站在一起是什麼行為?!如果置之不理，見死不救，面對生我養我的父親，我又於心何忍.我的心痛苦地掙扎著，最後橫下決心，決定去扶。我知道後果極其嚴重，但也管不了那麼多了.炎熱的天氣，激烈的場面，內心的恐懼和焦慮，使我汗流浹背，忐忑不安.令我心悸還有一個原因，我當時是重慶大學機械系三年級學生，我校也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大鳴大放中我雖然向黨提意見是``和風細雨``，沒有什麼可指責之處，但我在綦江生產實習時，曾向黨支部書記說我父親是好人，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些會不會批判我喪失立場，包庇右派?我站在那裡，心神不定，膽戰心驚 . 鬥爭大會上，不斷有人上台檢舉揭發、厲聲指責，``打倒右派分子解士傑的猖狂進攻!``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只見我父親胸前掛著``反黨反社會主義極右派分子解士傑``的牌子，90度彎腰接受批鬥.他同教研室的教師肖師表上台摁著我爸的頭，對他大聲責罵.我認識此人，他曾是我爸的助教，同事多年，常來我家，我父親待他不錯，過去相處很好.他的揭發批判和過頭動作，使我驚愕萬分.我想，這麼熟悉、這麼了解的人，怎麼會這樣?我心裡難過，極力撐著、躲著，怕見熟人惹來是非.好不容挨到鬥爭會結束，我急忙跑回家燒水、煮稀飯，等我爸回來.我媽終日驚慌失措，精神恍惚，整個垮了，睡在床上起不來. 不久，我爸步履艱難地跨進家門.見到他灰頭土臉，身上掛著牌子，極度疲憊的樣子，心裡很難受，急忙幫他解下身上的牌子,讓他躺在床上休息.另一次大會是鬥爭兩個大右派，也是那個炎熱的夏天，也是在進校門右邊的大禮堂，全校師生員工大會批鬥的對象是我爸和魯承宗.魯承宗在大鳴大放中說了什麼，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是我爸的同事，比較年輕，當時大約40多歲.聽我母親說他身體不好，患有肺結核，且有5個孩子，都很小，被劃為右派分子後，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魯承宗解放初期在四川南充工作時，和當時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曾有一段機緣，得到胡耀邦的賞識和重用，對當時南充的建設有過較大的貢獻.批鬥會上，有人發言說他和我爸互相吹捧，魯說解``德高望重``，解說魯``年輕有為」，他倆是``城隍廟的鼓槌，一唱一和向黨猖狂進攻``，對他們的反動思想要批倒批臭。聲討和批鬥很激烈，上台發言的人很多，我仍站在會場角落裡，心已麻木.沒等散會，我就急忙回家. 不一會，父親失魂落魄地邁著蹣跚腳步回來，連日來被批鬥精神極度緊張的他，明顯的消瘦了，身體支持不住，吃碗稀飯後就躺下了. 我吃完晚飯，急忙趕回學校. 第二天，我抽空回家看望父母.面對憂愁的父親，我不知該說什麼好，幼稚地要他低頭認罪，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出路.我爸說，他已多次檢討向黨認罪了，但還是不行；在批鬥會上，遭到嚴厲的斥責，有時是拳打足踢.他說：「我真的不知怎樣檢討才是對的，我怎麼才能過得了這關呢?「說實在話，我也茫然，心慢慢地往下沉.心想，這樣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何處是頭啊 !媽媽哭著對我說，這樣下去，年已花甲的父親，經不起幾折騰，恐拖不過了.她要我想辦法，一旦家裡主要勞動力倒下，後果可想而知.可我又想，我是一個年輕學生，自身還難保，有什麼辦法可想?!父親把他歷次的檢查拿給我看，他為了記住自己說的話，不至頭暈了打胡亂說又闖禍，每份檢查都小心翼翼留了底稿.當時高校老師中，說過我爸說過的話大有人在.我在報上看了有關反擊右派的文章後，冒險幫他修改了檢查稿，讓它「更深刻」.這是在極端秘密狀態下進行的，做這件事時既恐懼又矛盾，心裡極其不安，幼稚地認為，這是讓我爸儘快脫離苦海的唯一辦法. 經過兩次大張旗鼓地針對我爸的批鬥大會後，建院開始了深挖右派的新鬥爭，就把我爸這隻大的``死老虎``放在一邊，於是年邁的父親開始到建築工地參加重體力勞動.我有一次悄悄到建院附近的建築工地，看到一輩子教書從未參加過體力勞動的父親，背上背著50公斤的水泥袋，沿獨木跳板，抖抖顫顫地爬上二樓架子上，心都緊了.心想，這樣下去，恐怕拖不了多久，但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站在這裡沒有任何好處，不但心裡不好受，又幫不上忙，被熟人看見還會惹來是非，不如趕快離開，心裡還好受些.我的任務只能是盡量抽時間回家幫媽媽料理家務，好讓在外面參加繁重勞動的父親，回家能吃上喝上。沉甸甸的心事，只能藏在心裡.我從學校回家，也是偷偷摸摸的.在正在開展反右派鬥爭的重慶大學同學面前，不能露出一絲痕迹，因為我怕受到批判 .慶幸我的婚姻沒有受到影響 父親被劃成右派分子後，許多意料中和意想不到的問題將擺在我的面前.有一件事不能迴避，那就是我和葉紹賓的關係.他是我大學同班、同組的同學，不知為什麼，他正迷戀著我，我們彼此相愛.那時的他，年輕英俊，是甲級優秀生，是重慶大學學生會主席和重慶市學聯主席，並作為西南地區高等院校的學生代表，參加全國學生代表會，在會上被選為全國學聯副主席，可謂前途無量.我思忖自己學習成績一般，相貌平平，家裡遭此變故，今後要走的路一定很艱難，被邊緣化是免不了的，如他和我聯姻，豈不毀了他的大好前程?經過慎重考慮，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約他在校園內民主湖邊談話.我誠懇地對他說：``我父親已成反黨的極右派分子，我們不適合走進婚姻殿堂，你要慎重考慮我們之間的關係，如果現在後悔，還來得及.說這些話，我心裡雖然難過，但對你絕無怨言.``我不願絲毫勉強他，說這些話儘管不好受，但受良心的驅使，不得不說.沒有想到的是，他當即答覆我說：``你爸說的那些話，由他負責.他是他，你是你，不是你的問題.``他握住我的手安慰我說：``不要東想西想，相信我，我會永遠和你在一起。至於今後的前途，我不認為有多大影響.我工作後又報考大學，是想學好技術，工業救國；我喜歡搞技術工作，並不想當官.``停一會又說：``我想，你的父親被打成右派分子，不會影響我們的關係，也不會影響我今後的工作.``我問他：``你這話可當真?莫後悔喲!``他說：``是真的，不後悔!``至此，我心放下，有了他這份慎重的承諾，我滿心歡喜，也增添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
1958年在重慶大學 我家原住建院內和平東村18號，是別墅式小洋房，一棟小樓分兩家住.上下兩層，每家居住面積約120平米，全套九成新的傢俱由學院租借，是當時學校的高檔住宅.父親被打成右派後，暫時還住在這裡，終於有一天，我帶紹賓回家見我的父母.紹賓在重慶大學的名聲，我父親早有所聞，當我向父親介紹我的男朋友時，氣氛立刻緊張起來.我爸以他自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身份，不知如何面對他滿心喜歡的``大紅大紫``的准女婿.他不知紹賓心裡對他怎麼看，想對紹賓說句歡迎的話，也不知說什麼好.於是他採取迴避的辦法，對紹賓笑了笑，點點頭就轉身上樓去了.我媽和紹賓聊了幾句，問他有多大了，家裡有什麼人，都做什麼.然後用青花大瓷碗，給紹賓下了一碗面，上面蓋了兩個荷包蛋，說：``下回來，給你們包餃子.你們來得太突然，沒有準備，實在抱歉.``就這樣，准女婿第一次走進了丈母娘家. 過了幾個月，大概是1958年5月的一天，紹賓陪著一個身材瘦小、眉眼端正，衣著整潔，年紀60左右,滿臉喜氣的小腳老太太到我家.紹賓背著背簍牽著她，告訴我，這是他的母親，是特地從涪陵來``會親家``的.背簍里裝著300個雞蛋和一隻母雞，這就是她送親家的見面禮了.紹賓三歲喪父，當時36歲的母親守寡至今，聽說兒子交上了女朋友，一定要上來會准親家.紹賓說，他母親是城市貧民，不識字，由於經濟困難，平時省吃儉用，衣著簡樸，這次來會親家，才穿上這身現做的新衣服.紹賓母親在我家住了三天，就高高興興回涪陵了.由於她不識字，同校內的人沒有接觸，我們也未告訴她我爸被劃為右派分子有多麼嚴重.其間，我爸和她老人家沒有說幾句話，也沒敢說右派之事，父親在家裡的尷尬處境和難受心情可想而知 .
1958年暑期結束了大學生活.人生路漫漫，我們即將走向社會，走向新生活，開始自食其力.紹賓的想法是，不管今後面對怎樣的日子，我們始終要在一起，他提出``結婚``.我說，雖然結婚是遲早的事，但我不想是現在，我才22歲，年輕人事業未成，就走入婚姻的圍城，似乎早了點.他說：``現在如不結婚，以後畢業分配工作各奔東西，困難會更大.``因為政治運動不斷，世事難料，應該有準備,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我們決定悄悄登記結婚.當時，我們顧慮因父親右派問題，怕受到影響和阻攔，沒有讓幾個人知道. 1958年8月1日，我們到重慶市沙坪壩正街街道辦事處登記結婚.巧的是為我們填寫<結婚證書>的人，竟是我的胞弟解勵平.他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使我們的結婚證書更加珍貴.我弟1957年在重慶第七中學高中畢業，成績優秀，又是校足球隊員，但因為爸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政審不合格，高考落榜.他升學無望，就申請到重慶市沙坪壩街道辦事處參加義務勞動，他寫的一手漂亮的毛筆字，被臨時安排做文書工作，於是就有了如此的巧遇 .
1958年8月1日<結婚證> 我們結婚登記後，在沙坪壩沒有舉行結婚儀式.當時，正值全國``大躍進``，``全民大鍊鋼鐵``，大家忙得昏頭昏腦、精疲力盡，而且因為我父親是右派分子，如果請人來參加我們的婚禮，估計很多人都不會來，我父親也不便出面.所以決定不舉行儀式，也未通知任何人.媽媽給了我80元人民幣(當時每月伙食費為10元)，叫我自己去買幾件喜歡的衣服，這是我唯一的「嫁妝「，也是家裡給我的最後一筆錢.紹賓是個窮學生，什麼也沒給我買，但他為我付出了一顆赤誠的心.紹賓因學校工作需要，宣布提前畢業留校工作，調到重慶大學實習工廠任廠長.他在學校新華村教七舍要了一間約十平米的房子，到學校傢俱庫房借了一張約一米寬的單人床，一張課桌，二張凳子，都是舊的.兩人把鋪蓋、衣物搬在一起，就合成我們的``家``了.那段時間父母提心弔膽地過日子，我常偷偷抽時間回家去看他們.當時運動不斷，成天不是``鍊鋼``，就是政治學習，作為待畢業分配的學生，參加這些活動至關重要，不能缺席，所以我基本上還是住在女生宿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畢業分配工作時，號召畢業學生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這些話實際上只適用於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被邊緣化的同學.後來事實證明，少數當權的人，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出身、成分和個人利害關係，成為分配工作的唯一標準.這些當權的人，儘管成績一般,表現平平，大多分配到大城市、大機關單位.而一些被認為政治上和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通通都``響應號召``，到了``最艱苦的地方去``.這次畢業分配，毫無公平可言.估計是因為我父親的關係，雖然我們向領導反映，我和紹賓已正式結婚，希望能分配到一起，或分配到就近的單位工作.但天不如人願，紹賓早已提前留重慶大學工作，我則被``照顧``到離重慶200公里一窮二白的永川縣.在深冬季節，我告別了父母和紹賓，背著鋪蓋捲去了永川.當時的永川縣城比較破舊，沒有什麼工廠企業.我被分配到待建的永川通用機械廠工地勞動.``大躍進``時建廠，``白手起家``，缺乏規劃、資金，工廠建在墳山上.我去時正在遷墳，農民挖開墳包,用火鉗撿出屍骨放在籮筐里，然後將籮筐挑到一個大深坑前，將屍骨倒入坑內.每遷一座墳，可獲兩元人民幣的報酬.有的農民圖快，一擔挑兩具屍骨，走在山坡上，高一腳低一腳，免不了掉胳膊掉腿，有時骷髏掉在地上，很嚇人.地挖濫了，一下雨，遍地稀泥.在墳間草壟內，雨天會爬出一尺多長的小蛇。每天走路，都要穿過其間，我好害怕 . 工廠沒有專門的職工宿舍，我一個單身女人，住在工廠臨時搭建的茅草屋內，這裡還兼做繪圖室.茅屋屋頂和泥糊的篾笆牆之間有間隙，四面透風，冬夜寒風刺骨，身心都被風吹冷了，加上飢餓(此時糧食開始緊張了)，徹夜難眠.最讓人害怕的是夜晚出屋上茅廁，沒有電燈，在漆黑的土路上，高一腳、低一腳小心翼翼地摸著走路，有時不小心感覺踢著一塊滾動的石頭，早上起來一看，竟是一個骷髏腦殼!我好怕好怕，覺得日子難熬 . 我自幼生長在繁華的大都市，家住在著名的文化區重慶市沙坪壩，從6歲就讀重慶大學附屬小學，南開中學，到22歲重慶大學畢業，一直在花園般的校園內學習和生活，過著優裕舒適的生活.沒想到因為父親的右派問題的影響，被分配到這種``鬼地方``工作一輩子，使我的生活突然從天上陷入谷底.想到自己16年寒窗苦讀，學得並不比別人差，竟落得如此下場，不禁悲從心來，獨自偷偷流淚 ! 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實在不能控制自己，臨時決定摸夜路到火車站(沒有路燈，兩邊是冬水田)，乘了六個小時的火車慢車，星夜趕回重慶大學，向紹賓訴苦.他見我如此落魄，心裡也很不好受.他對我說，困難是暫時的，以後想辦法調到一起，共同面對困難.他叫我要堅強，等過新年放假，一定去看我.那時大家都很忙，我來不及回家看父母.第二天，我上街買了工地生活急需的手電筒和長統雨靴，乘夜車趕回工地 . 回來後，廠領導告訴我，不必在工地參加建廠勞動了，現在廠里在當地招了不少民工擔任此項工作.我的任務是與一位被劃為右派下放的老工程師一起，造計劃購置生產所需的基本設備,如車、、刨、鑽床和鉗工、鑄工基本用具等.此外，當時``全民辦工廠``，急急忙忙上馬，還不知道生產什麼產品，所以叫我們選擇生產的產品，即選擇適合廣大農村使用的最基本的農業機械，如水泵、鼓風機、制磚機、小型柴油機等，並決定其型號及技術參數……因為我是該地區第一個本科畢業大學生，被人們寄予厚望，受到工人群眾的普遍尊重.後來，廠里又陸續分配來幾位中專畢業生.我想，為農村現代化作貢獻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是很有意義的，這裡工作需要我，隨著工作的開展，我的心逐漸平靜了下來.厄運臨頭 家破人亡 不久，媽媽來信告訴我，父親因勞動表現好，有悔改表現，僅受降職降薪處分，已從小洋樓遷出，搬入公寓式教工宿舍樓.但倒霉的是，蕭師表住在同一單元同層樓的對面，大概是為了專門監督父親這樣安排的。媽媽氣不過，見了面就說他是打手.信中還告訴我，爸爸已爭取回到教研室工作，現正帶領學生在建院內測量實習.有時同師生一起參加戰備行軍拉練，晚上突然集合急行軍10~15公里.時間已到1959年春，瞎指揮、大躍進搞得全國經濟困難，糧食減產，副食品供應奇缺，城市居民口糧定量供應每月只有21斤.我父親從來食量很大，每頓至少吃六兩飯，而現在定量只有二、三兩，還差一半.我爸說是參加教學工作，實際上是干體力活，勞動強度大，吃的飯更多.我得知情況後，心裡很不安.我在專縣糧食定量還要少兩斤，整天都感到餓，只好在當地農民工帶領下,抽空到附近農民家的自留地里，悄悄買一些高於市場價格的紅薯、南瓜、胡蘿蔔等，以菜代糧，盡量少吃糧食，換成全國糧票寄給我爸 . 1959年5月，我到重慶出差.一天抽空回家，看見父親在擺弄一個自製的儀器.我問他是什麼，他說這是他搞的科研項目，是自動測試方位的儀器，尚未成功，他想把他趕快完成我聽後心裡為他難過：都什麼時候了，還在搞這些?看到他明顯衰老浮腫的身影，我心酸地對他說：``算了吧，人家已經把你看成敵人，不稀罕你搞的這個東西，不要費心了，還是好好想想如何能保命吧! ``我媽媽悄悄告訴我，爸爸身體情況很不好.有次夜裡12點鐘，學校教職員緊急集合拉練.他年已六旬，老眼昏花，心裡發慌，又不敢掉隊，急匆匆追趕隊伍，在野外行軍途中，不慎掉入糞坑內.幸好糞坑裡的糞只有半人深，他在同事們的幫助下爬上來，一身滿是大糞，臭不可聞.一向愛清潔的父親，此時的心情可想而知。好心的同事，在附近的農家，要了幾盆冷水為他沖洗.父親回來後，因過度驚嚇、勞累，感冒發高燒，卧床不起，生了一場大病. 我弟此時在成都紡織專科學校讀書，他來信說頸子前後長了對口瘡.這種瘡很厲害，死亡率高，但家裡情況如此，無法照顧他，無奈只好寫信叫他留在學校醫務室治療，這成了父母沉重的心病.媽媽告訴我，父親經常獨自關在書房內抹眼淚.我長這麼大，從未見我父親哭過，聽說他哭了，我非常難過.我對他們唯一的安慰，是給他們帶來了25斤全國糧票(這是我近一個半月的口糧啊 !)，希望參加重體力勞動的父親，能吃上幾頓飽飯. 我從重慶出差回廠後，因廠里技術人員少，事多、任務重，工作忙起來想家少了，感覺日子過得輕鬆一些.周圍的同事逐漸熟悉，心情也好多了.但好景不常，噩耗和厄運又突然從天而降.1959年7月13日夜12點半，馮明國廠長的小通訊員敲開了我的小茅屋，我從夢中驚醒。他說馮廠長有重要的事情要對我講.我心裡七上八下，心想，半夜三更有什麼重要的事，莫不是家裡出了事?我立即隨通訊員爬上小山頭，來到馮廠長的住處.剛走到門口，聽見裡面有人在說：``可能已經不行了。``我心裡格登緊了一下，進門後，馮廠長告訴我建院來電話(那時全廠住宅只有馮廠長有電話)，說我父親病重，要我趕緊回去.在通訊員的陪同下，我們急急忙忙地打著手電筒，摸著小路，連夜趕往火車站，又是乘那班慢車，坐了6個小時，天亮時到重慶，回到家已是上午10時.重慶連晴高溫多日，炎炎烈日似火，媽媽獨自一人焦急悲傷地坐在家裡，見到我哭天喊地說：不得了羅，你爸在醫院搶救，你趕快去看他! 我天生暈車，加上又熱、又急、又傷心，已經走不動了.紹賓怕我中暑，無奈只好在重慶大學汽車隊要了部小汽車，把我送到重慶大學附近漢渝路邊的重慶第二工人醫院，並告訴我父親住內科14床.待我趕到病房時，已是人去床空，病床上已重新鋪上白床單。醫生告訴我，這床的病人已於凌晨一時死亡，昨天下午送來時已是重度昏迷，高燒攝氏41度多，經過一夜的搶救，終於無力回天，中暑身亡..我在護士的帶領下，到醫院停屍房，進門朝左邊走了幾步，即看見我爸睡在約半人高的木板上，左手拖在木板外，緊閉著雙眼，臉色較紅，像睡著了.身上穿著媽媽為他縫的白布背心，下身穿一條深藍色布內褲.我強忍淚水，在父親遺體前三鞠躬，算是代表我母親、姐、弟，以及老家的親人們，為遠去的父親送行.我不敢哭，因為他是右派分子，是「敵人」，雖然是因公死亡，是生我養我的父親.我在痛苦中掙扎，我的心在流血…… 走出停屍房，烈日炎炎，我沿著漢渝路，爬上長長的坡路，經過沙坪壩正街，極艱難地回到建院家中.我累，主要是心累.我告訴媽媽，爸爸在醫院搶救無效，已於凌晨在重慶第二工人醫院去世.我是在停屍房和他見最後一面的，人死已不能復生，沒死的人要好好生活下去.媽媽傷心地說：``昨天還是活鮮鮮的人，還叫我煮綠豆稀飯等他回來吃,怎麼就去了呢?``她告訴我，昨天中午吃了兩碗飯，睡了一會，下午二點鐘外出，就沒有回來.當時重慶已連晴高溫多日，下午正是烈日高照，父親卻要在野外帶領學生測量實習.在烈日曝晒下，60歲年老的父親，終於支持不住，於13日下午四時左右中暑倒下，口吐白沫，昏迷不醒，高燒41度，在場的師生急忙通知建院的校醫到現場急救，同時通知王榮老師和紹賓,將父親送到附近的第二工人醫院搶救.紹賓和建院的王榮老師等，一直守候在病房，直到父親斷氣.當時從我父親身上衣服口袋內發現一封信，裡面裝有15斤全國糧票，這是我從永川寄給他的.此時的母親極度的悲傷和絕望。她是個家庭婦女，她的天就是父親；現在天突然塌了，不知今後日子怎麼過?我安慰她，還有我們三姊妹，我和姐姐已經成人，有我們呢! 我爸當時是建院的教授，工資算高的，是我們解家的``頂樑柱``.他老家在安徽省來安縣張山集，是個經濟落後的窮地方.老家有老父老母，家裡雖然有幾兄弟，但收入少，孩子多，經濟非常困難.我爸是個孝子，自1927年參加工作以來，除每月定期寄錢回老家供養祖父母外，並用一切機會兼課及寒暑假儘力外出打工掙錢，用這些額外收入，支援老家兄弟.他時時惦念著貧困中的家鄉的老父老母和眾多的兄弟姊妹，因此我家裡沒有存錢.我媽手裡的錢，全用於日常生活和三個孩子讀書，特別是平弟病多，差不多月月用光.爸爸對於自己的猝死，毫無思想準備，經濟上更無積蓄，這也是媽媽接受不了爸爸突然死亡的原因之一. 當天傍晚，建院總務部門派人來轉達醫院的意見，因正值酷暑高溫，停屍房沒有冷凍設備，屍體馬上要處理，通知後天上午必須火化或土葬.我媽當時思想保守，告訴我，昨天還是活鮮鮮的人，明天就一把火燒掉，她接受不了.我再三向她解釋火葬的好處，可她聽不進，一直自言自語口中念念有詞，也許她傷心過度，糊塗了. 我們立即著手準備後事。因為我父親是中暑突然死亡的，是穿的背心和短褲抬到醫院的，他一生注重儀錶和清潔，現在走了，必須穿戴乾淨、整齊.我和媽一起為父親找了一套灰色中山服，但沒有像樣的布鞋和襪子.媽媽說，一定要穿布鞋，老人傳說，如果死人穿皮鞋，來生要變牲畜.晚上9點鐘，我和紹賓到沙坪壩正街，商店已關門，心急的我，死勁地敲門，終於敲開了百貨公司的大門.我們抱歉地向守店的店員說明來意，買到了一雙黑布鞋和一雙藍白相間的襪子.因為是因公死亡，棺材是建院總務部門購買的.但當穿戴整齊的父親放進棺材時，因個子高大，棺材短了只能屈著身體，在我們的要求下，他們又去換了一副大的棺材.蓋棺時沒有讓媽媽看，以免發生意外. 在父親去世的第三天清晨，即1959年7月16日，紹賓陪我乘建院的一輛卡車，車廂中間停放父親的黑色棺木，除司機外，還有十幾個年輕人，拿著鋤頭、杠子、繩子，奔向歌樂山半山腰的金銀岩(俗稱棺山坡).那時不準「陰陽先生」看風水，由我在墳包間選擇了一塊空地做墓基。十幾個年輕人開始挖坑土，挖了約一人多深，用杠和繩將棺材緩緩放下，回填土壘成一個墳包.我跪在新墳前磕了三個頭，向父親最後告別.沒有燒錢紙、沒有放鞭炮，父親就這樣默默地永遠離開了我們. 父親安葬後，為了對幫忙安葬父親的十幾人表示感謝，我向他們下跪致謝.後來紹賓悄悄告訴我，他認識其中一人，是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的學生會主席，名字記不得了，是同時參加市學聯開會時認識的，聽說已被劃為右派分子，猜想另外那十幾個人大約也是右派學生.聽了紹賓的話，我不禁悲從中來：我爸年紀大了，這樣死了說不得了，畢竟他在這世界上活了近60年，而這些學生，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輕人，誰不是爹娘的心肝寶貝?!年紀輕輕被劃為右派，前途渺茫，今後漫漫人生路將充滿坎坷，我真為他們惋惜…... 回到家裡，回想父親辛酸的一生，想到從今以後再也見不到慈愛的父親，眼淚止不住往下淌.兩天後，我再次去金銀岩墓地，請墓葬場工人，將刻好的墓碑立在父親墳前.後來，我到第二工人醫院為父親領取<因公死亡>證明，先由醫生開條子，憑條再到醫院辦公室領取.我拿著這個證明到建院人事處，要求按因公死亡待遇時，人事處仲處長告訴我，因為死者是右派分子，是敵人，不能落實政策.後來幾次找他，都說「忙」，不見我，和他約了三次，到時都失約而躲我，什麼問題也不解決，這個``證明``純屬一紙空文.但這``證明``對我很重要，它是一個老知識分子正直、敬業、真誠、忠厚的證明，是我父親用生命的代價換來的，在我的心目中它無比珍貴. 辦完了父親的後事，我該回永川上班了.媽媽說，心裡空，家裡也空，很難受，不要我走.但我工作單位在永川，有什麼辦法?!那裡條件太差，她肯定不習慣.帶她去，不可能.今後這個家，還要靠我掙錢過日子，雖然當時每月工資只有40元，但卻是我生活的唯一來源，我必須回去上班.回到永川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建院通知我媽，要她搬家.媽媽告訴我，建院領導口氣很硬，沒有商量的餘地.他們準備將我家``掃地出門``.於是我又從永川趕回來，和紹賓商量怎麼辦?我在永川的處境前面已經說過，非常困難，我媽搬去隨我住，絕對受不了，只有請他在重慶大學要房子，將母親接過去隨他住.紹賓答應了，由於他剛留校工作，只要到兩間共20平米的舊房子.搬家時，媽媽極度悲傷，痛不欲生.父親多年積存的心愛的書籍、字畫、古董，以及我父親集存多年的珍貴郵票，丟棄一地.為數眾多的專業書籍，我用不上，送給了父親生前測量教研室的某些同事.面對眼前的一切，我極度悲傷，心煩意亂.這些東西我父親生前視為珍寶，記得我還是小孩子時，碰也不准我碰.現在不要了，這就是人死了的感覺，這就是``人走屋空``，``人亡家破``.我的心麻木了，無心收拾，再說紹賓那間小屋也堆不下，許多東西沒有搬走，以後也散失了.現在想來,非常可惜. 搬家那天，正是有名的``火爐城``重慶的``三伏天``.我在建院總務部門借了一輛人力拉的板板車，將家裡的鋪蓋、箱子、衣物，以及鍋、盆、碗、瓢等生活用具，捆在板車上準備搬走，因為紹賓那裡是個空家，什麼也沒有.我這樣「右派家屬」身份的人，不願麻煩和連累任何人，決定自己將建院這個「破碎的家」，搬到重慶大學.炎炎烈日，坡坡坎坎，拉著板車揮汗如雨，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艱辛的勞動.那天，我埋著頭、咬著牙，一步一喘地掙扎著共拉了三板車，才把這些賴以生活的衣物和生活必需品，拉到重慶大學紹賓處，他在屋裡負責堆放和整理這些零亂的東西..當時我家的傢俱是向建院租借的，搬家前已請建院傢俱庫房的人來清點收回了傢俱，並付了租金.最後，我扶著媽媽，懷著沉重 的心情，離開住了八年的重慶建築工程學院-----我終身難忘的傷心地. 母親在驚嚇悲憤中自盡 不久我又回到永川，媽媽就跟著紹賓過日子.生活遭此強烈衝擊，她受不了，也想不通，但是沒有辦法，殘酷的世事由不得她. 她時時想念父親，懷念父親在世的日子.
1959年母親搬來重慶大學後合影
1961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整個國家正經歷嚴重困難時期，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大躍進``盲目上馬的單位開始下馬，我所在的工廠也處於半停頓狀態..這時，我因懷孕，身體不適，申請調回重慶工作。當時管技術的梁天志副廠長閑談時曾對人說：``女人一旦懷孕生娃娃就沒得用了，成天婆婆媽媽的，麻煩得很!``.大概他嫌我麻煩，有一天他突然問我:``你回重慶的申請批准沒有?``因家裡的變故，母親住在重慶大學，我同紹賓長期兩地分居，困難重重。紹賓在重慶大學申請照顧夫妻關係，重大已原則同意調我回學校工作.我對梁廠長說：``批准了.``他又問：``你回重慶上得起戶口不?``我說：``上得起!``他又說：``你可以回去了.``我問他：``此話當真?``他說：``誰和你開玩笑，你可以辦手續了。``我朝思暮想的事，想不到竟這樣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我萬分高興，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收拾東西回重慶大學，向人事處落實後，又急急忙忙地返回永川辦理離廠手續.調回重慶大學後，我被分配到機械系機械零件教研室任教，時年25歲.我回來後，最高興的是媽媽.在她的精心關照下，我順利生下女兒葉小瑩.小孩穿的，用的，她一手包了.她經常抱著我女兒在學校玩，有時她牽著小瑩`到沙坪壩街上買包子和烤紅薯給她吃 .
1964年，媽媽到北京散心和探訪親友，住在親戚家.同時，我姐也請假從大連來看望母親..那時交通不便，供應困難，她肩上扛著小兒子陳山，手上提著一大筐大連特產金帥蘋果匆匆忙忙趕到北京，她們已經10多年沒有見面了，在一起高高興興地玩了幾天.不久，媽媽又去了太原鄉下，看望在太原教書被下放到農村的妹妹章書笙(我五姨).記得她從北京回來，買了玫瑰紅的羊毛線，給小瑩織了件毛衣. 媽媽臉上，媽媽終於經常有了笑容.
但是好景不長.父親被打成右派的陰影和傷痛在她心中揮之不去，「文化大革命」風暴又兇猛襲來，她受到衝擊和影響，輕生離開了人世. 1969年，給全國人民帶來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階段.母親在居民小組參加學習，因為是``右派家屬``和有人揭發她是``地主分子``，受到影響和衝擊.這段時間，有許多父親生前的同事及學生，向所在單位交代經歷時，要求父親證明，但父親已故多年，外出調查人員即來詢問我母親.有的態度很不好，媽媽意識到，她過去生活圈子裡的人，包括父親生前的同事、親友、學生多遭不測.我弟弟的不幸遭遇，也是她心中的痛.她神情恍惚，常常口中念念有詞說``某某糟了``，``某某又糟了``。因為父親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自己的艱難處境，既悲憤又害怕，終於有一天，她對生活徹底失望，決定告別人生，於1969年5月8日早上，趁我在學生一宿舍集中學習，未在家中住宿時，自殺身亡. 那天上午九點多鐘，和我們同住在一起的婆母，未見我母親出來，喊她也不答應，就到隔壁母親房中去找她，見媽媽已吊在床架子上，氣絕身亡.她驚嚇萬分，立即跑到鄰居洪媽家求助.洪媽派多人分幾路外出找我.因當天發工資，我到系辦公室領了當月工資人民幣51元5角，急匆匆上街為我媽買葯(她常喊頭痛心慌).我從沙坪壩正街轉到雙巷子，沿漢渝路回家，在下坡的路上，迎面遇見我最知心的鄰居洪媽.她告訴我：``你媽上吊了，快回家.``我聽後萬分震驚，心急如焚，急匆匆地跟著她回家.在洪媽一家的幫助下，為我母親洗臉換衣，理順身體，穿上鞋襪，經過簡單處理，我即打電話與石橋鋪火葬場聯繫，請求將母親送去火化.火葬場負責人知道我母親屬非正常死亡時，我的請求遭到拒絕，他要求我到單位開證明說明死亡原因.因為天氣漸熱，遺體放在家裡不妥，也怕嚇著孩子，我找到正在開會的紹賓，要他到重慶大學革委會說明原委，開了證明，並通知火葬場，這才派車將我母親的遺體拉走.我陪著她老人家走向火化爐，媽媽在自殺的當天就化成了灰.母親逝世的消息，當時我沒有告訴我遠在大連的姐姐，她家因姐夫正在單位被批鬥不得安寧.我弟弟正巧在從渡口(現攀枝花市)繞道昆明回重慶探望母親的路上，他不知道母親身亡，我們也不能等他了.母親火化後，我慢慢回憶起來，她後來的日子有些反常，早晨經常不起床，總是用被子蒙住頭.我有時怕她悶著，突然將被子揭開，想知道她究竟在幹什麼?只見她手放在胸前，用手指在掐算，並且口中念念有詞.我問她：``你在算什麼?``她回答說：``我想死，我在算什麼時候死最恰當。``她又說：「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死了你不要害怕。」我以為她在說胡話，對她說：``不要這麼想，困難是暫時的，運動過了就會好起來!``不過，她確實算得還很恰當.因為母親死後，就一直沒有收到姐姐按月寄來的生活費.後來姐姐來信，說姐夫陳宮甫(時為大連海運學院電工基礎教研室教師)在學校已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攻擊三面紅旗，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
彭德懷鳴冤叫屈``，被開除公職，遣送農村勞動改造.當時姐姐家有三個孩子、婆母，加上夫妻二人，共六口人吃飯，她的工資70來元，已無法供養母親了.她是個孝女，父親去世後整整十年，她每月按時匯給母親20元.姐夫成了``反革命``，沒了工資，她家生活立刻困難，雖然省吃儉用，月底全家還要過幾天忍飢挨餓的日子. 母親自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她為我弟弟解勵平的遭遇終日憂憤.母親視為心肝寶貝的平弟，因父親被劃為右派分子，高考落榜，家破人亡，生活無著，長期在社會上打零工.他曾經在土灣小學代過課，到沙坪壩搬運站拉過板車，到嘉陵江河灘篩沙、錘過石子.後來，參加勞動大軍，到渡口挖土石方、抬水泥板，建攀枝花鋼廠.``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是``黑五類子女``，曾被懷疑``寫反動文章``而遭追查打擊，長期在外面漂泊。這也是母親心頭的痛，促使她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父親的點滴往事
我父親解士傑，1900年2月19日出生於安徽省來安縣張山集，老家是個經濟文化落後的農村小鎮.家裡有五兄弟和一個妹妹，我父親排行第四，大伯父和二伯父早年夭折.祖父解少儒在鎮上開了個小中藥鋪，維持全家人的生活，經濟很困難.父親在讀完私塾後，祖父將他送到距家約15公里的來安縣城就讀中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因經濟困難，準備參加工作.但聰明好學，為人忠厚的父親，被當時的校長陸子章看中，由師母做媒，將侄女章書吟(我母親)介紹給我父親並訂婚.但章家在滁縣是望族大戶，有錢有勢，要求婚姻門當戶對.按我外公的意思，中師畢業學歷太淺，將來前程有限，
1956年北京決定由章家資助父親繼續升學.父親到南京，於1923年考進東南大學數學系讀書，1927年畢業，次年與我母親完婚，即參加工作.早些年先後輾轉於華東各地搞大地測量，
1935年在安徽高級工業學校任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父親帶著全家五口人，沿長江逆江而上，逃難到四川重慶.1942年我上小學時開始懂事，在我印象中，父親已40多歲，是個個子高大的中年人，在重慶大學土木系測量教研室任教師.他總是很忙，講課認真細緻，常年住在儀器保管室，精心維護設備.寒暑假很少休息，常帶著一邦學生外出測量，為建房、修路、建橋作前期工作.最重要的一次工作是上世紀40年代初，一個暑假，在重慶市下水道工程處工作.作為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由於人口猛增，生活用水的流瀉成了大問題，急需徹底整治整個城市的下水道.父親從勘探測量，到規劃設計，自始至終參與主要工作.工程處設在兩路口附近，休息日他曾帶著我和平弟到市中區去玩.帶著自己蒸的饅頭、臘肉和鹹鴨蛋，在小龍坎乘4~6人坐的馬車到牛角沱，``走馬觀花``到兩路口，三人又同騎一匹馬，爸爸坐中間，平弟在前，我在後拉住爸爸腰間的皮帶，沿著山崖小路，爬過浮圖關，再到大坪.然後又騎馬下山，回到市內。這是我第一次進城，看見那麼多人，那麼多車.在工程處父親的住處休息，喝著開水吃自帶的乾糧，我覺得真好吃，也好玩，這是我和父親玩得最開心的一次. 父親是個孝子，常惦念家鄉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三伯、五叔家因掙錢少，孩子多，經濟也很困難.我媽在家手握經濟大權，每月只寄錢給祖父母.父親外出打工掙的錢，有時不告訴媽媽，就寄回老家支援兄、弟，媽媽知道後，總是免不了大吵大鬧.因父親是靠章家資助讀完大學，因此在媽媽面前總是``矮一截``，媽媽有時吵吵，爸爸不啃聲.但吵歸吵，給老家的錢是一定要寄的.
1956年父親回老家合影
父親作為測量儀器室主任，對測量儀器極其愛護.記得抗日戰爭時日寇飛機來轟炸重慶，他總是首先安排學生和工人將儀器扛進防空洞，深怕儀器有閃失.家裡的大人小孩由母親負責，他是不管的 。我父親學識淵博，實踐經驗豐富，平時少言寡語，總是將全部精力投入教學科研工作.他教書認真，工作負責，為人忠厚，耿直老實，自1940年到重慶大學土木系、院系調整後在重慶建築工程學院工作19年，先後由講師，副教授至教授.
抗日戰爭時期，解家只有我爸一人逃難出來，母親滁縣章家人常來重慶，但當時我小，只斷斷續續從大人口中，聽到一些有關父親的往事，特別是我表姐王萱璋與我同輩、但她比我大18歲，又比較親近，從她那裡聽得多一些.我母親在世時，有時也給我講講有關爸爸的過去.遺憾的是，也許是少年時懾於父親的威嚴，也許是年輕時我不懂事、不關心大人的事，從來沒有和父親傾心交談過，等到長大時情況變了，在政治運動中不可能平心靜氣，談話內容也大受限制.所以，我很少從他口中知道父親過去的事，也不知道老家的境況。我只是在他慈愛的眼神里和晚年無言的沉默中，感受到他對我深深的愛。 現在回憶起下面幾件事，對我的一生很重要，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2年夏天，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重慶作為陪都，已快成為孤島.當時生活物資極端匱乏，物價飛漲，加上日機日夜轟炸，媽媽的胃病嚴重發作，躺在床上幾個月，吃什麼吐什麼，家裡亂得一塌糊塗，生活十分困難。雖然請了個保姆幫忙做家務，但爸爸又忙工作，又要照顧病人，仍感到力不從心.那時我6歲，弟弟4歲，姐姐11歲，我和弟弟因無人照顧，整天在外面混，回家滿身是土，手臉很臟，只剩下兩隻眼睛轉來轉去是乾淨的.親友們勸我爸說，你家這麼困難，不如把二毛(我的小名)送人，老大已11歲可以照顧自己，老么是個兒子，留下傳宗接代，這樣你家的困難會小得多.媽媽都有點動心了，可我爸堅決不肯，他說我的孩子我要自己負責到底，這樣我才沒有被送給別人. 另一件是我讀中學.1948年暑假，我12歲，從重慶大學附屬小學畢業.當時考取了三所中學，即私立重慶南開中學，私立樹人中學和國立重慶第一中學。南開中學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籌辦的，抗戰勝利後，學校部分教職工遷回天津，重慶南開中學繼續辦.它的教學質量，教學設備，學校環境，校風校紀在重慶都是第一流的，是眾學子心中仰慕的學校。我非常想進南開中學，但該校是私立學校，學費昂貴，我入學那年，法幣，金元卷迅速貶值，學校每學年向學生收費77塊銀元(銀元上因印有袁世凱的頭像，又稱袁大頭)，包括學雜費住宿及伙食費.，為了省錢，我姐姐1943年小學畢業後，家裡讓她就讀離家100華里的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學青木關分校，學雜費，生活費全免，但生活極其艱苦。爸爸為了讓我進南開中學讀書，將家裡所存悉數付出，還借了錢，讓我如願以償地進了重慶南開中學.再一件更讓我十分感動.的事是1952年我16歲，讀重慶南開中學高中一年級，當時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機關學校是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我爸身為測量實驗室主任，又長期住在測量儀器室，有人``揭發``他盜賣公家的儀器，
因此被軟禁審查，數月不能回家.為了``攻心``，當時重慶大學參加運動的一位學生，到南開中學找到我，說我爸有貪污盜竊行為，要我站穩立場，檢舉揭發.我什麼也不知道，如何``檢舉``?如何``揭發``?但年輕的我，為了表示``堅決和黨一條心``，向貪污盜竊的可恥行為作鬥爭，想出了一個辦法，即每天寫一封簡訊，向父親交代政策，要他徹底交代貪污盜竊行為.信是由家裡給父親送飯時帶去，但去的人不準和父親交談，以免串供.媽媽對我的行為頗不以為然，也帶著怨恨，覺得我沒有良心.由於我家的言行均為``三反``工作組監視，她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說什麼.9月初新學年開始要繳學費了，我媽寫了條子，給我爸說：``二毛(我的小名)讀書沒有用，也不聽話，你的工資也停發了，沒有錢繳學費，她就不用讀書了.``我爸看了條子後很著急，當天就寫信回來，叫媽一定要給二毛交學費，讀書是頭等大事，不能耽誤她的前途，沒有錢借錢都要給她繳學費.這才避免了我失學.後來，經過重慶大學``三反``辦公室的認真核查，我爸沒有任何問題，反而認為他長年保護測量儀器完好無損有功，發還了父親被扣發的工資，那個動員我寫檢舉揭發的年輕大學生，還登門向我爸當面陪禮道歉.事後，我聽我爸對我媽說：``二毛的信寫得好，文章寫得很流暢……``我為給父親寫了那麼多揭發信而內疚，害怕被責罵；父親不但沒有恨我，反而表揚我 ! 回想起來，至今我都為父親的慈愛深深感動 . 父親去世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為了不拖累和影響別人，我們與幾乎所有的親友和同學，包括家鄉的親人，斷絕了來往.對於這段心酸往事，好多年都不能面對，一想到就錐心的痛。人到老年，心境開始平和，追憶這段日日夜夜，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寫下這段文字，讓往事不要灰飛煙滅.幸運的是，我父親最孝敬最惦念的我的祖父母，在我父親猝死前不久，先後以高齡仙逝，這也使我們在那多災多難的蹉跎歲月，免去了一份牽掛. 我姐姐解勵勤，比我大五歲，前幾年她在回憶錄<風風雨雨七十年>中，談到了父親的一些往事，但她1953年大學畢業就去了大連，後來許多事不知道.在這裡，我將生我養我愛我的父親晚年不幸遭遇和點滴往事記錄下來，算是給關心我父親身世的親友的一個交代，也是<風風雨雨七十年>回憶錄的後續部分. 2008年4月5日清明節撰寫/2011年7月14日修改於美國達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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