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是長篇小說的「大年」

2013是長篇小說的「大年」——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檸專訪

張檸

此圖在雕塑家唐大禧草圖基礎上設計而成

  長篇小說  

  □本版撰文羊城晚報記者何晶實習生沈雨瀟

  年長作家「風頭」壓過年青作家

  羊城晚報:回顧2013年文壇,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50後」和「60後」的作家們不約而同交出了自己的最新長篇小說,因此有人將2013年稱作長篇小說大年。您認同這個說法嗎?

  張檸:確實,2013年可以說是長篇小說「大年」,除了莫言,很多著名作家都出版了長篇小說。因為長篇創作必須是積累的,一寫要寫好幾年,所以肯定不是每年都會有作品出來,湊巧2013年同時出版了這麼多著名作家的作品,這當然不是有計劃的,但確實構成了某種景觀。比如賈平凹的《帶燈》,閻連科的《炸裂志》,蘇童的《黃雀記》,余華的《第七天》,韓少功的《日夜書》,林白的《北去來辭》,王蒙的《這邊風景》,等等,全都趕在2013年出版,給人蔚為大觀之感。

  同時,這些相對年長的作家扎堆出新作,一些年輕人新出的作品就被他們給壓住了。比如在2014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中,我推薦顏歌的《我們家》就是其中一個代表。如果這部作品不在2013年出版,或者說是在著名作家作品出版得少的其他年份,人們對這部作品的關注度會更高些。

  但是,文學的影響力當然並不靠這種年度總結,還是要經過歷史的檢驗,某部作品今年熱或者明年熱,可能若干年過去,也就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對作者個人來說,當然是好事,關注度高,發行量大。但對文學評價來說,並不是靠這些,還是要交給時間。

  羊城晚報:總體來看,您認為2013年長篇小說呈現出哪些特點?

  張檸:去年底,我和我的研究生們做了一項研究工作,通過對2013年文學的觀察發現,近幾年文學發展總體趨向:「50後」、「60後」作家日趨「導師化」,「70後」作家日趨「經典化」,「80後」作家日趨「成熟化」。

  羊城晚報:2014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入圍名單中,無論是蘇童的《黃雀記》、余華的《第七天》,還是韓少功的《日夜書》等,這批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有著非常強的現實關懷,為什麼這批作家會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向當下?

  張檸:確實,這一點觀察非常準確,這些作品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比如《第七天》是直接介入現實,而《日夜書》則是從歷史敘事開始引入現實。這批五十多六十歲的作家對當下生活的經驗其實並不那麼熟悉,他們可能更多是通過新聞或網路來了解社會,他們的身體並不是浸潤在當下生活的細節中,他們其實還是生活在過去,還是在書齋里。所以,可能年輕的作家寫當下會更得心應手,而這批稍微年長的作家,他們的寫作還是有歷史敘事的痕迹。當然,他們把當下情景的歷史脈絡勾畫出來,這是長處之一,但弱點也有,那就是當下經驗不夠鮮活。

  「長篇崇拜」是功利主義表現

  羊城晚報:之前我們做過討論,現在大家是否仍然存在某種「長篇崇拜」,感覺只有長篇作品才能夠確定文學史地位,作家們似乎還是更願意寫長篇小說?是不是長篇的容量才能夠體現出小說的深度和廣度?

  張檸:文學價值並不在於歷史容量,而是它的審美容量和人性容量。有些人適合寫長篇小說,有些人不適合。契訶夫就沒有長篇小說,胡安·魯爾夫作為拉丁美洲文學之父,甚至可以稱之為作家中的作家,他的小說集《平原烈火》、中篇小說《佩德羅·巴拉莫》也是非常好的作品,甚至可以說是有抱負的作家必讀的作品。還有托馬斯·曼的《死於威尼斯》、卡夫卡的《變形記》、加繆的《局外人》,再比如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都是非常經典的作品。

  我的意思是,中短篇小說藝術審美更濃縮,長篇小說更偏向於歷史的文體,從早期的民族史詩,到後來個人的成長史。短篇小說更偏向於詩。所以,我覺得不在於寫得多少、寫得長短。人類的思維方式總是喜歡做大傢伙,往台上一擺,挺嚇人的,實際上,中短篇也非常重要。不能因為篇幅小,就說它的文學價值低。

  羊城晚報:但更多作家還是希望用一部長篇來證明自己的寫作水準。

  張檸:當然,這是世俗功利主義的思維往文學滲透的表現。如果以長篇論成敗,那古代文學史都別寫了。這也跟我們現有的文學史敘事有關,我們的歷史構架里,革命、啟蒙、救亡這些大詞支配著文學。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反這種觀點。茅盾的《子夜》篇幅很長,但我們能說它就比魯迅的《朝花夕拾》、《吶喊》、《彷徨》更有分量嗎?

  當然,這和現在的傳播也有關,現在的傳播要麼是段子,要麼就是大傢伙。網路文學越長越好,微信微博越短越好,全是數字化的評價,而不是文學的本質的評價,人們越來越沒有耐心去琢磨語言文字本身所傳遞的精神信息和價值。

  早期女性作家淡出文壇

  羊城晚報:在這麼多長篇小說中,余華的《第七天》大概是爭議性最大的,您怎麼評價這部小說?

  張檸:總的來說,余華是小說意識非常強的作家,一般來說,他是不會有太大失手的,作品質量有保證。現在他之所以給人造成有爭議的印象,其實可以追溯到前些年出版《兄弟》下半部,當時不少人認為下半部寫得不好,余華沉默了幾年,直到《第七天》出來。讀者似乎還是有些思維慣性,對《兄弟》的「找茬」延續到《第七天》,首先認為這只是一個新聞串燒。

  但我的看法是,第七天還是寫得不錯。一部小說有著整體的結構形式,不能單看小說中某些零星的要素,要看這些要素在整體結構布局中有怎樣的審美功能。

  羊城晚報:雖然敘事結構完整,但這部小說對人性的幽微之處好像還是少了點更深入的展現。

  張檸:當然,這部小說寫兩性情感的部分確實就不如父子情那部分寫得好,相比愛情,余華對親情的表現更好些。事實上,《紅樓夢》擺在那兒,總感覺中國作家寫愛情故事少了點兒力量。

  羊城晚報:賈平凹的《帶燈》呢?大家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似乎比較高。

  張檸:賈平凹的創作水準還是非常穩定,每部小說的水準都很高,大家對他的關注度也非常高,但是對他作品的研究,我覺得還是有可突破之處。賈平凹的整體風格帶有非常濃郁的中國色彩,他的小說風格,表面上看不出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非常中國化,從早期的《太白山記》到「商州系列」一路下來,都是非常中國化的,而且語言也比較講究。《帶燈》也如此,賈平凹還是寫他比較熟悉的鄉村社會,以農村為背景,在農村鄉土頹敗的大歷史背景之下,仍然懷著對鄉土的農耕烏托邦情懷,這部小說表達得非常好。

  當然,與他早前的作品相比,比如充滿頹廢色彩的《廢都》相比,《帶燈》這部小說更有某種正能量。小說里「帶燈」這個青年女幹部,是他的農業烏托邦里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羊城晚報:閻連科的《炸裂志》您怎麼看?

  張檸:其實還是閻連科的老路子,想像力很豐富,給人的衝擊力很大,小說關注很多現實問題,整體來說,給人帶來的閱讀衝擊感很強。

  羊城晚報:但也有詬病說他這部小說的節奏太快了,細節上過於粗糙。

  張檸:從文體的精細這個角度來說,這部小說確實有些問題。中國人的欣賞品味是類似《紅樓夢》這樣的作品,視野很大,歷史場景很大,同時每個細節都很精細,這是一種寫法,但也還有一種是比較粗糲的。就好比雕塑一樣,有細雕,也有非常粗糲、線條非常粗獷的刀法。作家用哪種手法,不能強求。

  羊城晚報:您怎麼評價蘇童的《黃雀記》?

  張檸:《黃雀記》依然是蘇童的老風格,在中國當代作家中,他的語言有比較明顯的特點,語言比較細膩,有著江南文人的敏感和細緻。《黃雀記》和他早期的《米》、《河岸》相比,在整個敘事上更從容、完整,但總體上還是延續了他以前的風格。

  羊城晚報:在2014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提名中,只有兩個女作家入選,除了剛剛您提到的顏歌,還有一個是林白。

  張檸:林白的創作有個轉變的過程,早前她是女性寫作,是關注內心世界和女性經驗的寫作方式,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界引起了強烈關注。但是,那批早期的女性寫作作家後來都慢慢淡出了文壇。我認為,她們淡出的根本原因是,自我經驗的挖掘實際上是有一定的邊界和限度的,如何突破這種自我表達的經驗?有些女作家是往更深處挖,挖到人性最幽深的部分,比如耶律內克的寫作屬於這種,西方讀者可能會很欣賞這種作品,但中國讀者似乎不大習慣。從傳播的角度來說,除了批評家的褒獎,她們並沒有得到更多讀者的認可,所以女性小說的寫法慢慢淡出了人們視野。直到後來又出了一批年輕點的女作家。

  而林白在寫作上的探索是一直沒有中斷的,她的眼光開始從自我轉向他人,這是她的創作中非常重要的轉折。這是她寫得比較好的一個作品,對生活的感受,對人性的發掘,保持了她一貫的敏銳性,同時也把視角伸向了歷史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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