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談論剩女，一百年前的他們卻在談論獨身

「她此時才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麼了。名譽嗎？成功嗎？學術和事業嗎？不錯， 這些都是可愛的，都是偉大的，但他們在生命之中，另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或者能把靈魂上升至青天，但他們終不能潤得靈魂的乾燥和枯焦。」

很晚才讀到陳衡哲這篇小說《洛綺絲的問題》。那還是在讀胡適生平材料生出興趣來，她作為「緋聞女友」出場，被考證和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之間看上去雲山霧罩的關係。

在此之前，亦只是在現代文學史課上驚鴻一瞥。她那些稚拙可愛的詩歌、文字，從未得著一個年輕人的歡心。再後來曉得她還是一位專攻歐洲史的歷史學家，頓時有了十二分的興緻。

任鴻雋、陳衡哲訂婚日與胡適的合影（1920年8月22日於南京高師）

《洛綺絲的問題》發表於1924年10月號《小說月報》。這篇小說的主旨，乃是探討女性在事業發展和家庭責任之間的困境。小說里，哲學系研究生洛綺絲和男主人公瓦德、一位哲學系教授相戀三年後宣告訂婚，旋即，洛綺絲擔憂婚後養兒育女，妨礙到她的學問事業，便提出毀約。而瓦德出於愛洛綺絲，亦答應解除他們的婚約。幾個月後，瓦德與一位中學體操教員結婚，內心對洛綺絲卻念念難忘。

這篇小說如今讀起來仍然極為有趣，作者描摹女主人公的心理，細緻而真實，譬如洛綺絲到了老年，「忽然在孤寂中感到生活似乎缺少了什麼，體驗到了一種人生的缺憾。她夢到自己已結婚生子，成為妻子和母親，和瓦德組成了和諧歡樂的家庭」，這種午夜夢回平添惆悵的傷感，真有一種傳統詩文的動人之處。

對此，陳衡哲的丈夫任鴻雋曾有一段描述：「至於《洛》，我相信不是洛綺絲個人的問題，乃是現今時代一切有教育女子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外國已經發見多久了，可是在我國尚不見有人提及。但這個問題，遲早總是要來的，總是要解決的。」這真是極有遠見的看法！

事實上，在陳衡哲及後來的時代，多數不婚女性皆為了事業或學問而獨身。她能如此之早地意識到女性的兩難，並以文學化的手法加以呈現，足見她真有文學家的敏銳感覺。

由於女性追求個人事業而選擇獨身，確實是在20世紀方才出現的問題。獨身主義和自由婚姻一道從西方傳入中國。1918年，胡適在女高師的演講中，描述了美國獨身女性的狀況：

美國不嫁的女子， 在社會上，在家庭中，並沒有什麼不便，也不致損失什麼權利。 他一樣的享受財產權，一樣的在社會上往來，一樣的替社會儘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頭「老處女」（old maidens），也不用慮著死後無人祭祀！ （《新青年》1918.9）

胡適從美國女性身上看到的是自立之精神，「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因此認同她們的不婚。

《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劇照，講述了薩特和波伏娃契約婚姻的複雜，與內文無直接關聯。

胡適對女性問題的關注，想必與摯友陳衡哲和韋蓮司有關。在美國留學期間，陳衡哲一直抱持獨身主義。直到1919年，在任鴻雋的長期攻勢下，她放棄了獨身主義。

而她被任鴻雋打動，亦源於任對她獨立個性的相契和扶持。他說：「你是不容易與一般的社會妥協的。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站在你和社會的中間，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一個天才女子。」

《洛綺絲的問題》里瓦德同意解除婚姻，和洛綺絲之間曾有一段對話：

我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為著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為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不能忍受的。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於你有益，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什麼犧牲都能擔當。

這和任鴻雋的表白恰是一脈相承。任鴻雋說這個問題（即女性的困境）「總是要解決的」，卻是大大的難題，總不能寄望於瓦德式的犧牲和任鴻雋式的騎士精神。

1927年，《新女性》雜誌推出了一個有趣的徵文活動，根據「為妻為母與儘力社會及學問是否並行不悖」這個議題，以《現代女子的苦悶問題》作為題目徵稿。

編輯提出了三種可能：究竟女子應該拋棄了為妻為母的責任而專心功究學問，改造社會？還是不妨把學問和社會事業暫時置為緩圖而注重良妻賢母的責任？或者另有一種調和這衝突的方法？

二十二篇徵文中，多數人認為可以並行不悖，比如有人即以羅蘭夫人和居里夫人為例，提出良妻賢母的責任和研究學問，改造社會也不難。

有人建議重新看待家庭事業，也是一種社會事業，不止間接幫助丈夫，也能為社會培養有為青年。

也有人認為女性為此苦悶，是自身不夠努力、過於彷徨所致，他反問，男性一樣需要工作和照顧家庭，但何以男性較少為此苦悶？

不過，另外一位徵文作者陳學昭，反而釜底抽薪，詰問道：一般人勸勉女性作賢妻良母，何獨不教訓這群奴性男子做賢夫良父？

但於獨身主義，徵文作者們大都認為委身學問或社會是特例，不可以成為一般女性效仿的範例，「所有的女性都行獨身主義，恐怕世界將要起兩手動物滅亡的恐慌了」。

在二十世紀以前，女性獨身屬於極少數個案。出於人口考慮或者防止所謂曠夫怨女，各朝代都鼓勵婚姻，甚至不婚者的父母會因此獲罪。但進入二十世紀，隨著女性解放運動進入國人視野，女性獨身卻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1917年1月7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一則報道，內容堪稱驚悚。該月2日，在廣東番禺縣岡山鄉，一所「娘子屋」的12名女性集體服毒自殺。據報道稱，這些女子，因為父母逼婚，萬般無奈，只能以死明志。

娘子屋，也叫「姑婆屋」，是廣東地區的一種舊習俗，那些不願意進入婚姻的女性，和有同樣志願的女伴同居，依靠繡花織麻作為生計。

早在1908年，胡漢民即分析過廣東此種風俗，源於「粵俗男女之辨最嚴，可為各省之冠，而順德等處，家庭之壓制尤甚」，於是，那些勇敢的女性們就選擇抱團不婚，甚至不惜集團自殺，「乃真野蠻惡風所生之反動力也」。

姑婆屋裡的自梳女

《自梳》電影劇照，與內文無直接關聯。

在《大公報》的報道里，為這起悲劇事件加了一個背景，說「女子近來多持不嫁主義」，雖不甚嚴謹，大體也是歷史事實。

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國傳教士，皆將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腳這兩點提出來，作為傳統中國落後的象徵。1890年代，這些批評者更認為開展女子教育、反對女子纏足，是中華民族走向強盛的一個先決條件。

女性意識的啟蒙，隨著國族意識點燃，爾後經歷了戊戌和辛亥的助燃，到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了一個高潮。「處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氣，當不甘為人之奴隸也。」鑒湖女俠秋瑾此言，正是女性刺破無知之幕之後，作為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

「獨身、結婚、離婚、夫死兩嫁，或不嫁，可以絕對自由。」這是1919年6月號《新青年》上的吶喊。1922年，作家周建人作《中國女子的覺醒與獨身》，「從來社會上存活不住的，一生只有從母家走到夫家一條路的女子，今日居然能夠高叫獨身，覺悟舊家庭的壓迫，在社會上獨起立來，這不能不說是思想、社會的進步。和一切奮鬥能力的進步；實在是女子有點覺悟，在社會上已經有一部分地位的表現」。在他看來，當女性喊出獨身的呼喊之際，儼然便是對舊家庭壓迫建制的反抗。

可以說，在20世紀初，獨身作為個性完全釋放的一種小眾選擇，或者部分激進人士所鼓吹的意識，是被國族自強和婦女解放時潮所孵化出來，而後匯入自由戀愛、家庭改革，甚至廢除婚制的風雲激蕩中。

1917年3月2日，北京《晨鐘報》報道了一則新聞。江陰一個女子學校的八名女學生創立了一個「立志不嫁社」，並且擬定了四章程。一、目的。以立志不嫁終身自主為目的。二、義務。凡會員均有勸人立志不嫁之義務，且有保守本會不使泄露秘密機關之責任。三、入會。凡欲入本會者宜先申明其理由併當眾立誓。四、出會。既入本會當不參預人之婚姻事，若私與男子往來，經察覺後立除其名。

這個仿若秘密會社的小組織，如何被校方得知，新聞報道沒有提及。「立志不嫁會」成立不到二十天，就被校長召集訓話，勒令解散。校長的理由有私有公。她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為人倫天職，如果信守不嫁主義，不只蔑視自身，淪喪人權，也是極不愛國的行為。

此後，在上海亦有女教員發起「不婚俱樂部」，招募20歲至40歲之間的女性作為會員，每年需交六元會費，並在入會志願書申明，若違背不婚嫁的入會誓言，還要交罰款六百元等。

而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婦女雜誌》，更在1922年出了一期專號「女子獨身問題的研究」，周建人的文章《中國女子的覺醒與獨身》便是其中一篇，他力主如果出於自我意志選擇獨身，別人都不可以加以非難或勸告。作者瑟廬亦以為唯有生活程度提高、精神文明進步，方會出現獨身這種現象。（瑟廬：《文明與獨身》）另一位作家認為獨身不是什麼好現象，因為會帶來四種不好的影響：一、易使人限於悲觀；二、減少人生樂趣；三、性的道德廢弛；四、社會因之退化。（孔襄我：《獨身的我見》）

此外，《京報》亦曾在1925年出了一期專號，探討女性獨身問題。一位叫李劍儔的作者對獨身頗不以為然，以為是盲目崇拜西方所致，獨身者「隨意的臨時行樂，全無正式婚姻的行跡，只有彼此淫亂的行為」。

現代人對這一類的攻擊大可以哂笑之。不過若穿越到1943年，讀當時的一份雜誌，可能仍會感覺備受冒犯。北平出版的《婦女雜誌》有一專欄，名為「老處女變態生活談」。

一位叫賓璋的作者危言聳聽：「子宮內有女神。因為禁慾而起腐敗，有使全身顯出中毒癥狀。」（《性與老處女》）另一位作者寧華則指稱現代女子大學成了老處女的製造廠。

在他看來，學校教育讓女學生像男性一樣去追求名譽和地位，以此為人生最大幸福，因此禁慾，忽略了感官上合理的快樂。（《老處女何其多》）作者李可來則在《老處女的故事》一文中，講述自己女友的姑媽37歲，獨居樓上，極少與外界接觸，自卑，脾氣暴躁，而且多疑，最後卻發現她和17歲男僕同居。

這個很值得懷疑的故事，反映出當時對獨身女性的刻板印象。《婦女雜誌》這個專欄的編者，「希望生活於這種不入正規的變態生活的婦女們，能振作起來」，呼籲她們應該去抓住身邊的機會。

檢點民國媒介對「獨身」問題的關注，似乎女性「獨身」真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實則遠非如此。據1928年至1933年金陵大學農經系的調查，在當時鄉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為17.7歲，而且不論南北，30歲以後絕少不婚者。

事實上，所謂「不婚運動」大都集中在城市，被極少數知識女性所奉行。而這種不婚或獨身，亦極脆弱。知識女性的獨身，往往是在婚姻與事業的衝突中產生。以楊步偉為例，當她放棄獨身與趙元任結合，很快便也放棄了醫學專長。

楊步偉與趙元任

1920年，陳衡哲回國，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成為第一個大學女教授。彼時，北大首開女禁，開始招收女生，亦可男女同校之先河。爾後，她以三十歲「高齡」與任鴻雋完婚。在她的年輕時代，她曾拒絕纏足，反抗包辦婚姻，力爭作為女子求學的權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她亦頻頻撰文，思考作為女性的生命意義、生存價值。

在新學期開學典禮上，陳衡哲上台演講，當晚，胡適在日記里寫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說，莎菲最佳。」（莎菲即陳衡哲筆名。）然而，懷孕和學生的怠惰令她難以繼續，向校方辭職待產。難怪胡適會擔憂：「莎菲婚後不久即以孕輟學，確使許多人失望。此後推薦女子入大學教書，自更困難了。」在日記里，他把懷孕生育視作「天然的一種缺陷」。

事實上，生產在當時仍是極為危險之事，照顧、教育小孩自然會影響學問，難怪當時會有女性持此激烈態度，「雌雄相交，子孫繁殖這些事，是下等動物所共能，並不是人的特色」，「我們做『人』，終不是專為生殖而生的；生殖終不是人生的目的事件」。她們進而將獨身提升到絕高之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人之所有的本以得稱『萬物之靈』者，就是在能『獨身』。」（李宗武《獨身問題之研究》，《婦女雜誌》1921.8）

陳衡哲自己則努力地顧全家庭和事業。在她的觀念里，「凡是靠了體力及智力所做的有目的和有成績的工作，都可稱為職業」，「賢妻良母的責任，不比任何職業為卑賤」。（《衡哲散文集·婦女與職業》）

從1921年至1925年，陳衡哲生育兩女，同時撰寫了中國第一部《西洋史》，還有《文藝復興小史》《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等論著，文學作品《洛綺絲的問題》亦寫於此間。

她的大女兒多年後回憶，早餐到午飯間母親待在書房裡，她一直敲門，要媽媽出來陪自己玩，結果母親大發脾氣，自己嚇得哇哇大哭，從此牢牢記住：母親在書房的時候絕不能去找她。可見，服務家庭的同時發展個人事業，並非易事。

陳衡哲與任鴻雋

陳衡哲屢次放棄掉一些教職機會，中年之後著作鮮少。婚姻和事業間的矛盾一直存在於她的生活中，她曾說：

母職是一件神聖的事業，而同時，它也是一件最專制的事業。你盡可以僱人代你撫育和教養你的子女，但你的心是仍舊不能自由的……世界上豈有自己有子女而不能教，反能去教育他人的子女的？

主張廢除婚制的人說，只要家庭存在的一天，無論男女，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只要兒女仍由母親生育，則母親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小說結尾，洛綺絲終於心有所悟，「安於山者，便得不到水的和樂同安閑, 安於水的，便須失卻山的巍峨同秀峻。」家庭和事業不可得兼，這也許會是女性永久的悵惘。

洛綺絲的創作者陳衡哲，早年支持胡適發起白話文運動，故而唐德剛在《胡適雜憶》里說：「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雖有誇大之嫌，倒也並非全無道理。

然而，在她的學術盛年，陳衡哲漸漸湮沒於歷史風煙之中。直面女性困境的小說《洛綺絲的問題》，亦成為胡適情感世界索隱派們的材料。比如夏志清言之鑿鑿：「這篇小說我認為影射了陳、胡二人不尋常的關係，至少也透露了陳自己對胡的一番愛慕。」（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

胡適

身為歷史學家，卻以文學史的邊角料留名，恐非這位女性解放先驅之所願。而她對一個現代女性的期許——一個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過相當教育，明了世界大勢，有充分的常識，獨立的能力，與自尊的人格——在一個世紀之後，仍不可以說已經達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