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敗它，先了解它！日本，島國的崛起與最終宿命【列國志·日本（上）】

06-19

文 | 撲克內容團隊，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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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列國志作為撲克關於國別方面的系列長文，已經寫過了中國周邊一系列國家，從東亞的朝鮮、韓國，到東南亞的緬甸、泰國、菲律賓，再到南亞的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幾乎寫了一個環狀，卻唯獨漏掉了一個重要的地區性強國：日本。

不是不想寫，而是這個國家是一個太沉重的存在。

日本這個國家，對於世界上的其它國家來說，可能就是一個普通的名詞，但是我想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名詞，兩個簡單的文字卻包含了太多的各種情感，數千年的交往與衝突，留下的不是美好的回憶，而是不斷的流血和衝突，延綿不斷的哀怨情仇。

我們在早期國內對日本財團還不太了解的時候發布過多篇關於日本財團的研究，也曾在最近瘋狂追捧日本的各種文章中清醒地發布了《強大到另人窒息？真實中日經濟實力大起底，日本正在窒息！》。

有人說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日本。而我覺得，這句話是錯的。日本，只有一個，你看到一千個，只因為看不清它真正的面目。

要剖開日本的面紗，北京大學的韓毓海教授在《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一書中提到的三條線索是值得去構建整個日本的分析框架的：

一，從歷史上看，正是因為日本內部的社會結構、基本社會矛盾與中國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國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與中國南轅北轍的道路；二，日本自近代以來發動一系列侵略戰爭，首先乃是為了緩解和轉嫁其內部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經濟危機，即對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國內矛盾所決定、促發的；三，所謂外因不過是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基礎，今天的日本如何處理和應對其內部深刻的經濟社會矛盾，從根本上決定了中日關係的走向，而中日之間的諸問題如何解決，關鍵還是要看日本自身治理內部危機的能力如何。一旦日本內部問題失控，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國如果不未雨綢繆，則中日之間再次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不低。沿著這三條主線，首先應當被擺上手術台的就是日本的歷史，被太多中國人誤會太深太久的「中華文化圈」之說。從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從8世紀起延續近百年的奈良時代，以及持續了400年的平安朝時代，這500餘年，被稱為日本的古代史。長期以來，我們習以為常地認為：古代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模仿照搬了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更得出古代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的結論——然而，這實際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是有害而長期得不到糾正的空話。如果說日本制度文明起源於以「大化改新」引進大唐制度文明，這說法大致上還算「靠譜」，那麼，如果進一步以為大唐文明在日本源遠流長，甚至以為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這恐怕就近乎無稽之談了。事實是，唐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很快便崩潰了。

在漫長的古代，統治日本的，乃是特殊的「和尚－外戚－軍閥」制度，這種制度是日本的獨創。大唐文明在東瀛不過曇花一現，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國隋唐之前的「亂世」。隨後，綿延千年的「幕府—大名—武士」聯合執政的軍事貴族制度，則把日本帶入了漫長的「戰國時代」。在西方列強的衝擊誘導下而實行明治維新，日本近代則形成了融君主立憲與軍國主義合一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從日本自身的歷史來看，日本輝煌而短暫的引進中國大唐制度的時期，其實到了「奈良時代」就大致終結了。

奈良時代從中土大唐引進的是三個東西：第一就是「天皇」這個名稱，此稱，一說是來自唐高祖，一說是來自唐高宗。公元626年玄武門事變發生後，唐高宗李淵被奉為「太上皇」，即名義上的退隱皇帝，只是偶爾出席宮廷禮儀活動而已。而自公元683年之後，唐高宗李治也因病而成了名義上的皇帝，實際統治天下的乃是皇后武則天。而依據一般的推測，「天皇」是日本為效仿唐高宗的稱號而從中國引進的，這是因唐高宗曾使用了源自道教的稱號「天皇」。在「天皇」稱號產生之前，日本統治者對內稱為「大王」，而對外則稱「倭王」、「倭國王」、「大倭王」等。其次，就是仿照唐太宗的均田制，頒布了「大寶律令」，實行「班田制」，但其「租」卻留於地方，這就意味著保留了地方豪族的治理，而只有庸與調收歸中央。相對於唐的制度而言，日本的租庸調是不完整的。第三就是佛教的傳入和隆盛。且武則天寵幸和尚薛懷義的風尚，似乎也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歷史，盛唐那位賣春藥的和尚薛懷義，本是由太平公主引薦給武則天的，他被寵幸長達10年之久，亦是唐代建築的明珠—明堂—的設計者。而武則天寵幸和尚的作風，竟亦被日本發揚光大，並不幸導致了日本古代歷史的第一個高峰——「奈良盛世」的瓦解。公元746年，日本第46代天皇、也是日本歷史上第六位女天皇—孝謙上皇（749-758），因喪母之痛而身染重病，在病中她受到了道鏡禪師的精心護理，從此對道鏡和尚倍加寵愛。孝謙繼位後，因不滿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轉而任用自己寵愛的道鏡禪師擔任太政大臣，主理國政，藤原氏貴族集團隨即被鎮壓，這一事件，開啟了日本歷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

奈良時代，僧侶與貴族勢力藤原氏的鬥爭不斷，而為擺脫寺院勢力對政治社會的影響，確立新的政治基礎，恆武天皇（781-806）不得不於794年（延曆13年）將京城遷出奈良，最終定都平安京（即後來的京都）。奈良時代的終結，與貴族－佛教僧侶之間的劇烈衝突有關。隨後的「平安朝時代（時間相當於中國的唐宋之間）」，日本的政治中心從奈良遷都於今京都，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為了擺脫佛教僧侶對於奈良政權的控制。因此，「平安朝時代」便是以曾被和尚們鎮壓的藤原氏皇親貴族復辟，以及皇親對於政治的控制達到高潮為標誌的。從中國的視角來看，日本平安朝時代藤原家族的攝政，其實就是典型的「外戚專政」——不過，藤原氏雖相當於漢之霍光與王莽，但卻還是有根本之不同：中國歷史上少數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統治，均非常短暫，而藤原家族的統治卻長達一個多世紀，且這種外戚專權還被充分地「制度化」——而這便是藤原家族創立的「攝關」制度。

「攝關制度」是日本貴族制度的必然產物，因為日本貴族的新居均設在女方娘家，而擁有數名妻子的貴族男性，一般會選擇在地位較高的妻子家中居住生活——用中國民間的說法，這就是典型的「倒插門」制度。如此，婚後所生子女的撫養和教育，一般也由妻子娘家承擔，故而可以說，日本貴族婚姻生活的運作，就是以妻子、女方為中心的。根據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養，天皇的舅舅、義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長。例如其中藤原道長一人就曾將這三個角色集於一身，這位外戚大權獨攬，僅他一個人便「攝政」長達52年之久。「攝關」制度自然導致了寺院與外戚衝突的延續，促使了寺院勢力的復活，而日本歷史的真正主角——軍事貴族集團，正是通過這種衝突，方才終於「浮出了歷史地表」。

奈良時代結束後，日本的班田制度隨之崩潰，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裡，莊園制度代替了均田制度，正是以班田授受為核心的律令土地制度的崩潰，以莊園、公領為核心的新土地制度的興起，方才導致了武士團制度的產生。武士團以大莊園為舞台發展起來，其職責是以武力守衛莊園。而平安朝後期，外戚與寺院為了鞏固自身權力，都力圖藉助武士團的力量在權力博弈中取勝，雙方衝突的結果卻是：外戚和寺院勢力在長期的衝突中兩敗俱傷，而被雙方拉攏、利用的軍事集團卻在衝突中得利、脫穎而出。平安朝後期，「攝關」制度被軍事集團所摧毀，而天皇隨後被徹底虛位，實際上等於被軟禁於京都，日本的政權從此被一個極其強大的武士團勢力所壟斷，這就是平安朝後期「軍事集團」崛起的歷史根源。幕府演義隨著「軍事集團」的崛起，日本的政治中心（首都）再次由京都遷到了鎌倉。而「鎌倉時代」，才是日本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時代，因為它的確立，標誌著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體制——「幕府制度」的開始。什麼是幕府制度呢？從中國的角度看，第一代鎌倉幕府源賴家族（源氏），最類似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魏，但又非常的不同，因為曹操乃是從地方豪族發展起來的勢力，屬於地方軍閥，而源氏所創立的幕府制度的基本特點，卻是包納了中央貴族和地方豪族的武裝體系：它是由中央軍事貴族集團「幕府」、地方豪族軍事集團「守護」（後來的「大名」）以及「守護家臣」（「武士」）這三股勢力構成的「三足鼎立」，是一種相對平衡、成體系的武裝統治結構——雖然幕府制度不斷有所變化，但這便是延續到明治維新的日本社會基本政治結構，也是今天日本人所理解的「日本固有制度」的最一般形式。

由於幕府制度比較類似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大約就是日本人特別喜歡《三國志》的原因之一，不過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三國演義」的時代無論如何都是「亂世」，偉大的政治家曹操是代表歷史逆流的「白臉」，而對於日本而言，幕府之道卻簡直就是人間正道，是最正常健康的社會形態。由於制度文明基礎不同，所以日本無論秦漢，極重視魏晉，乃是非常自然的。因此，與其說大唐制度影響了日本，倒不如說地方軍閥「曹操」才是日本古代政治的偶像——從日本的角度看，曹操就是創造了歷史的大英雄——而白臉曹操們代替堯舜成了創造歷史的聖人，這種理解歷史的方式對中國人而言可能就是匪夷所思的。

可見中日歷史觀很早就分道揚鑣，對於歷史的不同理解，所謂「歷史觀的分歧」，其實從遙遠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鎌倉時代也是日本與中土關係的轉折。由於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鎌倉幕府斷絕了與中土的關係，元興兵伐日，於博多灣登陸，雙方大戰第一會合後，元軍回船休息，不料夜間颱風驟起，次日拂曉，懷揣戰死之心的日本人戰戰兢兢再看——元軍的艦隊卻已經被颱風颳得無影無蹤了。藉助「神風」的力量，抵抗了無堅不摧的蒙古鐵騎，這極大地增加了新興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國」的童話從此得以流行。

當蒙古的威脅不在，日本內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間的矛盾卻尖銳地展開了。三股軍閥一台戲，幕府－大名－武士三股軍閥勢力之間的這台「武戲」，長演不衰，從此主導了日本的政治歷史舞台，開啟了日本的戰國時代。此時，日本皇室實際上也一直想奪回被幕府所壟斷的實權，但是，後嵯峨天皇之後，由於皇室圍繞著皇家莊園的分配問題，形成了「持明院統」和「大覺寺統」兩派之間的對立，從而形成了兩支皇統，皇室內部分裂，便更難具備「討幕」——即與幕府奪權的力量。利用皇統之間的對立，幕府則提出交替繼承皇位的「兩統迭立」方式，以此繼續左右朝廷和政治。而在寺院勢力的支持下，後醍醐天皇為了復興天皇政治，開始著手討幕計劃，以此為契機，京城周邊的寺院勢力和反幕府勢力，尤其是反對幕府的北條氏武士，也加入了討幕隊伍。幕府派遣足利高氏前去鎮壓，然而，這位足利高卻突然調轉矛頭，對鎌倉幕府反戈一擊，殺回鎌倉，而關東有實力的武士新田義貞，也率領周邊武士加入了攻打鎌倉的行動，合力摧毀了鎌倉幕府，並把北條高時以下的北條氏一族全部滅盡。因為足利高氏棄暗投明，臨陣倒戈，保護天皇有功，後醍醐天皇便將自己的名字「尊治」中取了「尊」字，賜予足利高，從此，「足利高」就變成了日本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足利尊」。

討幕成功後，後醍醐天皇廢除了攝政、關白，開闢了被譽為「建武新政」的新政體，「建武新政」的主要特徵是：它是皇權與武士制度的折中，也就是所謂「公家治國」與「武家治國」的折中，是典型的「一國兩制」。即在地方上同時設置了「國司」（由中央派出，掌管地方事務的官員）以及「守護」（由武士擔當）兩套班子。然而，武士們卻對「武家政治」充滿期待，認為新政府未能妥善對待武家勢力的各種要求，打天下的沒有坐成天下，他們隨時準備再次起事。1335年，被天皇派去鎮壓北條高時之子時行叛軍的足利尊氏，為了復興武家政治，再次半路倒戈，而這次他推翻的則是後醍醐天皇，從而使自己成了日本歷史上最著名的「倒戈將軍」。1336年，尊氏在京都扶持持明院皇統的「光明天皇」登基，並制定和頒布了「建武式目」。1338年，尊氏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重建了幕府制度，重振武家政治，後醍醐天皇的新政僅維持了3年就夭折了。後醍醐天皇逃至日本南部的吉野，與京都的皇統對抗。從此，日本出現了吉野的「南朝」和京都的「北朝」間的南北朝對立，此後再歷60年的南北朝之亂，至14世紀末，足利尊氏的孫子義滿的時代，戰亂才告一段落。義滿於1392年實現了南北兩朝的統一，將幕府設在了京都的室町。從此開始了由地方大名主導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室町幕府時代，是日本文化和經濟上的「盛世」。室町幕府的財源，名義上來自於諸藩國的守衛和地頭所繳納的稅金、段錢（土地稅）、棟別稅（房屋稅）及關錢（設置在各交通要道的「關所」收取的通行稅），然而，因為地稅局（御料所）被守衛大名所控制，幕府財源不得不依賴京都地區的高利貸從業者，故而經常是入不敷出。最終，幕府通過與明朝的貿易，終於找到了解決自身財政問題的根本辦法，1401年，足利義滿命令管轄九州的「九州探題」嚴厲取締倭寇，並以此為條件，與明朝建立起朝貢關係。

義滿接受了明朝的冊封，抬高了自身的威望，日本更通過與明朝的貿易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隨著日本與中土明朝關係的恢復，明的貨幣「永樂錢」大量傳入日本，日本從此進入了貨幣經濟時代，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組織「座」（今東京的「銀座」即根源於此）和貿易場所「市」，也就是從這個時代開始興盛。亂世之後的風氣往往是奢靡（如中國之六朝），而作為「奢靡的哲學與美學」——室町幕府的統治階級以禪宗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足利尊家族作為文化贊助者，推動了能樂、和歌和繪畫藝術的發展，特別是在造園方面成就卓著——著名的京都金閣寺和銀閣寺，都出自這個時代的禪宗和尚之手。室町幕府的附庸風雅，極大地助長了社會上層的奢靡之風，室町後期的大肆興建銀閣寺，更加重了社會負擔，導致了內戰加劇和四處造反。在戰亂中，京都遭受了巨大的破壞，而戰亂的最終結果依然是，三個主要的地方軍閥（「守護」）：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更替橫出，通過戰爭統一了日本，建立了以武士為主體的第三代幕府政權，這個幕府政權以兩個盛產武士的地區為標誌，被稱為「安土—桃山時代」。

如果說鎌倉時代是中央軍事貴族集團——幕府獨大的政權，室町時代則是地方豪族軍事集團——大名的政權，那麼安土—桃山時代，則是以基層武士為統治基礎的政權。作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權，安土—桃山時代是武士的權力得到充分發揮的時代。其主要標誌是：「武士道」的發揚並成為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在這個時代，武士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有其固定的居所——城堡，武士亦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過一種特殊的儀式將自己與外界隔絕開來，以完成自我修養——這就是茶室和「茶道」——作為日本武士意識形態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徵，日本的「茶道」就是這樣產生的。在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還格外強調「忠」的培養。不過，忠的思想雖然與儒教有關，但是這裡的「忠」只是對於「主人」的忠。換句話說，儒教的諸範疇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禪宗那樣儀式化，也不能如佛教與神道結合而普遍化，儒教的地位在日本既不如神道和佛教，甚至還不如與禪宗相聯繫的茶道——這是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重大不同。

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的學者一般地稱日本屬於「儒教文明圈」——這樣的說法其實是挺荒誕的。到此，我們便可以初步對中國和日本古代制度作一個比較：隋代以降，中國古代政治結構的主體便是文官官僚，而日本古代社會的政治主體卻主要是以幕府為標誌的軍事集團，這就決定了歷史上的中國與日本在社會性質、結構上的不同：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是在皇權—士大夫官僚—農民的結構中展開的，而日本社會的基本矛盾，卻是在「幕府」中央與地方「大名」及其家臣（「武士」）之間展開的。從社會構成來看，相對於古代中國的皇帝而言，日本的「天皇」自平安朝時代（794～1185年，相當於北宋時代）就完全被架空，成為被拋棄在京都，尸位素餐的純粹擺設。而日本於庶民之外，還有大量人口被稱為「穢多」（無名姓、更無財產者），其地位則遠比中國的農民低下，屬於比後來歐洲的「無產階級」境遇還悲慘的農奴。中國古代之所以創造出偉大的文明，是由於社會的長期穩定，而社會穩定則與隋以來的社會制度的先進性密切相關，這一點，與日本古代軍事貴族支配下的戰亂頻仍非常不同。古代中國制度的基石——皇權與文官官僚聯合治理的政治結構從未在日本真正形成過。特別是，中國古代制度的核心「科舉制度」，也從來沒有在日本確立過。

而離開了科舉制度來臆測中國、朝鮮與日本古代社會的相同或者相似，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這個問題中蘊涵著中日制度的重要分野。中國自唐之後，歷史的主流是文官政治，社會差別不大，安定和平是大趨勢；而日本則是武家統治，社會差別很大，戰爭動亂是大趨勢。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歷史研究的基本傾向，卻是與上述視野完全不同的。直率地說，當代學者往往從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目的論」出發，認為唐代以來的中華帝國就是簡單的皇權「大一統」，它徹底終結了封建制度，從而使得中國社會不能按照西歐和日本的方式，或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順利地從「軍事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體制，因此，以地方分裂為特徵的軍事貴族制度（六鎮制度、藩鎮制度）在中國的「早夭」，恰是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難產」的根本原因。這種「早夭」導致「難產」，將中國歷史頭足倒置的觀點，最主要的發明者就是顧准先生。實際上，軍閥統治固然可以制約皇帝乃至使皇權「虛位」，但是，它卻陷人民於水火，陷日本於長期的動亂與貧困之中，殘暴的武家政治，實無任何先進之處。

何況，僅憑天皇長期被幕府將軍虛位這一條，根本不足以說明日本政治的專製程度就比中國差。這裡微妙的區別在於：中國的皇權專制畢竟是有形的專制，而日本的天皇專制卻是無形的精神和法統專制，中國的皇帝稱「天子」，皇帝的上面畢竟還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皇竟然自稱「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歷代的幕府將軍雖然將天皇虛位，但是卻沒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1946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布了《日本國憲法》（1947年5月3日付諸實施），其中《日本國憲法》第一條規定：天皇為日本的象徵，是日本國民團結的象徵。天皇地位是以擁有主權的日本國民的全體意見為依據。（日本國憲法第1章天皇第1條：天皇は、日本國の象微であり日本國民統合の象徵であつて、この地位は、主權の存する日本國民の系忩意に基く。）這不但說天皇就是「神」，而且他還是日本每一個國民的「精神」，假若沒有了天皇，不但日本會四分五裂，而且每一個日本人都將六神無主，陷入空虛。中國人與日本人，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有點相似，而實際上，自古以來，其歷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卻有著天壤之別，中、日分別是自己歷史、文化和制度的產物。如果因為盲目的「求同」，無論是從「中國的標準」出發，還是從「日本的標準」來要求，帶來的只能是進一步的誤解。面對西洋：清與日本的幸與不幸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的「戰敗」，1868年時「明治維新」的「成功」，則划出了中國近代與日本截然相反的形象：一面是經濟落後又不思進取、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中國；一面是主動向西洋開放，致力於發展現代經濟和政治，在天皇治下統一、開明進步的日本——這已經成為中國和日本「認識」的不證自明的前提，今天各種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想像，基本上是以這個前提為基礎的。不過，此類敘述卻完全是想當然的、非歷史的。

日本的迅速爆發，非但不是因為自身的開明和強大，恰恰相反，是由於自身的貧窮和弱小。

一切，必須從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始。

自從西方人發現美洲大陸之後的連綿3個世紀，都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搶劫與掠奪，而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明搶。

因此，19世紀世界上主流的意識形態，就叫民族主義。而當時世界上誰最富而又最缺民族主義呢？又是誰家的「私有財產」和國有財產、公共財產最不成比例呢？——非常不幸的是，那恰好就是安逸已久的大清國。而19世紀初歐洲最窮而又最不老實的（老百姓所謂滾刀肉）一個，就是英國了。

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這些歐洲財主們相比，恐怕是除了褲子和菜刀之外，它本是一無所有的光棍，英國在歐洲，本是搶不到多少東西的loser，因為美洲已經早被西班牙搶成了「野蠻」了，所以，英國才不得不到亞洲去搶。

首先被英國綁了票並陷入內亂的是印度，印度是英國由赤貧到小康的第一張餡餅。然後，正如貢德·弗蘭克所指出的：英國又通過免費的北美白銀，通過與中國的貿易，才勉強從世界經濟列車的末流乘客，混進了二等車廂。至於亞洲的日本，當時非但絕不是什麼闊主兒，套用小平同志的話，那才真是「窮了幾千年了」，以至於在「最大的強盜英吉利和法蘭西」（這是雨果的話）眼裡，日本不過就是個不入流的阿Q王胡，而真正有錢的趙太爺，原在它的西邊——那就是中國。

19世紀歷史的實情是：西方列強不是不能搶日本，而是它根本就不值得列強們如對待中國那般興師動眾、勞師襲遠地去搶——「值得一搶」，這當然還是需要資格的，何況現代意義上的一國搶一國，比傳統的綁票這種「恐怖活動」，那還是要費事得多。這便是西方列強對待中國和日本的態度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得以在歷史的夾縫裡成功實行明治維新的關鍵因素。與對中國的窮凶極惡相比，英國對於當時的江戶幕府，表現得格外仁慈：它允許江戶幕府將開港貿易的時間推遲到1868年，隨後俄、法、荷蘭立即跟進，也一致同意日本延遲開埠直到1868年。而這裡的所謂「仁慈」其實不過是順水人情——說白了，無非是列強們對一頭皮包骨頭的獵物興趣不高。最明確的事實是：近代日本不但沒有像我大清一般與英國在海上陸路大打出手，而且更沒有被八個最大的強盜聯合打劫的經歷，它最多不過是被列強們口頭上嚇唬了一下而已。1853年6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貝利帶領4艘軍艦，出現在江戶灣入口浦賀海岸，當時的美國為了在北太平洋捕鯨以及開拓與中國的貿易通道，意識到必須在日本的港口進行食物和燃料補給，貝利此行，目的便是將美國總統要求日本開國和通商的國書交給幕府官員。

1854年，貝利率領7艘軍艦再次光臨，要求日本表態。迫於貝利的強硬態度，1854年3月，日本幕府屈服於美國，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即神奈川條約），延續了200年的日本鎖國體制，從此宣告結束。而美國隨後向朝鮮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卻被它一通炮打了回去——從此朝鮮便開始笑話日本人膽子忒小、只會倚強凌弱。而要想了解日本的興起，首先還必須了解：19世紀的國際航運通道，是從歐洲到亞洲，即19世紀還是「印度洋世紀」，而不是所謂「太平洋世紀」。換句話說，國際航運通道是經過印度洋到亞洲，而不是經太平洋到亞洲，其目標終點便是中國，而列強到中國後，皆無意將航線繼續延長到日本，而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美國，因為只有美國是跨太平洋而來，但是，它不過是為了到中國做生意（以美國西海岸的毛皮換取中國茶葉和瓷器）需要中途補給，才迫使日本開港，以日本做進入亞洲的跳板而已。而19世紀以來，日本之所以先後得到英美兩國的全力扶持，主要又是出於牽制中俄的戰略目標所需。眾所周知，中日甲午戰爭是在《英日通商條約》簽訂後8天爆發的，日本其實是得到了英國的支持之後，才敢於公然挑釁中國。而隨後的日俄戰爭的主要出資國，同樣還是英國，實際上，單靠日本的資金根本不足以支持日俄戰爭。

說白了，這兩場戰爭其實都帶有典型的「代理人戰爭」性質，如果沒有中俄兩國的存在，日本在歐美列強眼裡本來就毫無意義。換句話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爆髮式崛起，從國際環境上看，主要是由於「英日同盟」所賜，19世紀以降，是英國首先把日本提拔成為其亞洲事務代理人，1894年中日兩國開戰前，英國與日本簽訂了《英日通商條約》，鼓勵日本從東邊攻擊中國；而後，1902年英國又與日本形成第一次英日同盟，鼓勵日本發動日俄戰爭，戰爭結束後，再訂第二次英日同盟，將原來的英國保護日本，變為兩國互相保護的攻守協定，並將勢力範圍擴大到中國、印度和朝鮮。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以《日美安保條約》為象徵的美日軍事同盟，不過就是當年英日同盟的翻版罷了。

在「明搶即公理」的近代世界上，日本的真正幸運，正在於它始終不是「被搶」的主要目標和對象。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夠實行明治維新，並隨後具備了跟著列強去搶劫的資格，也不是因為日本特別善於見賢思齊，而是由於列強的縱容、利用和照應——說不好聽就是「蔑視」。保羅·巴蘭在《增長的經濟學》中即指出：因為日本地狹民窮，沒有多少可供列強榨取的資源，也不能為西方商品提供銷售市場，因此，根據收益與代價的考慮，殖民日本的收益太低，這便是日本很輕易地實行了「維新」的根本原因，而對照而言，印度卻因為其富足，而長期受到了英國系統的掠奪。即在列強們的眼裡：資源十分貧乏的日本，可搶性幾乎等於零蛋，與其去興師動眾搶它，還不如讓它去幫助大哥拎包袱，更符合代價－收益原則。於是，日本自19世紀以降，就一直在進行著玩火的勾當，這就是充當世界霸主（先是英國，後是美國）在亞洲、特別是遠東（東北亞）的代理人和打手，從而徹底放棄了自己的外交自主性。這一火中取栗的冒險勾當，既給日本帶來了短期的巨大利益，甚至使得日本迅速崛起，但也成為日本一直擺脫不掉的終將面對東邊大陸那個大國的宿命。自明治以來的日本政客們似乎都沒有看到：西方列強分配給日本的角色，其實也就等於讓它去送死：即鼓勵日本去搞倒根本不可能倒掉的、幅員極其遼闊、資源極其雄厚、人口極其龐大的中國和俄國。而用一個美國資深外交官的話來說，美國的政策就是：先是鼓勵日本這個小蛇去吞大象，在它快要噎死的時候，再猛擊它的七寸。

當年日本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在離開日本之前說過一句，日本人的精神年齡就像12歲的弱智兒童。這個人很讓人討厭，但他說的這句話卻在某種程度上是準確的。

明治以來日本的政客確實「弱智」，而且平均智商不足12歲，因為他們連這麼簡單的縱橫捭闔之術都沒有看出來——而這才是近代日本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