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園地 世紀末《廢都》中的文學與知識分子

眾所周知，賈平凹在80年代是作為「尋根文學」的重要人物登上文壇的，他以家鄉陝西為背景的鄉土小說廣為人知。整個80年代，西安、陝西以至整個西北一直是文化生產與創新的基地。這片土地誕生了一批大家都熟悉的文學作品、新電影（第五代電影）和通俗音樂。中國很多躊躕滿志的電影製作人和作家都從這裡開始了他們的事業。西北，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共產主義革命的搖籃和至今仍然落後的僻壤內陸，在各種文化和思想運動（諸如「歷史反思」、「文化反思」和「尋根」）中獲得了多重的象徵意義。這樣一個令人敬畏、無可匹敵的所在，意味著中國文化想像中的「深度」、「傳統」和「歷史」。甚至遲至90年代初期，對於另一位陝西作家陳忠實而言，它的魅力依然如此。陳忠實創作了關於西北的歷史傳奇《白鹿原》，成為中國最為知名作家之一，也再次證實了西北的不朽的神話。

多年以來，賈平凹作為一位陝西作家不斷走向成熟，小說充滿了鮮明的地方色彩。有人會說，他的作品背後的本土主義、人類學傾向，從總體來說，與以西安為基礎的文化產品（無論是文學、通俗音樂還是電影）一樣明顯。這也就難怪他的一部小說《五魁》被第五代電影導演黃建新改編成了電影。《五魁》的風格跟張藝謀的電影，比如《紅高梁》、《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非常相近，也在西方發行。當一部影片向西方觀眾標明「中國」，那它往往講的是遙遠鄉村被禁錮的情感。雖然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廢都》卻是賈平凹的第一部城市小說。從鄉村轉向都市，從農村故土「根」的探索轉向對城市表象與魅力的著迷，可以視為那個時代更為普遍的文化氛圍的表徵。

如果說人們對這部小說的閱讀與流通表現出來的流行性無可爭議的話，那麼對它的評價卻莫衷一是。很多人視之為色情文學、低級趣味、格調粗俗和商業主義而不屑一顧，而譽之者則視之為現代的《金瓶梅》和新的《紅樓夢》，被視為明清通俗小說偉大傳統的復甦，是文人小說和世情小說傳統在當代的重新確立。它對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世紀末困境的生動描繪頗受讚賞。最為令人稱道的是，《廢都》成為「人文精神的危機」最精確的文學見證。「人文精神的危機」的討論，是90年代初期最為熱烈的全國範圍的論爭。似乎沒有哪部重要作品比《廢都》更好地契合了這場全國性論爭的主題：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時代的終結、價值的混亂和精神的困惑。

下面，我將重點關注小說總體的、形式的和修辭的特徵，既注意文本間性和文類的問題，也注意現實主義與虛構性交織的問題。循乎此，我們才能獲得更好的立場，以把握文本的意義及其與歷史背景的文化關聯。

文學分析：文類、文本間性、現實主義、虛構性

作為一部寫於世紀轉折之際的長篇小說，《廢都》沿襲了《金瓶梅》、《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傑作的修辭與敘事方式。它沒有跟從時髦的後現代的文學技巧，而是更多地採取了民族化的策略。它的寫作手法絕對是本土的。已經有人指出，小說有意識地將自己置身於古典小說傳統之中。說得更明確些，它再現了世情小說的某些特點，這種文類開始於《金瓶梅》，而鼎盛於《紅樓夢》。作為明清時期建立起來的悠久傳統，這種文類的小說，用魯迅的話來說，描繪「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2]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廢都》與以前的敘事性傑作（如《金瓶梅》、《紅樓夢》）之間的文本關係，看看20世紀末期的文本如何激活了此前早已存在的敘事方式。小說的很多方面都直接令人想到《金瓶梅》和《紅樓夢》：男主人公的性愛奇遇及其與多個情人的關係；對激情、感情及世情的描摹；對場景、聚會、飯局和對話的描繪；意味深長的夢境；或可救贖或無可救贖的社會與精神的墮落感；以及文本體現出來的象徵性、幻想性和非模仿性的維度。

作者強調了小說的虛構性，小說的扉頁上鄭重聲明，「情節全然虛構，請勿對號入座；唯有心靈真實，任人笑罵評說」，提醒讀者不要信以為真。在《後記》里，賈平凹談到了寫作的技法問題，對中國文學經典的藝術性大為嘆服：「姑且不以國外的事作例子，中國的《西廂記》、《紅樓夢》，讀它的時候，哪裡會覺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經歷，如在夢境。」[3]同時，賈平凹還以一種寬泛的符號理論，或者說符號學/語義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y）來解說關於寫作的觀念。他說：

現在都在說符號學，對符號學我有我的看法。譬如說《詩品》，特別是《易經》，就是真正的符號學。《易經》談到每一卦都有一個象。整個有一個總象。對於文章，嚴格地說，人和物進入作品都是符號化的。通過象闡述一種非人物的東西。……只有經過符號化才能象徵，才能變成象。

藝術就是虛構的東西。我就是要在現實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一個符號系統，一個意象世界。不要死扣那個細節真實不真實，能給你一種啟示，一種審美愉悅就對啦。……盡量在創作時創造現實，在那另創造一個虛構的現實。[4]

賈平凹1996年又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藝術觀：「藝術沒有形而上是絕不能成其藝術的，但太抽象，也不成了藝術。如何使形而下與形而上融合在一起，是我苦苦尋覓的。」[5]

雖然《廢都》基本上是一部寫實性的小說，可卻包含了一些幻想、神話和隱喻的因素，特別是小說的開始部分。小說開頭就寫80年代在西京發現一種不同尋常的漂亮的花，其外形看起來象牡丹，又類似玫瑰。花開四枝，分別為紅、黃、白、紫四種顏色。西京城無人能識這些花，請孕璜寺的智祥大師占卜花之命運，結果卻說花是奇花，可其景不久，必為主人所殘。有的批評家提出，四枝花象徵著小說中四位女性形象，即唐宛兒、柳月、慧明和阿燦的命運。[6]這種以象徵的形象預示女性主人公未來的手法，開闢了重返《紅樓夢》結構的道路，《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的一生早已在第五章賈寶玉漫遊奇虛幻境中提前交待了。

也是在小說的開頭，西京城發生了另一樁不同尋常的事情。古歷六月初七的晌午，四個太陽同時出現於天空。四個太陽同時出現所帶來的光亮，讓城裡的人陷於混亂。這個時候，什麼重要官員經過街道，數輛警車護衛開道，尖銳的笛聲讓其他的車輛，卧車、計程車和公交車都靠邊慢行。天上高懸四個太陽：

大小的車輛再不敢發動了，只鳴喇叭，人卻胡撲亂踏，恍惚里甚或就感覺身已不在街上了，是在看電影吧？放映機突然發生故障，銀幕上的圖象消失了，而音響還在進行著。一個人這麼感覺了，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這麼感覺了，於是寂靜下來，竟靜得死氣沉沉，唯有城牆上有人吹動的塤音還最後要再吹一聲。[7]

小說很快暗示了理解四個太陽象徵意義的線索，寫到了西京城裡的「閑人」。西京有兩種「閑人」，社會閑人和文化閑人。社會閑人搞販運，當說客，坑蒙拐騙，紅道黑道通吃。其中的四個代表人物被稱為「四大惡少」。而小說主要關注的是文化閑人中的「四大名人」：畫家汪希眠、書法家龔靖元、音樂家阮知非和作家莊之蝶。前三位都與社會閑人有著秘密往來，內靠官僚，外靠洋人。庄之蝶據說是最清白也最有名的一個。西京出現的導致交通堵塞的四個太陽，可能正是指代四人名人。

西京城是十二朝的古都，文化資本豐厚，而經濟發展卻落後於沿海城市。地處內陸，幹部和市民都很保守。新市長解決西京發展問題的辦法，不是去建設經濟生產的基礎結構（既然它只能是無效的努力），而是挖掘它豐富的文化遺產以促進消費。它把自身形象定位為旅遊、娛樂、本土文化和當地美食的中心。然而，這種由旅遊產業和涌動人流所帶來的繁榮，也使西京成為小偷、毒販和賣淫的避風港。小說的細節描寫因此突出了它的地方色彩：陝西西京（西安）的位置、景觀、語言、俗語、風俗、食品和地理風貌。

小說的一個頗有意味的結構性因素是在敘述框架的開頭、結尾及故事中間不斷出現的老頭形象。老頭原來是教師，後來在西京大街上收購廢品，這樣一個顯然被社會所拋棄的角色，卻對城市社會有著很多充滿智慧的評價。他的謠兒是對西京和中國世事的嘲諷，西京城廣為流傳的那首關於幾等人的謠兒，荒唐而又充滿預言，是對中國十類人的生動描繪，處於最底層的都是教員、知識分子、模範或無私奉獻者。

小說最為人知的是大量的不斷出現的對庄之蝶與其情人做愛場景的生動描繪。這樣的情色段落無非是回應了象《金瓶梅》那樣的小說。《廢都》的新奇性在於，作者主動刪去了一些作愛段落。每每在情色場景的描寫中間，賈平凹用括弧插入一行字：「作者刪去XX字」。讀者在讀潔本的中國古典色情名著時常常會遇到類似的刪節（「以下刪去XX字」），賈平凹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到了情色小說的悠久傳統之中，當然，作者的自我刪節是賈在20世紀末期的自我創新。

小說的古典氣息從家庭朋友的聚會、聚餐和宴請的描寫也很容易感覺得到。通過對話、閑聊、交談和場景創造出來的氛圍，把讀者帶入了熟悉的中國古典小說的世界。小說鬆散、隨意的結構、對人物場景的多重聚焦，與傳統通俗小說中的敘事方式相一致。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對於中國作家來說，真正的挑戰不是用西方的線性透視的方式來寫作，而是試驗用中國傳統繪畫的散點透視的方式來寫作。[8]

《廢都》看似寫實的敘述中，卻有著與古典作品微妙的文本交織。那些聚會、聚餐和宴請的生動描寫常常讓人想到古典小說中的類似場景，只不過它有著頗為合適的當代背景。例如《紅樓夢》中寫到很多宴席聚會時的賽詩，每個人都要站起來，順著前面一個人的詩句作詩。與此相似，《廢都》里的人物也是一邊聯成語，一邊吃喝得昏天黑地。在閑聊和歡笑中，人物的不同性格得到了更為清晰地刻畫。

一些看似瑣碎、普通、沒意思的細節的描寫，常常正是效法的古典作品。例如，庄之蝶手上那份籌備汪希眠母親生日宴會的購物清單初看起來沒什麼意思，可是，這樣詳盡無遺、無所不包的羅列物品的做法，其文學模型正是《紅樓夢》。

豬肉二斤，排骨一斤，鯉魚一條，王八一個，魷魚半斤，海參半斤，蓮菜三斤，韭黃二斤，豆莢一斤，豇豆一斤，西紅柿二斤，茄子二斤，鮮蘑菇二斤，桂花稠酒三斤，雪碧七桶，豆腐三斤，朝鮮小菜各半斤，羊肉二斤，臘牛肉一斤，變蛋五個，燒雞一隻，烤鴨一隻，熟豬肝、毛肚、熏腸成品各半斤。另，從雙仁府娘那邊帶過去五糧液一瓶，啤酒十瓶，花生米一包，香茹木耳各一包，糯米一碗，紅棗一袋，粉絲一把。再買碗豆罐頭一瓶，竹筍罐頭一瓶，櫻桃罐頭一瓶，香腸一斤，黃瓜二斤，髮菜一兩，蓮子三兩。[9]

對日常生活細節的精確描繪，正是試圖最大限度地創造真實感、逼真性的敘事手法。可是，這裡激發起來的現實的幻象，也可以放到中國傳統敘事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的語境（脈絡）中加以理解。

一些批評家敏銳地指出了《廢都》中的人物與《金瓶梅》、《紅樓夢》中的人物的相似性。庄之蝶是賈寶玉和西門慶的混合體，雖然他比不上賈寶玉對愛情的真誠，也無法匹敵西門慶性的勇猛；唐宛兒是周敏的老婆和庄之蝶的情人，讓人想到《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和李瓶兒；柳月，庄之蝶的保姆，很象《金瓶梅》中的春梅；牛月清，庄之蝶的老婆，讓人想到《金瓶梅》中的吳月娘。[10]在某些方面，這部小說中生動具體的人物，彷彿是從傳統經典文本的人物畫廓中跳出來似的。賈平凹自己也承認，在女性人物塑造方面，《紅樓夢》和《聊齋志異》對他影響最大。「我在塑造人物時，有一個矛盾心理。就是怎麼個創造，怎麼個毀滅的問題。我最近寫的一個東西，主要闡述這個問題。譬如女性，寫到女性，對每一個女性，大部分都是這樣。每個女性一旦遇著一個人，產生一種嶄新的形象，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新人，但正是這樣，這女性也就在他手裡毀滅了。……在一種生活環境中，突然來了一個人，她產生了一種新的生活慾望，一種心情。但最後這種東西又完全把這個女性毀滅了。」[11]

當我們審視小說的主題和結局時，與古典作品的相似性無論如何還是有其局限的。作為古典小說的特點，儘管有人類世界的全部悲劇和失落，可《金瓶梅》和《紅樓夢》的結局都有通過宗教教化或孝行獲得救贖的可能性。人類世界被一個更有意義、更為高尚的存在之域所超越。相反，《廢都》的結局並沒有任何形式的救贖的可能，無論是通過宗教，還是通過愛情。小說中的宗教形象（智祥大師、慧明）沒有能發揮這樣的作用。

的確，當歷史走向一個世紀的和千年的終結，小說充滿了末日啟示的意味。西京的老百姓練起了「氣功」，距西京二百里的著名的法門寺驚現佛骨。儘管有一些可能救贖的徵兆，可西京城裡小說人物的日常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頹廢和無聊。西京就是一片荒原，一個廢都。賈平凹說，「西安可說是一個典型的廢都，中國又可以說是地球格局中的一個廢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個廢都吧。」[12]賈平凹小說的文化淵源通常來自於傳統中國：塤、青銅鏡、占卜、數字命理/測字、佛道寺廟。然而，這些文化象徵並沒有合起來形成一種整體意義，小說並沒有建立切實可行的觀照事物的歷史視角，也沒有提供對歷史的明確把握。它所留下的只能是一種虛空。有批評家援引張竹坡評論《金瓶梅》的話來分析小說的含意與結構：《廢都》是一部泄憤的作品，貌似淫穢的描寫其效果是作者的「毒筆、怨筆、憤筆」；作者無處宣洩心中的悲憤，只得轉向「穢言」，全書上半部熱，下半部冷；洋洋四十萬言都是對轉型時期城市文化的「白描」和隱喻。[13]

小說的結尾是很有啟示性的：庄之蝶輸掉了跟前女友景雪蔭的官司，決定離開西京；他在火車站突然中風；收破爛的老頭再次出現；周敏看到了汪希眠老婆的臉，她和庄之間的愛是永無回報的。唯一可以把握的是作者，他寫完了這本大書，他贏了。在世情的瑣事背後，沒有玄奧、沒有隱喻、沒有升華，這正是小說與同一文類的古典作品的差異之所在。

庄之蝶的好朋友孟雲房一直在研究一本古書《邵子神數》，這本書失傳已久，孟雲房得到了一本孤本的複本。他相信其中包含著傳統智慧的力量，可以使人破解未知事物，預知未來。可以說，這本書是破解現代世界生活秘密的古代秘籍。不無反諷的是，孟雲房訓練自己的預言能力，自己的一隻眼睛卻瞎了。有一次庄之蝶請他算一算唐宛兒、柳月、汪希眠的老婆和他自己的命運，孟雲房從書里找到詩歌，一一對應，顯示出他們的命運之謎。這個情節讓人再次想起到《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的生活與命運。

主人公庄之蝶的名字，顯然也直接讓人想到了庄生夢蝶的傳說。莊子分辨不清夢與醒、人與蝶的界限，這代表了道家天人合一思想體系中生命與存在的偉大轉換。但是，《廢都》中沒有什麼道家的自由或與自然的和諧。小說快結束時，庄之蝶做了一個夢，再次經歷他與景雪蔭的性愛關係，等夢醒了，「庄之蝶仍是分不清與景雪蔭的結婚和離婚是一種幻覺還是真實的經歷。」小說最終以「人生如夢」的主題作結，而這個永恆的文學主題表現得最為深刻的仍是《紅樓夢》。

如果西京城是處於腐敗墮落的狀態中，那麼城中的居民大概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們遠離生命與活力之源。因此，對這個城市僅有的外部視角不是來自人類而是來自奶牛，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庄之蝶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奇怪的習慣，直接從劉嫂的奶牛身上吸取牛奶。這頭奶牛「以哲學家的目光來看這個城市」：

但城市的空氣使它窒息，這混合著煙味硫磺味脂粉味的氣息，讓它常常胸口發堵發嘔，堅硬的水泥地面沒有了潮潤的新墾地的綿軟，它的蹄腳已開始潰爛了。它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力氣日漸消退，性格日漸改變，它甚至懷疑腸胃起了變化。沒有好的胃口，沒有好的情緒，哪兒還有多少奶呢？它是恨不得每日擠下成噸的奶來，甚至想像那水龍頭擰開的不是水而是它的奶，讓這個城市的人都喝了變成牛，或者至少有牛的力量。但這不可能，不但它不能改變這個城市的人，這個城市的人的氣氛、環境反而使它慢慢就不是牛了。

只有非人類的奶牛，才會對城市生活的墮落和孤獨加以批判。雖然庄之蝶企圖從自然——奶牛那裡汲取力量，可是他還是無法逃避文明墮落的嚴酷後果。

世紀末意識與通俗城市小說

《廢都》改變了1993年的文學場景，它的流行表露了1990年代普通中國人思想中流行的觀念、價值和立場。表面上，這部小說以繪畫般的精細，描繪了主人公庄之蝶與其情人之間的艷遇。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小說對性行為精細、反覆的描繪與中國現代文學史很不相稱。讀者對性的興趣恰恰是中國社會長期壓抑的結果，閱讀這本小說也就成為對政府禁忌的變相反抗。更為重要的是，普通百姓對性的興趣，也與1989年之後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商品化與消費主義的大氣候密不可分。這種窺淫癖的沉緬/性之升華正顯示了一種政治的落敗。小說商業上的成功也得益於精心的銷售與包裝策略，它被市場定位為事關禁忌話題（比如性）的作品。大街的書攤上都標上了誘人的標貼「當代《金瓶梅》」。讀者都被引誘去一睹為快。《廢都》成為90年代初期印刷媒體的通俗文化大獲成功的典型案例。

小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一個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然而，他跟五四以來所謂的啟蒙者、人民的良心和「靈魂的工程師」的知識分子相距甚遠。做一個作家，卻意味著崇高的社會的地位、可以獲得巨大經濟利益，還有多個情人。因此，這個人物恰恰體現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用的根本變化。（比較一下從五四一代到80年代傳統型的知識分子—作家與新型的被推崇的作家，比如王朔、賈平凹及其小說中的庄之蝶。）

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用心理分析的術語來說，也許可以概括為自戀症與受虐狂的混合。他們的自戀表現在把自己想像成理想主義者和文化英雄。他們還是受虐狂，在黑暗的時代，備受正確崇高的使命的摧殘折磨，卻從中推演出驕傲和快樂。這樣的自我理解對於庄之蝶及其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已不復可能。他們的思想框架是「精神分裂症式」的，某種意義上已不能恰當把握自己與社會整體的關係。賈平凹的小說與「人文精神」失落的論爭，已經證明了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作為文學作品的小說的空前流行，成為我們考察90年代大陸普通百姓思想感情的一個索引，揭示了一種複雜的思想態度與價值觀念，可以稱之為「世紀末意識」。這部小說可以看作世紀末眾多現象的綜合性表徵，中國經濟轉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政治改革依然遙遙無期：金錢崇拜、商品化、腐敗、墮落、性享受，特別是知識分子對變革無能為力。事實上，不象傳統情色文學，《廢都》的結尾沒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救贖的可能性，無論是宗教的，精神的還是世俗的救贖。「廢都」代表了一種社會的、政治的荒原。用賈平凹自己的話來說，「巨大的變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質主義的罪孽並存，物質主義的致愚和腐蝕，嚴重的影響著人的靈魂，這是與藝術精神格格不入的，我們得要作出文學的反抗，得要發現人的弱點和罪行。」[14]而且，問題在於這個充滿虛假幻象的時代是否還有文學的位置。如果說我們的生活是命定的，徹底被電子影像和廣告牌所掌控，一切都只剩下了符號價值，那麼「文字」何為？當下這個時代，談到文學的抵抗作用，傑那羅·塔倫斯說：「正是在這裡，寫作與理論的政治作用繼續成為抗拒一些人的重要因素，那些人認為圖像的無所不在終將導致文字話語的消失。我們應該想到只有文字的話語至今仍讓我們得以思考這個世界，並從理論上加以說明。」[15]反諷的是，賈平凹把作者的定位為「靈魂的工程師」，懷有拯救人生，抗拒現代性罪惡的使命，可是《廢都》卻顯示出作者/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不再擁有這種傳統的力量。

與80年代形成對照的是，90年代出現了更多的城市小說。這些小說以西安、濟南、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為背景，描繪裹挾於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大潮中的人物命運與社會生活。他們消泯了嚴肅的純文學與通俗的大眾文學之間的界限。《廢都》就對任何簡單劃分當代文化生產與接受中通俗作品的作法，提出了多重的挑戰。小說發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城市西安，相比沿海城市相對閉塞，也缺少現代意識。小說精細的情色描寫很容易吸引一部分讀者，只有受過良好訓練的讀者才能發現它暗含的明清古典作品（如《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和戲劇《西廂記》）的影響及相似性。小說混合運用了多種風格的語言，包括了通俗的、文學的、口語的、歐化的和普通話的語言。因此，似乎有點自相矛盾：它是最為暢銷的小說，毫無疑問，這有實際的和推算的銷售數字為證；可它又是現代「文人小說」的傑作，只有精英讀者才能完全理解。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同時期其他的城市小說（比如《騷人：一個都市的情愛故事》、《十三不靠》等，這些城市小說可能更應該被稱為「通俗」小說），《廢都》復調式的文學品格可以得到更好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廢都》也靠著新興的大眾文化產生的廣告策略大賺了一把，但是它也是「嚴肅文學」的作品，試圖揭示當今中國文化意識的根源與現狀。

《廢都》這樣的小說把當今中國「通俗」的含義變得更為複雜，難以捉摸。在文化接受中，通俗與精英已難以截然區分。一個特定的文學文本多變的市場包裝、銷售、消費、接受和批評的過程中，在不同的人群中，其實是一系列的調和的過程。一般的讀者、批評者、文學行家和學術研究者都應該慎言這個文本是通俗還是精英，是高雅還是低級。

如果換一個角度審視1990年代的城市生活，預言「尋根」傾向的未來尚為時過早，雖然尋根作為一種文學運動在80年代中期盛極一時，現在已成昨日黃花。對溯源與尋根的一如既往的關切，在《廢都》這樣的小說中也是顯而易見的。一部關於舊城西京/西安的作品，顯然是對傳統與過去的追尋。小說的本土的傳統的方式態度深深掘進了中國文明之源。不妨思考一下另一位功成名就的以上海為基礎的作家王安憶。1994年發表的《紀實與虛構》受到熱烈的讚譽，被認為是「海派」傳統的復甦，此一傳統自張愛玲之後早已失落已久。[16]然而，小說對上海的喧囂熙壤不置一辭，1990年代上海異軍突起，成為政治、金融的強勢城市，在通俗的手冊上已被描寫成「慾望的城市」。[17]小說極欲探尋敘述者之根——她家本不是上海人，而是1949年後定居於此。藉助於母姓「茹」這個線索，融合了飛逝的想像和歷史的研究，敘述者挖掘出了茹姓人的祖先，原來是古代游牧民族「蹂然」。小說的奇數章節回憶敘述者及其家庭在現代上海的歲月與生活，而偶數章節則追溯其認定的祖先——蹂然族的興衰。最後一章將兩個敘事線索歸到一起。作者以這種方式，整合了上海的多元之根：北方與南方、中原與蠻夷、城市與鄉村、古代與當代。根的尋求或心靈的尋求，因此就不僅僅是上海的故事，同樣也是中國的故事/歷史。

《廢都》不是描寫真實的現代都市的小說，很難把它置於20世紀城市小說的固定模式之中。文學史家常常談到「京派」、「海派」，這是由老舍、茅盾這樣的文學大家和「新感覺派」作家奠定的兩種文學流派。在很多現代中國文學作品中，上海被理解、被呈現為超現代的城市。這個城市提供了被認為是獨特的現代的整個感覺經驗序列：自由、機遇、魅力、色慾、興奮等等。而這些由現代大都市賜予的快樂同樣也是它的罪惡：頹廢、墮落、不道德、享樂主主義、孤獨。與此相對照的是截然不同的中國景觀：沈從文筆下抒情式的「邊城」小鎮，或者作為中國革命基礎的偏遠鄉村。[18]對於賈平凹及其《廢都》，我們不能說象原來的「京派」作家那樣，獲得了「中國傳統的象徵性勝利」。[19]《廢都》文學性地描寫了後者已經開始描寫的內容：一座毀棄中的古老城市。

這部小說也不適合任何形式的截然劃分的二分法。就象孟雲房對庄之蝶所說，「雖然你在這城裡住得很久了，可你的思想卻沒有現代意識。」這些人物和這個城市都不可避免地背負著沉重的歷史感和傳統意識。這個城市有著修復如新的城牆，這是歷史性的標誌，它的居民對過往的事物有著共同的興趣，它是層層積澱的古代傳統的一個鮮活的物質化的象徵。西京/西安歷代積聚起來的古代文化資源其他城市罕有其匹。簡言之，小說中的城市無庸置疑地由前現代傳統所決定。小說人物的體驗沒有什麼存在的孤獨感和大都市城市漫遊者的焦慮。他們往來於社會、人際和家庭的網路中。個人命運的沉浮取決於社會的、集體的問題的複雜性，他們只是其中一個有機部分。西京沒有被寫成典型的現代城市，顯然也沒有被寫成罪惡的城市——這是現代性來臨的必然結果，就象在一些描繪上海的文學或電影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樣。這個城市彷彿存在於時間間隔之間的冰凍狀態，永遠處於落伍狀態。城市被巨大的城牆永遠地包圍（這是中國唯一倖存下來、精心重修的古城牆），時間感轉化成為空間感。現代城市的體驗，或者說整個的現代性，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已經作過很好的剖析，比如格奧爾格·齊美爾和瓦爾特·本雅明（他通過波特萊爾論述的都市漫遊者）[20]，也生動地體現於「海派」作家的創作中，這些都可以歸在一起加以討論。時間的間隔被城市居民轉換成為文化與象徵資本的來源，西安/西京代表著中國逝去的輝煌。因此，當積聚而成的、與生俱來的古代中國遺產走向毀滅，當小說結尾時主人公走向崩潰，那種世紀和千年災難的沉重感也就迎面撲來。

（作者簡介：魯曉鵬，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比較文學教授）

[1] 本文譯自魯曉鵬（Lu, Sheldon Hsiao-peng）的專著 China, Transnational Visuality, Global Postmoderni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略有刪節。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第17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3] 賈平凹：《廢都·後記》，《廢都》，第519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4] 賈平凹、韓魯華：《關於小說創作的答問》，《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1期，第34、39頁。

[5] 賈平凹：《答陳澤順先生問》，《小說評論》1996年第1期，第12頁。

[6] 鍾本康：《世紀末：生存的焦慮——〈廢都〉的主題意識》，《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6期，第48頁。

[7] 賈平凹：《廢都》，第3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8] 賈平凹：《靜虛村散葉》，第4頁，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9] 賈平凹：《廢都》，第80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10] 雷達：《心靈的掙扎——〈廢都〉辨析》，《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6期，第28頁。

[11] 賈平凹、韓魯華：《關於小說創作的答問》，《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1期，第39頁。

[12]《〈廢都〉創作之秘——賈平凹答編輯問》，《羊城晚報》1993年8月13日。

[13] 黨聖元：《說不盡的〈廢都〉——賈平凹文化心態談片》，《小說評論》1996年第1期，第24—25頁。

[14] 賈平凹：《答陳澤順先生問》，《小說評論》1996年第1期，第12頁。

[15] 傑那羅·塔倫斯（Jenaro Talens）：《抗拒擬像的寫作：電子時代文學與文學理論的地位》，《疆界2》(Boundary 2)1995年春季號，第20頁。

[16]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台北：麥田，1996。見王德威的《序言》，第7—25頁。

[17] 王唯銘：《慾望的城市》，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

[18] 對此話題的綜合性研究，參觀張英進的《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6）。

[19] 張英進：《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6），第90—116頁。

[20] 格奧爾格·齊美爾：《大都市與精神生活》，《格奧爾格·齊美爾的社會學》（伊利諾斯：自由出版社，1950），庫特·沃爾夫編譯。瓦爾特·本雅明：《論波特萊爾的一些母題》，《啟迪》（紐約：肖肯圖書，1969），哈里·佐恩譯，第155—200頁。載自中國文學網　圍城》、《廢都》比較談 似乎九四年以來，感覺沒有什麼能炒熱中國、很讓國人沸騰一陣子的書了，好像只有《廢都》很是實在地在中國「縱橫」了那麼一下子。今日再讀《圍城》，合併咀嚼而來，品出兩部佳作真有那麼上下之分。《圍城》與《廢都》是廣大國人早巳熟知的作品，對其評論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愚認為兩部書在價值上，思想上，藝術上，傳播觀念上都存在著差異，在此，試論《圍城》與《廢都》之上下。　　一、時代的造就與推崇　　《圍城》作者錢鍾書，l910年出身於江蘇無錫一個書香門第家庭。早年接受過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曾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法國文學。是一位學者型的諷刺幽默作家。他博聞強識，極富才情，有著豐厚的古今中外的文學功底，豐富靈動的才氣和氣質，以他熟知知識階層醜陋的一角天地，給中國現代諷刺幽默小說帶來了新的內容和新的風格。賈平凹1953年生於陝西丹鳳縣，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83年從事專業創作；他的多部小說被拍成電影和電視刷，受到了一致好評。　　《圍城》發表時錢鍾書三十六歲，《廢都》發表時賈平凹四十一歲，均在盛年。其時，錢鍾書雖具高名，卻未享盛譽，賈平凹則與著作等身，名播海外。《圍城》是錢鍾書問世的唯一一篇長篇小說，已成絕響。《廢都》為賈平凹多部長篇之一，亦有續貂。《圍城》發表之時，反應不甚強烈，作者沉隱半世，仍若荒江野老：《廢都》揭櫫之際，頓起轟動效應，作者逃名不得，屢苦身名之累。　　二、背景的恢宏與狹窄、　　《圍城》在更為廣闊的生活背景下、對中國知識階層進行了刻意描繪與無情透視，小說在《文藝復興》一經刊載，即風行一時，建國前連續重版三次。此後，以俄、日、英等十多種語言在國外發行，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堪與矛盾的《子夜》蓖美，將來定與《儒休外史》和《鏡花緣》等古典名著同垂不朽。　　《廢都》通過世俗生活場景寫文化人心態，不是把文化人單純當文化人來寫，而是把文化人當世俗人來寫，這中間表現知識分子的人格，這種人格恰是民族精神的折射，書名《廢都》，旨在在文化傳統的廢墟上，寫一群知識分子的掙扎與追求，作者不避諱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世俗性，作者提出和推崇的是文化人如何超越世俗，從而表現文化人的人格精神。《廢都》主要情節的展開，是圍繞一位都市作家的個人生活特別是性生活來安排的，無論作者的主觀動機如何，這樣的安排已落入了古典言情小說，特別是明清艷情小說的俗套之中。以同樣的人物和情節來取勝於已取得極高藝術成就的《紅樓夢》或《金瓶梅》，這在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作家都以此為寫作目的，那他一定是白痴，不能否認的是《廢都》實現了某種超越，這種超越既非如《紅樓夢》那種「大廈將傾」作出夢囈般的歌音，也非《金瓶梅》這般對人慾赤裸裸的讚美，而是以通過文人風俗畫的描繪，深刻剖析文化人在特定社會背景之中的深層次的心理變化。這種變化帶有社會心理和人性善與惡的各種層面的基因的概括。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目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定生產關係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倫理道德體制下，《廢都》雖具有強烈的反道德性和衝擊性，但更具有的卻是批判性。因此，和《圍城》比較而言，《圍城》像在戲謔中富含幽默睿智，尤其與戲謔中穿透人世情愛的《紅摟夢》與《儒休外史》相近，而《廢都》更像現實中的「畫皮」，因為他想通過強烈的「性」描寫揭示文化人心態，但難免有文人與農婦苟合之嫌。　　三、思想主題的深刻與膚淺。　　《圍城》從國外寫到國內，從都市寫到旅途。《廢都》只寫西京一市。《圍城》雲天渺渺是文場眾生相；《廢都》金城湯池，意在當今浮世繪畫。《圍城》不見「城」卻感覺到人在現代杜會的渺小無奈。《廢都》倡言都，卻終是從農民往小市民暴發戶過渡的縣鎮風光。　　「圍城」它的含意，用作者的話說，就是人生的婚姻好比一座被圍的城，已婚的恰好是處於被圍的城中，極力要衝出去，而未婚的則如攻城的勇士，拚命地想衝進城去，這是一個矛盾，也是小說對人倫中的夫婦關係所作的嘲諷，但實際上，小說所反映的要遠比他所命名的「圍城」有更為深廣的社會內容，它象徵著人生「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的絕境，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以留法回國的青年方鴻漸為中心描繪的一群留學生與大學教授在生活工作、婚姻。戀愛等問題上遇到的矛盾和糾葛，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猥瑣心靈和灰色人生，充分反映和展現了抗戰初期上層知識分子的活動和生活。具有強烈的積極的社會意義。　　《廢都》寫出了人在社會生活中都活得十分累，更是不難引起比較普遍的共鳴(此也可定為《廢都》「火爆」的一小部分原因)，掌權的有掌權的煩躁，大款有大款的悶郁，名人有名人的苦惱，而無權無錢無名的人，煩躁、悶郁、苦惱更是時時日日纏繞身心。雖層次不同，但由於更具體、更直接，因而也就更能顯現出世俗的沉重與艱辛。由此看，有名、有利、有女性崇拜的庄之蝶也覺得活著沒勁，似乎給人以有病的感覺，遺憾的是作者似乎並不在意對這種富有社會和人生深刻內涵的層面加以開掘，而只是局限於講述主人公庄之蝶和幾個女性情感或者說是肉慾糾纏的故事，從而，難以不使之削弱應有的內蘊。飲食男女，家長里短，確實不難構成小說，甚至是比較好的小說，但必須是男女關係的描達與表現並不局限於就事寫事，而能讓人看到比較厚重的社會的影子、時代的軌跡、生命的強音符。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甚至《金瓶梅》都做到了這一點，而《廢都》離此尚有一段稍遠的距離，和《圍城》相比較而言則更是天壤之別了。　　四、栩栩如生、血肉豐滿和空洞模糊、行屍走肉。　　應該說《圍城》是一部融心理諷刺與社會諷刺為一體的傑出長篇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方鴻漸是一位很難用一兩個政治的或倫理的術語加以概括的留學生，儘管他在回國途中曾逢場作戲地與同船留學生鮑小姐荒唐過，但對「戀愛」卻並非不認真所以當他碰到「真正的女孩子」唐小姐時，燃起的愛情之火是那麼的真切動人。他儘管為糊弄岳翁而買了一張假文憑，可事後卻深以此為恥，無論在履歷中還是在閑談時，都絕不以假博士自居。他不無狡黠，買文憑時暗施小計便賴掉幾十美金，還教訓了賣主愛爾蘭人一頓，獲得了「也許是中國自有外交或簽訂商約以來的唯一的勝利」。然而，他更為儒弱，父親的一封信便撲滅了他對包辦婚姻的反抗之火。正應了中國一句古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頗能藉助人，因而「贏」得了孫小姐的愛情-同時，他又非常自尊，為拒絕孫小姐姑母的嗟來之食而與妻子鬧翻，頗有士大夫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遺習。為重要的是，他常常機智地調侃他人，而又時時為命運所嘲弄，他往往輕易地放棄了別人所企羨的東西，而又每每不得不品嘗理想破滅的澀果，他的失敗也是一種勝利，而勝利卻又幾乎無不意味著更深層次的失敗。該怎麼評說他？他「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性」，當然，他更是「無毛兩足動物」中的獨特的一個，是那陷《圍城》之內的，生長於國學環境之中而又接受了西學精神沐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　　認識方鴻漸，我們會看到當年知識分子的一種心態，會認識今天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人們的一方心天，甚至，也許會發現我們自己的一塊新的心域。當然，作者的用意並不僅在於此，他描寫了「某一類人物」，何嘗不是同時揭露了西方精神文明在舊中國這個畸型社會必然結出失敗之果，更何嘗不是揭示了人生本如「圍城」，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衝出來呢？應該肯定地說，這是一部中國文學少見的具有現代意識的小說，難怪美、日、英，德等國紛紛翻澤研究，稱之為「一部近代中國經典之作」。同時，也難怪在鎖閉三十年後，1980年國內重版後，即刻湧起新《圍城》熱，拍成電視劇後又使人們驚喜交集地「發現」了一部新《儒休外史》，一部「傑出的心理諷刺小稅」。的確，僅就方鴻漸等一批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而言，《圍城》，也將在中國現代文學長廊中佔據極為獨特的位置。　　《廢都》則不如《圍城》寫的那麼雋永，深刻，那麼有靈動之氣。恰恰相反，《廢都》卻是一種病態的蒼白，甚至是陰暗的心理寫照，把一個男人與幾個女人上床及上床以外的雞零狗碎的事，寫得那麼絮絮叨叨，翻過來調過去地用此處作者刪去XXX字，顯得過於乏味，缺乏生動性、缺也少了豐富性，矯情得真是可以。《廢都》有明清小說的宣淫遺風，卻不如古人玩得高明，例如西湖漁隱主人撰寫的《歡喜冤家》，在描寫性行為時，根據人物性格命運的轉變，不完全是為了宣淫，也許賈平凹故意用飲食男女來掩飾他對社會的絕望，故意安排說謠老頭說一段一段的謠，用鬼里鬼氣的話寫社會的是非無度，把動物牛魔幻成哲學牛等等。希圖強化作品的社會批判力度，可惜這一安排太人為雕琢，顯得蒼白膚淺。此外，主人公庄之蝶也不像一個作家，充其量是個閑漢，名作家不過是作者給貼上的標籤，一個閑漢加一妻一妾一偷的肉慾關係，確立了《廢都》的「閑漢」文學形象。庄之蝶身為名人高知卻一副猥瑣之相，初與盲流唐宛兒見面即是下流玩笑，沉溺於做愛尋歡；對保姆柳月不是關心愛護而是欺凌弱小，強暴佔有並做為攀上的禮品；對女工阿燦初逢便情慾大發，雲雨得一踏湖塗；對汪妻更是極意挑逗，生出耿耿非分之想。總之，文人與他們的異性崇拜者之間，沒有感情基礎，沒有文學和事業可談，沒有思想、心理過渡，更沒有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在文人身上的潛移默化。他們倒像一群胸無點墨，不知廉恥的市井之賴。當然，作者可以舉相當多的文人墨客的婚外戀及庸俗欺世的實例，但它不是典型，不是藝術真實，更不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由於四位人物性格塑造得邏輯失誤，破壞了作品的真實性、可信性和深刻性。所以與《圍城》相比豈止是毫釐之差呢?　　由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看出，《圍城》只在人物身上做文章，單敘人生，《廢都》諷官譏世，意在社會。《圍城》中人多世家子弟，典章文翰，隨手拈來，身當末世，諧謔中看出蒼涼之態。《廢都》是多新貴人物，不衫不履，不倫不類，自諷中顯露自得之姿。《圍城》寫性點到為止，不堪之事，令方鴻漸-路尷尬。性為心之州，《圍城》堪為心靈痛史。《廢都》寫性大肆鋪排，苟合之行，使庄之蝶如醉如痴。心成性之役，《廢都》幾成性學大觀。《圍城》不似中外歷史上任何名著。《廢都》則顯見《金瓶梅》模樣。　　《圍城》具有重要的認識作用和教育意義。方鴻漸、李梅亭、蘇文紈等是一批接受了西方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但他們有的消磨沉倫，有的墮落，有的一事無成，在社會的惰性中消磨掉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如果說《阿Q正傳》宣布了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子夜》表現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夢想的破滅，那麼《圍城》則是反映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國的失敗。方鴻漸的窮困潦倒、李梅亭的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半舊遺老；外型木訥，內心齷齪的韓學愈；道貌岸然，實是酒色之徒的偽君子高松年；依附官僚，謀處職位，意在結黨自固，終於自蹈覆轍的阿木林、汪處厚；一心攀龍附鳳，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力小人陸子瀟與顧爾謙；此外還有混跡學界，卻以在情場上以施展手段爭強鬥勝為已任的大家閨秀蘇文紈、范懿等等。這些人物栩栩如生，形象飽滿充實，極富動感，其鮮明個性躍然紙上，這些活躍在「新儒林外史」里的各色人等，極其形象地反映了在20世紀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土壤上，滋生出來的知識分子的靈魂空虛和精神病態.這些人物和三閭大學內部人事上的明爭暗鬥，卻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彷徨無主的精神磨難和知識界某種官場上的內幕。它說明要擺脫這種境地，必須去尋找新的階級，新的群眾和新的思想信仰。錢鍾書對《圍城》中各色人等的精心描寫，表現了他對中國西式知識分子的無情嘲笑與對中國化了的西方文明的精心審視。　　和《圍城》相比，在《廢都》中賈平凹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雖然他們被作者給予了不同的名字，不同的長相，不同的生活環境，但實際上是沒有區別的。這幾個女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她們為愛而活著，性愛是她們生命的支撐點、平衡點。尋找性愛、得到性愛、享受性愛就是她們的全部生活，全部的人格表現。他們沒有個性區別，不過是乾癟的面具，性愛才是她們的生命和生活。因此，唐宛兒＝柳月＝阿燦＝妓女＝性。賈平凹著力描寫的這三個女性形象包括牛月清在內都是性亢奮者，當然，牛月清這個人物還算真實，她的遭遇帶有一種普遍性。如果說《廢都》中出現了眾多的女性形象，牛月清要算所有女性形象中最豐滿最真實的一個，而唐宛兒、柳月之類則顯得虛假蒼白，頂多算是一個完滿的抽象的性符號。唐宛兒與庄之蝶對話沒三個回合便「立於床前行起好事來」，在此後的情節中只要二人相遇，那麼就是例行公事，除此以外，唐宛兒沒有別的生活、別的興趣，更可笑的是唐宛兒看見公園的一棵樹呈「Y」型，就聯想到了性愛，她可以獨自蹬著老樹滿足自己的性慾。這隻能說明唐宛兒這個人物一直處於不正常狀態。唐宛兒也好，柳月也好，阿燦也好，在這些女性的舉止活動中，看不到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女人的思維活動，唯有的只是性本能，人必然有與動物的本質區別，那就是社會性，《廢都》主中的女性形象完全剝離了社會性。賈平凹在《廢都》中把幾個女性形象等同於性符號，並赤裸裸的描寫她們與庄之蝶之間的性愛活動，加之借用了《金瓶梅》刪節本的手法，於關鍵時刻在讀者面前虛晃一招，這種拙劣的煽情手段與「街頭文學」中的「玉腿酥胸」又有何區別呢？《廢都》的「熱」應是賈平凹作為一個嚴肅作家的悲哀。　　作為「女權主義」作家的庄之蝶當然最了解女性，他要去愛她們，幫助她們，這樣他才能周旋於幾個女性當中，　　或西門慶式的張狂、或賈寶玉般的溫情，於是乎，玩過少婦玩少女，女人是庄之蝶的空氣和水份，是他的甘霖和靈感，他的生命靠與女人的性往來維持。他把替市長在省報上刊登一篇表揚市府的文章作為交換而得來的一套房子，取名為「求缺屋」而「求缺屋」真的求得了安靜了嗎？所以在庄之蝶身上，已經沒有多少知識分子的味了，他分明是一個沒有道德感、責任心，沒有廉恥的流氓文人。在這一點上，庄之蝶、唐宛兒、柳月。阿燦與方鴻漸、高松年李梅亭、韓學愈、蘇文紈在人物形象塑造的豐滿上、深刻上，簡直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五、藝術價值的偉大與渺小，深邃與膚淺。　　在藝術上，《圍城》是細膩而婉轉的，作品中高超的幽默諷刺方法，大量的奇妙比喻，以及豐富的知識容量，構成了小說獨特的風格：作者十分諳熟地在說天道地中摻入諷喻的喜趣，在熱辣的喜劇高潮之中仍能釀成足夠的悲涼氣氛，他集道德、風俗、人情的批判為一爐，使睿智的幽默得以確立，同時，小說中妙語連珠，新事迭出，使那些不同的知識分子的談吐時時充滿文學的、哲學的、歷史的意味。因而，他更加鮮明地表觀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性格、教養和身份，極大地增加了作品的韻味，同時也大大開掘了作品題材的意義，使得小說有著更加發人深省的思想力量。　　《圍城》之精采，如行雲流水，不起大波回瀾；《廢都》之精采，有中心情節，可見起伏之狀。《圍城》處處諧謔，散文式無所用心，然而人物心跡屑微畢顯。《廢都》的謀篇，多擷閑聞軼事，小說家用心良苦，揆情命的意思終是直露。　　方鴻漸並非錢鍾書，但錢鍾書真可謂「嚼」透了人物而噴吐之，方鴻漸的言笑諧謔展示在自家舞台。庄之蝶也並非賈平凹，但賈平凹似乎難捨其原形，除了賈平凹給庄之蝶一個名作家的頭銜外，看不出任何性格力量，這樣一個平淡無奇的人物竟有如此多的女性為他痴迷狂亂，這不恰恰說明賈平凹在製造一個神話、敘述他的一個幻覺、一個白日夢嗎？毫無疑問，這種虛幻的創造正是對嚴肅文學的一個嘲諷，　　《圍城》通篇諧謔，卻是一部悲劇，讀後有不寒而慄或掩卷大泣之感。《廢都》語多悲戚，只是一部鬧劇，我們也可認定《廢都》為悲劇，但絕不能凈化我們的心靈，因為它本不潔凈。　　《圍城》是錢鍾書的成功之作，《廢都》則為賈平凹的墮落之作，畢竟這部書充分體觀了賈平凹對女性的一種輕蔑和對商業目的狂熱，賈平凹極其了解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對性既無限渴望、又大力隱藏，性的大量描寫必然引發中國人的購買狂潮，達到了強烈的商業效應，名利雙收。金錢已成為中國人唯一的上帝，對金錢的崇拜作家也不例外，中國有些作家為金錢媚俗也是時代的必然。　　《圍城》談時代，興亡之感俱在其中。　　《廢都》欲語時代，遊戲之心難脫其里。　　但說《廢都》超越了《圍城》也是有一定根據的，《圍城》所闡述的主題是深刻揭示了人類婚姻的本質，得出了「城裡人想出來，城外人想進去」的一條人生道理。而《廢都》的高明之處是在通過對性愛本質的探索，揭示了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人的個性是如何被極大的扭曲了的，而這扭曲的個性構成了與既定社會秩序格格不入的「廢都」，也就是「一切都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為何物所變，死後又變何物」。　　提示戀愛的本質和它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圍城》與《廢都》的異曲同工之處。　　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圍城》對深層次人性的挖掘沒有達到《廢都》的水平，從本質上講《圍城》同樣是一本性愛小說，手法含蓄，與《廢都》比較起來，這類小說遠非賈平凹這樣忠厚質樸的鄉土作家所能企及的。　　總之，《圍城》可謂高山流水，《廢都》卻是下里巴人，上下高低之分顯而易見了。載自雪山戰士的BLOG廢都評論 ----- 從《廢都》看青年一代精英 作者：吳秀明（杭州大學中文系當代文學教授）《廢都》出版於1993年6月，同年在《十月》雜誌和《中國青年報》刊登和連載。出版前，它就被一些小報「廣而告之」地宣稱為「當代的《金瓶梅》」。 正式印刷48萬冊，如果加上各種盜版發行量起碼在100萬冊以上。半年後，被國家新聞出版署宣布為「禁書」，作了嚴肅的處理：出版社被罰款，編輯受處分， 作者賈平凹也被折磨得心力交瘁。賈平凹是當今中國不可多得的傑出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說、散文寫得很美，是一個比較純正的民族文學傳統的繼承者，屬於「美文」的一路。他對當代中國社會 改革一向是非常擁護的，早在改革初期就給予了強烈的認同，對農村改革甚至提出非常具體的方案。這突出表現在他的《浮躁》等「商州文化系列小說」之中。沒想 到事隔幾年之後，賈平凹甩手拋出了《廢都》這樣一部境界和風格迥異於以往的作品，人們在驚奇之餘不能不陷入了深思：賈平凹怎麼啦？於是，各種各樣毀譽共 生、以毀為主的批評驟起，以至《〈廢都〉廢誰》、《〈廢都＞滋味》等評論集在短期內推出了好幾部。霎時間，在中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小市中，形成了到 處爭說「 《廢都》」的奇特景觀。一、《廢部》之「廢」《廢都》的「廢」是形容詞，作「頹廢」解當不會有大錯；「都」即都城，也就是小說中所說的「西京」。作者講的是麇聚在西京、以作家莊之蝶為首的四大文 化名人的頹廢故事。從題材上看，似乎沒有太特別之處。然而，通讀全書，我們便會發現，在這頹廢故事的背後蘊含寄託了作者怎樣的精神之「廢」和深刻的文化失 望。猶如一聲感傷而悠長的嘆喟，賈平凹之寫「廢都」中的頹廢故事，他原本也想對此有所批判和超越，但是在實際的寫作過程中，這種批判和超越往往蛻變為一種 掩飾，甚而給予欣賞認同。這是為什麼呢？自然與作家此時幻滅情緒有關。賈平凹在《廢都》「後記」中說：「這些年裡，災難接踵而來。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過了變相牢獄的一年多醫院生活，注射的針眼集中起來，又可以說經受了萬箭穿身；吃過大包小包的中草藥，這些草足能喂大一頭牛的。再是母親染病動手術，再是父親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憐的妹妹拖著幼兒又住在娘家；再是一場官司沒完沒了地糾纏我；再是為了他人而捲入單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盡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種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語鋪天蓋地而來……幾十年奮鬥營造的一切稀哩嘩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體上精神上都有著病毒的我和我的三個字的姓名，而這名字又常常被別人叫著寫著用著罵著。」短時的生活聚積了那麼多的不幸，所以作家心態和情緒上的幻滅頹唐就可想而知。投射到作品中，也就有了上述所說的精神之「廢」。但這並非是最本質的，真正最本質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喪失了作為精英作家生存的支點，無法進行自我角色定位；在世紀之交的當下，感覺到了中國社會文化有一 種世紀末的「廢」氣，但又從精神和情感上自覺不自覺地沉醉其中而又不甘心就此頹唐和幻滅。這是最關鍵的。劉心武認為賈平凹創作《廢都》有三個背景值得注 意：第一，賈平凹在心理上、精神上面對的難題太多，只有尋找明清的那種很成熟的文化資源，求得一種解脫。第二，是他所在的西安這個城市確實具有的極為巨大 的名人效應。小說所寫的那些什麼市長兒子、那些女人見到文化名人非常崇拜，這種情況在北京不可能出現，也很難想像，但在西安卻是真實的。於是，這就造成了 他那種特有的傲岸和痛苦。而這種做岸和痛苦，也只有在那個氛圍中才有施展的可能。第三，是他對當下的現實失掉了把握的耐心，從一個相當具有社會性的作家， 變成一個產生失望的人。劉心武的分析頗有道理，它為我們如何正確讀解《廢都》提供了某些啟示。《廢都》這部書，從總的來看，就是寫出了文人在這種背景下的自我迷失，他們 「廢」的尷尬處境。從這部小說對庄之蝶悲劇性命運與結局的描寫中，你可以看出作者陷入「無物之陣」之中左衝右突而找不到生存出口的幻滅心態。小說中的庄之 蝶，作為一個文化人，他所渴望的一切幾乎都具有了：作為作家他有名氣，作為人大代表他有地位，作為圖書字畫的幕後經營者他不貧困，作為普通人他有朋友，作 為男人他有妻子和情人。然而，優裕的生活並沒有給他帶來精神上的高蹈，相反，人生的絕望和幻滅像魔鬼一樣附著他。為了自我救贖，他和他的朋友們只能走向宿 命，在聲色犬馬、奇書術數中駐足流連，以荒誕來回應荒誕，而作為敘述者的作者也只能以宿命的方式安頓他筆下所有的人物。因此，這裡的庄之蝶，一定意義上也 就是賈平凹，是賈平凹在世紀末情緒影響刺激下自覺不自覺地放棄精神追求而墮入虛無和絕望的一個具體曲折的表現。就此而論，我們不妨是可以說《廢都》是一代 知識精英絕望和幻滅的輓歌，是人文知識分子世紀末頹廢情緒的大曝光；賈平凹和主人公庄之蝶的心態及命運，在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當今時代部分知識精英的精神縮 影。雅斯貝爾斯在描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心態時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歐洲到了日落西山之時，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處在暮靄沉沉之中，人類的 末日，任何一個民族和任何一個個人均不能逃脫的一次重新鑄造——不論是毀滅也罷，新生也罷——都已經被人們預感到了。」我們身處的時代也是動蕩轉型的時 代，面對這一時代，固守神性境界固然令人欽佩，但對現實生活持懷疑和虛妄的態度也未始沒有一點積極意義。因為站在宏觀的高度來看，正是這種懷疑和虛妄，它 可能預示了一代知識精英的又一次精神覺醒。所以我們大可不必對它予以一概否定。當然，《廢都》在書寫精神之「廢」的同時，也包含了知識分子社會批判、自我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嚴肅內容，並給出某種精神性的價值允諾。如穿插引進大量的 政治民謠、順口溜和社會性傳聞，對當下幹部隊伍的腐敗、社會風氣的不正進行批判。如描寫一個收破爛的瘋老頭所唱的一段謠兒：「一等作家政界靠，跟上官員做 幕僚。二等作家跳了槽，幫著企業編廣告。三等作家入黑道，翻印淫書換鈔票。四等作家寫文稿，餓著肚子耍清高。五等作家你潦倒了，X擦溝子自己去把自己 操。」如寫周敏在城頭上吹出「嗚咽如鬼」的悲愴神秘的塤聲，寫被城市文明榨得骨瘦如柴的那頭老牛的哲學沉思。特別是對老牛的悲慘命運和老牛哲學沉思的有關 描寫，格外清晰地表現了作者對物慾橫流的現代城市生活的抵牾心理，具有文化批判的意味。這對我們認識現代化過程當中都市文明的負面作用是有意義的。不懂得 這一點，就無由弄懂賈平凹為什麼敵視西京，將它命名為「廢都」。不懂得這一點，也無由弄懂賈平凹意欲逃離眼前醜惡生活，獲取新生的意向。自然，所有這一 些，作為藝術成分它並未有機融入作品的主要情節之中，倒像是人為拼貼上去的。二、《廢都》的性愛描寫與精英作家的精神還俗《廢都》性愛描寫的大膽和直露，不僅在新時期，就是在整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發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小說不厭其煩地詳述每次性行為的過程，從正常的性交到變態的口交都有。這對中國傳統的審美閱讀包括社會接受無疑是一種富有刺激性的挑戰。如此的描寫有沒有意義呢？從文本的實際效果來看，不能說一點也沒有。這主要就是：藉此充分揭示「廢都」之中知識分子的精神之「廢」，寫出他們在政治和商業兩方面都無所作為的情 況下只好轉向對性的變態追求，在放浪形骸、自暴自棄中實現自我消解。我們不能想像，如果抽去了這些性愛文字而代之以崇高的情愛描寫，那麼，這部作品有關知 識分子精神頹敗的揭示，能像現在這樣給人以觸目驚心的感受；至少是變成了另外一個主題思想。從藝術角度看，這樣寫也有助於擴大人物的私人化空間領域，給人 以某種生命本真的感覺。文學中的性愛是非常複雜的。性與美並非絕對對立。青年美學家潘知常指出：「從根本上講，性與美是一致的，美的內涵就是性的內涵。這可以從人類的進化歷 史得到解釋。就進化規律而言，個體的生存都是為了種族的繁衍，它通過否定自己來肯定種族的延續。美感正是為了完成這一使命而由大自然專設的獎勵機制或曰誘 惑，目的一旦達到，大自然就把這美感無情地收回，就像人一旦吃飽，進食的快感也就沒有了……因此，承認性在審美活動中的正當地位，正是當代審美文化的一大 功績。而且人們還會有意識地利用『性』，去消解傳統的美。」潘知常此述是有道理的。以大家熟知的麥當娜的裸舞為例，它就具有這樣反傳統的意義。1992年 10月，她的《性·幻想·寫真集》與唱片專輯《性愛寶典》同步發行。這天是星期二，人們聽到這個消息，就像當年聽到珍珠港事件的發生一樣震動。麥當娜也自 稱：她這樣做是為了改變人們對性的錯誤態度。還自稱自己是一個性革命者，只有脫光衣服才感到自在。我們可以把她的初衷理解為對當代虛偽的審美文化現狀的反 叛。對《廢都》的有關性描寫，我們也不妨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事實上，有些同志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才肯定了這部作品性描寫的意義，沒有將性簡單排除在美 之外。不過，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我們不加規約地將性的美學功能誇大，那就錯了。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美不但有與性相同的一面（過去，這一面被忽 視了），而且有與性不同的一面，或者說，有超出於性的一面。人類為自己所設立的美顯然要高於性的美。而且，人類真正的美不是在完成自然的美的時刻，而是在 完成價值的美的時刻。」同時還在於「人類已經使性從生理進入文化，從文化的角度講，愛的越多，愛就可能越膚淺。像用剪刀剪一張紙，剪了一次，固然可以重新 來過，但畢竟天地窄多了，正因為如此，人類的性的內涵應該是兩重的，而且以其中文化的內涵更為根本。」還以麥當娜的作法為例，我們雖然對她的作法表示理 解，但同時還要進一步叩問：她為什麼要以如此驚世駭俗的姿態出現在當代社會？看來恐怕是一種犬儒精神在作怪：即「在價值虛無的社會，以抗拒虛無的方式來掩 飾自己的一無所有，發展到自己也認為真是在抗拒虛無，以至達到一種自戀狂的境地……因此，她要求觀眾「審美的角度來看她的裸體，只是為了掩飾自己的一無所 有狀態，以此為審美，也只是掩飾美在身上早已不存在這樣一個事實。」《廢都》中的性描寫自不可與麥當娜的作法簡單相提並論，但就性與美、性的生理內涵與文 化內涵的關係問題上，彼此則不能不說具有某種共通的經驗教訓。這裡除了誇飾其筆、對主人公庄之蝶與唐宛兒、柳月、阿燦和牛月清四個女人的性愛關係投入了過 分的熱情，生理描寫過於瑣細外；主要是從中賦予的文化內涵比較單薄而缺少精神性的價值允諾，有時甚至成為一種簡單的性宣洩，併流露了作者陳舊落後的性觀念。如寫庄之蝶對女人小腳的欣賞：「庄之蝶……看那腳時，見小巧玲戲，跗高得幾乎和小腿沒有過渡，腳心便十分空虛，能放下一枚杏子……嫩得如一節一節筍尖 的趾頭……庄之蝶從未見過這麼美的腳，差不多要長嘯了！」類似的對女性肉體乃至生殖器欣賞、把玩的文字還有不少。另外，庄之蝶與幾個女人關係，也幾乎驚人 地重複了古典小說中妻、妾、丫環的結構模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青年評論家蔡翔富有見解地將《廢都》中的性愛描寫，稱之為知識精英開始「退出」了自我先鋒的「角色規定」，「而復活了種種有關文人 的傳統記憶」，它使「作者回到了遙遠的古代。在那裡，他享受到文人的特權與榮耀，並進入文人的各種習性、癖好和遊戲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時表現出男人的征服 欲和對婦女的狎玩。」可見，問題不在於《廢都》描寫性愛，而是在於這種性愛描寫本身所體現的觀念是違反現代的，它喪失了應有的文化品格與藝術審美價值，內 在地反映了精英作家在世紀末頹廢思想影響下的「精神還俗」。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同樣以大膽率真寫性而著稱的作家還有不少，如郁達夫、張賢亮、王安憶等。但他們只是把性當作一種文化的、生命的抑或道德的嚴肅思考 對象，通過性有關行為和故事的思考來實現文學的某種啟蒙功能，其關注的重心是性的形而上的精神意蘊。無論是「五四」時的《沉淪》，還是80年代的《綠花 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戀》、《崗上的世紀》，甚至更晚近的《妻妾成群》，在這些作品中，性是文化的，是一種道德。社會和審美的對象，負載 著沉甸甸的內涵，而不是小說情節的一種調劑物。所以，在他們那裡性描寫無論怎樣驚世駭俗，但都是極具理性和美學情致，並緊扣人物的個性和命運。這反映了作 者精神上的高蹈，是與知識精英「導師」身分相吻合的。與郁達夫、張賢亮不同，賈平凹卻以相當非理性的態度對待性。他寫庄之蝶與幾個女人的性關係，是通過知識分子「自戀」式的「名人效應」來敘述的。三位女 性之所爭相與庄之蝶發生肉體關係，主要就是因為庄是「名人」：唐宛兒羨慕庄之蝶的夫人「哪裡嘗過給粗俗男人作妻子的苦處」；柳月面對庄之蝶的書房則感慨地 說：「讓我看書，我是學不會個作家的。每日進來打掃衛生，我吸收這裡空氣也就夠了」；阿燦在獻身之後則幸福地說：「真的，我該怎麼感謝你呢？你讓我滿足 了，不光是身體滿足，我整個心靈也滿足了……有你這麼一個名人喜歡我，我活著的自信心就又產生了。」這裡，作者放縱筆墨，描寫庄之蝶與幾個女性之間沉酣於 「愛河」之中窮情盡欲，與其說是違反現代性的一種虛假敘述（陳曉明因此將其說成是「『名人慾』的假定滿足」），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在失去對社會和人類關懷激 情之後的一種嚴重的精神虛脫。於是，他們只好醉入肉慾，半是誇張半是無奈地乞求於性事。正如庄之蝶所說：「終日浮浮躁躁，火火氣氣的，我真懷疑我要江郎才 盡了，我要完了……身體也垮下來，連性功能都幾乎要喪失了！……更令我感激的是，你接受了我的愛，我們在一起，我重新感覺到我又是個男人了，心裡有涌動不 已的激情，我覺得我並沒有完……。」三、《廢都》與明清文化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前面已經提及，這裡將它單獨出來，主要是為了便於更詳細的探討，藉以尋找作者精神裂變與傳統文化負值之間的深刻聯繫。明清文化當然是個複合體，非一兩句話所能概括得了；但就主要或主導文學傾向而言，似乎可作如下兩點概括；一是在類型上多屬通俗文學範疇。作者們刻意追求流行，迎合大眾，注重可讀性，減低閱讀接受的阻礙因素。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讓讀者「愛看」、「好看」 和「容易看」。這一點連《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也不例外。曹雪芹借空空道人之口就特彆強調了「讀者愛看」的重要性：「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 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其中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二是在內容上融進了反傳統、重個性、重慾望等新質。這也與明清之際以個體意識為本位的資本主義文化精神的傳入密切有關。而這些內容，又直接促成了明清 文學媚俗的態勢，它為通俗文學的「好看」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源頭。因為作為一門不登大雅之堂的藝術，通俗文學的最大特點就是表現大眾的基本情感與慾望，這也 是通俗文學能讓世人覺得「好看」的主要的前提條件。翻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孫楷第著）、《小說書坊剝》（韓錫鐸、王清泉編）等小說目錄學著作，稍加統 計，便不難看出 80％的明清小說，均屬於這類作品，這也正是明清文學的主要成就之所在。歷史有時是相似的。當中國社會推進到20世紀末，舉國上下明顯地形成了反傳統、重個性、重慾望的世俗化的文化氛圍時，我們看到，明清文學的上述這些通 俗兼媚俗的形式和內容就無意成為不少作家刻意以求的文化資源。於是，一方面明清之時的武俠、講史、公案、言情、艷情小說再度泛起，大批量地翻印；另一方面 創作中模仿明清文學，致力表現本能慾望和性愛、抵牾社會倫理和道德規範的作品普遍流行，甚至在一些精英作家筆下也得到了驚人的復活，從而形成新的歷史循 環。賈平凹的《廢都》就屬於後者。它的這部近40萬字的作品，儘管也有自己的創意，但在實際的寫作過程中，由於作者精神意向的轉移以及由此導致的想像力的 不應有喪失，在許多地方存在著明顯模仿明清言情、艷情小說尤其是《金瓶梅》的痕迹：首先，是在總體結構上《廢都》與《金瓶梅》非常相似。圍繞作家莊之蝶，賈平凹設置了三條故事情節線索：主線是庄之蝶與唐宛兒、柳月、阿燦和牛月清的性 關係；一條副線是庄之蝶與市府、《西京》雜誌編輯部、三大名人和孟雲房等利益關係；還有一條副線是庄之蝶與趙京五、洪江和黃廠長的金錢關係。如此這般，這 與《金瓶梅》的情節線索正好一一對應起來：在《金瓶梅》中，貫穿全書始終的三條線索也分別是西門慶與潘金蓮、李瓶兒和春梅等許多女性的性關係的主線，以及 西門慶賄賂官府和開鋪子做生意這兩條副線。它們情節線的安排，彼此如出一轍。其次，更有甚者，是《廢都》中有些性愛情節、細節和場面，簡直就是《金瓶梅》有關段落的複製。如在《金瓶梅》的「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中，西門慶在潘金 蓮的「生我之門與死我之戶」中泡李子，被《廢都》，移到了庄之蝶與柳月身上；西門慶讓潘金蓮等女性為其品玉，庄之蝶叫唐宛兒床上吹蕭。再次，在審美境界和情趣上也模仿《金瓶梅》，顯得直、露。俗，流露了濃厚的自然主義傾向。作者對庄之蝶等人的病態的性事癖好投入了過分的熱情，他在大 段大段地模仿《金瓶梅》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審美境界與情趣降低、滑落到《金瓶梅》的層次上。他寫庄之蝶「寧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放縱生活當然有他的用 心，即反映知識分子世紀末的頹廢情緒；但其過度的欣賞、張揚和憐愛，卻嚴重地貶低了性的文化、審美的意義，致使無法達到他的原初目的，並因此而把讀者堵在 性的文化、審美的層面之外，停留在肉慾感官的刺激處。這是很令人惋惜的。很多讀者購買《廢都》，就是沖著這點而來的。這當然不能簡單歸咎於作者，但與作者 粗鄙化的藝術導向無疑是有關的。從上述《廢都》與《金瓶梅》關係的辨析中我們不難得知：傳統文化是很複雜的，它存在著難以言傳的美醜是非交葛的混沌性。這種複雜和混沌內在地制約著歷 代文人的創作。一方面，它「曾經幫助知識分子對抗道學，為個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內在的超越努力，在某種意義上，還幫助了中國純文學的建立，並提供了自己 的美學情致與藝術品格。」另一方面，「一旦知識分子失去自己的精神支持，對自我的關注就會成為對個人利益的強烈維護，在傳統的體制中，往往形成對政治的依 附關係（幫閑），從而謀取個人在此世的世俗化利益。在非道德化的借口掩飾下，放縱自我的感官滿足。而所謂的閑適，也在喪失了其美學品格後，成為責任和良知 的自我逃避，並且日益地平庸和無恥。」因此，這就決定了我們對傳統文化資源的繼承，一定要有非常強的理性態度和批判精神，切不可醉入其中，搞盲目的頂禮膜 拜。「五四」正是在這點上為我們做出了嶄新的開拓，所以，它超越了傳統，並建立了屬於現代的精神支持與人文品格。我們今天當然不同於「五四」，但「五四」 立足於現代立場，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傳統文化的態度值得師法。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傳統文化資源之於我們來說，效果到底如何就很難說了。這也就是《廢都》留給 我們的一個深刻的經驗教訓吧。（此文選自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之《三元結構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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