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晨笛： 放下，即是重生（學生佳作）
廣陵散 黃梅 - 黃梅古琴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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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不見人，但聞幽蘭香
——探尋中國古代隱逸文化
作者：朱晨笛
十幾年的學校生活難免有不如意、心灰意冷之時。考出史上最低分的時候、作業堆積成山的時候、和父母鬧矛盾的時候……我不止一次想過拋下一切去山林里隱居，我敢保證不止我一個人這樣想過，只不過我們都沒有付諸實踐。
我覺得這些經歷驗證了成為隱士的兩個必然因素：一是精神不滿，二是物質方面的絕對清貧。或許每個人都有偶發性歸隱症，不順時，喧囂時，淡水青菜，清心寡欲就成了最渴望的念想，農耕遠比瑜珈班更放鬆身心。也正是如此，中國人一直把隱士視為社會中一個重要的群族，不管他們的修道追求看起來多麼消極遁世，中國人都是持鼓勵的態度。對於隱士，中國人大都會忙不迭把「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掛在嘴上。
提起隱士，便自覺想到「空谷幽蘭」一詞。「空谷幽蘭」出自《老殘遊記》，山谷中幽美的蘭花，也確是符合隱士的氣質。提起空谷幽蘭，又不得不提到一本同名的書。提起來似乎已經非常遙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個精通中文，酷愛唐詩宋詞的美國人，比爾·波特，住在台灣翻譯中國古代隱士的詩歌，台灣有人告訴他，中國大陸不僅沒有隱士，隱士的傳統也不復存在。他不願接受這個論斷，決定自己來看看。在上古時期，人們把認為的南方最終處稱作終南，而今天的終南山已經縮小到西安南面那座兩千多米高的山峰。比爾·波特就是在這裡孤身一人尋訪了幾年，發現中國當代的隱士傳統依舊充滿活力，他想把這些告訴西方的修行者，於是有了《空谷幽蘭》這本奇書。
準確地說，書中提到的隱士並不是完全的隱士，只是在山林里獨自修行的僧人和道士，傳統意義上的隱士主要是指隱居的文人，或為逃避亂世，或為逃避做官，與僧道還是有區別的。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遠離塵囂。人生來孤獨，大多數人在努力擺脫孤獨，但總有些人情有獨鍾。比爾·波特在序言里寫，「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有人願意住在深山老林里終老一生，吃很少的東西，住茅棚，穿破衣，與時代脫節，卻不與季節脫節。他們遠離塵寰，在高山上餐風露宿，最後身與物化，至多留下幾句詩或幾個仙方。」
隱士的動機常被人質疑，一方面是世人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別人」，一方面可能是有太多偽隱士，入山的目的就是為了出山。歷代有頭腦的帝王都積極爭取隱士相助，才會有姜太公借垂釣之名，等到了周文王這條大魚。最諷刺的莫過於「終南捷徑」，也不是沒有人譏笑諸葛亮這條卧龍一直在等劉備叫醒。
對隱士的懷疑從未停止，但平民或帝王，對於隱士更多的都是崇敬。隱居和出仕就像硬幣的兩面，可以輕易地從這面翻到那面，隱士的一生都與這對矛盾糾纏著。比爾·波特用了數十年去研究，在這些人中，有一群人又離開山林參與政治，有的做了君，如堯、舜；有的做了臣，如屈原、諸葛亮。張良和陶淵明後又各自返歸深山，更有老子棄官後去終南山創立了道教。那些因厭惡政治而遠離的人，後來逐漸形成儒、釋、道三派，但也仍是殊途同歸。
說起隱士，首先想到的無疑是最有名的陶淵明，在讀過《瓦爾登湖》後，我不禁也想起了梭羅。大衛·梭羅和陶淵明，雖然跨越萬里太平洋和千年文明，說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信仰，但當將兩人放在一起時，仍能立即找到交集，兩者都將自己置身田園，開出了文學之花，千百年後都還為奔走紅塵的後人提供著慰藉，在「小資」還很火熱的時候，一本《瓦爾登湖》就像今天的一首「小蘋果」，知名度直逼陶淵明。但實際上發自內心喜歡《瓦爾登湖》的中國人卻著實沒有那麼多，「難懂」「啰嗦」的評價只是常被「經典」壓了下去。拋開翻譯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人對梭羅的喜愛遠不及陶淵明？其實也很容易相通。陶淵明和梭羅雖都崇尚自然，但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卻有著天壤之別。陶淵明「久在樊籠里」，被功名禁錮，也為生活所迫，在世俗與人格間，實在難以兩全。「誤入塵網」嘗遍百味後，他也只有選擇「返自然」。而梭羅生活的金錢時代，功利讓人們上癮迷失，梭羅為了內心本真的寧靜選擇了隱居於小木屋，與澄凈的瓦爾登湖為伴。對比之下梭羅的生活環境比陶淵明好得太多，也自由太多，陶淵明是被社會逼上了絕路，而梭羅是被理想所召喚。
雖然千年之後的中國與當初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歷史就是在不斷輪迴，我們只是將樊籠打造得更精緻了，共同的生存環境讓我們在陶淵明的嘆息中看見自己的悲喜，在他的詩句中找到自己的勇氣。梭羅能喚醒人們內心的虛空，但自由與社會體制的碰撞才是我們最易接受的聲音。陶淵明會終老田園，而梭羅的「隱」更多的是一種生活體驗，他不用強迫自己歸隱，心靈清明隨時也可回歸社會。
如此看來西方的修行者與中國古代的隱士著實不同。笛卡爾沉思，胡塞爾沉醉，薩特「自由先於存在」，柏格森應了那句「庄生曉夢迷蝴蝶」。西哲哪怕歸隱，也是隱於朝的「大隱」，但中國人心底還是最容易認同古代隱士的超然，因為那也是每個人心底的自己。
但其實隱者何來大小之分？托馬斯·莫頓說：「孤獨會讓人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它會逼一個人去面對自己的荒謬性。很多人都刻意逃避孤獨，他們通過各種社會所提供的可憐事物與娛樂，好讓自己一天24小時都不用跟自己相處。」人慾壑難填，當試圖擺脫慾望，就必然要面對孤獨。而隱士就是一種承受孤獨的方式，在尋找真我的途中，隱士們各自踏上了不同的朝聖之路。無論哪一種隱士，縱然生活經歷迥然不同，但他們留下的智慧的言辭，甚至無聲的沉默，在經過歲月錘鍊後終成為深夜裡的光。「如果一個人能夠獲得靈魂的平靜，那他就能夠拯救他四周數以千計的人。」
如果說隱居和出仕是硬幣的兩面，那麼那些立著的硬幣便是在大隱與小隱間找到了一條折衷之路。大和三年，白居易寫下《中隱》。「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囂。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白居易官場失意後，將自己比作了「中人」，在功名之實與清貧困窘的夾縫中韜光養晦，平衡著貴與賤，倒也多了些許愜意。
在這個日趨狹促的時代，隱士的精神似乎日漸模糊了，千年古剎難免淪為商業機器，沒有人願意相信那些落英繽紛、空山鳥語已消失殆盡。還好有一個比爾·波特，做了一件中國人都沒有做過的事情。比爾在當代尋訪到的基本上是道教和佛教隱士，他們都很清貧，但是他們的微笑使人覺得他們是中國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猶記得小時候背誦過的一首詩《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那時不懂什麼是隱者，只覺得定是世外高人。再長大一些，明白了世上再難尋「隱者」，難覓隱居之地，又何來隱者？現在卻又領悟了，隱者永遠都在，只是看你去哪裡發現。比爾在終南山遇見了很多道士和和尚，他們有的很老，有的還很年輕，有位道長說，修道就像胎兒，當我們在母親體內時，看不見也聽不到，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只是自己的感覺，等我們出生了，我們就能看能聽了。修道也是這樣，我們的真身在假身裡面，就像胎兒在母親體內，我們的母親就是我們的假身，除非我們把假身棄置一旁，否則真身不會出來。
雖有「終南捷徑」之譏，但終南山仍是隱士的天堂，它好像一個巨大的場吸引著隱士。為何那麼多人「心嚮往之」？《詩·終南》里或許有答案。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綉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於是到了今天，山裡還有許多修行的隱士。
不過比爾又認為他尋訪到的還不算真正的隱士，但依舊推崇。是不是「士」已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人能不能在深重的孤獨中堅持自己。形式也不那麼重要，「南山遙望未趨前，唯因深山在心間。」在不在山裡，也不那麼重要了。用積極的自己去面對生活，用隱士的思想來面對自己，若是如此，便是空谷不見人，也能聞到幽蘭香了。只要有一個足夠大的冰箱，我們完全能隱居在城市裡。若真決定做一個隱士，唯一打擾你的可能就是樓下跳廣場舞的大媽了。
比爾·波特的另一本書《禪的行囊》封底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每個人都從自己生命的起點一路跋涉而來，途中難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們無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這場漫長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間便可放下，有些則或許背負經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終其一生無法割捨。但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我們自己捏造出來的幻象罷了。」
放下，即是重生。
【作者簡介】朱晨笛，陝西安康漢濱高中學生，指導老師:王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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