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領域的公共悖論與學術期刊評價

認識和反思學術評價，離不開對知識領域的歷史趨勢和深層特點的把握。學術活動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只是社會總生產中的一個環節，是社會總分工、總運行體系中的一個領域。不存在和社會條件、社會環境相脫離的知識領域，也不存在和社會條件、社會關係相脫離的學術評價、學術期刊。把握知識生產的歷史走向和知識領域的公共屬性，對認識學術評價的可能問題，提升學術期刊的質量和建構學術評價的合理、倫理規範，具有重要意義。

知識生產的歷史趨勢

知識是對世界與對象規律的主體性把握、符號性確認。反思文明史我們可以發現，知識的增長與文明的進步相互促進，知識的不斷世俗化、日常化、去神聖化、去神秘化，是一個重要趨勢。在文明的早期，隨著剩餘產品的出現和社會分工的發展，逐漸產生了以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為職業的人員。在這個階段，人類在總體上只掌握了有限的知識，而這些有限的知識又為少數人擁有。知識的內容和知識傳播的手段，為少數人壟斷。這些掌握知識的人往往是氏族的首領或神職人員。也就是說，在文明的早期，知識壟斷與權力壟斷具有共生性、共謀性的特點。壟斷知識的人壟斷權力，壟斷權力的人也壟斷知識。在這種共謀中，知識與權力都表現出神秘性和神聖性。知識、權力、神聖三者的統一，表現為知識者、權力者和神聖者的統一。擁有知識和權力的人也就擁有神聖的地位，而具有神聖地位的人往往就是掌控在那些在總體上具有有限知識的人。文明早期是知識的壟斷、神秘和神聖化階段。

隨著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和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人們對世界與對象的認識不斷深入，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知識記載與傳播的手段日益進步。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傳播和改進，知識的記錄與傳播更為簡便，使普通人都有可能學習、掌握過去被少數人掌控、壟斷的知識。知識的世俗化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趨勢，知識掌握者的神聖性、神秘性和壟斷性開始降低，知識開始了其非神聖化、去神秘化的進程。

近代以來，隨著商業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展，知識的去壟斷、去神秘、去神聖趨勢進一步深化。一方面，知識的作用日益重要，知識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日益加強，社會生活與社會生產各領域的知識不斷擴展，知識的總量與深化都在不斷增加，知識增加與社會發展相互促進、相互推進。另一方面，知識的生產、傳播日益成為一種世俗性、日常性的工作，知識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日益密切，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成為掌握一定知識的人，甚至成為生產知識的人。

20世紀後半葉以來，人類文明進入新的階段。人們用全球化時代、後工業社會、城市社會、信息社會、後現代等概念來標識這個文明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隨著信息技術(計算機與互聯網)的發展與普及，人們生產和傳播知識的工具、形式與手段都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麥克高希將這個階段稱為「後文字時代」。20世紀，電子錄音和通信技術廣泛應用，後文字文化率先出現在富裕的西方社會，接著是其他的社會。20世紀末，計算機也得以普通使用，……由於計算機時代最近才開始，因此它的時代意義，要比歷史己揭示的更為深遠。」人們可以便捷地生產知識、獲取知識、傳播知識，使知識日益成了一種平常性、日常性的存在。例如，知識己經成為與人類的其他生產物幾乎沒有根本差異的平常物，也成為商品、交換、消費與交易的對象，甚至也是娛樂的對象和內容。知識世俗化、日常化、非神聖化、消費化、娛樂化，是「後文字時代」這個新的文明階段的重要特徵。因此，可以說『後文字時代」也是一個知識的去神聖性、去神秘性的時代。

知識與文明的變遷表明，知識的功能與作用不斷轉換，知識日益成為一種非壟斷性的存在。從壟斷的對象，到生產的對象，再到生活甚至娛樂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知識的地位、作用以及人和知識的關係都己經發生了重要的歷史轉換。與此相同步的是，知識生產者、知識傳播者的神秘性也日漸減少。在知識泛化的語境下，知識生產者、傳播者的日常化、平常化、非神聖化，是一個大的趨勢。一方面，由於知識的作用日益重要，知識作為一種觀念性、符合性的存在，作為人們把握世界、對象與自身規律的一種特定存在，愈發成為人們自覺掌握、運用的對象，也日漸成為社會運行、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知識應該獲得更為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當所有人的都可以通過互聯網、手機等工具方便快捷地獲取、複製、傳播知識時，知識的崇高性又在不斷地降低。

在知識的崇高性不斷降低的背後，其社會關係本質是傳統的知識掌握者、知識傳播者地位的變遷與下降，即所謂知識者的非神秘化、非神聖化、平常化。知識的普及與知識者地位的下降，是信息時代看似矛盾而實則統一的現象。對學術領域、學術評價、學術期刊等問題的認識離不開對這個總趨勢的把握。

學術領域的公共悖論

學術領域的專業化、專門化是一個近代現象。雖然，從文明早期的社會分工始，就己經存在以生產、傳承、傳播知識為對象的專門活動和專門人員，但將知識作為專業的研究對象的學術機構(如圖書館、大學、研究院所等)的普遍化，也只有到了近代才成為可能。與圖書館、大學、研究院所的普遍設立相同步，以知識的研究、傳承、傳播、創新等為對象的學術活動逐漸成為一個專門、專業的社會領域、分工領域。學術領域的專門化、專業化，對知識的增長與普及，對推動社會各領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現代性而言，知識意味著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學術領域的專業化，沒有專業的學術領域，也就沒有現代性和現代社會。怎樣強調學術領域的專業化對現代性、現代社會的推動，似乎都不為過。

和學術領域的專業化、專門化相伴隨的是，在一定的語境和條件下，產生了學術領域的價值獨立、自我神聖化傾向。為了擺脫某種具體的政治干涉，使學術領域遠離某種政治力量，追求學術研究的至上性、非政治性、純粹性因此成為一種觀念、趨勢甚至時尚。但正如亞里士多德所指出，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由人所從事的學術領域也概莫能外。學術有其獨立性，也有其非獨立性。即使是學術領域自身也會有其內部自身的政治、行政與管理問題，也有其內部的政治性。如果說，在現代社會中學術日益成為一種公共領域，那麼政治性、行政性恰恰是公共領域的一個必然屬性。如何認識和處理學術領域的公共屬性，正確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具體實現學術領域的公共性，己經成為現代知識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

學術領域是一種特殊的公共領域。同政治、管理、軍事、經濟等公共領域相比，學術的公共性更具虛擬性、隱匿性。公共政策、管理活動對社會的影響比較直接，較易產生社會效應，也容易引起社會關注。而知識與學術活動則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性、觀念性的活動，不易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不易引起普遍的社會關注。但這並不改變學術領域、學術活動的公共性。學術是一個涉及所有人利益的活動，也是一種在理論上所有人都可以進入並為所有人服務的非排它性的領域。公共性的增強同近代以來學術的發展是一種正相關的關係。正是公共性的不斷增強，使近代以來的知識領域、學術領域獲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說一部學術發展史，也就是一部學術的公共性不斷得到實現與增強的歷史。在公共性得到增強的時期，往往是學術獲得長足發展的時期;反之，公共性減弱的時期，往往也是學術發展乏力的時期。

學術領域具有公共性，但在現實中，具體的學術領域卻往往成為特定的准私人領域，表現出具體的私人性。公共權力、公共資源的私人化，是所有公共領域都會遭遇的問題。公共領域的公共職能都由具體的人或組織執行，如果沒有相應的完善制度、合理環境，具體部門或崗位的具體人員就可能形成對公共權力與資源的壟斷，規避監督、排斥競爭，甚至利用公共權力、公共資源為個人和小集團謀取私利。

學術領域的現實私人化同政治等公共領域相比，既具有共性，又有其個性。在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的同時，學術領域日益分化為具體而細微的研究領域、研究方向，並不斷產生新的領域和方向。不同的領域與方向需要專業化的訓練、專業化的技能、專業化的人員。圍繞不同領域的不同方向往往形成不同的學術共同體。不同的學術共同體之間既有合作的需要與傾向，也有競爭與相互排斥的趨向，這導致了諸多研究領域與研究方向被一些元老或精英所掌控，並形成諸多學術「山頭」和「圈子」。這些「山頭」和「圈子」在一定條件下也能夠促進學術的發展。但當「山買』圈子」走向固化和封閉時，就會阻礙新的學術領域與學術方向的形成，阻礙學術新人的進入與成長，阻礙學術的進步和發展。

學術領域並不是一個遊離於社會之外的聖地，而是社會領域的一個部分，也是社會領域、社會分工的一個鏡像。社會領域、社會分工中的成就與優點、問題與不足都會反映在學術領域中。學術領域是學術經濟、學術政治、學術社會、學術情感的整合。學術領域既有學術性，也有社會性、經濟性、政治性、情感性。學術領域由具體的社會人、經濟人、政治人、情感人所構成。並不存在所謂理想的、純粹的學術領域、學術活動。把握學術領域的這個特點，對更加冷靜地看待學術評價等活動中存在的問題並探索改進問題方向與方式，具有基礎性意義。

學術評價的倫理可能

學術評價是學術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對學術成果的優劣、學術人員素質與水平高低的綜合評定。學術評價對學術研究的發展方向與、發展方式，學術人員的努力方向以及學術生態的運行方式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一般而言，人們往往把科學、客觀、公正、公平等作為學術評價的理想原則，並把去行政化、擴大專家評價的比重作為保障學術評價客觀、公正的重要條件。但在實際運行中，學術評價的這種理想狀態從未有效實現，以致於人們對學術評價一直垢病諸多。追求學術活動的純粹性，追求學術評價的專業化，無可厚非。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存在脫離社會關係，脫離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情感等環境的學術活動與學術評價?如果學術活動本身就不具有純粹性，而是具有深層的政治社會情感等屬性，那麼，以純學術性作為學術評價的追求目標、最高標準，就只能是一種不可實現的學術烏托邦。學術活動需要回歸社會本質，從現實而不是從理想出發，重新認識和反思學術評價存在的問題、改進的方向等。

當前的學術評價存在的問題主要不是學術的純粹性沒有得到尊重，而是學術生態、學術活動、學術評價的複雜性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這種複雜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學術活動總是一種相關於甚至服務於一定社會政治文化目標的知識話動。當一種學術研究、學術成果能夠更好地提出、涉及、解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或一定組織所遭遇、關心的迫切問題時，這種研究和成果往往會獲得比較高的評價。這也是為什麼那些以重大現實問題、新興問題為對象的新學科、新領域、新方向容易獲得各類資助、獎勵、機會的重要原因。與此相對應，那些以傳承知識、培育素質為目標的基礎學科、傳統學科，在日益功利化的社會就不易獲得相關的支持、資源和機會。但對於社會與學術的發展而言，甚至對於新的學科和研究方向而言，傳統學科又是不可或缺的。如何處理生活、政治與學術，以及傳統學科、傳統方向與新興學科、新興方向的複雜關係，是學術評價中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第二，學術活動、學術評價總是在一定的政治、行政、管理體制下的知識活動。雖然我們可以把去行政化作為學術評價的一個烏托邦原則，但去行政化其實並不能保證學術評價的客觀與公正。現實中，一些倡導學術自由、學術獨立的所謂專家，往往是希望由自身掌握甚至壟斷學術資源。而其一旦將學術權力與學術資源集於一身，那他很可能會比其所批判的行政專家還要壟斷、專制。任何有人參與的活動、任何組織化的活動，必然具有深層的政

治性、行政性、利益性。學術評價作為一種組織化的學術活動，不可能沒有行政力量的參與。行政力量的合理參與不僅不會侵害學術自由，反而是保障學術公共性的重要條件。學術評價不是要不要和如何去行政化的問題，而是如何「優行政化」的問題，是如何優化學術評價、學術活動中的行政因素以及行政力量的問題。恰當地平衡學術與行政、學術與政治的複雜關係，是學術評價合理化的基礎。

第三，學術活動、學術評價總是由處於複雜社會關係、具有複雜情感的具體的人所從事的知識活動。學術評價中的情感因素、主觀因素不可能根本消除。作為對知識的探索、對知識成果的評價，學術評價當然有其客觀性、科學性;但作為具體的知識探索與知識評價活動，總會受到各種主體因素的影響。學術評價活動涉及的不僅是己有的研究成果，而且還有對未來學術資源、學術權力、學術利益等的分配等問題。人們對利益、資源的認識具有強烈的主體性、主觀性、情感性和非科學傾向，因此，情感是學術評價中必然因素。學術評價的合理化，不是如何去除情感、社會關係等因素的影響，而是如何優化、規範學術評價中的情感、社會等因素。能否理智地處理學術與情感的複雜關係，對學術評價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增加學術評價的公開度與流動性，對優化學術評價活動、實現學術評價公正和公平，以及推進學術評價的倫理化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的學術評價之所以問題諸多，其根本原因在於兩個方面:一是評價標準、評價人員、評價秩序、評價過程等不公開，把公共性的評價活動變化了一種私密性的活動;二是評價人員相對固化，評價委員會長期不換屆，評價委員長期固定化，把公共性的評價活動變成了由固定的少數人掌控和進行利益交換的行動。沒有公開也就沒有公正，沒有流動也就沒有公平。流動與公開是公正、公平的制度保障。公開學術評價的標準、評委、過程，定期公開更換評價委員會及其人員，保持評價委員的定期流動，是推進學術評價合理化的重要制度選擇。

學術評價的期刊責任

建構合理的、更具倫理底蘊的學術評價機制，是一個系統、複雜的工程，需要諸多領域與環節的努力和改變。建構一個更為合理的學術期刊運行生態、運行機制，對於學術評價的合理化、倫理化，以及完善學術評價機制和改善知識生態，具有重要的基礎與導向作用。學術評價與學術期刊是一種複雜的相互影響的關係。學術評價、知識生態的狀況與水準會影響學術期刊的發展，而學術期刊也反映並影響著學術評價、知識生態的狀態與運行。

學術期刊是我國知識生產中的一個特殊部門。它不僅是學者發表學術成果的重要載體，也日益承擔起學術評價的功能、作用與責任。越來越多的學術機構把在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作為評價學術成果的質量、水平的重要標準。在級別高、影響因子高的期刊發表的論文往往被自然認定具有較高的質量。因此，學術期刊在客觀上承擔著學術評價的職能。增加期刊人的學術責任感，維護、提高學術期刊的聲譽、質量，將成為推進我國學術評價倫理化、合理化的路徑之一。當前的問題在於，學術期刊作為知識生產的一個部門和領域，並不是一個天然純凈的領域，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行政性、社會性、情感性和經濟性。我國的學術期刊往往是科研部門、高校、出版社中一個下屬部門，並且經常是一個非中心甚至邊緣性的部門。在人員、經費、辦刊條件、辦刊方向等方面，並不具有獨立的權力。即使在審稿與用稿這一本應更具學術性的過程中，也經常受到行政力量的干涉與影響，受到人情與社會關係的影響。對一些刊物而言，能夠保證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用稿比例取決於稿件的學術質量，就己經非常難得了。

我國正處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的綜合轉型期，這必然對學術期刊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能否自覺地把握、適應這種轉型，能否在變革中處理好期刊與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轉型的關係，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期刊的特點與方向。一方面，任何知識生產、學術活動包括期刊建設，不可能脫離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並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擔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上的任務或使命;另一方面，如果簡單地把非學術性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導向作為期刊建設的核心職能，那麼一個學術期刊是否還是學術期刊，它是否還需要以學術期刊的身份存在，就值得反思了。只有在處理好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大環境的關係的同時，理性地堅守學術性、專業性，才可能把一個學術期刊辦成現實中的優質期刊，才能更好地承擔起社會所賦予學術評價的功能和責任。

目前，市場化對學術期刊的衝擊與影響日益嚴重。關於學術期刊的市場化，主要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主張學術期刊應該完全走向市場，以企業化的方向運行與發展，甚至出現過要求學術期刊企業化改制的行政要求;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學術期刊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不宜走向市場，傳統體制下的期刊人往往支持此觀點。其實，這兩種思路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其問題。第一種聲音的價值在於看到了現有期刊運行生態的惰性與創新不足，希望通過市場化、企業化改造激發期刊界的創新活力;但其問題在於過於簡單、理想地理解市場化的作用，沒有看到市場化不等於所有的領域都市場化，市場化並不是激發活力的唯一路徑。第二種聲音的價值在於確認了學術期刊與知識生產的公共性、公益性，看到了知識生產與學術活動的特殊性;但其問題在於混淆了公共性、公益性與傳統體制的關係，並希望躺在既有的體制上享有既得利益，而不願推進期刊的發展與創新。如何理性地處理市場化與期刊改革的關係，恰當地處理期刊與不斷變化的宏觀環境的關係，對於期刊的未來與發展而言尤為關鍵。

綜合環境複雜，發展語境多變，各種問題頻發，這是當代學術期刊面臨的客觀環境。面對這種複雜的環境，學術期刊實質上處於一個巨大的機遇期，因為這種複雜、廣泛而多變的發展問題為當代學術研究的推進提供了諸多問題域。有責任感、時代感、使命感的期刊人，不應僅僅被動地等待、選擇直面問題的創新性稿件，還更應該加自覺擔負起組織、引領相關問題研究的學術責任，努力使學術期刊成為其所在領域研究的領航員、引領者。

運行、管理好一個學術期刊需要政治與經濟、社會與文化、學識與情商等綜合能力。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情感等多因素交匯而形成的複雜辦刊環境，既是對期刊人的挑戰，也為期刊人的創新、創造提供了諸多的可能和機遇。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體制的不斷成熟，我國的學術期刊將進入新的規範期。這個過程將會淘汰一批守舊的期刊人，也會成就一批敢於創新、善於創新、智慧創新的期刊領導者、期刊領袖。

（原題為《知識領域的公共悖論與學術評價的倫理可能》，刊載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作者陳忠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轉載時有改動，在此向原作者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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