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清官海瑞的私生活

　　現實生活中，經常可以聽到低薪導致貪污、需要高薪養廉的議論。這種說法，並非現在才有，而是史已有之。低薪在古代叫「薄俸」。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曾經說「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並且在回顧了從西周到明代的俸祿制度後，感嘆道：「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錄》卷十二「俸祿」條）顧炎武的看法，不僅清代的學者如史學家趙翼等都表認同，當代的研究者也大多認可這一觀點，認為「薄俸」制度致使明清官吏不得不貪，難以保持廉潔。這種見解，其實似是而非，因為顧炎武議論中的一個關鍵點被忽略了。

　　中國古代的清官，按晚清學者薛福成的說法，以四個人最著名，他們是：漢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補編》卷一）。這四個人中，汲黯和宋璟的名字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比較陌生，所以如果評選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清官，相信大部分人會把選票投給包拯和海瑞。現在，我們就以海瑞為例子，看看官員能否清廉與工資制度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一)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清官，即清廉之官，但清廉比較抽象，就人們的感受來說，生活上的貧窮似乎更有說服力。海瑞死的時候，在都察院（相當於監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裡，翻箱倒櫃，僅找到十幾兩銀子， 《海瑞集》（中華書局1962年12月版）中說「僅存俸銀十餘兩」，另外還有「8兩」和「151兩」兩種說法，中華書局1982年初版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曾說是20兩，有誤，中華書局2006年版《萬曆十五年》已改正。辦喪事的費用都得朋友們湊份子，可見他的確是窮，窮得讓人肅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陳的御史（相當於紀委的處級幹部）。陳御史經常讓差役拿著「紅票」到市場上去買米，只付市場價的一半。這種做法當時很普遍，並不是陳御史一個人這樣干，老百姓對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去買米，剛好這個米店的經紀（經理）家裡有個見過點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認為這不合理，便拿了「紅票」到都察院擊鼓告狀。海瑞得到狀紙後勃然大怒，想加倍處罰陳御史，剎剎這種歪風。由於都察院的御史同事們懇切求情，陳御史終於免受處罰。但是海瑞卻採取了另一種懲罰方式：先是把拿「紅票」買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當差的資格，再把他枷號在陳御史辦公的衙門前，以羞辱陳御史。陳御史因此名聲不好，他對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時候，陳御史看到海瑞家如此清貧，實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見剛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於是說：「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

　　海瑞的「清苦」終於感動了原來對他恨之入骨的陳御史，可見就清官來說，沒有什麼比他自己過著清貧的生活更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了。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海瑞為什麼窮？按照吳思先生《潛規則》一書的解釋，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資制度惹的禍。清官不受外財，守著一份死工資過日子，而工資又低，那就只能窮了，這很好理解。進一步推論，因為窮，收入不夠用，只好去貪污受賄，因此低工資制度成了明代官員「當貪官的理由」，這也似乎符合邏輯。但是，這個觀點卻是不能輕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7）作為政治明星的高調出場，始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出任浙江淳安知縣一職，這時海瑞已經45歲。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買肉事件，研究者歷來將它作為海瑞貧窮的依據：「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捨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消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里。第二天，總督發布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二斤肉！』」（《潛規則·當貪官的理由》）此事見於《明史》記載，似乎沒有理由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問題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窮得買不起兩斤肉呢？

　　當時買兩斤肉需要多少錢？根據海瑞自己的說法，「豬肉二十五斤，價銀五錢四分。」也就是說買25斤豬肉需要0.54兩銀子，一斤為 0.0216 兩，換算成現在的人民幣大概就是14元，明嘉靖後期到萬曆前期的米價大致是1石米需銀7錢，1石約為155斤，這樣1兩銀子可買221.4斤大米。2013年夏秋北京超市粳米的零售價一般是每斤3元左右。這就是說，按購買力換算，當時的1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現在的664元。貨幣換算標準，詳見本書附錄。和現在的肉價差不多。由於海瑞可能是回民（因為有人認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兒可能是回民），我們假定他買的那兩斤肉是牛肉。當時牛肉的售價，「大羹牛肉二斤，價銀四分正」，每斤也就是13元。

　　海瑞會窮到付不起26元買2斤牛肉給母親過生日嗎？

　　明代官員的正式工資不高。按照朱元璋時代確定的工資標準，七品知縣的年薪是90石大米， 《明史·職官志》記此標準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定，《明太祖實錄》則記此標準為洪武二十年九月定。一般都認為洪武二十五年的標準成為以後有明一代的定例。相當於現在的4萬塊錢，月薪只有3 000多元。由於後來朝廷發給官員的俸祿並不是全額的大米，還有折色，實際領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銀子、360貫鈔。

　　萬曆《明會典》卷三十九記載地方正七品官員歲俸米為90石，其中54石為本色，36石為折色。本色中12石為月俸米，其餘折銀俸35石、折絹俸7石，共合銀26.95兩。折色中折布俸18石，合銀0.54兩；折鈔俸18石，合本色鈔360貫。萬曆十年（1582年）的《萬曆會計錄》卷三十四「文武官俸祿」記載與之相同。這360貫鈔，名義上頂了36石大米（10貫鈔折俸1石），但是較起真來，由於鈔法不行，貨幣嚴重貶值，這筆錢在市場上未必能買到兩石大米。這樣計算起來，實際工資只有53石大米（27.49兩銀子按萬曆前期的米價每石0.7兩來算，可購米39石），不到現在的2.5萬元，月薪只有2 000元。每個月2 000元的工資的確不高，但似乎不至於買不起二十幾塊錢的兩斤肉。

　　海瑞除了國家發放的工資之外，還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產，據黃仁宇先生估計，總共是40畝光景。40畝地租給別人耕種，地租一般是收穫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當時的廣東瓊州府）能夠種雙季稻（還有可能種三季稻），按道理一畝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總會有的，這意味著海瑞一家每年還有二三十兩銀子的收入。

　　海瑞在海南老家擁有零散土地93丘，全部稅額為1.28兩銀子，黃仁宇先生按照當時海南的一般稅率估計其土地數量大約為40畝（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40頁）土地租佃給別人耕作，田租一般是畝產的一半。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朱元璋曾賞賜沐英「蘇州府吳江縣田一十二頃八十畝，歲計租一千石」（《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七），洪武六年五月又賜「銅陵縣田十二頃四十畝，歲計租五百四十八石」（《明太祖實錄》卷八十二）。田租每畝前者約 0.78石，後者約0.44石。兩者相差較大，主要是由於兩地畝產量不一的緣故。蘇州的田地差不多是全國畝產量最高的，而銅陵田地則比較瘠薄。所以海瑞老家的40畝田地所得年租應該不會超過蘇州的標準，所得不會超過31.2石，但至少也不會少於17.6石，因此可以養5人至9人，差不多是一家人的口糧。

　　海瑞的家庭，我們假設情況和2006年年底播映的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所呈現的情況一樣，是海瑞夫妻兩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個女兒，一家四口，三個成人一個小孩。這樣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費呢？

　　家庭基本花費不外吃穿住行等項。先說吃。食物的消費量遵循生理規律。按照明清時人的說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6石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資里有實發的12石米，已經基本上滿足三個大人一個小孩的口糧需要了。海瑞的工資除米之外還有大約30兩銀子，如果海瑞的家庭情況真的像《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所呈現的那樣，海瑞是不可能買不起兩斤肉的。

　　當年海瑞一家就住在縣衙正堂後面的「知縣宅」里，官方提供的住宅是知縣法定工資之外的福利的一部分。

　　海瑞在淳安知縣任上還享有一項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這就是住宅。帝國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樣，在理論上各級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規模不同而已。淳安縣衙建築布局的圖樣還保存在著名藏書樓--寧波天一閣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年）版的《淳安縣誌》裡面。從圖中可以看到，中軸線的最北端的「知縣宅」便是縣令海瑞一家的住宅，這是一個獨立的院落，相當寬敞。院落與前面辦公事的大堂之間有一道門，人們所謂的「走後門」，就是指繞過正堂，通過這道門，進入知縣的私宅。知縣住宅的裝修和傢具，所有費用都由政府提供。在這樣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對欣賞花草沒有興趣，當然可以把花壇和空地整出來種菜種瓜。南方氣候溫暖，隨便扔一顆種子都能發芽，所以他不怎麼需要到菜市場上去買菜。事實上，許多與海瑞同時代的人都有過海瑞「種菜自給」的做法。有些材料甚至還說，海瑞不僅在衙門空地里種菜，還種稻種麥子，縣衙成了試驗田。

　　解決了吃和住的問題，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穿和行了。當了官之後出行有經費和驛站，不需要自己掏錢。關於穿，當時的絹一匹不過值0.7兩銀子，和一石米的價錢差不多，布一匹則只值一石米價的20％。（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第711～712頁。）在穿的問題上，海瑞的確是很馬虎。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天，海瑞到北京聽候吏部考核，去拜見原來的福建教育系統老領導（學政）、現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吏部侍郎）朱鎮山的時候，朱部長看他在寒冷的冬天裡還穿著一件絲質的破袍子，就說你即便是窮，也不至於窮得連一件官服也置辦不起吧！海瑞聽了，便去置辦了一件用黃石絹做的衣服。

　　無須再去仔細考證海瑞一家四口人一年需花多少銀子了。《紅樓夢》里的劉姥姥一家，有劉姥姥和她的女兒、女婿及兩個孫輩孩子，劉姥姥說賈府吃一頓螃蟹花了二十幾兩銀子，「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紅樓夢》第三十九回）。如果以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間作為劉姥姥生活的時代，那麼曹雪芹寫《紅樓夢》的乾隆時代銀子已經比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貶值得多了，兩相比較，海瑞一家的收入似乎比已經過上小康生活的劉姥姥一家還要多。

　　海瑞當年生活的淳安雖然比較偏僻，但屬於江浙一帶全國經濟比較發達、生活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這個地區的生活費用，有不少研究可以證明。有幾位學者曾推算過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費支出，大致是：1、每年每戶（以一家五口計）日常生活所需口糧為15石到18石（以常年米價1石值銀1兩為準，約需銀15兩到18兩）；2、副食（包括油鹽葷菜蔬之類），全年每戶支出約需銀7兩；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約需銀3兩；4、燃料每年支出約需銀3兩。這樣，全年生活費支出約為30兩銀子光景。（見馬學強：《清代江南物價與居民生活：對上海地區的考察》，《社會科學》2003年第11期；該文主要是參考了兩篇文章：王家范的《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一》和方行的《清代江南農民的消費》，分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從專業的研究結果看，《紅樓夢》里劉姥姥說的話大致是可信的。而海瑞任淳安知縣的時候米價又相對便宜（買一石米可能不到0.7兩銀子），銀子的購買力比較強，因此可以說海瑞一家的生活並不困難，甚至已超過小康水平，根本就不會買不起兩斤肉。那麼，海瑞的窮是不是真的？

　　(二)海瑞的私生活

　　海瑞的窮可能是真的，但原因不能簡單地說是工資低，而是另有原因。

　　海瑞4歲喪父，由母親一手帶大。海瑞家是三代單傳，所以家庭關係比較簡單。但是，海瑞的妻妾問題卻顯得迷霧重重，異常複雜。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說海瑞「曾經結過三次婚，又有兩個小妾」。這個說法為許多著作所繼承，比如易中天的《品人錄》。以黃仁宇先生歷史學家的素養，「三妻兩妾」之說自然是有根據的，依據是海瑞的同鄉、侄女婿梁雲龍所寫的《海忠介公行狀》。但是，同樣是這篇文章，也提到了有人說海瑞娶過六七次妻妾，甚至以此認為海瑞在這一點上「認真太過」——意思大概是有點花心了。另外，攻擊海瑞的人還有「九娶」的說法，並說海瑞自己年紀很大了（「瑞已耄」），還娶很年輕的女孩子（「妻方艾」）做小老婆。根據《萬曆十五年》的說法，我們不妨認為黃仁宇先生是相信「五娶說」的。而「六娶七娶說」和「九娶說」有沒有依據呢？從可靠的史料來看，海瑞先後有三位夫人，又至少納過三個小妾，因此至少「六娶說」是完全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