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漫話古籍的保護與研究|文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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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話古籍的保護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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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立足點

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如據浙江跨湖橋古獨木舟的發現當為八千年。隨著歷史車輪的滾動，中華文化日益豐富多彩，經過先民的口耳相傳，結繩契刻，到文字的產生。從周秦以來（一說從商，但尚無實物可證）中華傳統文化就有了以竹木為材料的特定載體。形成中國的最早圖書——簡書，為中華文化提供了根本立足點。以後又逐漸發展為帛書、紙書，而在裝訂形式上亦從捲軸、方冊、魚鱗、蝴蝶、包背到線裝，構成中國藏量極大的書群，這就是古籍。

中國古籍數量之多，已難確切估計，只能用汗牛充棟和浩如煙海等等詞語來形容。但珍惜古籍卻緣起甚早，公元前206年十月，劉邦入咸陽，首先命蕭何收集圖書。惠帝時，又「大收篇籍」，使散失的圖書適時地收集和典藏。直到武帝時，已是「書積如丘山」。成帝時為檢查圖書的存佚，就在劉向父子主持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編目，將國家藏書分為六類，編成《別錄》與《七略》。當時統計，國家藏書已有13219卷。歷代由於天災人禍，圖書有聚有散。東晉李充以西晉荀勖《中經新簿》校存書，不過3014卷。唐初撰《隋書·經籍志》，已著錄達89666卷。下垂清乾隆時，《四庫全書》著錄之書為3461種79309卷，存目收錄之書為6793種93551卷，兩共收書10254種172860卷，幾乎涵蓋了清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種主要著作，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古籍藏量。

這些古籍從《七略》六分以來，經過魏晉以甲乙丙丁為序的四分和南北朝的七分、五分，而《隋書·經籍志》則明標經史子集的四分。古籍分類，至此底定，而相沿至今未變。在經過不斷製作、搜求、典藏、整理的大量古籍中，包容著自然和人文兩大內容。古今中外，各門學術，無不納其中。是以中國古籍可稱中華傳統文化之總匯，也即時尚所謂國學之所在。質言之，今所謂國學，即經史子集之學而已。君若不信，試舉國學任何一種著述，能越經史子集之範圍者幾稀！

二保護古籍珍惜遺產

中國古籍如此浩繁，從竹木簡書到宋元善本，以至一般古籍，都是先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作為中華子孫應有繼承與保護的責任，而不能坐視其被損壞與棄置。但現實生活中由於缺乏保護理念與應有的修復措施，以致造成某些蠹食鼠嚙的慘狀，令人心痛。當前的重任就是保護好古籍。保護古籍主要有三條渠道。

其一是原生性保護。古籍隨著歲月的移動，或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損傷，或因人為的摧殘，以致造成殘缺破損。因此原有的古籍就需要加以保護，主要是改善庋藏條件和修補殘損。中國對藏書，歷來注重保護，特別是私人藏書，更為藏家所珍視。從漢代開始，就用竹製小箱子——篋，分類置放圖書。東漢以後，進入紙書時代，用黃檗染紙防蠹。魏晉時，曹曾築石窟藏書。隋煬帝雖多為後世訾議，但他分三類抄存副本，使得大量古籍得以完整保存。明人范欽築天一閣為藏書所，亦為人所熟知。他更制定了許多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保護措施。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發達，若干防護設備日臻完善。尤其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籍修復技術，代代相傳，技藝日精，許多殘破古籍經過修補、墊襯、描畫，妙手回春，恢復原貌，保存散失，這對古籍無異是進行生命的搶救。大部分讀書人對原生性保護尤為注意，北齊顏之推在《家訓》中曾說：「借人典籍，皆需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稚婢妾之所點污，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定期在各地舉辦全國範圍的修補培訓班，有意識地培養古籍修補專業人才，實為延續古籍生命的善舉。

其二是再生性保護。再生性保護的手段，歷史上是傳抄、刻印，而當代則是再造。在雕板印刷發明以前，主要靠書手受雇傳抄。雕板時代為閱讀方便，配補不足，或恢復散失，也有單冊抄寫的。如西晉文學家左思的《三都賦》成，「豪貴之家競相抄寫，洛陽為之紙貴」。1924年，在新疆鄯善出土晉人手抄的《三國志》殘卷，上有《虞翻傳》和《張溫傳》，共80行1090字，惜原卷已流入日本。正因抄書日漸普遍，社會上出現傭書的專門行業。有些藏書家在所藏毀損後，又大量抄存，形成大規模的再生行為。如元初王應麟家，藏書萬卷，毀於兵火，其子王世昌重加抄纂，終得恢復原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藏書家參與和推行刻書活動，不僅刻自己的著作，更多的是刻印重要古籍。有的藏書家更提出刻印珍本秘籍，明末清初的藏書家曹溶所撰《流通古書約》中就希望有財力的藏書家將未刊布的古人著作，「壽之棗梨，始小本，訖巨編，漸次恢廓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彰散佚為身任者」。晚清的張之洞在《書目答問》後專附《勸刻書說》一文云：「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清代學者的大量刻書為中國古籍的再造、增量起了重要作用。當前國家圖書館的古籍再造工程，則是在更精細完美的情況下，對古籍進行再生性擴量保護，對充實館藏，普及傳統文化，產生極大影響。

其三，加強流通，開拓流通。流通是書籍的重要功能之一，文字載體如無流通，則失去傳播和傳遞的歷史作用。古籍的流通，歷來靠兩種途徑，一是讀書人之間通過借抄交換，有無相通。明末藏書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的觀點，所以他「每得一秘書遺冊，必貽書相聞，有所求借，則朝發而夕至」。許多大藏書家都願接待學者進樓抄書，明末黃宗羲在天一閣大量抄書而自名其藏書樓為「抄書堂」。《流通古書約》中還提出了在流通中保存古書的主張，他主張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其所缺者」，「視其所屬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也可以將己有人無之書「精工善寫，校對無誤，一二月間，各齏所抄互換」。另一途徑是通過市場。古籍進入市場始於漢，著名哲學家王充家貧，就靠在書肆讀書而成大學者。圖書市場到明清時代已基本形成，如明代在北京、蘇州、杭州等地，都有專門的書市，有一定的行市及價格標準。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稱：「本視其抄刻，抄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書之直之等定矣。」清代的慈恩寺、琉璃廠都是北京的書市，許多學者為便於求書，多僦居附近。琉璃廠書市，至今不廢。這種流通使圖書得以流傳，廣泛應用，實質上等於為古籍擴量和保護。近年舊書業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讓古籍走上拍賣市場，使古籍成為商品，客觀上對古籍有保護作用。而我國若干大館，館藏古籍複本較多，如《史記》有一二十套，《四庫全書》有數套，若能通過市場調劑，則各缺藏館得以充實而知所珍惜，大館也可以調劑書款，增補所缺。兩贏之勢，何樂不為？

三了解和研究古籍是古籍發展的前景

無論是原生性，還是再生性的保護，都應屬維護行為而非創意行為。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保護古籍不受損傷的階段。我們應對古籍基本情況有所了解，進而全面研究，使古籍能更完美，更便於使用。歷來除官方的整理研究外，藏書家和學者都在妥善保護古籍的基礎上，對古籍的內涵和外延各方面均有所研究。如宋代的宋綬、宋敏求父子，對於搜求典藏的古籍，「日夕校勘」，以聚子孫讎對經籍為樂事，他們研究完善古籍的成就：一是著意校書，家多善本；二是收集散失，編選書籍；三是著書立說，再創新籍；四是總評得失，建言整理，對古籍的完善做了重要貢獻。清代學者對此有更顯著而巨大的貢獻，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清代學者都對古籍進行過豐富完美等創意性工程。他們在研究古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校勘、版本、目錄、考證等專學。這四學構成清學的四大支柱，為乾嘉樸學奠定堅實的基礎，提高了古籍的質與量，至今文史學者猶受其惠。在完善內涵之外，他們又做了大量的外延工作，對多種古籍撰寫了注、補、表、譜、考證等新著。如一些知名學者為二十四史增補了史志目錄，使中國自漢至明連綴成貫通的圖書目錄，這是圖書文化中罕見之舉。因此清人著作成為了解和研究古籍的門徑，清末張之洞與諸生討論讀書不必畏難之事說：

讀書一事，古難今易，無論何門學問，國朝先正皆有極精之書。前人是者，證明之；誤者，辨析之；難考者，考出之（參校、旁證）；不可見之書採集之。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諸公最好著為後人省精力之書：一搜補（或從群書中搜出，或補完，或綴緝），一校訂（訛脫同異），一考證（據本書、據注、據他書），一譜錄（提要及紀元、地理各種表譜）。此皆積畢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書而後成者。故同此一書，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鞧軒語·語學》）

這對我們準備進而了解、研究古籍是很好的啟發。當前，我們從事古籍工作的同行，有不少朋友已經登堂入室，結有豐碩成果。我曾讀過他們有關古籍的著作，不僅對古籍領域的研究做出貢獻，擴大了藏書量，也是對古籍行業從業人員的一種示範和激勵。因此，我提出兩點建議，與同行們商榷：

一是古籍從業人員不能停留在單純保護上，而應進一步了解古籍、研究古籍，不僅保護好古籍，而且發掘其蘊藏，為傳統文化提供研究依據和創造古籍新著，為古籍擴量儘力。

二是清人校讀整理古書和創作古籍新著，可以說是空前的，他們的成果為後人大大地減負。所以我認為，「讀古書當讀清人有關著作」，把清人的研究成果作為我們進修的階梯，是十分必要的。

一一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09年第3期 「專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