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 | 梁啟超《變法通議》進呈本閱讀報告（下）

作者為澳門大學特聘教授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注釋從略

·讀史札記·

梁啟超《變法通議》進呈本閱讀報告（下）

茅海建

三、 梁啟超的意圖

發表在《時務報》上的《變法通議》，是梁啟超未寫完的政論著述。他原本有一個很大的計劃，稱言「六十篇」「分類十二」，又稱「其總綱有三」「其分目十有八」；然而，由於多種原因，他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教育部分，也沒有準備結集。光緒帝命其進呈，由於時間相對緊急，梁只能臨時編輯，除了原來在《變法通議》名目下的內容外，又增加了11篇文章，調整了結構，變成了《變法通議》上篇（一卷）、下篇（一卷）、學校篇（四卷、另附一卷）。梁這麼做，當然是為了影響光緒帝的思想。從現存的檔案中，我還看不出梁進呈的方式與日期；但按照當時的習慣，梁啟超於五月十五日覲見，進呈《變法通議》的時間不會太晚，我推測似應在六月初一之前。留給梁的時間不會太多。

由此，我們可以看一下樑啟超在《變法通議》進呈本中增加了什麼內容。依照進呈本之排列前後順序，簡述於下：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第四》一文，稱古代官員權責明確，後為防範官員擅權，採用以官員限制官員的辦法，致使官員處於無能的狀態。該文對當時官制中的弊端批判甚多，主張「讓權」。除了復古制外，還提到了「通下情」的「議郎」之類的官職。（我在下文《古議院考》中還會再提到）

《論中國之將強第五》一文，稱西人慾滅他人國、滅他人種，必在其議會、報章稱該國之野蠻，其技先後施之於印度、土耳其，現已論及中國，已臨近於瓜分。中國須自強。而中國能將強的理由有三：其一在於人才，若中國有部分人才脫科舉而習新學，必有所成，黃種人的智力與白人相差不遠；其二在於人工，西方的人工會越來越貴，而華工勤儉，若效法日本，以製成品出售，由此可將強；其三為歐洲之強盛在於殖民，現殖民利益已盡，而黃種人未能絕，由此可得機會而再起。梁啟超還稱，康有為認為世界的「地運」起於崑崙，經印度到歐洲等地，歐、美、日本等國先得「運」先能強，十年之後，兩運並交，將達於中國。

《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一文，稱此期的變法與先前辦輪船、電線、船政、總理衙門等項不同，關鍵在於官吏的水準，目標是政治的革新。其對策為：汰冗員、官專任、官久任；然後允許官員自選屬吏，破格重用人才，實行高薪，並要求停捐納、嚴保舉。文章雖署名麥孟華，但基本政策可見於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二、三、四書，也有一些內容與梁啟超《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相同。

《古議院考》一文，說明中國古代雖無議院之名，然有其實，仍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文章引用中國傳統典籍中諸多記載，如「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詢謀僉同」；「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與國人交，止於信」；「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等等，說明「卿士」、「諸大夫」為上議院，「庶人」、「國人」為下議院。漢代的諫大夫、博士、議郎，即是議員。文章還指出：「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故強國以議院為本，議院以學校為本。」

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是他當時政治思想的標誌性闡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文中對此也有零散的敘述，但不如此文集中和明確。他的立論方式與論據，與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三書中所述是相同的，只是論證更為具體。該文說明了他們由學校→議院→強國的政治設計，也說明他們心中的議會只是君主與民眾聯繫的中介，與盧梭的「人民主權論」的議會思想是大不相同的。梁的這一思想曾受到了嚴復的批評，他給嚴復的信中進行了檢討。然於此時，梁將該文呈送光緒帝，說明他並沒有放棄這一思想，仍是作為其「大同三世說」未能大肆宣傳之前的墊步。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是梁啟超為《時務報》寫的發刊詞，刊於該報第1冊，謂「去塞求通」是報館的功能，中國古代有陳詩觀風之傳統，西國報館有通達政治、傳播學術的功效。《時務報》將「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載政治、學藝要書」。

《治始於道路說》一文，說明中國的城市，包括京城與省城，街道無不髒亂，糞便隨處皆是；而西國城市道路平整清潔，人車異道，以水清洗，有電燈，有巡捕。該文要求仿效西方，以修整道路來推動其他事業，「民生以利，國體以尊，政治以修，富強以基」。

《論加稅》一文，說明英國與俄國皆以本國利益來考慮對華關係，聯英、聯俄的主張皆有其片面之處。「有以聯俄拒英之說進者，吾請予之言波蘭；有以聯英拒俄之說進者，吾請予之言印度」。

《丁酉列國歲計政要序》一文，介紹梁啟超等人組織翻譯的新版《列國歲計政要》，《知新報》於第24冊（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發行）開始刊出。康有為亦將該書的13張表，題名為《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進呈光緒帝。

《戒纏足會序》一文，說明纏足之害，強調了幼學與女學的重要性。戒纏足會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上海等處發起的組織，並得到了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鹽法道黃遵憲等人的支持。康有為亦於此時上奏光緒帝，要求禁纏足，並將張之洞、黃遵憲主張禁纏足的兩文附呈。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一文，是梁啟超為該學堂制定的學規，共有10項：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其中關於傳教一項，梁稱言：「他日諸生學成，尚當共矢宏願，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

《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一文，是梁啟超為湖南時務學堂制定的教學計劃，學習內容為「溥通學」（普通學）與「專門學」。溥通學，人人皆習；專門學，人佔一門。課程分12個月，開列了每月所習的「專精之書」與「涉獵之書」。

從以上11篇文章的內容可見，梁啟超增加的部分與《變法通議》的主旨是相通相連的；如果再與梁啟超此期在報刊上發表的著述相比較，可以看出，《變法通議》進呈本已經包含了梁此期大多數的著述，尤其是那些膾炙人口、影響力甚大的篇章。

既然與梁啟超此期報刊上發表的著述相比較，那就產生一個新問題，即還有哪些著述梁未抄錄進呈？也就是說，梁有意隱瞞了什麼？

從《時務報》《知新報》《湘報》即當時梁啟超發表文章的報刊上細心查找對照，共有42篇文章，梁未抄錄進呈。在這些未進呈的文章中，20篇是各類「序」「後序」「敘例」「提要」之類的介紹性文字，剩下的文章可分為以下幾類：一、《記江西康女士》《記自強軍》《記尚賢堂》《記東俠》《三先生傳》，是梁啟超一組記人記事的文章，雖有倡導變法之意，但畢竟不是直接要求變法的政論。二、《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倡女學堂啟》《日本橫濱大同學校緣起》《萬木草堂小學學記》《萬木草堂書藏征捐圖書啟》，是康有為、梁啟超倡辦學校、社會團體及教書育人的若干規定與說明。三、《致伍星使書：論美國華工六事》《復劉古愚山長書》《復友人論保教書》《南皮先生賜壽記》，雖有政見之展示，然皆屬於私信，且最後一篇為祝壽之詞。四、《說橙》《〈史記·貨殖列傳〉今義》《說群》，是一組說理的文章，各有其因，不便進呈。

此外，還剩下6篇文章。

《波蘭滅亡記》一文，康有為此時已經進呈《波蘭分滅記》（7卷），該進呈本很有可能就是由梁啟超起草的。且《波蘭分滅記》進呈本比起《波蘭滅亡記》一文，增加了許多內容，更為豐富，梁再抄錄進呈，自是不妥。

《保國會演說》，是梁啟超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一（1898年5月1日）在保國會第二次集會時的演說詞，主旨是變法的重要性，沒有涉及具體的政策。且御史潘慶瀾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二日上奏彈劾保國會，光緒帝有意保全，對此未做任何處理。此事康有為、梁啟超已有所耳聞，梁再抄錄進呈，自是不妥。

《論湖南應辦之事》一文，是梁啟超到達湖南之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上呈湖南巡撫陳寶箴的條陳，提出欲伸民權，先開民智，即大變科舉、遍設學堂；欲興民權，先興紳權，即辦學會以教紳士，即開紳智；而開民智、開紳智的關鍵點，又是開官智，即設立課吏館。此外，梁還提議開設馬路，以作為全省的交通，開設勸工博覽場，以提升工藝而廣勵工商業。最後，梁還提議在全省設立新政局，「一切新政，皆總於其中」。此文說的是地方事務，且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又以「民權」作為最終的指歸，自當不宜抄錄進呈。

《說動》一文，梁啟超大談地球的引力與動能，以此與「柔靜」相對立，主張變動、變易。梁啟超根據康有為的學說，稱言：「吾又聞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動力大而速者，則賤種可進為良種；其動力小而遲而無者，則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絕。」由此，梁提出了「壓力」「動力」與「君權」「民權」之相應關係，「今夫壓力之重，必自專任君權始矣；動力之生，必自參用民權始矣」。在歐洲與日本，壓力生動力，相反而相因。梁又稱：「若夫中國則不然，壓力之重，既不如從前之歐美、日本，而柔靜無為之毒，已深中人心，於是壓力動力，浸淫至於兩無，以成今日不君權、不民權之天下。故欲收君權，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紆貴而後可；欲參民權，必如德、意、希臘之聯合民會而後可。」在這篇短文中，梁啟超立意太大，涉及君權與民權，是難以說透、說清楚的。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一文，梁啟超根據康有為「大同三世說」，稱孔子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有治據亂世之律法，有治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當變，變而日進也」。到了秦、漢時期，孔子這一學說中絕，法律日簡，且一成不易，「於是所謂條教部勒者蕩然矣」。而西方自希臘、羅馬時代之後，治法律學者一直未斷其傳統，「章程日講日密，使世界漸進大同世界」。兩者相較，西方人視中國為「三等野番之國」。由此，梁稱言：「吾願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又願發明吾聖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地球。」在康、梁的學說中，孔子的「三世說」（「聖人法律之學」）指明了世界「大同」的方向，然在此篇短文中，梁只是稍稍顯示，並未充分展開敘說。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是梁啟超的《古議院考》受到嚴復的批評後，以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進行辯護的政論文章：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

這是康有為「大同三世說」在報刊上第一次公開完整的表述。梁在該文中還正面敘述了他與嚴復對西方民主傳統觀念的差別，委婉地承認其在《古議院考》中的錯誤。梁進一步指出，「三世」是各國必經之路，中西並無區別：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於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一君之政」即為「小康」（梁在該文中多次提及），中國的前途與「西人」一樣，是「同歸民政」。根據這一學說，康、梁此時所進行的變法，仍是「一君之政」，是將來實行「民政」的過渡。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民政」，即「太平世之政」，而且將會從「有總統之世」而達到「無總統之世」（「大同」）。

由此可見，梁啟超所隱者，應是《說動》《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3篇文章。前兩篇之立論甚大，文章太短，不易說清楚，容易引出光緒帝的誤解；後一篇恰是康有為「大同三世說」的正面展示，當此光緒帝對康有為、梁啟超最為見重之時，梁啟超抄錄《古議院考》而不抄錄此文進呈，是害怕他們的「遠期」政治目標即「大同三世說」之展示，會引出對他們大為不利的政治後果。

在本文的最後，我還要說明，由於故宮博物院的相關規定，我們一行雖然已經相當儘力，但要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將一部10萬字左右的名著完整仔細地校訂完畢，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們已經進行的校對中，發現《變法通議》進呈本與其在《時務報》上最初發表時的文本，有一些文字的相異，並不影響其主旨。這可能是抄寫時各種具體因素造成的。梁啟超只是增加了內容，沒有改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