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研究中心

摘 要 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是一種必然的歷史發展趨勢。就我們民族的文化歷程而言，中國文化加入到全球化行列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但這並不等於要放棄自己民族特性，這正是儒學未來發展的契機。儒家傳統不但鑄造了中國文化的獨特品格，而且在整個東亞也具有深刻的影響，如何看待儒家文化與東亞文明的關係，如何看待儒學未來發展的前景？狄百瑞對儒學與東亞文明關係的剖析與預測，適可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層面啟迪我們的思考並給予我們的研究以有意義的借鑒。關鍵詞 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 狄百瑞 儒學與東亞文明作者：梁宗華，女，山東棗莊人，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巨大飛躍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全球化日漸成為我們當下這個時代也將是未來時代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無論處在什麼樣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之中，無論具備什麼樣的歷史文化傳統，也無論其是否願意參加到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中來，最終都不可能遊離其外，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人民改善生活的訴求、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全球化首要的推動力量，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則是一種必然的歷史發展趨勢；就我們民族的文化歷程而言，這正是儒學未來發展的契機。（一） 全球化是經濟發展不可抗拒的趨勢，但全球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概念。一個國家社會的整體面貌是由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文化狀況等諸多層面構成的，全球化既是物質層面的，也是精神層面的，表現在經濟、政治領域的同時也突出反映在文明、文化層面。從人類文明、文化的層面而言，全球化則應是多種文化、文明競爭、融通和共存的過程，文化、文明的各民族的特質任何時候都是不應也不能抹殺的，「在一個重要的方式上，全球化或全球現代化尚未造成世界文化上的同一，相反，它已創造出被命名為『後現代狀態』的形勢，認為全球化即是全球文化的『複雜性與多樣性』的另一種表述」（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現代性與中國對新文化秩序的追求》）。未來文明、文化的存在和發展方式在全球化背景下主要應表現為由異質構成的多樣統一體，而把全球化理解為東西方文化的趨同化和一體化完全是基於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因此，與經濟全球化同步的，是對文化多元化傾向的思考和肯認，西方中心主義理論模式受到質疑。日漸成為共識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不僅僅表現在文化起源的多元性方面，也表現在文化的現代化層面。在非西方國家、地區的現代化實踐過程中，西方的價值不再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人們不再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在努力現代化的同時也在努力承傳、創新著自己固有的民族文化傳統。金耀基在《全球化、多元現代性與中國對新文化秩序的追求》一文中指出，「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現代化的語境下，非西方社會對西方的態度已經歷了一個轉變，就像一位權威政治學家所分析的那樣：最初西方化和現代化是緊密相聯的，伴隨著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文化的物質因素的吸收和向著現代化的緩步前進。然而，當現代化步伐加快時，西方化的速度卻慢了下來，而本土的文化卻復興了」，現代化強化了那些固有的文化而減低了西方在基本方式上的相關影響。世界更加現代化而更少西方化。他還引述了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權威學者史姆爾·愛因斯塔德的觀點，「一方面，不同特徵的西方現代性已傳往各非西方世界，因此，看似同一的現代化正在進行；另一方面，與此同時，非西方民族國家或社會找尋自己固有的文化特性和自己的現代化之路的意識卻在不斷增長」^[1]如是，社會的現代化決不會僅僅是某些個方面的現代化，文化的現代化是一個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題中固有之義。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局面的形成和擴展，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向縱深的推進，包括理論、觀念以及思維方式等等在內的整個文化背景在社會變革進程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已經日漸凸顯出來並為人們所認識，中國文化加入到全球化行列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但這並不等於要放棄自己民族特性，普世化與地域性並不是對立矛盾的，「不應該把現代性與中國性對立起來，這在目前是一個習以為常的看法，認為中國性、東亞特點是包袱，不放棄區域性就不可能普世化，這是很成問題的。任何抽象、普遍化的價值本身都是內容非常豐富、地域色彩非常濃厚的文化產物，所以才有不同的啟蒙、不同的理性、不同的價值爭端」（《漢學、中國學與儒學》）^[2] 世界任何一種文化首先是以其民族性特徵而彰顯的，凡是世界的必定是民族的，文化的民族性是一個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石，不存在絕對的普世化的文化形態，也不存在絕對抽象的超越民族特徵的價值觀念。西方現代性價值取向中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等主要的現代價值觀念，正是其文明發展長期演進的產物。人類共存的基本原則及普世倫理只有在整合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全球化實際上給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提供了一個自我轉化的獨特機遇。作為人類進化活動的文化隨著時代的年輪在日新月異地發展著的，同時它又具有巨大的穩定性，形成一個民族、國家的傳統力量和民族特色。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都是在前代的基礎上改造、建設、承傳的，任何文化傳統都在社會實踐的發展進程中不斷地實現著自身的時代轉換，現代與傳統是不可分割的互動的連續體。正如杜維明先生所論及的，「我們必須打破傳統和現代的絕然二分，不能把傳統和現代看作是互相衝突甚至互相矛盾的東西」，他以具體例證詮釋之，「沒有任何一個現代性，美國的現代性，英國的現代性，法國的現代性，新加坡的現代性，東亞社會的現代性，和這些地區的傳統能夠絕然分開來觀察的，因為它們之間有難分難解的糾葛」（《全球化與本土化衝擊下的儒家人文精神》）^[3]。我們現在同樣面對著這種「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古老的中華文明，內涵著豐富深邃的文明整合的資源，而在歷經了近代以來風雨百年的痛苦蛻變以後我們已經做好了這種準備，「中國『現代轉向』的『長期革命』只表明她已準備好有選擇的採納別人的思想、價值與制度，不管它來自西方抑或不是。在這同時，有選擇地保持和重建她固有的文化傳統。明白地說，中國一個世紀的現代化運動是她『文明間碰撞』的悠久歷史中的另一章。產生這一『文明間碰撞』的將是中國的改變與重建。事實上，中國的現代性已出現在地平線上，對現代性的中國文化形式的探索是中國對新文明秩序的追求」（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現代性與中國對新文化秩序的追求》）^[4]。應該堅持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文化本位，而不是引進某種西方思想為指導，在今天已經成為我們文化建設的精神方向。適應中國現代化實踐的需要，應該在積極提倡發揚我們民族文明傳統的基礎上，加強與其他世界文化、文明的交流和對話，對現代西方那些有價值的思想學說進行分析、選擇，汲取外來文化的先進成果，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當代中國文化，如此方能為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為人類文明的融通整合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中華民族的再生，不僅是經濟現象、政治現象，可能其背後還有深刻的文化信息。但是目前有普世意義的文化信息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這是一個困境」，杜維明先生認為 「這個困境的本身卻給我們創造了很多新的機緣」，他指出「向西方取經並不表示東亞社群裡面的那些價值已完全蕩然無存」，並特別提出了儒家傳統價值轉化的可能與可行性，「五四以來最好的知識精英，對傳統文化進行猛烈的批判，但是那些猛烈的批判事實上是為儒學創造了很好的生機，就是儒家傳統裡面的消極因素和陰暗面，已用放大鏡都展示出來了，大家都能清楚地照察」，「儒家傳統在最近幾十年或近百年來的自我轉化，在人類文明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它這種轉化的基礎即建立在以充分的、坦誠的，而且開放的心靈來吸收西方的價值。譬如說，儒家文化中如果跟自由、平等、人權有衝突的價值，那自然要把它們洗刷掉，盡量發揚和這些價值可以配合的因素」^[5]文化的現代化成為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構成，成為社會深化變革不可或缺的條件和背景。目前在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中，先進文化的建設已經被提到了極為重要的位置，「只有不斷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才能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才能為發展生產力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是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和前提」^[6]。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包括了文化創新體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7]，這種文化創新體系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是深深紮根於傳統文化的沃土，必須立足中國現實，繼承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繼承和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必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和創造精神，必須具有世界眼光，增強感召力。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黨和人民從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們都要積極繼承和發揚」。^[8] 傳統文化是我們構建民族文化的豐沃土壤和深邃背景，而儒學一直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中國現代精神文明的民族特色主要應由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傳統而來，「從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來看，儒家的傳統思想一定要經過解構，並且還要進行重構，把其思想精華納入到現代精神文明的價值體系中來，作為其有機的組成部分。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中國現代精神文明的民族特色將主要由此而來，並作為它的重要標誌」（《儒家文明的特徵與現代中華文明的構建》）^[9]。儒家傳統不但鑄造了中國文化的獨特品格，而且在整個東亞也具有深刻的影響，雖然「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和作為東亞文明的體現有相當大的不同」，但是這並不影響它「作為全球倫理的一個重要資源和作為東亞文明的體現」（《漢學、中國學與儒學》）^[10]。（二） 如何看待儒家文化與東亞文明的關係，如何看待儒學未來發展的前景？狄百瑞對儒學與東亞文明關係的剖析與預測，或可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層面啟迪我們的思考並給予我們的研究以有意義的借鑒。美國學者狄百瑞對於東亞儒家思想的研究造詣頗深，是當代最具權威性的東亞思想史專家之一。面對東亞經濟的迅速崛起，他積極探尋儒學中具有現代價值的因素，肯定儒家思想的自由主義傳統，在對東亞地區精神文化遺產的重新評價方面，卓有建樹，在學界獲得很高的評價，金耀基先生稱之，「在縱的方面說，他由明而上溯元宋，相信明代儒學之精神內涵實上承宋元之餘緒而來，而欲展現其歷史底發展面貌與底蘊；從橫的方面說，他由中國而旁及日本、韓國，認為新儒學絕不止是中國之文化現象，亦是東亞的文化現象，而欲探討其普遍性與特殊性」^[11]。狄百瑞突破了長期以來西方學界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文化中心主義觀念，立足於儒學自身固有的傳統，努力從儒學發展過程的內部發掘儒學傳統價值的本質。同許多西方學者不同，狄百瑞認為儒學傳統並不是一個靜態的體系和過程，他始終把儒家思想視作具有可析性及動態性的連續一貫的統一體，特別是宋明以來的新儒家學說具有強烈的主體創造精神及活力。他致力於從整體性、歷史性角度，剖析儒學自身傳統，進而探及儒學的本質。狄百瑞儒學研究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對儒家思想自由傳統的肯定，他認為儒學尤其是宋明新儒學中包含著可與西方自由主義概念相比較的等值因素。狄百瑞明確肯定儒學是東亞和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指出，所謂「東亞」，就是「那些除了地理上相鄰而外還有著某些共同的儒家文化和使用中國書寫體系的民族」^[12]。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經過長期、廣泛的文化交流，已經超出了它們原發生地的意義，宋明理學作為儒、釋、道三家文化相互融合的成果，在整個東亞地區影響深遠，已成為東亞地區共同文化的一個主要支點。他把東亞文明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劃分為形成階段、佛教時期、新儒學、近代等四個階段。他認為，「這四個階段合起來，就代表著東亞所共享的文明，而同時又容許通過這種共享傳統的重疊而堅持其本土的文化」。在他看來，東亞的統一性和分歧性成為多文化的世界文明的一個典型，而未來多文化的世界文明的必然趨勢就是，「在各種基本上由人類所共享的價值基礎之上來肯定文化分歧性的價值」^[13]。他強調的「不僅是處於其全部的變異性之中的文化，而且尤其是在各種複雜的社會之中維繫著文明生活的那些價值」，他指出，儒學就是東亞文明所共享的價值，「傾向於把焦點更集中在儒教上而不是其他的思想體系上，這恰好是因為儒教在其全部的文明功能中特別關係到『文』：公民生活、公民討論、人道、文學，等等」^[14]。與佛教、道教等其他思想體系相比，儒學的作用主要在於，「規定涉及東亞公民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及其向近代轉化的那些制度和思想方面」^[15]。狄百瑞對東亞文明的四個階段是這樣劃分的，「（一）形成階段（約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2世紀），這時古典的中國發展了她的基本觀念和體制，它們後來成為其他東亞民族古典遺產的一部分；（二）佛教時期（公元3世紀至10世紀），其間在東亞占統治地位併到處瀰漫著文化力量時大乘佛教，而各種本土的傳統則存活在基層之中；（三）新儒學時期（公元11世紀至19世紀），其中新儒學在新的社會與文化活動中佔有領導地位，而佛教則在當時的群體基層中奮力以求生存；（四）近代，——這一時期，擴張中的西方文明衝擊著東亞的沿岸，沖刷著這些古老的岩石」^[16]。他指出，每個階段對話的對象和內涵各不相同，其中每個階段在歷史發展的局勢中都在呼喚著某種新的反應」^[17]，而所謂「對話」，則是用以「表達最廣義的思想分享或思想交流，甚至包括各種思想和制度的相互作用」^[18]。首先，就第一階段言，對話主要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間進行。狄百瑞認為中國傳統的基本特徵由儒學而決定，主要表現在思想、制度、文獻等層面上。他把此期中國傳統的特點規定為，「它從它的形成階段，大體上就是作為深深植根於學校和家庭之中的古典儒學與漢代的國家體制這兩者的綜合而出現的」，「這一文明對後世的共同文化遺惠是一套豐富的文獻，包括儒家的教義及其倫理教誡、政治知識、歷史、詩歌和禮儀條文」。此期文明的核心價值則顯然是儒家的倫理觀及禮儀秩序，即「儒家對個人或人的典範，以及家庭中和親族制中的禮儀秩序，它最好地體現了儒家信用社會的理想的結構和進程」^[19]。其次，就第二階段言，對話則是在佛家、儒家和其他東亞國家的本土傳統之間進行。狄百瑞強調正是佛教這一外來宗教將第一階段中國古典文明帶到東亞各國，佛教思想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成為傳播第一階段東亞文明的載體。這時由佛教所固有的冥想與說教的特點所決定的，「作為一種冥想的宗教，它可以被稱作是內觀的，但是它並不內觀任何中心，並不內觀任何實質上的自我或可以界定的自然，而且，作為一種說教或者傳教的宗教，它所外觀的世界也沒有任何固定的權威中心」^[20]。正因為佛教的這種宗教動力，它在家庭生活或國家的組織行為等方面，「總是兩手空空，它始終可以自由地適應於當地的口味」^[21]，佛教與儒家、與其他東亞國家固有傳統的對話才成為可能，「佛教在到達東亞時就可以自由地脫下它曾經披過的印度外衣，而它的雙手就可以自由地拾起新的文化包袱而背負著它前進。在這一過程中，佛教還幫助帶給朝鮮和日本大量中國古典的遺惠，——一以哲學、文學和藝術的形式，也以漢民族的各種思想和制度的形式」^[22]。所以，一方面「佛教能夠促進7——8世紀朝鮮和日本進行國家建設的新過程」，同時，「這又是其精神動力以及它對新形勢的適應性的一種功能」^[23]。在第三階段，則主要是在新儒家與佛家之間的對話。狄百瑞指出，在佛教時代中國傳統與佛教的對話中，一種「必須發現新的答案，必須設計新的機制和運載工具」的迫切需要，催生了東亞文明的新階段——新儒家階段。他強調新儒學是「近代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之間「最富有生命力的聯繫」，「從東亞作為一個整體的觀點來看，新儒家乃是塑造一種新的共同文化的首要力量」。他指出，與佛教宗教動力的佈道式傳播不同，「這並不是一種擴張主義的階段，而毋寧說是一種以其強烈的內部發展的程度——經濟上的、社會上的和文化上的——而聞名的階段」，「它對念念不忘其自身內部發展的各個東亞文明提供了最可稱道的基本理論，——即在成為內心導向的積極意義上，它是自我中心的、保存自己精力的和專心致志於自己的努力的」^[24]，由此可以解釋近代以來東亞各內向的文明應對西方擴張主義的種種反應，狄百瑞以新儒家為尋求答案的鑰匙。在狄百瑞看來，新儒學主要通過教育途徑影響到東亞各文明，朱熹的著作成為基本教材，「在前近代的東亞，它們是用來作為教育的公分母的，東亞的各個部分都共享著一種類似的思想和道德形態的過程」，他強調這種形態更多的是一種生活取向而不是世界取向，「它以自我為中心，並以那種以中庸為中心的自我為中心」，「由於被《四書》所灌輸的這種人生取向，也由於《四書》被確定為整個東亞的基本教材，於是大家便有一種對以人為中心的共同展望（outlook）——或者更好是說共同內省（inlook）——而非一種對整個世界的展望」^[25]。在經歷了前三個階段的文明發展之後，狄百瑞認為近代的第四階段主要就是新儒家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對話。在以四個廣泛階段探討東亞文明歷史及特徵的基礎上，狄百瑞進一步闡述了儒學的發展趨勢，剖析了儒學在當今東亞的作用和可能的前途，以及東亞與西方在當今的作用。他特別看重儒家的家庭倫理觀，「歷史上，儒家的偉大力量在於家庭、學校和國家」^[26]，「在傳統的時代，儒教有三大制度上的據點，即家庭、學校和國家」^[27]。這其中，儒教對國家的關係、儒家的教育都各有自身的局限，在東亞文明的各個階段有著這樣那樣的局限，只有家庭成為儒教最終的據點，「這就不足為奇地把家庭留給了我們作為或許是儒教最為持久的根據地，從而形成一種家庭倫理並刺激了家庭在強烈地要求與推動教育。更有甚者，這一點看來對整個東亞地帶的『家庭』或『家族』都是真確的，不管政治和社會組織有什麼不同」^[28]。狄百瑞指出，正是通過歷史上不同階段尤其是第三階段的發展，「家庭倫理已經被充分強化得成為了新儒家的教導與實踐的核心」，因此，「長期以這種方式設防的儒教，到了近代就能夠通過它在家庭中的據點，在整個東亞傳統統治政權已經退位而儒家學校已全盤被西式學問所取代的情況下而生存下去」^[29]。據此，狄百瑞認為，現代東亞最為人們所強調的價值——「工作倫理的各種價值和被認為是與權威主義政治結構共生的那些價值」，諸如自我約束、團體忠誠、節儉、自我否定與服從權威等，都可以理解為一種儒家家庭倫理的基本價值，因為，「它在某種意義上是跨階級的，不只是在一個經濟領域裡面運作著」，而且「它已經被證明是適應於各種十分不同的社會與政治體系的」^[30]。× × × ×齊魯文化是孕育了儒家文化的母體，就是這樣的一種文化傳統，在當代社會的文化建構中應該發揮她獨有的魅力，杜維明先生認為，「目前人類在全球化同時又地域化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衝突可以從儒家智慧中得到很大的啟發」（《漢學、中國學與儒學》）^[31]。對儒學現代價值的反思和再探討是奠基於東亞經濟騰飛基礎之上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東亞經濟的騰飛，日本、亞洲四小龍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進程所呈現出的那種有別於西方模式的「集團主義人文類型」，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及其他亞洲國家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種發展所顯示的新模式新經驗，促動人們去重新認識審視東亞諸國和地區革命性變革背後乘傳數千年的歷史文化背景。東亞各國意識到對自身傳統再認識的必要，更加重視文化傳統的研究和評價；而東方傳統哲學獨特的思維方式及價值觀念再度引起西方學界的思考與重視，尤其是儒家學說的理論價值及實踐意義得到了重新評價和定位。國內學術界近年來立足於中國社會現實問題，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更多從儒學自身理論體系及其所發揮的社會功能方面分析其正負面效應，注重從儒學的元價值去發掘儒學遺產的現代意義，以更加開放的氣度和胸襟去發掘儒學普世性、永恆性價值，尋求儒家傳統與現代精神的價值聯繫，從而使儒家基本理論的研究更上層樓。我們今天深入探討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齊魯思想及歷史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目的就是為當代世界民族文化多元發展提供思想和智慧資源。注釋：[1]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2頁[2] [3][5][10] [31]杜維明《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第94頁，第109頁，第27頁，第23頁[4]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第45頁[6]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7]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8]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9]《光明日報》1999年8月6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成果選介」[11]金耀基《迎狄百瑞先生來新亞書院講學》，《中國的自由傳統》，狄百瑞著，李弘祺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版。「附錄」，第139頁。[12]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美]狄百瑞《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何兆武、何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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