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凳類明代傢具的形制與符號（三）

分類： 關鍵詞：書、小說、科幻、電影等等 2008-01-17 20:24一、明式椅凳的符號

梁啟超是這樣論述專家和史家的區別的：「惟史學家所以與古董家異者，古董家之研究，貴分析的而深入乎該物之中；史學家之研究，貴概括的而橫通乎該物之外。」古董家的方法是把事物抽離出它所處的環境，從而可以對它進行對象化的分析研究，史家的方法是把事物還原到本來所處的宏觀環境中去，從而可以對它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整體的理解和認識。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媒介發展史中明式傢具的符號與意義呢？是從人文生活的角度，世俗生活的角度，封建禮制的角度還是三者皆有呢。上至君主帝王下至平民布衣的日常生活都與家具有著最長最親密的聯繫。拋開正史框架的宏大敘事，跳出以物論物的分類研究，明式傢具研究的最佳切入點和最有意義的研究角度又是什麼呢？

馬未都在《百家講壇》傢具篇中說:「今天的人們摒棄了許多我們自己的文化，包括傢具文化，現在絕大多數國人甚至整個民族都在用西方的傢具，這其實是本土傳統文明的一種失落，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很多本民族傳統傢具的精神內涵我們沒有享受到，更無從知道。幾千年文明流轉所形成的傢具文化能帶給我們的尊嚴、愉悅、舒適，我們都不知曉，更無法體會其中的奧妙。因此，今天對於已經逝去的文化、遠離的文化，我們首先應該自責，愧疚，為什麼把曾經那麼美好的文化給丟棄了呢？同時，我們還應該感恩，現在全國各地的中式傢具市場佔有很大的份額。而在未來的中國傢具市場，傢具中的文化符號會越來越多，這些對普通百姓生活會有很大影響，這種影響未必體現在實際性的變化中，而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累積。」

雖然本文作者的知識積累和思維能力非常有限，並不能全面專業的提煉出明式傢具的所有文化符號，擺放規則等知識，只能通過歷時性、同時性兩種角度，對椅凳類明式傢具映射出的明式生活習俗和禮制特點做出自己的推斷和分析，為明式傢具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加之現存於世的關於明式傢具與明代生活習俗、禮制文化關係的資料非常有限，下文的很多觀點更多的是一種基於已有研究成果的融會貫通和交叉推測，尚待更多實證與更多學者的研究。而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先生在《百家講壇》中對古代傢具深入淺出的講解則成為這部分創新研究的靈感源泉。

1.明式傢具的用材

中國傳統傢具是木頭構建的絢麗篇章，明式傢具則是其中最華美的驚嘆句。由於明代早期和中期實行的「海禁」政策，使得民間傢具的用材局限於國內木材，比如松木、杉木、楠木、樟木等。由於明朝中期海運進一步解禁，海外硬木的大量進口為明式傢具的發展提供了材質保證。不同的材質標誌了不同地域的傢具特色，也是階級和財富的象徵。清以前，紫檀傢具幾乎為宮廷所壟斷，這種生長速度極慢的名貴木材代表了皇權的傢具禮制。

明代的傢具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已經開始逐漸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傢具風格，到清代這些傢具風格已完全確立，稱為：京作傢具（北京）；蘇作傢具（蘇州）；晉作傢具（山西）；廣作傢具（廣州）。因為地域和交通的原因，這些不同風格的傢具在用材上也各有特點。首先，京作傢具主要是皇宮、貴族、京官使用的傢具，皇宮內廷的傢具用材是最為考究的，包括大量的來自東南亞和南亞的高級硬木，包括黃花梨、紫檀、雞翅木、烏木、紅木等。同時北京地處的華北一帶出產榆木最多，榆木是一般民間傢具使用最多的木材。其次，蘇作傢具使用最多的是江南大量出產的櫸木（也稱椐木），是製作民間傢具的優良木材，尤其是「血櫸」，不僅材性優良，同時色彩絢爛，木紋美觀，成為江南一帶高級傢具的主要用材。榛木色彩光亮，類似紅木，也成為當地民間傢具的主要用材。山西生長著大量的核桃樹，風格高古的晉作傢具用材最具特色的便是大量使用核桃木這種木材。核桃木色澤紅棕至栗色，木質細膩，材性穩定，易於雕刻，所以晉作傢具多精雕細刻，很富有地方特色。廣州歷史上一直是中國南海的門戶，市場上流通著大量內地城市所沒有的海外木材，廣作傢具中硬木傢具占很大比例，且用材碩大，並且多用整材。浙江、江西大量出產的竹材為當地竹傢具提供了豐富的原料；福建、兩廣、雲南、安徽出產的杉木也是民間建築和傢具的主要用材；四川出產的柏木為上等的柏木，價值與楠木相當，是當地高級傢具的首選用材。另外，北方尚有柏木、槐木、楷木、樺木等都是民間傢具的主要用材[1]。

傢具符號是一個內容和形式的高度統一體，即對傢具符號的形態、色彩、材質等外在形式的組合變化，能夠賦予傢具一定的使用價值和象徵價值，從而完成對傢具符號的賦義、賦值。傢具使用價值和象徵價值是構成傢具符號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以下通過對幾種明式椅凳的分析找出其形制符號背後的象徵意味。

中國傢具設計的原則在明代寶座上就可以充分的體現：尊嚴第一，舒適第二。兩者發生碰撞的時候，舒適一定要讓位於尊嚴，這跟西方的很多設計理念是不一樣的，中國過去的設計原則不是以人為本，是以人文精神為本，這一點大大的高於西方的設計原則。中國明式傢具強調的是精神，不是純物質的東西。

自古以來，封建社會的「居室制度」體現了官民社會中嚴格的等級區分。這種僵硬的規定在明代的中晚期就失去了控制力，大興土木，收藏傢具古玩成為明代的世俗風尚。文人，特別是士紳的正房大院，一般是縱向院落的格局，有三進、五進、七進，多的達到九進。北方主要是四合院，分正房、廂房、耳房、倒座、罩房，還有穿堂等建築單體。南方的院落大多沒有東西廂房，而以圍牆或游廊隔開，按照縱向的格局，有門廳、轎廳、正廳、花廳和卧房等建築單體。人們對這些建築的使用過程中，也體現著身份帶來的區別，比如正房的地位要高於廂房，東廂房的地位又要高於西廂房。總的來說，這樣層層遞進、秩序井然的建築格局，正是一種講究秩序和禮儀的內在心理的外化結果。住宅的正廳或正房是主人會見賓客的地方，正廳的傢具和陳設布置均是主人人格和教養的對外展現，所以這個空間的傢具和陳設也格外受到重視。與以中軸線為基準，左右對稱、層層遞進的建築一樣，正廳或正房的傢具布置也遵循中軸線原則。一般以主牆面為基礎，正中放置大條案，案前放置八仙桌，左右各放置椅子，供主人或重要賓客落座，或是放置羅漢床一張，供主人或重要賓客落座；以廳堂中線為基準，左右再放置數對椅子、茶几，供賓客落座；較大的廳堂，在左右靠牆處再放置數對椅子和茶几，供較次要的賓客落座。禮儀還體現在人們對傢具的使用上。

明式椅子里，還有一種非常簡單的椅子，其實我們今天特別常用的椅子，是不帶有扶手的，也有兩種形制，一種靠背椅，沒有扶手。另外一種是四齣頭的一個簡化，兩個出頭椅子，南方叫燈掛椅。這兩種椅子是作為補充的椅子，不是特別正式的椅具。在明代椅子種，一般兩頭的椅子，都是帶有扶手的，表明了主人和重要客人的身份。兩側的椅子一般就不再設有扶手，除非是特別重要的場合。它就顯示了一個等級差，這個等級差在中國的傢具中是細微的體現。明代的那些版畫，可以看出來，主人坐的椅子，往往是帶扶手的，客人或者一般下人坐的椅子，是不帶扶手的，表示了一個等級差[2]。

交椅是最能代表封建禮制的一種椅子了，從傢具演變過程來看，交椅也是歷史悠久的一種形制。交椅實際上是漢末北方傳入的胡床，形製為前後兩腿交叉，交接點作軸，上橫樑穿繩代坐。於前腿上截即坐面后角上安裝弧形栲栳圈，正中有背板支撐，人坐其上可以後靠。在室內陳設中等級較高交椅不僅陳設室內，外出時亦可攜帶。宋、元、明乃至清代，皇室官員和富戶人家外出巡遊、狩獵都攜帶交椅。明《宣宗行樂圖》中就繪有這種交椅掛在馬背上，以備臨時休息之用。由於交椅適合人體休息需要，故而歷經千餘年，形式結構一直沒有明顯變化。圓靠背交椅一般為特殊身份的官宦大臣使用，一般是會場中最重要的人的坐具，所以「第一把交椅」至今也被當成是權利和領導的代名詞。

明代圈椅的椅式極受世人推崇，在明代又被稱為「太師椅」。交椅以其面下特點命名，圈椅則以面上特點命名。嚴格說來，交椅應屬圈椅的一種，由於圈椅的出現晚於一般交椅，故列於後。圈椅是由交椅演變而來的。交椅的椅圈自搭腦部位伸向兩側，然後又向前順勢而下，人在就坐時，兩手、兩肘、兩臂一併得到支撐，很舒適，故頗受人們喜愛，逐漸發展為專在室內使用的坐椅。由於在室內陳設相對穩定，無須使用交叉腿，故而採用四足，以木板作面，和一般椅子的坐面無大區別。只是椅的上部仍保留交椅的形式。在廳堂陳設及使用中大多成對，單獨使用的不多。

官帽椅一般擺設於書案的兩側，或成斜八字狀兩兩相對，給人一種「官架」不卑不亢的感覺。燈掛椅尺寸較小，便於移動，易於和其他傢具搭配。一般放在方桌的兩側。

腳凳常和寶座、大椅、床榻組合使用。除蹬以上床或就坐外，還有搭腳的作用。一般寶座或大椅坐面較高，超過人的小腿高度，坐在椅上兩腳必然懸空，如設置腳凳，將腿足置於腳凳上，可以達到舒適目的。明代道教養生術還把腳凳與健身運動結合起來，製成滾凳。

每個朝代的人們都不日常生活中與傢具發生著不和切斷的聯繫。工作出行，室內室外，婚娶搬遷，傢具伴隨著每個人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僅僅是床，就佔據了每個人一聲中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可見，傢具與日常生活的天然接近性是多麼緊密，而通過明式傢具這個中國古典傢具的巔峰之作不僅可以看出明人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禮制習俗演變過程，從椅凳類明式傢具形制的特點中我們可用縱向追溯向上的數千年，中國先人的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刨開明朝橫截面，通過明式傢具的特點可用推斷出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狀況和人們的消費心理與社會風尚。也許，脫離開宏大敘事框架的大歷史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古玩把玩心態，我們才能更好的挖掘出明式傢具對當代生活的借鑒意義吧。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著眼於作為媒介的明式傢具，勾勒出明人的生活萬象，為大家還原出更為豐盈的明代世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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