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成了北京「副中心」，然後呢？

06-19

目前北京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在空間上的重合至少確保了各區縣政府（主要是城八區）的空間凝聚力。資料

殷冬明|文

目前正在以「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建設」的名義而蒸蒸日上的通州，對於局部房市固然是個好事，對於城市規劃學術領域來說，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悲喜劇。在過去的30年中，作為北京早期各縣中最被寄予厚望成為副中心的頂尖苗子，最早一批升級為區，它幾乎什麼也不是；最早通了軌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它只是一個睡城；享受了各種各樣的開發優待和園區落地，它依然只是一個睡城；在上一版北京市2004-2020由吳院士親自操刀的總體規劃中，被欽定為北京市最重要的副中心，它仍然只是一個睡城。直到今天，很多為了改變「睡城」屬性而被規劃的園區，居然實際上被居民當作了提升「睡」之檔次的公園。甚至居民們自己，也不相信通州在可見的未來真的會變成下一個海淀或是下一個朝陽，出現下一個金融街或是CBD。大部分人們真的只是在這裡過夜而已。

直到北京市行政機關聲稱他們將要入駐通州。人們忽然一下子就信了。

如果你是一個受過基礎城市規劃理論訓練的人，熟悉那些基本的刺激城市副中心成長的公共政策工具——公共交通和快速交通；產業扶持和政策激勵；人才優待計劃……你就會無力地發現，在這個案例里所有規劃專業里教的方法都不管用，唯一管用的新城政策，就是把市政府搬過去。

正如中國大小城市的無數個「新城」在過去30多年裡一直所做的那樣。

這是真正具有中國特色，在任何一本教科書上都沒有，卻在任何一個中國大陸城市裡都屢試不爽的手段。在這個手段大行其道的背後，實際上蘊含著美國作家William Lewis Safire筆下的那個幽靈概念——政治機器的典型特徵：若非捆綁權力，經濟無法獨立生存。所以，為了移動真正的經濟活動，就必須首先移動權力中樞。無論從實踐中，還是在潛意識裡，權力中心之所在，必然是繁榮之所在。當然，美國版的「政治機器」是七八十年前的常見狀況，而為了依附於美國的政治制度，每個機器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黨鞭」架構——是的，《紙牌屋》里的黨鞭，就是從這個雛形發展起來的一種模式。

但是，這一次，那些傾盡全部身家豪賭通州命運的炒房客們，可能要失望了。「政府挪窩大法」在其他城市的新區可以屢試不爽，但在北京卻行不通。為何？因為，那些真正能夠裹挾經濟要素遷移的權力中樞，是能夠在地理空間上將自己的島狀存在進行清晰界定的權力。北京市的行政級別很高，但從「市政府主宰自己城市的命運」這一點來說，並非盡如人意。

圖片拍攝於6月18日，通州區潞城鎮已經開始拆遷建設，國開行第一批資金150億已經緊急撥付到位，2017年搬遷完成。文內圖均來自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北京市政府真的頂住了各種阻力，成功地搬離了東交民巷和其他中心城區地帶，來到了地廣人稀的通州，它的名稱當然仍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但是，這是一個沒有空軍幼兒園，沒有海軍總醫院，沒有國家體委，沒有全國人大的北京市。而且更要命的是，即便是那些行政上隸屬於北京市的部門或單位，它們之間的關聯也在動搖。

那些承擔著各項遠遠超越北京市自身行政級別的使命的機構，那些僅僅借用了北京市地域、行使著全國使命和角色的機構，它們的存在與市政府的位置所在並無關聯，市政府在的時候也管理不了它們，市政府搬走了自然也帶不走它們。

目前，北京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在空間上的重合至少確保了各區縣政府（主要是城八區）的空間凝聚力。CBD不是北京的CBD而是中國的，王府井不是北京的王府井而是中國的，所以這些管委會們實際上是在行政上接受北京市制轄、在功能和使命上為全國服務的雙重角色。由於現階段北京市與中央政府在空間上的重疊性，在現有體制中還保留著基礎的權威及其確保的效率流動。一旦北京市落在通州，金融街和CBD管委會或無數類似的機構，由於其服務對象和行政隸屬關係在空間上發生了錯位，到時候還能不能，或者說該不該歸北京市就非常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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