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提升國民幸福指數比GDP超日重要

邱林：提升國民幸福指數比GDP超日重要

邱林 財經評論員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天前公布的結果，2008年中國GDP修正值為314045億元人民幣，較原來增加了1.34萬億元，經濟增速也由原來的9%調整到9.6%。這一數據的修正，關於中國GDP超越日本的猜測再次升溫。專家認為，即使中國GDP短期內趕超日本，也只是總量而非人均上的概念。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還存有經濟結構、教育和科技水平等方面的「軟差距」，對此值得保持清醒認識。(1月8日《第一財經日報》)

數字變化傳遞出不爭的事實，說明中國經濟將走出低谷，克服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進入穩定、緩慢增長的階段。反觀日本，經濟多年停滯不前。國內一位經濟學家指出，一旦中國超過日本，日本要想再奪回世界經濟第二的位置估計就很難了。眼看中國就要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了，人們的興奮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GDP的快速增長顯示出國家經濟的力量，它反映出國家的競爭力在增強。當前，超日趕美，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種種論調一致的預言很會讓國人歡欣鼓舞一陣。不過，冷靜下來一想，即便美夢成真，中國真的成了經濟頭號強國，可按人均來算，怎麼樣也成不了最富裕的國家，而且很可能國強而民不富。

有關統計數據顯示， 2008年，日本的人均GDP為38457美元，中國的人均GDP為3259美元，日本是中國的11.8倍左右。單從這一點來看，中國離真正的世界經濟強國還有很大距離。換句話說，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其一年的產值超越只有1.27億人口的日本，也不是讓人詫異的事情。

應該承任，日本的環境保護比我們的好得多，空氣潔凈度、河湖清澈度、城鄉綠化度均比我們強不止一倍。還有日本國民不必太為孩子上學、進醫院發愁。與日本相比，至少目前我們還存在太多嚴重的問題，比如再分配製度需要合理化、公共衛生存在危機也存在轉機、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很多地方的GDP高速增長仍然建立在物質資源的高消耗基礎上等等。

有人會問，中國GDP超日本對國民有什麼好處？吳敬璉教授最近在經濟論壇年會上說，是不是大國和GDP增長其實關係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麼能夠滿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強的要求。這話說得有道理。何謂人民幸福？當然不是官方GDP統計，在幸福這個問題上，百姓有自己的標準，就是個人的安居樂業。況且，沒有GDP超過那個國家而人民安居樂業的國家很多，如瑞士、瑞典這些國家，就沒聽說他們的專家或媒體談論GDP如何如何。

對於中國來說，在現階段，GDP僅僅只是發展速度的一種象徵，甚至不能完全代表發展質量。與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比較，我們的發展基本上還是一種拼資源、拼人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發展，還沒有完全轉變到依靠科學技術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軌道上來。

事實上，GDP只是衡量一個國家成就的數據之一，並且，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已經證明，GDP在國家發展評價體系中的權重已逐漸下降。例如，法國目前已將「幸福指數」加入到衡量國家發展的體系中來，而且權重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法國人並沒有念念不忘他們的GDP已經退居世界第六位，而是將人民的幸福感提升到了國家考量層面，這才是成熟的國家心態，才是以人為本的政策追求。

法國的這種發展理念，值得我們借鑒。中國GDP將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地位並不是重要的成就，因為當前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工作是要提高國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於中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整體發展任務並不輕鬆。當然，隨著中國GDP的高速增長，整體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高，無疑將被用來更好地解決國內社會和諧發展的問題。

因此，國民幸福要比GDP超過日本更為重要，提高國民滿意度才是GDP最大的價值所在。不可否定，如今國際上還沒有那個國家找到可完全替代GDP的更好的經濟指標。對於中國來說，GDP不管是高速增長也好，還是超日也好，它最終還是由國民創造的，如果不能實現國民幸福，怎麼能促進經濟的再增長？因此，各級政府應將國民「幸福指數」納入統計內容，以督促和鞭策自己，用務實的精神為民辦實事、辦好事。 朱大鳴：裸婚 一個民族現最沉重的話題

朱大鳴 工商管理博士，中國資深財經、地產評論家

裸婚，逐步成為年輕白領們的時尚，我們這個民族的腳步越來越沉重，肉與靈的抉擇，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沉重的話題。所謂裸婚，是指這樣的一種狀態：無房無車無鑽戒無酒席，如果更徹底的，還沒有蜜月，只履行一個法律程序，花九塊錢打個結婚證。

裸婚，是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一個比較淳樸的物語，或許，有人會說，裸婚是現實無奈的寫照，表現的越瀟洒，讓人越刻骨銘心。

隨著房價的飆升，生活成本的提高，蝸居、蟻族以及裸婚成了很多白領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作為裸婚，有很多人持贊同態度，男人們當然希望裸婚，而女性也有一大部分是贊同的；但有一部分是持否定的態度，因為他們覺得，沒有物質生活保障的婚姻和愛情是難以持久的。

我有兩對年輕的朋友，他們都步入婚嫁的年齡。其中有一對戀人，在經歷了八年的長途戀愛，終於結婚了，他們是裸婚，女孩子表現的很「洒脫」：起初，我父母不同意，沒有房子和車子就不結婚，我也是這麼想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也夠辛苦的，我們還買不起房子和車子，都已經相愛八年了，沒有房子、沒有車子難道就要另覓新歡嗎？誰說婚姻就得靠父母的資助，家庭的幸福建立在小兩口共同奮鬥的基礎之上，未必不幸福。

另一對堅決不願裸婚的年輕戀人還在苦苦掙扎在愛情與房子的漩渦里，但已經是身心疲憊了。這對戀人感情至深無法可說，但卻在房子、車子身上陷入了戰爭。「我不能就這麼輕易的把自己嫁出去，要是那樣，還有面子嗎」？

是接受現實，還是陷入「戰爭」？事實上，阻礙在裸婚道路上的有一道坎，這道坎就是面子。很多女孩子覺得不能就這麼輕易給自己嫁出去，現在的擇偶標準當然是有房有車有鑽戒是很流行的，不過，隨著愛情的遞進、剩女不斷的湧現，這些看似嚴酷的標準逐步被現實替代。

歷史上也有很多裸婚的案例，比如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劉邦和呂雉的結合、還有很多的窮秀才考狀元娶到佳人的故事，這些全裸或者半裸的婚姻已經成為千古佳話。

事實上，婚姻的幸福是需要兩個人共同經營的，無論貧賤還是富貴，兩個人共同經營的家庭是幸福比較牢靠的基礎。80後的年輕白領們的父母，大多是結婚共同經營著家庭，極少有靠父母的，但這一代人大多數的家庭生活依然是很幸福的，如今80後進入30而立的晚婚晚育的時代，他們又操起了父母時代的裸婚，一方面是無奈之舉，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現代年輕人務實的理念。

現代家庭的壓力都比較大，如果一對戀人，為了一套房子或者一輛車子就打腫臉充胖子，不僅僅給自己今後的生活帶來沉重的負擔，也會為自己的婚姻生活製造矛盾的火花，更重要的是，漫長的等待或許要麼使自己變成剩女、要麼使愛情終身留下傷疤。當然，如果有條件的話，守護婚姻天空需要一片屋檐來遮風擋雨。但真正能夠托起整個幸福婚姻的是，兩個人共同的奮鬥、細心的經營。

不過，無論是「裸婚」還是「金婚」，戀人們都要注意性格的互補或者相似，因為有句話叫作：性格決定命運，知識改變命運。如果兩人的性格相剋，整天吵翻天，整個家庭的幸福就蕩然無存；現在的裸婚一族大多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們，因此，在性格決定命運的基礎上，知識也在逐步修正著這一代年輕人的命運。

但無論年輕人是否願意裸婚，裸婚都已經是這個時代最沉重的話題，一個無奈基礎之上的奮鬥的起點。正在裸婚的民族，正在引起高層的關注，如何讓青年才俊們建築一個有物質基礎的幸福家庭，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沉重的話題。中國改革壓力巨大 李庄案不應演變為鐵腕與自由派對決

本報評論員 商灝

社會各界人士高度關注的李庄案雖已有一審判決，但輿論普遍認為該案的影響早已超出了案件本身，成為了中國法治進程中一個標誌性事件。

中國正在試圖努力實現成為一個真正法治社會的目標，為此程序正義和法治理性毫無疑問都是必須始終堅持的。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所累積的改革壓力已經十分巨大，如果我們仍然不能確立真誠的法治信仰，如果一部分社會成員隨時可以繞過法律，或讓法律成為他們的工具而不是全體公民共同遵守的律條，則恢復司法公信便難免是一句空話，也難以贏得公眾對法治體系的重新認可，從而更難消除正在不斷加深的社會矛盾。

重慶打黑作為中國社會改革的組成部分，其撕開的社會創傷讓人們看到司法腐敗的嚴峻，利益集團結盟的強勢，基層政權失效後的治理危機。

推進法治理性，與通過打黑方式強勢強力推進社會改革，二者目標應完全一致，即重建司法公信，重建道統與法統，讓人民真誠地相信秩序和法治的力量。

然而如果因為李庄案的出現，讓法治理性和社會改革，這兩個中國社會所追求的重要目標，在重慶打黑的正義行動中形成對立或對決，則無疑是剛剛開始的社會改革的一種悲劇。下一步改革所需要積累的難得的民意基礎，也將受到動搖。而我們的社會改革實在不能因改革中的稍許瑕疵而停滯，也決不能因各方勢力的激烈博弈而停滯。

也許我們都應多一份耐心，讓激起漣漪不斷的李庄案回到案件本身。而重慶由打黑啟動的社會改革，也得以繼續堅定勇敢地前行。

李庄案是否意味著法制退步？人們看到，律師李庄被捕、受審、判決，雖有不很透徹明朗的成分，但基本還算是在眾所矚目之下依照法定程序進行的。而重慶聲勢浩大、順應民意的打黑正義行動，只有恪守法律程序，正義才能長久，公民個人權利才有保障，也才能避免行動擴大化冤枉無辜最終傷及自身。

既然重慶方面的公檢法尊重法律，正義在握，充滿自信，就應讓審判更為公平，最終的判決結果也應是公平公正的，而不必與被告李庄形成強弱懸殊態勢，予人口實。而無論哪一方，其行為結果都不應有違法治精神、偏離法制軌道，成為中國法制進步的絆腳石。

李庄案其實也讓人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律師執業中所必須面對的道德考驗。律師提供辯護必須忠於法律和事實，維護司法公正，相信這是世界各國律師共同的執業操守。因為律師天然地面臨著「忠於法律」還是「忠於委託人」的利益衝突。而且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任何法律體系難免讓司法行為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這些自由裁量空間往往使得警方、檢方、法官都有一些尋租機會。因此人們難免擔心和懷疑「李庄案」中李庄律師有操作過火舉動，重慶司法部門在查辦「李庄案」時不夠嚴謹。如今，「李庄案」已有初審判決結果，這是否是一份「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判決，相信歷史會給出明確的答案。

而保障律師的基本辯護權與公權力受到制約，也是一對由來已久的矛盾，也是司法改革所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如果一個李庄案能夠引發制度性變革，哪怕是一點點，則所謂推進國家法治進程，將不再是春夢無痕。

一切「打黑」，其重點就在懲治犯罪。而在罪與罰這個特定領域，30年來從理論到實踐，從觀念到制度，從程序到實體，從人員到組織，中國已經大體上制定了一套合乎實用的法律制度和相應的法律規範。律師的作用無非是挖掘與依靠事實真相，探討並遵循相關法律規範，有效地制約、抵消或者防範公權的濫用，極力維護當事人的法定權利。站在全局的視角觀察，每一成功的辯護，都應體現法律的魅力，反映法律的公正與權威，證明著律師作為天然的人權主義者，已是民主與法治的堅實支柱。當然，我們也許應該指責律師尚有多少嚴重的瑕疵與不足，但從整體上看，中國律師畢竟是堅毅克服著前路艱難險阻，推進國家民主法治的一支無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在一個法治社會裡，公檢法聯合展開「打黑」行動，儘管是一種面對現實的行為，卻不應成為踐踏法治的行為。必須堅持理性的立場，嚴格地依據法律對於每一起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決。只有這種理性和公正的司法才能保障每一個公民的自由和社會的長治久安。人們不希望在依法治國的口號已經喊了三十多年的今天，運動式的威權主義思潮和行為重獲新生。

為了中國的法制建設，李庄案根本不應成為兩種勢力的抗衡，也不應是兩種立場的比拼，更不應是正義和邪惡的較量。法庭之上的一輪又一輪博弈，理應是法治精神的充分彰顯，是促進中國法治走向完善的一個重要開端。

人們將繼續關注李庄案，因為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是全體中國人共同的心愿。李庄案無論如何都不應演變為一場打黑與抹黑的對決，一場社會治理失敗後所謂鐵腕與自由派的對決。也許，為了消除真正的黑惡勢力，為了促進司法體系的進步和完善，為了推進國家法治這個共同目標，李庄案控辯雙方如果能以足夠的智慧化解矛盾，達成某種形式的和解與妥協，那將是最好的結果吧。 學者：中國實現城鄉一體化用不了30年 社保差異將完全消除

黨國英 社科院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

中國經濟要保持一個長期健康發展的趨勢，需要有一個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好在是我們有了一個開放度較高的市場，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發展自主權，這就使我國資源配置調整大體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以致經濟發展長期保持了活力。中國資源配置調整的根本特點是什麼？就是城市比農村更缺乏廉價勞動力。於是，就在大體自由的市場環境下，農村廉價勞動力源[9.69 1.04%]源不斷地流向城市。這是中國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也是中國經濟成長的核心「秘密」。

就大國經濟成長歷史看，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創造了新紀錄。近十年左右，中國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約提高1個百分點。這個速度超過了美國最快時期的城市化速度；它的城市化速度在最快時期城市化率每年大概提高0.5個百分點。但我們的城市化速度以及由此伴隨的問題似乎嚇住了一定層次的社會精英，於是就有了一些似乎想抑制城市化速度的想法和做法。我們把城市化的文件語言改做了城鎮化，又不斷出台所謂「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其實，文件語言的改動沒有太大的意義。如果翻譯為英語，城市化和城鎮化是一回事。講城市化的人們大多並不反對發展小城鎮，而講城鎮化的人們也有可能熱衷發展大城市。至於「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到了實踐中也很難嚴格起來。與日本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相比，我們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所佔用的農地是日本的8倍左右，土地浪費實在太厲害。

對城市化的恐懼，經由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大大地膨脹了。一個至今很流行的說法是，城市化過快會產生「貧民窟」，進而導致顛覆性的社會災難。也還有其他一些城市恐懼病的意見，這裡暫且不一一陳述。

我們有別的辦法么？好像有了，有人錯誤地詮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見，隱約向我們表達了這樣一種主張：國家把農村建設好，農民兄弟們就呆在農村，別進城了；靠農業或農村產業也能讓農民致富，農民沒有必要到城裡去！殊不知，這是一個天方夜譚。有人不懂，城市化固然有自己的問題，但把農民固定在農村，問題更大。

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反映了一種不同凡響的關於經濟發展的認識。若把這個會議看做一個農村工作會議，實在是低估了其歷史意義。這個會議以後，地方領導人紛紛把自己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工作靠到了城鄉一體化這個主線上來，且把農村發展和城市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文件語言有了變化，其中不乏因獲得「合法性」而產生的喜悅。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有這個成績，學習科學發展觀實在算學有所成。

然而，還是有人對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意見不肯做正確理解。當然，城鄉一體化的出發點是要解決中國的二元結構問題，是要中國農村繁榮起來，讓中國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中國現代化的成果。具體說，一是要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問題，二是要提升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但是，怎麼辦好這兩件事情卻大有講究。是把人口大頭放在城市搞城鄉一體化，還是相反，把人口大頭放在農村搞一體化？兩種思路，南轅北轍。

我們當然不能在保持9億農民的基礎上去搞城鄉一體化。200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應該說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答案。會議沒有發布完整的公報，但新華社的新聞稿給我們提供了重要信息。新聞稿說，國家將「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新聞稿還說，國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將圍繞「城鎮化」逐步展開，並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深刻影響。

一錘定音。在城鎮化(或城市化)這個重大戰略目標上，中央和地方在更高的決策平台上取得了一致性。

哪些事情做好了，城鄉一體化任務就算完成了？依據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我看要講5條。一是城鄉統一市場的基本建立，特別是統一要素市場的建立；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基本一致；三是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基本一致，特別是社會保障的城鄉差異完全消除；四是農業高度發達，農業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國恩格爾係數平均降到15%左右，專業農戶成為農村的主體居民；五是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這些目標實現了，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將不復存在。

這樣一些目標並非不可企及。在我國某些發達地區已經基本實現了這個目標。一些東歐中等發達國家也基本上實現了。只要堅持積極的城市化政策，並輔以其他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不亂折騰，中國實現這些目標用不了30年。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