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風暴中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在長達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中，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如劉少奇、彭德懷等紛紛受到了錯誤的批判，甚至含冤離世。而那些解放後投向新中國的原國民黨友人，更是沒有逃過這場劫難，同樣受到了林彪集團及「四人幫」的殘酷迫害。這些曾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愛國友人在「文革」的風暴中，命運多舛。　　「和平將軍」在風暴中淡然離世　　張治中早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曾為國民黨二級陸軍上將。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國民黨的「紅人」，卻始終抱著濟世為民的宏願，積極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的和談，與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被譽為「和平將軍」。　　1945年8月29日到10月10日，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囯共產黨同以張治中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在重慶進行了為期43天的和平談判，後來雙方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張治中在會談期間，同周恩來一起，為保護毛澤東的生命安全作出了積極的努力。會談結束後，他又親自護送毛澤東返回延安，挫敗了蔣介石陰謀殺害毛澤東的計劃。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張治中又代表國民黨當局同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在北平進行和平談判。由於蔣介石在背後操縱，國民黨當局最終拒絕了共產黨伸出的「橄欖枝」，選擇了自我毀滅之路。談判破裂後，面對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的真誠挽留，張治中、邵力子等國民黨談判代表選擇了留在北平。同年9月，張治中應周恩來之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積極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治中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對促進祖國的民族團結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正當張治中躊躇滿志地決心為新中國的各項建設奉獻全力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大風暴，讓這位久經滄桑的愛國將軍始料不及。　　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隨後「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　　當時，張治中正在北戴河療養，此前他雖然已經耳聞一些社會上不正常的舉動，也感到萬分驚訝，但他依然堅信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在這種關乎社會穩定的大事上會有自己的分寸。而遠在北京的周恩來，此時卻已經在為這位老朋友擔心了，他深知張治中的脾氣，若回到北京碰上「造反」一類事情肯定想不開，所以就先派了一位負責幹部到北戴河來打招呼，解釋毛主席為何要發動這場「革命」。　　張治中聽完周恩來的話後，放心地準備回北京。8月28日，張治中坐專車回京。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回到家才兩個小時，就接到組織部門的電話，說「紅衛兵」要上門「破四舊」。這顯然是「四人幫」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雖然周恩來事先已經採取了嚴密的保護措施：首都衛戍區派了一個連隊和一個營部住在張治中家附近，戰士們身著便服，佩戴紅袖章與前來的「紅衛兵」周旋。但狂熱的「紅衛兵」還是闖進了張治中的家，房間里頓時響起了翻箱倒櫃的聲音。由於事前有了思想準備，所以張治中不動聲色，安詳地躺在靠椅上望著忙亂的「革命小將」們。「紅衛兵」們樓上樓下，翻箱倒櫃，打開保險箱，砸了花瓶，最後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小佩劍，揚長而去。臨走前，「紅衛兵」還對張治中的秘書說：「你們這裡沒有領袖像，沒有毛主席語錄，沒有一點革命氣氛，要馬上把牆上的字畫取下來，換上相片和語錄。」他們走後不久，秘書就跑到街口的新華書店買了毛澤東像和毛主席語錄掛上。　　親眼目睹這一幕，張治中感慨地對秘書和家屬說：「今後若干年，這必將是一個大笑話！」　　周恩來得知這件事後，立即加強了對張治中的保護，給張治中家裡派了一個班長、一個副班長、一位戰士。衛戍區的一連戰士經常戴上「紅衛兵」袖章準備著，一有電話就馬上出動前來保護張治中。有一次少數「紅衛兵」衝進張治中家裡，他們看見張治中身邊的人多，沒敢動手，於是指著張治中的鼻子問：「你是什麼人？是什麼歷史？」警衛員狠狠瞪了「紅衛兵」們一眼說：「他是首長，你們管得著嗎！」張治中也很生氣，他顫抖地從靠椅上站起來，呼吸也變得急促，說：「我的歷史你們可以去問毛主席和周總理！」　　此時的周恩來也正被運動搞得徹夜難眠。作為新中國的總理，他既要維護社會的穩定，又要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文革」的指示，常常使自己陷於尷尬的兩難境地。一次，在北京飯店舉行的與「紅衛兵」兩派的交鋒會上，周恩來一邊吃著飯，一邊同「紅衛兵」辯論。當他說到「我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也犯了錯誤，然而蔣介石還是要抓我。你能說我是不革命的嗎？」「誰反對總理就砸爛誰的狗頭！」會場上響起當時最時髦的口號。周恩來朝下按了按手說：「我聽說你們去抄張治中的家了？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張治中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張治中先生親自迎送毛主席，保證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你們不要再去了！」會場上「紅衛兵」們狂熱的情緒暫時被周恩來壓了下去，類似的規勸，周恩來已經說過不止一次了，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紅衛兵」的行為越來越離譜。　　1967年全國掀起懲處「叛徒」運動，林彪一夥及「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利用「紅衛兵」造反派搞所謂「抓叛徒」運動，以到達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他們抓住張治中把盛世才在新疆關押的100多名中共人員釋放護送回延安一事大作文章，硬說這裡有「叛徒集團」。康生更具體指明是馬明方等勾結張治中回到延安潛伏下來，是一批定時炸彈，還說「新疆回來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團』，他們是和張治中勾結起來隱瞞歷史回延安的」。知情的周恩來苦口婆心地對他們講：「新疆那批同志出獄是黨中央提出來，我向張治中要求，由張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這批同志沒有問題，黨中央是做了結論的。朱總司令曾親筆寫信感謝張治中先生，並贈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線……」　　儘管有周恩來的保護，張治中的精神還是在這種暴風驟雨式的摧殘下很快垮了下來。他整天都坐在靠椅上，一言不發地看著前方。1967年的國慶，張治中病情嚴重，身體不支，但他仍要求警衛員用手推車把他送上天安門城樓。在城樓上，毛澤東見到張治中，便微笑著點了點頭，張治中看到毛澤東大步流星地走著，意味深長地說道：「主席啊，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啊。」　　1969年4月3日，張治中病情突然惡化，被急送醫院搶救。6日下午終因醫治無效，溘然長逝於首都北京，享年79歲。　　周恩來得知張治中去世噩耗，十分悲痛，他頂住林彪一夥及「四人幫」集團不許給張治中設立靈堂、開追悼會等壓力，毅然指示為張治中設立靈堂，並親往八寶山主持張治中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周恩來心情沉重地環視四周，看到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想起張治中去世前還有一些機密文件，怕「四人幫」等利用這些文件再對張治中做文章，便說到：「這些東西你管理不便，都交給我吧。」見到張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周恩來親切地握住她的手，叮囑著：「你如有什麼困難，就找我的聯絡員告訴我。」　為免受迫害，李宗仁變成了「王敬之」　　李宗仁是國民黨著名高級將領、軍事家、政治家。1948年4月，他曾當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軍主力部隊大部被殲，國民黨統治面臨覆滅命運，蔣介石被迫於1949年1月21宣布下野，李宗仁遂於1月22 就任中華民國代總統，派代表團到北平談判，幻想通過「和談」阻止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但他最後又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人民解放防軍於1949年4月百萬雄師過大江，佔領總統府。李宗仁被迫逃亡香港，後流亡美國。1965年，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思鄉心切的李宗仁衝破重重阻擾，由美國輾轉回到祖國。歸國後，李宗仁受到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隨後，經周恩來提議，李宗仁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擔任了重要職務，為新中國的各項建設發揮餘熱。　　「文革」發生時，李宗仁剛與胡友松履行了正式結婚手續。婚後，周恩來特意安排了專列，讓李宗仁和胡友松到北戴河度蜜月，並叮囑一定要保證安全。　　同當時很多黨外人士一樣，李宗仁也對突如其來的「風暴」缺少了解。但是因為有周恩來的關懷，李宗仁覺得這場運動是不會和自己扯上關係的。但是隨著運動的不斷蔓延，李宗仁的一些原國民黨老朋友紛紛遭到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1966年8月，與李宗仁相交數十年的老友黃邵紘因為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殘酷迫害，自殺身亡，時年71歲；李宗仁的另一老友劉斐，不僅遭到「紅衛兵」的毆打，家中的財產也被洗劫一空，糧店和煤店對劉斐一家停止了正常的生活供應，劉斐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掃街維持生活。看到眾多老友的悲慘遭遇，李宗仁也漸漸感到自身命運面臨著嚴重威脅。此前，李宗仁曾應周恩來的請求，向一些閑居海外的老部下、老朋友發去了回國的邀請函，現在，他又開始慶幸這些人沒有回來，否則既連累了別人，也使自己無顏面對老友。　　可是，李宗仁的性格並不像大多數人那樣，遇到困境便消極面對，而是像往常一樣請客吃飯，他經常把一群原國民黨老朋友邀來相聚。章士釗接到他的請帖後，連忙前來制止，並規勸李宗仁說：「當前運動（『紅衛兵』運動）正進入高潮，目前吾人應深自斂抑，如我公經常賓客滿門，置酒高會，恐為群眾所不諒。」李宗仁這才停止了這一在當時十分危險的舉動，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迫害。　　早在「文革」初期，周恩來在做張治中工作的同時，就給中共中央統戰部開列了一張應予保護的黨外高級幹部的名單。名單上有：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等。周恩來還明確了保護原則和具體方法。在名單末尾，周恩來又特地加上了李宗仁的名字。　　1966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成立17周年慶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時，李宗仁也被請上了天安門。周恩來關切地問李宗仁：「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氣色比剛回國時好多了，身體還不錯嘛！」　　「謝謝總理。幸得總理多方關照。」李宗仁感激地說道。　　周恩來皺了一下眉頭，問道：「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現在怎麼樣？聽說『紅衛兵』找她麻煩，批鬥了她，還讓她掃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忙擺手：「總理，沒有這回事，全是謠傳。」　　「這我就放心了。」周恩來長吁一口氣，「這就好，你回去後，請代我向夫人問好。」　　「謝謝總理。」李宗仁由衷地說。　　即便有總理的保護，「四人幫」一夥還是把目標對準了李宗仁。而周恩來總理也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情況，開始考慮怎樣進一步保護李宗仁的事情了。　　9月15日夜晚，李宗仁正在家翻閱一些文獻資料，一個神秘的客人突然登門拜訪。來人很客氣地說：「李先生，國務院領導同志請您去療養一個時期。今晚，我就是奉命來接您和您夫人的。」軍人出身的李宗仁帶著警惕地問道：「我身體很好，沒有必要去療養。我就在家裡好了，哪裡也不去。」來人見到這種狀況就告辭了。不一會兒，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長來看李宗仁，他說：「李先生很對不起，剛才來的那位同志沒有講清楚。現在，全國局勢亂得很，出現了許多預想不到的現象。為了保障您的絕對安全，總理意見，請您暫避一避，趁此機會可以療養療養。剛才總理聽完彙報，又全面考慮了您的意見，認為還是請您暫時離開這裡為好。總理特意派我來，要我耐心地勸說您。」　　李宗仁聽說來人是周恩來總理派來的，便愉快地答應了。這天深夜，李宗仁夫婦就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離開了住所，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南樓。在這裡，周恩來親自安排了可靠的軍人值班站崗，不但將其與外界隔絕開來，而且就算是內部也無法串聯接觸，這就保證了李宗仁夫婦等一大批原國民黨友好人士免遭迫害。即便如此，為了避免發生突發事件，周恩來還要求這裡的每個人都必須取一個假名。李宗仁也有了一個假名——「王敬之」。在這裡，李宗仁度過了「文革」最厲害的前兩年。　　1969年1月26日，李宗仁病危。此時的李宗仁還念念不忘台灣回歸祖國的事情，他對夫人胡友松說：「回來以後，本想在台灣問題上做點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對你講過，還沒來得及向總理提出，現在什麼都來不及了。台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樁心事。那些書（李宗仁曾從國外帶回來許多線裝書）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就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吧！」隨著病情的日益加重，在彌留之際，李宗仁還口授了一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信：「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你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當秘書把這封信轉交給周恩來時，周恩來感慨地對程思遠說：「李宗仁先生臨終前寫的這封信，是一個『歷史文件』啊……」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終因病情嚴重，醫治無效，帶著對這個世界的無限眷戀離開了人世，享年78歲。　　愛國將領向周恩來發出了求救信　　黃琪翔是國民黨內著名的愛國將領，他一生擁護國共合作，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曾於1933年11月，參加「福建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任國民黨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參加了著名的「淞滬會戰」。1938年，黃琪翔與周恩來一起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1949年8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反動政府的統治已經分崩離析，此時的黃琪翔思想上正處在高度的矛盾交織之中。恰巧，以毛澤東、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向黃琪翔等一批尚未退往台灣的國民黨友人發出了真摯的邀請，並為他們備好了前往北平的船位。　　黃琪翔接到中共的邀請後，深感欣慰，愉快地接受了挽留，從香港輾轉回到了北平。在北平，他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來，心情十分激動，周恩來向他表示了熱烈歡迎。9月21日，黃琪翔以特邀代表的資格，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後被安排為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　　1950年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後，經周恩來提議，黃琪翔被任命為委員、司法部長。黃琪翔去武漢就任前，周恩來特意請他們夫妻倆吃了飯，對黃琪翔的工作予以了許多有益的指示。1954年大區撤銷後，黃琪翔調回北京，擔任國家體委副主任。在這期間，黃琪翔和周恩來見面的機會多了，周恩來更是對黃琪翔一家的工作和生活照顧有加。有一次美協放映齊白石的紀錄影片，周恩來隔著很遠看見了黃琪翔妻子郭秀儀，當著許多人的面，對她大聲說到：「琪翔好哇！替我問候他！」　「文革」發生後，政治風暴首先就席捲了黃琪翔一家。8月，「紅衛兵」闖進了黃琪翔的家中，抄了他的家，黃琪翔夫婦都遭到了毆打，家裡的服務人員也造了反，兩人隨後被強行趕出家門。他們被迫搬到中國農工民主黨宿舍去住，沒想到在這裡，又受到了當時農工黨內「造反派」的殘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兩人的生活立時陷入混亂和困境。　　周恩來聽說黃琪翔一家搬出原先的住所後，便立即派了幾名工作人員專程到農工黨宿舍來看他們，詢問他們的生活狀況。郭秀儀見到周恩來親自派來的人員後，心裏面頓時湧起一種難以言傳的感激，她強裝笑容說：「沒有什麼困難。」工作人員又對她說：「總理要你好好照顧黃先生，你可以經常陪他出去散散步。」這次以後，「造反派」聽說農工宿舍的黃琪翔竟然有總理專門派人前來探望，不得不對黃琪翔夫婦暫時放鬆了迫害和人身攻擊，允許他做一個「走讀生」：早上七點就要到機關，一個人被關在一間小屋裡反省，寫檢查。　　一生耿直、追求進步的黃琪翔實在是難以忍受這種長期的精神和人身的雙重摺磨，考慮再三，給周恩來寫了一封求援信。但是「造反派」對被「監禁」人員的書信往來管理十分嚴格，如果被發現，就會加倍地挨斗挨打。後來，還是黃琪翔的妻子想方設法將信從機關裡帶出，從地安門徒步走到天安門，可是到處也沒有找到一個安全的「首長信箱」。最後，郭秀儀只好走到郵局，用挂號信的形式寄到了國務院。她還在信中附了一張給鄧穎超的便條：「我有封信請您交給總理。」　　周恩來看完黃琪翔的來信後，立即派人看望黃琪翔。黃琪翔見到周恩來派來的看望人員後，悲憤地訴說「造反派」如何經常搶東西、抄東西，逼著他們每天寫材料，還要挨斗、挨打、強迫勞動等等。最後，他提出如果繼續在這裡待下去，就將會有生命危險，希望能夠允許搬到別處。最終，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黃琪翔一家搬進了後來的新居。　　但是從1966年8月搬進農工黨宿舍到1970年5月遷出，黃琪翔經歷了四年多的迫害，精神和肉體上都遭受了極大的摧殘。這期間儘管有周恩來的多次保護，但是剛直不阿的黃琪翔還是病倒了。由於得不到及時的治療，1970年12月10日，黃琪翔不幸與世長辭。　　黃琪翔逝世後，郭秀儀於當日上午11時便寫信給周恩來，報告了這一不幸消息。下午2時，周恩來總理派人前來看望她，代表他對黃琪翔一家進行慰問。隨後，周恩來還頂住了「四人幫」的壓力，親自指示政協為黃琪翔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消息，將黃琪翔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並送來了花圈，以表示深切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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