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最緊迫的議題

國家治理能力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層級的重要指標，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一項戰略性任務。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個系統工程，有著眾多繁雜任務，但其最重要、最緊迫要解決好的議程包括以下幾方面。

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相互關係。政府、市場、社會三者關係是任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解決好的問題。我國30多年改革的核心，實際上就是一個如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決定性作用的過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不僅是決定資源配置手段，更是一種治理力量。一個市場不完善、市場功能不顯著的國家，治理績效一定是低下的。政府要剋制「管事偏好」，減少對資源的直接支配和配置，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把市場機制能發揮作用的領域交給市場。政府作為「看得見的手」不能成為「閑不住的手」，要通過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治理格局。

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本質上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社會先於國家、國家來源於社會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政府作為社會的產物，在與社會的關係上，主要職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槳，是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促進共同富裕。政府包攬一切、包打天下，是一種高能耗、低績效的治理陷阱。按照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重構政府與社會的新型關係，加快推進培育社會組織的步伐，才能建立起多元化、參與式社會治理模式，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

處理好政黨、國家、政府相互關係。從國家治理體系的視角看，中國治理體制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五政治理」模式，即中國共產黨執政、人大代政（代議制之「代」、人民代表大會之「代」、 代表之「代」）、政府行政、政協議政、各民主黨派參政這樣一種國家治理結構。「五政」模式中，黨的領導是關鍵。世界上大部分執政黨都不是領導黨，中國共產黨既是執政黨，又是領導黨。在國家事務上，黨的領導是戰略性、方向性、政治性領導，即把握國家發展大方向和大政方針。這種「領導」，是一種政治掌舵。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政權機關，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各級政府履行行政和管理職能；政協融會民意民智，洞開新見；民主黨派共商國是，參與治理國家。

「五政」治理模式為構建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但隨著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目標的提出，如何更好地處理政黨、國家、政府相互關係，特別是如何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步伐，成為提升治理能力、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進一步認真解決好的重大課題。

處理好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相互關係。法治是現代國家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識。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開啟了國家治理的法治進程。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構成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整體。「法治國家」的核心，是國家政治結構和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制度化；「法治政府」的核心，是強調政府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強調政府權力必須受制於規範嚴密的監督體系；「法治社會」的核心，是強調社會依法自治，並通過一系列方式構建公眾參與公共治理和監督的體系。

在三者關係上，法治政府建設是法治國家的關鍵，它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重心。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是法治政府建設的核心要求。法治社會則是法治國家的基礎、支撐和條件，沒有公民和社會團體廣泛參與形成的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建設都不可能。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的核心任務，是置憲法於崇高地位，建立公眾對於法律的信仰，維護公民權利，以憲法和法律作為國家治理和公民行為的準則。

處理好制度體系、組織體系、執行體系相互關係。制度體系是一個國家的治政法綱；組織體系是一個國家的科層結構；執行體系則是一個國家治理的營運效力。三者關係中，制度體系和組織體系居於核心地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在未來的6年中要實現這一目標，任務極為艱巨。執行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顯性系統。沒有良好的執行、實施和治理運作能力，再好的制度體系、再完善的組織體系也會形同虛設或事倍功半。

處理好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互關係。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是國家治理上的兩種思想方法。「頂層設計」是一種戰略籌劃、宏觀調控能力，表現為善於從戰略大局上運籌帷幄、謀篇布局，擘劃大政方針和改革方案的分階段進程表。「摸著石頭過河」則是一種循序漸進、「尊重現實」的治理能力。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的動力和需求來自於現實生活的變遷和發展，「摸著石頭過河」是對現實治理需求的診斷、把握和遴選。這種治理方式，主要表現為善於從現實發展中提煉治理命題、引入治理動力、確定治理任務，同時善於將成熟可行的治理探索上升為法規制度，及時將成熟可靠的改革創新上升為法規制度或全局性公共政策。把握好兩者關係，做到相輔相成，既是提升治理能力的條件，亦是提升治理能力的表現。（秦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