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像孔子那樣自由自在辦學、教學 | 袁偉時的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近些年總有人提議，將教師節改到9月28日，即孔子誕辰。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影響當代教育?適逢孔子誕辰2565周年，帶著這個問題，記者登門拜訪袁偉時先生。老先生精神矍鑠、侃侃而談，從他身上，正能夠領略教師的風度、教育的力量。「種種教育管制，根本不可能與孔子的教育思想共鳴」，袁先生說：「真正要傳承孔子的教育成就，最好的辦法是讓教育家自由自在辦學，讓教師自由自在教學。」

　　袁偉時

　　歷史學家，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

　　曾繁田

　　中國孔子基金會《儒風大家》雜誌記者

　　教師節：民國時期就是孔子誕辰

　　曾繁田：有人提議將教師節從9月10日改到9月28日，以此紀念孔子誕辰。袁先生對此有何看法?

　　袁偉時：我贊同將教師節改在孔子誕辰。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先秦諸子以教育家論，首推孔子。這個沒有爭議。第二、華人世界都把孔子誕辰作為教師節。民國時期有正式的規定，在共和國成立之前，教師節就是孔子誕辰，台灣沿用至今，其他地方也約定俗成。共和國成立之後，原本沒有教師節，後來大家認為應該有教師節，定在9月10日，好像與教育沒有特別關聯。把本國古代最著名教育家的誕辰定為教師節，順理成章。不過，即使選擇孔子誕辰為教師節，也不必過度解讀，彷佛中國文化甚至政治從此轉向了。

　　曾繁田：孔子影響中國教育兩千五百年，且深且遠。有人說，這是因為孔子通過教育實踐將師道樹立起來。也有人說，是由於統治者繼往開來追授「至聖先師」等等封號。哪種說法更符合事實?

　　袁偉時：一方面，孔子作為教育家和思想家對歷史文化卓有貢獻，他的思想和實踐是應該認真研究的文化遺產。另一方面，中國歷史上孔子被推到「至聖先師」的位置，是歷朝歷代統治者的統治術。孔子死後一直被權勢者利用，他們把儒學作為專制統治的工具。漢代獨尊儒術，隋唐科舉取士，知識階層上升的渠道逐漸固定化，儒學隨之變成敲門磚。歷代所謂學問基本上在儒家典籍中翻筋斗，成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緊箍咒。

　　理性精神：假如孔子見到蘇格拉底

　　曾繁田：時下熱議「中國人缺少信仰」，似乎忘了「中國人缺少理性」。重新推崇孔子，有益於信仰嗎?有益於理性嗎?

　　袁偉時：說中國人沒有信仰，我不同意，這個判斷有問題。現代社會的公民，信仰本就是多元的、複雜的。現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各自的信眾，說中國人沒有信仰不合適。不少人信仰馬列主義，把馬列毛當神拜。中國人有信仰，只是不再有那種大一統的信仰了。

　　中國人理性精神不足，這是很明顯的。要是理性精神充分的話，就不會發生一系列狂躁行為了。國民黨時期，把孫中山、蔣介石當神拜;延安整風以後，又把毛澤東當神拜。全民「大鍊鋼鐵」、「畝產十萬斤」等等讓世界震驚的瘋狂，半點理性精神都沒有。至今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偏激的仇恨和鬥爭觀念瀰漫，影響中國向健全有序的現代社會轉型。

　　儒學對培育理性精神有多大作用?一方面，「子不語怪力亂神」，這裡包含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論語》作為語錄傳下來，灌輸孔子自以為是的結論，理性的論證很不充分。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提倡國學的人裡面，有不少很不理性。他們把孔子作為信仰的對象，搞「儒教」。這與孔子本人的理性精神相矛盾，不能這樣提倡儒學。

　　實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把孔孟當聖人，他們的教導和儒家典籍成了是非標準，不準懷疑。非聖無法，罪不容赦，哪裡有什麼理性精神?科舉廢除後，從1924年國民黨在廣州搞「黨化教育」開始，現代中國的教育重現反智主義的錯誤;後來全盤蘇化，變本加厲，流毒很深。靠孔子治不好這些痼疾。當下的改革應該是人類所有優秀文化一併趕來，兼收並蓄，激發中國人的創造力。

　　此外，不僅儒學，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缺少形式邏輯。諸子百家都有這個問題，邏輯性不強，甚至強詞奪理。在世界範圍看，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但是，與差不多同時的蘇格拉底相比顯然有不足之處。蘇格拉底將論辯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方法，就懷疑精神、批判精神、邏輯力量而言，孔子比不上蘇格拉底。我們肯定傳統文化的優點，同時不掩蓋、不迴避它的弱點，這樣才符合孔子的精神。假如孔子見到蘇格拉底，他會怎樣?用孔子自己的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今日提倡儒學者，有沒有這樣的胸懷呢?

　　文革期間所謂批林批孔，是發動者的政治遊戲，非常荒唐。現在應該平心靜氣讓孔子及其著作回歸歷史人物和歷史典籍的本來面目。可是，現在一些人把孔子作為偶像抬出來，帶來新的困擾。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個神，中國人吃造神的苦頭太多了，帶來的災難太大了。古往今來的任何人物都不是神。在當代，孔子應該是平等對話的對象，是自由、客觀地加以研究的歷史人物。

　　繼承傳統文化：所謂「國學教育」，所謂「兒童讀經」

　　曾繁田：眼下政府、民間兩方面都有貼近傳統文化的意願，也都有加強國學教育的要求。站在人文教育立場，應該如何回應?

　　袁偉時：首先，國學這個概念就有問題，這不是我說的，是錢穆首先提出的。國學這個概念是從日本搬過來的。按其本意，旨在排除或削弱外來思想的影響。我們需要這樣的國學嗎?國學等於儒家經典么?諸子百家是不是國學?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二十世紀興起的學科、積累的知識，算不算國學?二十世紀文史哲的學術思想成果，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現代社會科學，是不是中國的文化積累和思想財富?

　　用「中國傳統文化」比較準確，不但包含漢族傳統文化，應該將中國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也納入其中。任何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應當繼承發展。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這都是常識。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不但中國人在研究，外國人也在研究。任何思想文化，到二十世紀都變成人類的共同財富，不能狹隘地僅從民族立場看待傳統文化。

　　共和國成立以後，傳統文化教育嚴重不足，糾正之道首在加強漢語教育。台灣中學的「國文」課，文言文佔百分之四十多，還有人建議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毋容諱言，與台灣比，大陸知識階層本國語言的修養比較差，甚至鬧出許多笑話。特別是中學階段，文言文教學比重應該提高。這是應該切實做好的繼承漢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工作，比各種花俏口號都重要和實在。

　　現在有些人提倡的所謂「國學教育」，把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引向歪路。所謂「兒童讀經」，日復一日地死記硬背，根本不理解，那是違反教育規律的。兒童教育應該活潑，讓孩子從全人類思想文化遺產中吸收精華。香港有的小學要求兒童一星期讀一本書。許多國家辦得好的小學，把全世界最好的少兒讀物彙集起來，讓兒童閱讀，養成讀書的習慣並開打文化視野，終身受益。「建設書香校園」比盲目提倡所謂國學教育好得多。

　　應當抵制「國教派」捲起的歪風。他們甚至誘導未成年人跪拜孔子。現代公民對任何人都不能跪拜。「國教派」說跪拜是禮儀，任何國家都講禮儀，現代公民禮儀以平等、自由為基礎，斷不能誠惶誠恐，匍匐在別人腳下。「國教派」是在毒害少年兒童，有識之士不應該忽視。

　　各地搞少兒讀經的人，漂亮言辭後面是利益驅動。出於志願做這件事的是極少數人。現在所謂少兒讀經是一盤很大的生意，教材出版的收入，學費的收入，一本萬利。還有些國學班收高價，學費十幾萬、幾十萬。「弘揚國學」說得冠冕堂皇，其實是利用這個名堂賺錢。

　　壓抑民辦教育：對孔子無知，對世界教育發展無知

　　曾繁田：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說得準確些，偉大的民辦教育家。比之官辦教育，民辦教育貢獻何在?意義何在?

　　袁偉時：中國教育除了官學以外，一直有民間講學的傳統。這些民辦教育一方面弘揚正氣、講究風骨，另一方面認真研習傳統經典。十九世紀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成為民辦教育的一支新力量，與中國先驅合作帶來新的知識、新的視野、新的思維方式。19、20世紀民辦教育家創辦私立學校，代表著與公辦教育抗衡的另外一種教育體系。當時湧現出張伯苓、陳嘉庚、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家，他們所開辦的學校，都有自身的特色，打破了大一統的教育格局。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況，對中國教育非常有利。

　　國民黨從廣東執政時期，就開始搞黨化教育;奪取全國政權後，把黨化教育推廣到全國。受到知識分子階層嚴厲批評後，改成所謂「三民主義教育」，換湯不換藥。當時不少知識分子，極力抵制黨化教育。著名教育家陳序經先生，時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國民政府發布規定說，凡大學擔任院長以上職務的必須加入國民黨。陳先生堅決抵制，就是不加入。西南聯大三個學校當中，南開是民辦的，可見當時民辦教育的水準。共和國成立以後，全部收編，民間教育消滅。

　　曾繁田：民辦教育被消滅，現在又重新出現，但是辦學水準一落千丈。今天人們不信任民辦教育，盡量讓孩子上公立學校，實在沒辦法才送私立學校。

　　袁偉時：現在的中國民辦教育，仍然沒有走出困境。像幼兒園、技工學校、英語培訓這些還算可以，其他的民辦教育則很困難。關鍵在執政黨沒有給民辦教育應有的地位。中國教育是大一統局面下辦學，把學校分級。錄取新生分一批，二批，三批;有教育部重點學校，還有省重點，市重點、區重點。父母當然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讀第三批學校，可是真正的民辦學校幾乎全在第三批。並不是民辦教育自身沒有活力，而是政府壓抑民辦教育，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造成不平衡的教育局面。

　　這兩年，民辦教育開始顯示新生機，同公辦學校競爭。執政黨還是力求控制，但是競爭局面已經打開。比如上海紐約大學，在現行教育政策底下，必須跟華東師大合辦，但是教務方面由美方校長負責。再比如，香港中文大學進來深圳辦學，教學上保證與香港校本部一致。李嘉誠始終對教育非常關心，文革前他出資辦汕頭大學，沒有什麼特色。現在他除了改造汕頭大學以外，又在汕頭辦了以色列工學院，課程上完全複製以色列本土的以色列工學院，並且一、二年級在以色列上課。新東方俞敏洪很早就立志辦一所新東方大學，地都買好了。但是在現行政策底下，只能依附另一所大學辦一個耿丹學院。總之，鑽體制的空子，民辦教育正在沖開一條生路。民辦教育還處在艱苦的萌芽階段，只要枷鎖衝破了，就會發展得很好。

　　曾繁田：政府一面推崇孔子，一面壓抑民辦教育，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袁偉時：是無知。對孔子無知，對世界教育發展無知，對整個世界學術文化發展無知。說到底，從教育官員、宣傳幹部到各級教育管理者，都沒有深刻領會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重要意義。這是非常正確的指導思想，沿著這條路才符合全世界教育發展潮流，才能為中國的發展奠立穩固的基礎。

　　教育獨立：政治不能再干預教育

　　曾繁田：錢穆先生不願列入現代新儒家，但是其儒家精神充實光輝，其教育實踐令人振奮。錢先生講過：「上則幹濟政治，下則主持教育。」這句話是否體現了孔子教育思想的某種原貌?

　　袁偉時：錢先生的學術與思想，對「幹濟政治」起到過哪些實際的作用?實事求是，我不知道有什麼實績。要參與現代政治，一定要懂得現代政治學、現代法學、現代經濟學;應該接受現代公民的通識教育，包括現代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知識。錢先生的學術成就不在這些方面。錢先生主要的教育貢獻是創辦新亞書院，後來併入香港中文大學。應該肯定錢先生的貢獻，那是歷史性的貢獻。

　　曾繁田：某些省市的教師資格考試專用教材當中，寫有這樣一段話：「在人類社會中，誰掌握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誰掌握了國家政權，誰就能夠控制精神產品的生產，誰就能夠控制學校教育的領導權，並且通過對教育方針政策的頒布、教育目的的制定、教育經費的分配、教育內容特別是意識形態教育內容的規定、教師和教育行政人員的任命聘用等實現對教育領導權的控制。」這樣一種教育觀念，能否與孔子的教育思想產生共鳴?

　　袁偉時：這是文革的遺毒。控制教育、控制精神生產，非常愚蠢。現代教育是開闢未來的，官員拚命控制，必定損害文化的發展，戕害國家的生機。教育應該獨立、自由地發展。有些官員是武大郎，他們的水平有多高、認識有多高，教育水準就有多高。他們不是教育家，而是政治輔導員。他們把持教育，眼光不在推動學術自由發展，他們要的是全體師生乖乖聽話。

　　必須提倡「教育家辦教育」，否則必定帶來兩個問題。第一，否定教育的獨立性，把教育作為政治的附屬品。第二，以吏為師，官員、老師、宣傳工作者三位一體。毛澤東一再說，不要怕教授，要讓官員到大學去當教授。這樣非常荒唐、非常腐敗。

　　中國教育應當與中國經濟的發展相匹配，適應中國作為現代大國的需要。現代大國不只是經濟的大國，也應當是文明的大國，自由的大國。政府官員應當深入思考鄧小平講的「三個面向」，想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種種教育管制，根本不可能與孔子的教育思想共鳴。孔子是先秦時期的偉大教育家，在他所生活的時代「自成一家之言」。生活在百家爭鳴時代，他從來不要求朝野獨尊儒學。

　　今天中國的教育，為什麼要控制每個學校、讓全部年輕人都聽話、讓所有頭腦都一樣?不要說繼承孔子的教育思想，無論繼承哪一位教育家的教育遺產，都勢必衝破這些思想鉗制。現代教育必須保證學校辦學的自主權，保證學校內部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否則，中國永遠無法成為教育強國、文化強國。政治不能再干預教育了。

　　曾繁田：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影響當代中國教育?

　　袁偉時：孔子的教育成就，來源於可以自由辦學的客觀環境和他本身自由探索的內在精神。沒有什麼人給他下莫名其妙的指示，讓他填沒完沒了的表格，變著花樣到他的私塾檢查!當代教育工作者很壓抑、很拘束，動不動就有人念緊箍咒，讓人動彈不得，甚至糊裡糊塗就犯下個所謂「錯誤」。所有這些都非常荒唐。真正要傳承孔子的教育成就，最好的辦法是讓教育家自由自在辦學，讓教師自由自在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