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陳伯海：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已經過時了嗎？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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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點亮生活』

陳伯海

雖說長年研究古典文學，文學史家、文藝理論家陳伯海先生的思考卻並不局限於此。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研究可謂駁雜，因為駁雜，而非專精，所做學問也是「半生不熟」。而他這麼說，是因為在他看來，自己雖然一輩子都在探索，但所做的研究並沒有達到他心心念念追求的那種完善、成熟的境界。

當然，這只是陳伯海的謙辭。他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橫跨唐詩學、古代文論、美學、哲學和中國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其中的《唐詩學引論》《中國詩學之現代觀》是中國詩學研究的權威著作；他關於「宏觀文學史」的新思考，「文化即人化」的新觀念，及對「生命體驗美學」的開創在學界有廣泛影響。

今年，陳伯海已屆80歲高齡，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適時推出六卷本《陳伯海文集》，可以說是對他多年學術研究的回顧和總結，也是中國文藝理論界的重要收穫。他任職多年的上海社科院文學所，於日前為他舉行新書座談會暨學術研討會，毫無疑問包含了對他學術貢獻的肯定與高評。

1　「『古文論』，以前叫做『詩文評』，是一種當代性的評論，是活生生的文學批評」

誠如陳伯海自己所言，他的思考涉及方方面面，但回顧一生思考所系，歸總起來其實就一個焦點，即思考傳統和當代的關係，思考如何激活歷史資源以創建民族新文化和新學術。他說：「我的專業是古典文學，是屬於傳統的，但我這個人，我很明顯地意識到我是當代人，我腦子裡裝滿的是當代的思想。作為一個當代人如何面對傳統？如何能把傳統引入當代？這是我一直要想解決的問題。基本上我的整個思考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這話看來尋常。當下似乎誰都能認識到，創新是不能憑空而來的，創新不能離開傳統的依託。實際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用陳伯海的話說，在這方面，我們是有過一些教訓的。比如說，從詩經算起，我們民族有3000年文明的傳統，而近一百多年，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事實上也構成了我們的傳統。按常理，有這麼豐富的傳統，我們當然不缺少創新的資源。「但過去，我們採取什麼路子呢？我們先是用外來的文明壓制我們的傳統，外來的就是先進的，是好的，傳統的就是舊的，把它壓制了。然後用蘇聯先進文化否定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然後又抵制蘇聯文化，最後在『文革』當中，把我們自己一百多年的積累，包括左翼文學、革命文學也打成文藝黑線，結果只能憑著幾個空洞的口號來構建樣板，這就相當於把我們的創新逼到一個很窄的死胡同裡面去了。」所幸任何的創新都是建基於傳統之上的創新，在當下正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而以陳伯海的理解，傳統越是厚實，創新的空間就越大。問題是,該怎樣讓創新的種子，從傳統文化的土壤里生長出來？這就涉及到話語轉型的難題。就拿陳伯海孜孜以求的古代文論來說，它毫無疑問是一種非常富於民族特色的理論話語，是置身於世界各民族之林亦不會喪失其獨立品格的話語。但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這套話語因難以適應變革的需求而遭受冷落。而古代文論的「失語」，從根本上說，是源於我們對其認識有很大的偏差，在相當長時間裡，我們也沒能找到合適的路子來激活這一豐富的資源。在陳伯海看來，「古代文論」的稱謂本身，事實上就很成問題。因為古文論的傳統是在我們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積累中逐漸形成的，但古文論作為一門學科，卻於20世紀方始建立並得到定名。「這之前，它不稱作『古文論』，而叫做『詩文評』，這意味著它是一種當代性的評論，是活生生的文學批評，而我們的文論傳統便是立足於這一活生生的態勢得以不斷的充實和完善的。進入20世紀以後，原有的『詩文評』，似乎成了歷史的陳跡，成了文化遺產，於是有了『古文論』的稱呼。『古文論』者，已經消逝了的文論話語也。」但「古文論」真的消逝了嗎？換句話說，我們眼下大量挪用的西方文論，或是由西方文論「嫁接」而來的當代文論，在解釋中國事象時，就全然有效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陳伯海舉剛去世的艾布拉姆斯的理論為例表示，其名著《鏡與燈》所歸納的作品、藝術家、世界和欣賞者四個要點，固然足以代表藝術活動涉及的各個基本方面。而用做分解藝術批評的坐標，則是依據西方文論諸流派各自分流、彼此對立的事實，跟我國文論諸流派強調相互聯繫的實際情形很有距離。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代文論多套用西方文論來分析中國事象。比如，已故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撰寫的《中國的文學理論》貫通中西，其精闢見解令人欽佩。但在陳伯海看來，他套用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論，給中國文學理論進行分類，卻並不可取。「因為在我們的傳統里，我們更習慣於從互相聯繫的角度來看問題。打個比方，我們通常所說的『詩言志』以『志』為核心，把作者、作品、讀者、世界四個方面組合成一個整體，就不同於西方文論的」分流「與」對立「，因此，要把中國的事象，強行納入到艾布拉姆斯的理論框架里去，就不免顯得牽強。」

「只有演變為『中國文論』，傳統文論話語才會有持續生存和發展的遠大前程」

由此觀之，我國文學理論，如何融匯傳統與西方來有效地解釋中國事象，進而達到自己的理論創新，是我們當下面臨的一個挑戰。這不僅是出於古代文論學科建設的需要，也是中國文學、文化建設與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陳伯海舉例表示，唐代大詩人李白在傳統批評中被目為「天才」、「天仙」，其風格稱之為「豪邁」、「飄逸」等，都是以傳統理念為依託。引進「浪漫主義」的概念後，文學史家開始用新的眼光來打量李白，我們的古代文學史也稱李白為浪漫主義詩人。「前幾年我去外地參加『文學遺產論壇』，有一位發言者就在報告里質問：『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嗎？』我細想一下，就覺得這個質問很有道理。打個比方說吧，西方浪漫主義詩人大多對傳統抱有一種反抗態度，力圖打破陳規舊律的束縛，而李白卻相當尊重傳統，其樂府詩的創作，便自覺體現出向古樂府學習的意向。又比如，同是寫的『自然』，西方浪漫主義詩人心目中的　『自然』具有與『文明』相抗衡的意味，歌頌自然即表明叛離社會。李白筆下的『自然』，則是意指多從日常生活中去尋求自然的境界。兩者之間顯然不可同日而語。」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浪漫主義」理念在李白研究中沒有積極意義。恰恰相反，在陳伯海看來，李白在傳統批評中被相對忽略的一些方面，由此得以充分顯露出來。然而，要是完全脫離開古代文論，徑直以西方文論來解讀李白，卻會造成讓人啼笑皆非的錯位。如此，切實的問題在於，我們該怎樣在現代框架下來激活古代文論，讓其與西方文論進行「對話」與「視界融合」，建立起雙向交流、互為中介的關係，以期對中國事象達到真正的理解？以陳伯海的理解，這誠然需要我們對中西文論持雙重視野的觀照方式。但至為重要的先決條件是，我們要讓傳統批評從封閉的、已然完成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重新面向現實，面向當代文化的運作。而一旦這樣做了，且行之有效的話，古文論也就不再定格為「古文論」，它會以多種形式進入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構建，成為整個當代文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只有使自己演變為『中國文論』，古文論傳統才會有持續生存和發展的遠大前程。」

《陳伯海文集》

3「對『古文論』，我們要改還原為創新，從『史』的清理，走向」論「的重建」

陳伯海的這個設想，概而言之即為「古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轉換生成的中心目標在於將傳統詩文評蘊藏著的普遍性意義發掘出來，給予合理的闡發，使之與現代人的文學活動、審美經驗乃至生存智慧相連結。但在很多人看來，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屬異質文化，不具備可通約性，傳統不必要亦不可能參與當代文化的運作。這也是陳伯海提出這一設想時引起頗多爭議的原因所在。在陳伯海看來，種種爭議不足為怪。究其因在於，我們過去對待古代文論，向來持一種「照著講」的研究思路。「所謂『照著講』，大致來說，就是立足於還原，專註於『史』的清理，即是在一種封閉的狀態里做研究。」而如果我們換一種視角，改單一的「照著講」為如哲學家馮友蘭提倡的「照著」和「接著」雙管齊下地「講」，就會對「古代文論」持不同的理解。陳伯海表示，這是因為「接著講」強調創新，側重「論」的重建。如此一來，對傳統文化做現代意義上的闡釋，便順理成章了。在陳伯海看來，我國現代文明的建設亟需這樣的「闡釋」，因為如果沒有傳統的因子經闡釋後參與到現代文明的有機構成中去，則我們的現代文明很容易淪落為外來文明的附庸，它只能片面地接受外來的影響，亦步亦趨地追隨外來文明的足跡，卻難以將外來形態通過批判、消化以攝入民族文化心靈的內核，更不用說憑藉雙方的互補互動以生成既富於民族特色又具有現代性能的新文明形態了。確乎如此。誠如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朱生堅所說，就學科建設而言，陳伯海提倡的「古文論的現代轉換」，可謂開啟了一個新的視角。「這意味著古文論不僅僅歸屬於某一學科，甚至也不僅僅是一種學院式、書齋式的知識，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學理論體系，或顯或隱地作用於古代以至現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傳播、接受、評論、研究等各個環節。」而如果放到全球的視野里來，對當下在不斷碰撞與融合中探索與尋求發展新思路的中西方文明做一比照，更會發現這一「轉換」有其內在的必要性。如陳伯海所言，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礎上的西方人本主義，正經歷深刻的危機。出於對這一理念反省而被肆意張揚的非理性主義，也因張揚過甚而導致理性的消解，陷於如福柯宣稱的「人死了」的極端。也因為此，西方思想家們意識到要超越「主客二分」，從而提出「交往理性」、「視界融合」、乃至「生態倫理」等，企圖在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重建一種相互尊重與親和的聯繫。但這「主體」與「客體」，「我」與「你」何以能得到溝通，社會人群間的平等交往憑什麼實現，乃至人和自然物種間的倫理關係當如何建立，等等。在陳伯海看來，仍需要從學理上找到根據。「『天人合一』恰足以擔負這一使命。」而天人合一、群己互滲的超越性生命境界追求，以陳伯海的理解，正是中國傳統文論話語中極有價值的部分。同時，傳統文論話語中所蘊含著的那種對生命本原的直覺感悟式的審美體驗方式和詩意言說方式，以及視文學文本為飽和著多種生命內質的有機結構與生命形態等，均可通向現代人的生存狀況與生命體驗，且恰恰是現代文論話語系統，及作為其根底的西方文論話語系統所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發揚我們民族自身的傳統，使之參與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構建，將理性的追求與生命的追求相互結合起來，以形成現代人的更為完整也更為充實的生命體驗和審美體驗方式，豈不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嗎？」事實上，陳伯海最初選擇把唐詩作為其學術研究的「原點」，即已包含了這樣的訴求。在他看來，唐詩作為民族文化傳統中發展最為充分、特色最為顯著的一種文學樣式，以它為典型，可以從中揭示出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審美經驗。而經過現代闡釋後的古文論，在應用於古典文學研究並取得成功後，可以進一步推廣於現當代文學以及外國文學的研究領域，特別是那些與中國古典文學性質相接近的文藝現象上，以求得傳統理念與當代理念、民族經驗與外來經驗的會通。「這是中國文論建設上更具有決定性的一步，也是中國文論能否建成的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