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後」、「才」等合併簡化字及「復繁派」的死穴

　　論「後」、「才」等合併簡化字及「復繁派」的死穴　　作者：子喬　　【摘要】　　一、大部分合併簡化字都沒有恢復繁體的必要。　　二、「一對多」的簡—繁轉換並不會增加多少成本。　　三、不能將文字系統規模的擴大和文字形體的「繁化」混為一談，正如人類社會新事物層出不窮，而衣食住行卻日趨便捷；歷史上漢字的演變，一直在尋求「精確（質量）」和「便捷（效率）」之間的整體平衡；現代的漢字簡化，仍是在尋求這種平衡。　　四、從損害「精確」或「美觀」的角度批判簡化字，是不知道文字為何物，不了解漢字發展歷史的體現；隸書將篆書的偏旁「辵」簡化為「辶」，這和現在將偏旁「言」簡化為「訁」，在學理上沒有任何區別。　　五、書體的改變和筆畫的減少都是形體上的「簡化」，沒有必要截然分開；自相矛盾是「復繁派」的死穴。　　六、對未來作出假設並進行價值判斷是毫無意義的。　　一、大部分合併簡化字都沒有恢復繁體的必要。　　現代漢字簡化有一種常見的方法，就是將多個字合併為一個字。具體有兩類情況：一是用已經存在的簡單的字代替複雜的字，二是用一個新的簡化字代替多個字。這種方法遭到了「復繁派」的猛烈抨擊。不可否認，將字源和意義不相關，讀音也不同，歷史上從未或很少通用，而又都很常見的字進行合併，確實值得商榷，比如「發」與「髮」（僅僅是聲符「癶」和「犮」的古音、古義相同）。但是，也有不少合併字是有充分歷史依據的，不能一概而論，一些人甚至誤以為它們都是49年以後生造的新字，這就更不應該了。　　下面舉幾個例子，它們經常被「復繁派」質問「根據何在？」這些人在漢字問題上大放厥詞，動輒進行道德批判，充當衛道士，他們只把眼光局限在楷書的範圍內，不懂古文字，不了解漢字的整個發展歷史，這也就罷了，可居然連最基本的《說文》及其《段注》都懶得翻一下，難道他們就是這樣「熱愛傳統文化」的？　　1、「後」與「後」　　「後」簡化為「後」，幾乎被所有的「復繁派」所詬病，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其實「後」在歷史上早就被借為「後」了。　　《說文》：「後，繼體君也。」段註：「釋詁、毛傳皆曰：後，君也。許知為繼體君者，後之言後也。開創之君在先，繼體之君在後也。析言之如是，渾言之則不別矣。易象下傳曰：後以施命誥四方。虞云：後，繼體之君也。此許說也。蓋同用孟易。經傳多假後為後，大射注引孝經說曰：後者，後也。此謂後即後之假借。」　　既然「經傳多假後為後」，今天為何用不得呢？「復繁派」質問「根據何在？」顯然是不看書的結果。　　2、「才」與「纔」　　古文字「才」象草木初生之形，《說文》：「才，草木之初也。」段註：「引申為凡始之稱……凡才、材、財、裁、纔字，以同音通用。」「才」作為實詞，可以與「初」、「始」互訓，後來引申為「剛剛」的意思，成為副詞，這是實詞的虛化；而「初」、「始」用作副詞也有「剛剛」的意思，三字仍然可以互訓。　　至於「纔」，《說文》：「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段註：「今用為才字，乃淺義引申」，明確指出「才」為本字，「纔」反為借字。而「淺義引申」之說稍嫌迂曲，不如「才」由「草木之初」引申為「剛剛」那麼順暢。　　可見，現在以「才」代替「纔」，不論從哪方面說都是很合適的，台灣也是用「才」而不用「纔」的。　　有人說「才能」一詞會出現歧義，但是，捫心自問，在具體的語境中，這種概率有多大呢？能和簡化帶來的便利相提並論嗎？在所謂的「正體字」中，類似的情況就能完全避免嗎？要完全避免，只能是每個義項都使用一個單獨的字，那需要多少個漢字才行？表達是精確了，可是應用呢？　　【子喬按：本文的「正體字」即大陸通常所說的「繁體字」。使用這種稱呼，一是為了遷就某些人的習慣，以期避免定義上的無謂糾纏，二是提醒某些人，這種「正體字」中早就存在著大量的簡化，是顛覆了原先的「正體字」後才登上寶座的。】　　3、「鬍鬚」與「鬍鬚」　　「胡」、「須」均為古字。《說文》：「胡，牛頷垂也。」段註：「此言頷以包頸也。……引申之凡物皆曰胡。」「胡」本義是牛下巴頦（一說包括脖子）的垂肉，後來泛化，也用於人和其它動物，以及象「胡」的物體。《說文》：「須，面毛也（段注本作：頤下毛也）。」古文字為獨體象形字，象一個長鬍須的人。「彡」為鬍鬚象形，「頁」由人形演變而來（主要是頭部）。「鬍鬚」本義是下巴頦（或脖子）上的毛，後來泛化了，嘴唇上、臉部的毛也叫「鬍鬚」。　　4、「並」與「併」、「並（竝）」　　《說文》：「併，竝也。」段註：「許互訓者，禮經注曰：古文並今文作併。是古二字同也。……形聲包會意。」　　《說文》：「竝，併也。」【子喬按：「立」古文字象正立人形，「竝」象二人並立。】　　《說文》：「並，相從也。」段註：「從舊作從，今正。合也兼也。」　　可見，「竝（並）」和「併」可以互訓，而它們和「並」的意義有相近之處。「併」又可寫作「傡」，是形聲兼會意字。二「立」為「併（竝）」，「人」「並（合）」亦為「併（竝）」。這是三字合而為一的依據。就社會應用而言，合起來也是利大於弊的。　　5、「復」與「復」、「複」、「覆」　　《說文》：「復，行故道也。」段註：「疑彳部之復乃後增也。」　　《說文》：「復，往來也。」　　《說文》：「複，重衣也。」段註：「引申為凡重之稱。複與復義近，故書多用復為複。……詩：陶復陶穴。鄭注月令曰：古者複穴。」　　可見，「復」、「復」意義相通。甲骨文有「復」而無「復」，「復」從「止」，本有行走之義。後「止」訛變為「攵」，本義遂失。後人不明此理，又加「彳」表示行走。意義重疊，去之無妨。而「複」意義引申後，與「復」接近，自古通用。　　「覆」也可以通「複」和「復」，表示重複、返回，這個意義簡化為「復」。但是用作「遮蓋」、「翻倒」時，根據1986年的《簡化字總表》，恢復為「覆」，不簡化為「復」。這種調整仍是在尋求「精確」與「便捷」之間的整體平衡。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這些常用的簡化字本有其字，又有歷史依據，能講通意義，而且不會引起混亂，實在沒有恢復繁體的必要。有人說這是「復古」。確實是，但「復古」並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便於應用才是目的。創新也是一種手段，但是要慎用，實際上用得也不多（相對而言）。而「發」與「髮」之類的合併，如果當初不合併也就罷了，可是既已成為事實，大多人已經習慣，在具體的語境中，也並未引起多大的混亂，個人認為也沒有恢復的必要。　　還有一種情況，是以一個生僻字，作為一個常用字的簡體。比如「體」現在是「體」的簡體，而「體」也本有其字，讀作「ben4」，同「笨」。只是這種用法不但在日常生活中見不到，在古書中也是罕見的，可以說現在已經被淘汰了，根本不會引起混亂。這種合併簡化，代價幾乎沒有，與其效益相比，是不值一提的。從「復繁派」的立場來說，這反而是維護傳統文化——把一個「死」字救「活」了。　　以上這些情況，佔了合併簡化字的大多數。有人把異體字也算作「合併簡化」，比如「粗」和「麤」，嚴格來說這是不對的，至少我們討論的「合併簡化」並不包括此類情況。這兩個字都見於《說文》，在所謂的「正體字」中，習慣上用「粗」而不用「麤」，不存在「引起混亂」和「恢復繁體」的問題。在簡—繁轉換時，不能將「粗」轉換為「麤」，也即「粗」就是「正體字」，而「麤」也是一個幾乎被淘汰的字——指用作「粗」的意義時，有人用它表示「三鹿」，那另當別論——這本身就是一種簡化。這種「簡化字」在「正體字」中還有不少。【子喬按：「麤」字在電腦上如果用正常字型大小顯示，就是三團黑疙瘩，而且這已經是省略了筆畫的。】　　還有人說，使用古字的合併簡化，「勾銷了這些漢字在整個漢字演進史中所經歷過的變化過程」。這真是危言聳聽，所謂的「正體字」並沒有被完全消滅，它只是和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一樣，退出了社會應用的主流而已，何言「勾銷」？你想研究「漢字演進史」，大可去閱讀「正體字」甚至甲骨文、金文，沒人阻止你。但是你以為每一個老百姓都象你一樣關心並需要「漢字演進史」嗎？　　說穿了，還是「損失」和「效益」誰更大的問題。筆者認為，漢字簡化在總體上效益大於損失。其效益，只掃盲一條就足夠了。有人對此表示懷疑，說「正體字」一樣可以掃盲。確實可以，甲骨文都可以用來掃盲，只是有個效率問題，正如國民政府1935年8月頒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時，教育部長王世傑所說的：「近年以來，政府與社會，雖渴望普及義務教育及民眾教育，而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體繁複，亦為重大原因之一。於是談教育普及者，多主擇是通行之簡體字，應用於教育，以資補救和進行。」　　簡化字的掃盲成果是客觀事實，沒有人能夠證明，即使當初不簡化漢字，也能在同樣投入的前提下獲得同樣的效果。歷史並不是沒有給「正體字」實現讓大部分中國人脫盲的機會，只是它沒有完成，否則王世傑也就不會那麼說了。台灣的情況是不足為據的，如果台灣當年也有幾億文盲半文盲，而兩邊政府的教育投入也大致相當，那才可以僅僅通過「識字率」來評判「正體字」和簡化字的掃盲效果。否則，只比較「識字率」是根本沒有說服力的。　　還有人曾經做過試驗，說對於小學生來說，學習所謂的「正體字」並不比學習簡化字更費力。先不說這個結論是否可靠，就算可靠，請問：小學生和成年文盲半文盲是一回事嗎？社會上的掃盲能按照正規學校教育那樣進行嗎？難道當年那幾億成年文盲半文盲應該脫產去上小學？難道因為現在的小學生學習「正體字」不費力，就要使已經脫盲的幾億成年人重新成為文盲半文盲？　　二、「一對多」的簡—繁轉換並不會增加多少成本。　　至於「一對多」的簡—繁轉換，確實有些麻煩，也經常被「復繁派」拿來說事兒——「一對一」的可以自動轉換——但是它在社會應用中顯然不佔主流。人們使用這些合併字進行日常交流的次數，要遠遠多餘將它們轉換為繁體字的次數，而且使用計算機系統並輔以人工校對（也即「半人工校對」），是能夠解決的。　　其實，就算不存在簡—繁轉換問題，或者可以實現全部自動轉換，通過人工輸入或掃描而得到的簡體文本，也都需要人工或半人工校對。所以，針對「一對多」簡—繁轉換的校對，如果進行科學的處理，就不會增加多少成本。比如，可以在校對原始簡體文本的同時，進行「一對多」的簡—繁轉換及其校對，然後再整體自動轉換為繁體，這樣效率較高。　　「一對多」的簡化字和繁體字並不是很多，對應關係一般也不超過3個。可以在海量詞庫的基礎上，根據上下文進行「智能識別」。這樣雖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但也會大大降低錯誤率，減少人工校對的工作量。　　以「須（須、鬚）」字為例：可以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必須」轉換為「必須」（因為此「須」對應「須」的概率要大於「鬚」。遇有特殊情況，如「必鬚」為人名，而且在某一文本中出現的概率大於「必須」，就可以自定義「必須」轉換為「必鬚」），「須知」轉換為「須知」、「鬚眉」轉換為「鬚眉」、「鬚髮」轉換為「鬚髮」、「鬚髮皆白」轉換為「鬚髮皆白」……　　然後確定優先順序，「必須」比「鬚髮」常用，則優先順序應高於後者，這樣「必須發錢」就會按「必須—發錢」處理，而不是「必—鬚髮—錢」。一般來說，字數多的詞含有的信息量大，排他性更強，比如「鬚髮皆白」的優先順序就應高於「必須」，這樣「張必須發皆白」就會按「張必—鬚髮皆白」處理，而不是「張—必須—發皆白」（「張必」為人名）。當然，這只是一種簡單的演算法，肯定還可以設計出更智能的。　　經過這樣的處理，肯定還會存在少數錯誤。如果文本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以往處理同類文本的錯誤率也極低，不會導致整體上的錯字率超過規定數值，那麼大可置之不理。否則，就需要再進行「半人工校對」。也即，由計算機系統指出文本中存在「一對多」轉換的地方，提供選項，由操作員根據上下文判斷該用哪個字，正確的不動，錯誤的改正。也可以選擇不校對所有的「一對多」，而是根據轉換的錯誤率進行篩選，比如「長江後浪推前浪」轉換為「長江後浪推前浪」，出錯的概率微乎其微，就可以自動跳過，不進行校對。　　這個工作不要求操作員精通繁體字，只要求掌握「一對多」的字就可以了。如果計算機系統自動轉換的正確率很高（智能性高），而「半人工校對」部分的界面也很便於操作的話，即便是轉換字數很多的文本，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時間。　　當然，以上只是筆者的設想，不知現在有沒有這種計算機系統——Word已經可以實現其中的部分功能——即使重新開發新的系統，技術上也並不困難，成本也沒有多高。這與合併字所帶來的效益和將其重新分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三、不能將文字系統規模的擴大和文字形體的「繁化」混為一談，正如人類社會新事物層出不窮，而衣食住行卻日趨便捷；歷史上漢字的演變，一直在尋求「精確（質量）」和「便捷（效率）」之間的整體平衡；現代的漢字簡化，仍是在尋求這種平衡。　　這裡還涉及到漢字的「分化」問題，順便說說。筆者認為「簡化自古就是漢字發展的主流」，而「復繁派」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漢字的字數是逐漸增多的，往往是一個字通過增加偏旁分化為若干字，比如先有「雲」後有「雲」，先有「求」後有「裘」等等，這顯然是「繁化」，「擁簡派」又怎麼解釋呢？【子喬按：筆者的觀點詳見拙文《簡化自古就是漢字發展的主流——與徐晉如先生商榷》（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9f4b10100chwl.html），以下簡稱《商榷》】　　如果從字面上理解，漢字從無到有，字數也不斷增多，這當然是「繁化」，沒人說這是「簡化」。其實，連地球都是從無到有的。如果按這種思路，可以說任何事物都是「繁化」而不是「簡化」的結果，那還爭什麼呢？不過筆者所言，卻是漢字形成了一定的體系之後——以商代甲骨文、商代金文為上限——它在形體上的發展趨勢，這與字數的多少不能混為一談。　　　　這些字之所以分化，是因為它表達的意義分化了或增加了，為了表達得更精確，才增加偏旁另造新字。但是，如果每個意義都造一個新字的話，那將會導致漢字的數量極其龐大，不利於學習和使用。所以古人也是有所「分」而有所「不分」，並未追求一字一義，一字多義的現象極其普遍。這是在「精確」和「便捷」之間尋求一種整體平衡。分化過程完成以後——注意不會是一下子就截然分開——新字與原字就成了並存而彼此獨立的兩個字，意義各不相同，一般不會混用。這與一個字經過「繁化」以後，原字被淘汰，而以新字表示原義的現象，應該嚴格區分。前一種「繁化」其實是文字系統規模的擴大，後一種「繁化」才是形體的繁化，這是兩個層面。　　裘錫圭先生對此有精闢的論述（詳見《商榷》所引）。筆者也舉過一個例子，就是金文「或」字。這個字本身在西周早期是繁簡併存的，而簡體佔主流（繁體見於《保卣》），到西周中晚期，繁體就被淘汰了。同時，在簡體的基礎上，增加偏旁，造出了「國」字和「域」字，而「或」字最終專門用作無定代詞。後世「國」和「域」有時可以互訓，但與「或」是涇渭分明的。可見，「或」字一分為三，是前一個層面上的「繁化」（規模擴大），而「或」字自身的演變，卻是後一個層面上的「簡化」（形體簡化），兩者總體上是同時進行的。這就好比人類社會總體上的發展狀況，其規模不斷擴大，人數逐漸增加，新事物層出不窮，但人們的衣食住行卻是越來越方便快捷。【子喬按：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沒有公認的「或」字，有些資料所稱的甲骨文「或」字，其實是「戓」字的誤釋。】　　純形體繁化的現象不佔主流，典型例子是「上」和「下」。一般來說，古文字「上」寫如楷書「二」形，上短下長，古文字「下」也是兩橫，上長下短，古文字「二」則兩橫等長。但是這種區別的「分辨力」很低，稍一疏忽就容易把「上」、「下」、「二」三個字弄混，如西周早期《天亡簋》中的「上帝」就曾被有的人誤讀為「二帝」，今人會弄錯，古人自然也會弄錯，於是古人就給「上」和「下」各加了一筆豎畫，進一步區分這三個字。這是為「精確」而犧牲了「便捷」。　　說「繁化」是主流，如果是指前者，那當然是正確的。可是，這麼說的人，幾乎都把這兩個層面混為一談了。如此看來，現代的合併簡化是在減少字數，似乎是「逆潮流而動」。其實，這只是在字數增加到一定程度後，酌情進行的調整，幅度並不大，仍然是在維護「精確」和「便捷」之間的整體平衡（這種平衡是動態的，並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理想狀態並固定下來）。當然，具體的合併方案有得有失。合併字在現代簡化字中只是少數，現代簡化字主要還是形體上的簡化。不管那個層面上的簡化，不管是「順流」還是「逆流」，「復古」還是「創新」，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可能有人會問：「那為何不仿照『雲（雲）』——也是分化字再合併——把『國』、『域』合併到『或』里呢？」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是因為「或」、「國」、「域」雖然本為一字，但現在的讀音已經差別很大了，同時都是常用字，如果合併，將導致「或」字在日常生活中有三種讀音，反倒增加了學習和使用的難度，而筆畫也沒有減少幾筆。在「精確」上付出了代價，卻沒有在「便捷」上獲得效益，甚至相反，這顯然破壞了上述「平衡」，得不償失。而「雲」（動詞）和「雲」（名詞）讀音相同，後者在生活中常用，前者僅用於文言文，合併以後不會引起混亂，其效益是遠大於損失的。　　【子喬按：與「一簡字」的約定俗成相比，「二簡字」太過激進，局限於某一地區或行業的新簡化字或生造字較多，超越了應用的需求和人們的承受限度，加之醞釀於「文革」時期，在政治上屬於「撥亂反正」之列，被廢除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少數被「誤殺」的還算不錯的簡化字。】　　四、從損害「精確」或「美觀」的角度批判簡化字，是不知道文字為何物，不了解漢字發展歷史的體現；隸書將篆書的偏旁「辵」簡化為「辶」，這和現在將偏旁「言」簡化為「訁」，在學理上沒有任何區別。　　「復繁派」顯然不能理解這種整體「平衡」的意義，他們總是片面地從損害「精確」的角度批判簡化字。殊不知，為了「便捷」而犧牲「精確」，是漢字發展史上的普遍現象，筆者在《商榷》中已經舉了不少例子，這裡再說幾個。　　所謂「正體字」中的常用偏旁「辶」、「阝」（左）、「阝」（右）、「衤」、「礻」等就都是簡體，其繁體分別是「辵」、「阜」、「邑」、「衣」和「示」，它們都是表意的部件。這幾個字用作左右偏旁時，都進行了簡化。這些簡化有的在隸書中就已經完成了，有的是此後逐漸完成的。特別是前三個，在演變中偏旁與單字的差別逐漸加大，為書寫方便而犧牲了表意功能。「衤」和「礻」的形狀變化不太大，但也各自減少了一筆。「示」用作左旁時，有時就寫作「示」，並不寫作「礻」，但現在的所謂「正體字」，習慣上還是寫作「礻」的。　　這樣一來，「正體字」中的「簡化字」可真有不少。試問：這和現在把用作左偏旁的「言」、「食」、「金」等正式簡化為「訁」、「飠」、「釒」有什麼區別？其實後者也是自古就有的簡化，只是沒有正式確定下來，這毫不奇怪，總不能一下子什麼都確定了吧？總得有個發展過程吧？難道只是因為前者是古人採用並確定下來的，後者是古人採用而由今人確定下來的——在學理上並無任何區別——就接受前者而批判後者？如果我們回到將「辵」簡化為「辶」的時代，是不是也可以質問：「古人確定下來的東西，你們憑什麼簡化？」　　不少人都說將「言」簡化為「訁」，容易和「氵」混淆。且不說，這只是在眼神不好的人看到脫離語境的個別字詞時，才可能發生的；要這麼說的話，那「冫」和「氵」不是也容易混淆嗎？「冼[xian3]」不是經常被誤讀為「洗」嗎？「菅[jian1]」不是經常被誤讀為「管」嗎（兩字都用作古地名和姓氏）？　　誰又能不放大字型大小而在兩秒鐘內告訴我：「氽丸子」、「祼祭」、「襌衣」、「小皃」應該怎麼讀（兩秒鐘後公布答案）？「正體字」中容易混淆的字太多了，有它不多，沒它不少。大多數情況有語境管著呢，古人都不怕混淆，你們怕什麼？還有人說「訁」只是手寫體，不能成為國家正式的標準（印刷體）。可是，上面提到的「辶」、「阝」（左）、「阝」（右）、「衤」、「礻」，哪個不是從手寫體而來？因為這些要恢復繁體字，那就叫因噎廢食。「復繁派」批評「連」簡化為「連」、「陳」簡化為「陳」，怎麼只批評右邊，不批評左邊呢？　　【子喬按：「氽」從「人」不從「入」，「氽[tun3]丸子」是炸丸子，不是用開水「汆[cuan1]丸子」；「祼」從「示」不從「衣」，「祼[guan4]祭」是中國上古祭禮，不是日本的「裸[luo3]祭」；「襌」從「衣」不從「示」，「襌[dan1]衣」就是單衣，不是和尚穿的「禪[chan2]衣」（馬王堆出土的「褝衣」，網上多誤寫作「禪衣」）；「皃」從「白」不從「臼」，是「貌」的異體，「小皃[mao4]」就是「小的樣子」（《說文》解釋字義常用「某某皃」），不是稱呼小孩的「小兒[er2]」。】　　至於「美觀」，那就更不是問題了。文字不是純藝術品，至少在當年那幾億文盲半文盲眼裡不是，它首先要面對的是應用問題。「美觀」對於漢字來說是相對次要的，也是老早就被犧牲了的。誰要不認同這一點，麻煩您找一套《殷周金文集成》來看看，特別是長篇銘文，那種美感其實區區「正體字」所能比擬的？　　五、書體的改變和筆畫的減少都是形體上的「簡化」，沒有必要截然分開；自相矛盾是「復繁派」的死穴。　　　　在文字系統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古人在「筆畫風格（即書體）」和「筆畫數量」兩方面，卻不斷地尋求「簡化」。　　有的「復繁派」認為，歷史上的篆書變隸書（古文字變今文字），只是書體的變化，和筆畫的減少不是一回事。這是把簡單的問題弄複雜了。兩者確實不是一個概念，但是在「便捷」這個層面上，卻是一致的，沒有必要截然分開，否則就有玩文字遊戲之嫌。顯然，把筆畫風格變得容易寫和減少筆畫的數量，都是形體上的「簡化」，而且兩者往往是並存的。　　　　篆書變隸書，就是一個筆畫風格簡化和筆畫數量簡化相結合的過程。雖然也有繁化，但不是主流。如偏旁「辵（篆書原形略）」變為「辶」，就包含了這兩方面的簡化。篆書「辵」本來也可以直接隸化，到楷書中都有，就是「辵」，但古人還是把用作偏旁的「辵」給簡化成了「辶」。筆畫本身變得容易寫了，筆畫數量也減少了。　　　　楷書形成之後，在筆畫風格方面，已經沒有多少簡化的餘地了，而筆畫數量方面尚有簡化的餘地，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如取「集」舍「雧」，取「雷」舍「靁」、取「累」舍「纍」、取「壘」舍「壨」、取「塵」舍「{麤土}」、取「鬥」舍「鬦」、「鬬」、取「粗」舍「麤」、取「鮮」舍「鱻」、取「才」舍「纔」（副詞）、取「台」舍「臺」（用於「台灣」）等等。前面的是現在所謂的「正體字」，後面的是在不同時期被淘汰的「繁體字」或異體字、通用字。　　有一種說法是：「古人留下的這些字，已經很『平衡』了，不能再『調整』了」。這話怎麼聽著象「祖宗之法不可變」呢？某些「復繁派」對台灣地區以「才」代「纔」、以「台」代「臺」都頗有微辭，認為是民國時期漢字簡化的遺毒，只能說是走火入魔了。　　不知這些人意識到沒有，如果古人都跟他們一個思路，我們現在恐怕還在使用圖形文字甚至是圖畫。正因為古人不象他們這般固步自封，而是在完善文字體系（通過繁化而達到「精確」）的同時，不斷地追求應用上的「便捷」（簡化），甚至不惜為了「便捷」而犧牲「精確」，才會有他們現在奉為圭臬的所謂「正體字」。　　而且，這個過程也絕非是純自然演變，小篆和隸書地位的確立，都與官方的標準化工作密不可分，它對於先秦古文字體系的顛覆性，是現代漢字簡化所不能比擬的——漢代的人們，哪怕是大學者，也大都不認識先秦古文字了，少數認識的，就算「古文字學家」了，而現在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大陸中青年人，閱讀繁體文本卻並無太大的障礙。按「復繁派」的邏輯，站在漢字發展史上任何一個變革的當口，都可以說原有的文字是老祖宗智慧的結晶，很完美，不能也不必進行任何改動，否則就是「破壞傳統文化」，然而事實又如何呢？　　這是「復繁派」在邏輯上的最大悖論，是他們的「死穴」。　　　　六、對未來作出假設並進行價值判斷是毫無意義的。　　「復繁派」在反駁對手時，大都會採用一種歸謬邏輯：「照此簡化下去，漢字就會變成日文片假名那樣的東西，那也太不象話了！」　　這種歸謬並不能成立，因為它先是對未來作出了一種假設，又對其進行了價值否定，這是一個邏輯錯誤。先不說對未來作出假設本身就有問題——未來不一定按照邏輯推理去發展——更重要的是，就算未來會按照邏輯推理去發展，以現在的價值觀對未來的事物進行價值判斷，這也毫無意義。　　人類的價值觀是不斷變化的，未來的事物的價值，只能在它成為客觀事實之後，由當時的人們去評價。　　現在的人說「將來漢字要是變成片假名那樣就太不象話了」，就如同秦朝的李斯說「將來要是廢除了小篆那就太不象話了」。又如女人的衣服，剛露出胳膊的時候，可能有人會說：「照此下去，怕是連大腿都要露出來了，那也太不象話了！」可是現在呢？又豈止是露了大腿？　　最後，筆者想請「復繁派」認真體會一下國民政府1935年8月頒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時，教育部長王世傑的部令中的一段話：　　「我國文字，向苦繁難。數千年來，由圖形文字，遞改篆隸草書，以迄今之正體字，率皆由繁複而簡單，由詰詘而徑直，由奇詭而平易，演變之跡，歷歷可稽。惟所謂正體字者，雖較簡於原來之古文篆隸，而認識書寫，仍甚艱難。前人有見及此，於公私文書文字，往往改用簡體，在章表經典，及通問書札中，簡體字亦數見不鮮。明儒黃氏宗羲，對於應用簡體字，主張尤力，有『可省工夫一半』之語。而社會一般民眾，於正體字書籍，雖多不能閱讀，但於用簡筆字刊行之小說，謄寫之賬單，輒能一目了然。可知簡體文字，無論在文人學士，在一般民眾間，均有深固之基礎，廣大之用途，已為顯明之事實。近年以來，政府與社會，雖渴望普及義務教育及民眾教育，而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體繁複，亦為重大原因之一。於是談教育普及者，多主擇是通行之簡體字，應用於教育，以資補救和進行。」　　【子喬按：這一批簡體字很多都與現行簡體字一致，但沒有正式向全社會推行。其原因有人說是保守派大佬如戴季陶等的反對，有人說是稍後抗戰的爆發。筆者覺得應該把兩者結合在一起看，當然抗戰是主要的。所謂的「正體字」一向被保守派視作「傳統文化精髓」，把推行簡體字說成是「破壞傳統文化」——日本人要滅亡中國，當然也要消滅中國文化，日本人在那邊不許中國青少年學習漢語、漢字，而讓他們學日語、日文；你們在這邊要推行簡體字，廢除正體字。這不是一唱一和嗎？國難當頭，顯然無暇推行簡體字，也沒有人敢承擔上面的罪名。當時批判顧頡剛等「疑古派」時，就曾有人使用這種邏輯——滅國先滅史，疑古派是幫日本人滅我們的史。抗戰之後又是內戰。國民黨到台灣後，曾想繼續推行簡體字，但共產黨下手更快，它自然不能跟在共產黨後面起鬨。漸漸地，國民黨把自己當年說過的話都忘了，反而指責起共產黨來了。也難怪它忘了，因為它把幾億文盲半文盲都甩給了共產黨。】　　2009年3月18日 北京　　2009年3月21日 補充　　2010年7月18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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