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為什麼會轉化為一場文化大革命-文化動態-新聞-藝術中國網

要談論這樣一個問題，我以為有把「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術語加以規範的必要。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我以為就是一種企圖依靠進行文化層面的革命而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以及這種文化的的行為載體即作為個體的人的革命。它帶有強烈的暴力、恐怖和專制色彩，即企圖以哈耶克所謂的「主觀建構理性」來創造一種新的人類的活動。它的最根本的兩個特徵是：一，與過去決裂；二，創造一個全新的民族或國家，即所謂再生.前者是創收的手段，後者是他的目的。兩者共同構成了推動革命由一種常態的革命向一種變態的革命轉化的力量。前者在革命中表徵的是群體性的狂熱，後者則更多的表現為一種強烈的希望。

1789年的法國革命者是一群非常浪漫而豪邁的革命者。他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令人咋舌的任務：同舊傳統實行徹底的決裂，在舊世界的廢墟上重建一個嶄新的民族。在他們看來，這種決裂不僅是徹底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一切屬於傳統的舊事物，不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不論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統統都有應該受到無情的批判和否定。正像托克韋爾所說的那樣，當時的法國人要在他們的過去和未來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要一勞永逸的改變法蘭西民族的面貌。實現民族的再生是法國大革命時代又一個中心的話語。在革命者看來，「革命」和「民族再生」原本就是一回事，革命不僅是在要使法蘭西民族擺脫奴役，而且要使法國人變成一「新人」。由於受到盧梭影響，在當時的法國人心中，「新民族」是帶有強烈的原始部落色彩的，對於法國而言，英國、美國、以及更久遠的羅馬都是學習的榜樣。再生對於他們而言是沒有榜樣的，他進行的工作是完全創新的但是這是極其艱難的，於是法國人便陷入了給以自拔的緊張和焦慮的狀態之中。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國內外敵對分子的拚死抵抗，革命陣營內部層出不窮的分化與叛變，在他們的前進道路上布滿了荊棘，使他們感到處處危機四伏。正是這樣一種異常的如臨深淵的政治危機意識，使法國革命人士調動起了千千萬萬的勞動大眾採取了包括斷頭台等為標誌的極端手段，將革命激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異常激烈的革命就表現出濃厚的分裂性和二元對抗性的色彩。當這樣一種對抗發展到了極點的時候就必然向更為深層次的方向深化。從年鑒學派的所謂長時段的歷史觀之，文化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對於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段的人群來說具有某種先驗主義的性質，因而對於人們有著極大的影響。所以當法國人的革命活動在各種極端的革命形式中，最後必然發展到為文化層面的革命。這也就是法國大革命向文化大革命轉化的深層次原因。

但是歷史文化對於任何一個民族的影響都是一種長時段的歷史影響。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時代的人想要從根本上完全擺脫他的傳統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幾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對於法國大革命而言，決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在過去的傳統中的掙扎。一般說來，資產階級革命要確立資本主義的憲政，代議制等原則。然而對於法國而言，這些都只是一個夢。從1789年開始到1814年波旁王朝復辟的十五年間法國竟然出現了五部憲法。這和美國革命創造的1787年憲法二百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情況，形成了驚人的對照。只要我們統觀一下從1791年到1804年的五部憲法，我們就可以看到，法國革命的憲法形態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的過程：議會由一院制經兩院制轉變為橡皮圖章式的多院制，政體由君主立憲制經民主共和制轉變為表面上的共和制或實際上的君主立憲制、實際上的獨裁製；《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在開始時享有於憲法引言的首要地位，到熱月政變後間變得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一句話，還不到波旁王朝復辟，法國革命自己就走完了從反對君主制到接受君主制這樣一個怪圈。同時法國大革命追求的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帶有太多的理想化的因素。由於長期以來愛著王權專制主義的統治，在那些思考著如何限制王權、消滅專制思想的啟蒙思想家那裡，實際上普遍的存在著那種「一致同意」的理想的追求。這種追求在盧梭那裡發展到了一種極端，即所謂的「公意論」，他說「如果全體公民集合起來一致同意破壞這個公約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懷疑這個公約之被子破壞乃是非常合法的。」這實際上意味著人們的一種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他們的心靈深處最重的還是某種專制權威，儘管這種權威可能性意味著另一種形態。當這樣一種不安全檢查感受和不信任感受發展到一種極端的時候就必然通過一種大規模的恐怖統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當時的法國人當中最初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再生觀。一種是聖寵式的，即所謂自革命發生之日起法蘭西民族就已經自動更新，人人都成了「新人」；而另一種則是任務式的再生觀，即革命發生後，只有一部分的法蘭西人變成了「新人」整個民族呈現出「新人」與「舊人」共存的局面。前者較為虛幻，後者更為實際。開始時兩種再生觀是處於不斷的關鍵之中的，但是到了後來，那種充滿了緊張任務式的再生觀支配了人們的思維。一者有號召抗敵的需要，另者也是革命者越來越認識到了「時間」的重要性，即所謂的再生奇蹟是不可能發生的，它只能是一個過程。隨著國內外的各種形勢的趨向嚴峻，這種再生任務越來越給人一種焦慮感。革命者們越來越害怕革新無法在短時期內完成，國民公會的議員蒂里昂有一次這樣感慨：「要是在開始時沒有能一舉成功，我們就再也成功不了了，因為人民會對革新產生一種無法克服的厭倦情緒。」因此到了後來，革命都就企圖快馬加鞭快速的實現民族的再生。而「新人」的創造說到底便成了一個教育的問題，所以就必須通過教化來培養。因此一場名副其實的「文化大革命」上台了。

被改造的對象中，有大人也有小孩，對於革命者來說，改造小孩較為容易，因為這隻需要張開一個足夠大的學校的網路便足以辦到了。但是對於成年人的教育的來說就更為堅巨了。因為成年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定形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以就需要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大學校，把教化「新人」的努力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讓磨擦的思想文化佔領公共領域的和私人領域的一切方面。

雅各賓派俱樂部設想了五種教化手段，即報刊、曆書、歌曲、舞蹈和戲劇，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和大眾娛樂文化。在當時的大街上到處都是各種告示，與中國六十年代的大字報頗為類似。發行量極大的大眾曆書也被當做了革命教育的工具，戲劇、音樂、美術等藝術作品裡則是大力宣揚共和主義的道德，在大革命的十年里產生的革命歌曲多達3000多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當時流傳甚廣的《馬賽曲》。節日也被當做一種教育的手段，如謝尼埃就說過「談到教育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國民的節日。」當時較為重大的節日有1789年的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獄），1790年聯盟節，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權），1793年1月21日（處死路易十六）等等。這種種節日旨在反覆激發人們的共和主義的道德情感，弘揚各種美德，加強道德風尚的教化。此外在另一方面大革命極其重視將剛剛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神聖化。正如托克韋爾所說：「大革命是一種政治革命卻是按照一種宗教的方式運行的，並帶有某種宗教革命的外觀。」著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則認為：「1789年原則」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宗教，這種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傳道者。」革命的象徵物有著強烈的人民性，如自由樹、小紅帽等等。其中在人民中有著很大影響的便是對被刺殺的馬拉、勒佩勒蒂埃和沙利埃三人的祟拜，這三者被作為「自由殉道者的三位一體」在共和二年成為人們的祟拜偶像。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革命的進行，日常生活也被拖入到了革命中來。在這一時期，地名人名被革命化了大量的名前加上「人民」一詞，而深受人民愛戴的「聖人」們也成為地名和人名的一個重要來源。日常生活用品是也常常充滿了革命的內容，在當時的傢具和器皿上盛行寫上「我們相親相愛、情同手足、准能成功」以及「為國家而死無尚光榮」這樣的字樣。此外語言服飾上也發生了革命的的現象。綜合觀之，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由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變成一種實際上的「文化大革命」有著它的深刻的歷史根源。既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的影響，也是當時的各種政治文化，政治勢力自主發展的結果。

延伸閱讀：什麼是法國大革命？

　　18世紀末，法國封建制度極端腐朽，國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第一等級（僧侶）和第二等級（貴族），與廣大的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城市平民、農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群眾運動不斷高漲。

　　自由帶領人民(德洛克羅瓦1830)，是歌頌1830年革命的，但在此可看到法國人民所具有的追求民主，熱愛自由的精神

　　1789年5月國王被迫召集三級會議，繼而改為國民議會和制憲議會。7月14日巴黎人民起義，攻佔巴士底獄，革命爆發。8月26日制憲會議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確立人權、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議會還頒布法令廢除貴族制度，取消行會制度，沒收並拍賣教會財產。革命初期，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利益的君主立憲派取得政權。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喬裝出逃，企圖勾結外國力量撲滅革命，中途被識破押回巴黎。廣大群眾要求廢除王政，實行共和，但君主立憲派則主張維持現狀，保留王政。君主立憲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憲法》，召開立法會議，維護君主立憲政體，反對革命繼續發展。

　　第一、二等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取得了妥協，但和佔法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沒有緩和，相反，人民在鬥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君主立憲派統治，逮捕路易十六國王。9月21日召開國民公會，次日宣布成立法蘭西共和國。

　　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後，吉倫特派取得政權。9月20日法國軍隊在瓦爾米打敗外國干涉軍。由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於9月21日開幕，9月22日成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吉倫特派執政期間頒布法令，強迫貴族退還非法佔有的公有土地，將沒收的教會土地分小塊出租或出售給農民，嚴厲打擊拒絕對憲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貴族。1793年1月21日，國民公會經過審判以叛國罪處死路易十六。

　　吉倫特派把主要力量用於反對以M.F.M.I.de羅伯斯比爾為首的雅各賓派、巴黎公社和巴黎無套褲漢。從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擊投機商人和限制物價的群眾運動高漲起來。以忿激派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嚴懲投機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價格，以恐怖手段打擊敵人。吉倫特派卻頒布法令鎮壓運動。1793年2～3月，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組成反法聯盟，加強武裝干涉；國內也發生大規模王黨叛亂。4月，前線的主要指揮、吉倫特派將領C.F.迪穆里埃叛變投敵。在革命處於危急的時刻，巴黎人民於5月31日～6月2日發動第三次起義，推翻吉倫特派的統治，建立起雅各賓派專政。

　　雅各賓派頒布《雅各賓憲法》，廢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倫特派叛亂，粉碎歐洲君主國家的武裝干涉；但仍保持反勞工的《列·霞飛法》和《農業工人強迫勞動法》，並鎮壓忿激派和埃貝爾派。

　　但不幸的是，雅各賓派過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內鬨，陷於孤立的羅伯斯比爾也末能完全守護住法國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歐洲封建君主拼湊起來，它們一輪輪地圍剿法國革命，企圖恢復法國波旁王朝的封建政治。1794年7月27 日，雅各賓中被羅鎮壓的右派勢力發動「熱月」政變，逮捕了羅伯斯比爾和聖鞠斯特，建立熱月黨人統治。這時革命最危急的關頭已過去，熱月黨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們清除了羅伯斯比爾時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進措施，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正常統治，維護了共和政體，在法國國內維護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

　　但國外圍剿革命的勢力仍是濁浪滔天，此時，督政府中又一個新的政治明星應運而生，他就拿破倫，歷史又淘汰了熱月黨人，在「霧月」政變中，年輕的拿破倫執政，擔負起了掃蕩歐洲封建勢力、最後鞏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法國的革命力量就是這樣一波一波地行進，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階段的歷史使命，就被歷史無情地淘汰，如此行進直到革命的成功。這次革命摧毀了法國封建專制制度，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震撼了歐洲封建體系，推動了歐洲各國革命。

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解釋

　　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

　　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1]（P60）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

　　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1]（P156）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複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餘，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繫恰恰與人們想像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

　　托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弔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1]（P64）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為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凶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為，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制的作用。

　　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中央集權制不是大革命的產物，而是舊制度的產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更有甚者，舊制度實行官員保護制，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裡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制與行政集權混為一談了。

　　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制度的一項成就，是舊制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1]（P57）也是舊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保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制既是舊制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為千夫所指之的。"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個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1]（P107）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為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愿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

　　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藥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產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繫。其次，與一般人們想像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為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產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為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產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產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面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但）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1]（P171），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眾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啟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歷史因果鏈條。

　　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了準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於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啟蒙思想的思維特徵及其得以產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

　　托克維爾發現，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1]（P175）。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為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只會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於為什麼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啟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制度下法國人的普遍精神特徵。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里，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1]（P177）貴族、資產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於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為座上賓。國家高級官員也只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國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里了。"[1]（P181）

　　舊制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為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為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為，儘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台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為標誌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1]（P207）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眾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

　　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係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慾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跡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係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

　　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為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是起了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饑荒時期強行實施徵集制、食品強制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眾進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彷彿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1]（P234）

　　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沖塌德意志帝國大廈的力量來自西方。1789年法國爆發了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從中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封建社會制度被蕩滌。三權分立和人權保證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以武力對這個鄰國的事務進行干涉，結果慘遭失敗，引起了革命軍的反攻。在繼承了法國大革命遺產的拿破崙軍隊的衝擊下，德意志帝國最終土崩瓦解。法國佔領了萊茵河左岸。為了賠償這些地區前主人的損失，進行了犧牲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領地的大規模土地重劃：根據1803年的帝國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大約400萬臣民換了君主。中等邦國坐享其成。它們中間的大多數於1806年在法國的庇護下結成萊茵邦聯。同年，法蘭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就此壽終正寢。　　 　　法國大革命並未蔓延至德國。雖然在過去的年月里這裡一再有個別人士試圖消除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界線，也有重要人物將西邊的變革當作新時代的開始來歡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卻無法躍至德國，因為同中央集權的法國相反，帝國的聯邦制結構阻礙著新思想的傳播。除此之外，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對德國人來說，乃是敵人和佔領國。同拿破崙的鬥爭實際上變成了一場新的民族運動，最後上升為解放戰爭。社會變革的力量對德國不無影響。首先在萊茵邦聯諸國，然後是普魯士開始進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馮·洪堡等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終拆除封建障礙，建立一個自由的、擔負起責任的資產階級社會：廢除農奴制、實現營業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義務。但是，許多改革方興未艾就半途而廢。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不得參與立法；只有幾個主要在德國南部的邦君遲疑地制定了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