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二十一世紀儒商的風格-儒商-浙江在線-浙商網

袁偉時：二十一世紀儒商的風格來源： 經濟觀察報 作者： 袁偉時 http://www.zjsr.com　 2006年01月23日 　浙商網　

　　漢唐時代跟羅馬時代比一比怎麼樣？明顯有一條，它有法治，我們沒有。中華法系是一個根本弱點，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為一個統治工具，是保障統治者權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統治者跟民眾之間的契約。所以當西方，英國1215年有《大憲章》的時候，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法治是怎麼回事，他們慢慢培植出法治的傳統，我們這套傳統是沒有的。一個偉大的民族要敢於正視自己的弱點，敢於正視自己的缺點。恩格斯就說過，一個偉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

　　我們再看19世紀、20世紀是什麼情況。我們不願意打開國門。利瑪竇到中國以後，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爭論。他帶進很多新東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為羅馬教庭讓中國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規，不許拜祖先，不許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為皇上服務的傳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國。這是歷史上很有名的「禮儀之爭」，中國跟外國文化上的連接基本斷了。到了鴉片戰爭，西方文化再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已經完全落後了。

　　為什麼我們有七次鄭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業還那麼不發達？哥倫布探險比鄭和晚幾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鄭和的航海事業卻中斷了，原因在於鄭和是宣揚國威，為此耗資巨大，難以為繼。哥倫布是海盜式的，他要尋找金錢，尋找寶物，逐利的行動帶來成功。

　　19世紀的具體歷史不用講，中國那時跟外國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敗了。甲午戰爭打敗後，1895年有兩個人出來講了兩段話，那是19世紀中國最好的總結。一個是順天府尹胡燏棻給皇帝的奏章，他說：「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這是一個主張。第二個，嚴復。嚴復是19世紀70年代留學英國的學生，他有20多年不說話，作為北洋海軍學堂的監督(校長)，沒有對朝野各項大問題公開發表過什麼意見。但是中日戰爭以後，他不能不說話了。為什麼有些國家那麼強盛，而中國那麼衰弱、窮困?「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我們2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恰恰證明嚴復這段話是非常英明的。

　　20世紀我們同樣走得很坎坷。開頭有一個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時候民族工礦業，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財政收入從19世紀末七八千萬兩到辛亥革命前達到三億兩。後來不但是辛亥革命，還有國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來，中國的面貌當然有些變化，但是沒有根本上的變化。中國的巨大變化靠什麼呢？這裡面要講到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我想他推動197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是很偉大的歷史功勛。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提出不要計較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切有利於中國發展的都拿來為我們所用，這是最好的總結。

　　到這個時候，我們假如不記住這樣一些歷史經驗，我們就是太對不起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鄧小平的思想，我國政府毅然參加WTO。進入WTO的意味著什麼？要按照現代人類文明規則來改造中國的計劃經濟，主要是經濟制度要跟國際接軌，特別是政府的行為要規範。因為WTO規則主要規範政府行為的，不但要市場經濟，而且要法治。這是一個。第二個，1997年、1998年中國相繼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上簽字，一個是社會權利公約，一個是政治權利公約。這是社會發展的必須，體現我們應該達到的道德標準、文明的標準。

　　自從有這樣一個選擇以後，歷時四百年的東西文化的論爭已經有結論了，你不必再費精力去爭論了；還是努力為制度層面跟國際接軌做點實事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來談儒家、儒學。

　　第三，用什麼方式回饋社會？

　　應該毫不含糊地說：商人發展好自己的企業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假如你有餘力，去做文化事業，社會福利事業，那當然很好。究竟怎樣做文化事業？很重要一條，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要去助長那些不應助長的東西。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商人假如想為發展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做出貢獻的話，最重要一條就是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財產，成立基金會，辦哈佛大學那樣的大學，這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東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們現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時候都有很腐敗的東西，我們現在道德水準比起文革來講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這條。

　　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建設道德呢？我認為，對中國最適合的就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仁義禮智信，這是最好的。現代道德的出發點是珍惜生命，熱愛自由，維護尊嚴。人們期望中國傳統文化在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上能發揮重要作用。儒學和儒者能否不負眾望，關鍵是不要沉迷於復古，而要勇敢地承認個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價值。以此為基礎，經過時代洗禮的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必然會大放光芒。

　　第三個問題是：時至21世紀，怎樣才是真正的儒商？

　　弄清楚以上情況，才能對怎樣才是21世紀的儒商有明確的界定。

　　不同時代的儒商應該有不同的風範。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養，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養，努力吸納全世界優秀文化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商人。在前現代的中國，眼界狹窄，懂得以儒學為主幹的傳統文化就可以稱為儒商。在現代中國，一頭扎進自身的傳統文化中，已經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儒商。

　　要達到這個標準，看來簡單，實際不容易。看看中國大陸提倡儒學的一些人的狀況，你就知道了。大陸當前提倡儒學的人們，可說是良莠不齊。

　　21世紀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風格。我想有幾點是不能遺忘的。

　　第一，以最寬廣的胸懷，繼承全人類的優秀文化。

　　今日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固守傳統只能把中國推向歪路。應該有空前的大氣魄，把古今中外全人類的優秀文化都吸收過來，為我所用。

　　以傳統文化來說，我們不應比19世紀的儒生還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獵，特別應該讀讀管仲、司馬遷、王充。與此同時，從蘇格拉底、洛克到20世紀的波普爾、羅爾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們也應有所了解。作為商人，更應該知道西方的經濟學，學習他們的經營和管理之道，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一個嚴酷的現實是：不但中國的大學教育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小學教育也遠遠落在他們後面。

　　中國的青少年應該繼承全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還要勇敢推進人類文化。他們中要產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學技術文化最高峰的愛因斯坦、楊振寧、李政道、比爾·蓋茨、羅爾斯、德里達、海耶克；這類推動世界學術文化的巨人就是當代的孔孟老莊。目前愈演愈烈的讀經運動對不對，要在這個標竿下去衡量。在我看來，要中小學生讀經是作繭自縛的逆流。死記硬背、培養「乖孩子」，扼殺少年兒童的創造精神是中國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謂讀經運動在最好情況下，也許能培養一批循規蹈矩的小老頭，這與他們肩負的現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稱的。

　　1988年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利根川進(To Ne Gawa Susumu)獲獎後在日本的談話引人深思。當人們問他：為什麼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國外工作時取得的？他直言不諱地說：東方文化不適應科學發展。因為在科學研究中要取得出類拔萃的成果必須「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而這與講究尊卑上下的東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規》、《三字經》這些前現代的蒙學教材，灌輸的正是講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虛無主義的帽子往我們頭上扣，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對他們說：你們錯了！我國現行的中小學教材，就包含了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經過慎重研究後適當調整就行了。事關數以億計的中小學生的事，他們目前的負擔已經夠重了，任何莽撞和嘩眾取寵的舉措都是錯誤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堅決反對狹隘民族主義。

　　中西文化論爭已經進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國人應該站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上，以最寬廣的胸懷，進行文化清理。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歷時之久，代價之巨，罕有其匹。這不是偶然的。要敢於從源頭上清起，對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漢唐時代的文化，我們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靜地分析。是則是，非則非，毫不寬假。這樣做有利於徹底消解狹隘民族主義，有利於中國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顛峰。

　　軸心時代幾個偉大的文明，每個文明都有它的貢獻，中華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國古代文化跟古希臘、古羅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後於人家。古代中國缺什麼？缺科學，缺政治學，缺邏輯學，缺法治。西歐成為現代化的原發地不是偶然的。法國史學巨擘布羅代爾說得好：「歐洲的命運在各個地方都由特別自由(libertes)的頑強的成長來決定。所謂特別自由是指局限於某些集團——這些集團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權(franchises)或特權。」「自由與穩定兩者是密不可分的。」他們率先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原來是少數人的公民權或自由，終於發展為全民的自由。而傳統中國的宗法專制統治從中央到鄉村一以貫之，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政府固然是專制，鄉村的鄉規、民約、族規也逃不脫宗法專制。

　　前一段時間，當楊振寧教授提出《易經》不利於現代科學發展，很多人出來反對，但是從學術角度看，他講的完全是大實話。這不是他首先發現的。400年前，1601年利瑪竇到了北京。他於1582年到達澳門，到北京這條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裡度過他生命的最後10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國雜記》，裡面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不講邏輯。很多人攻擊這個論點說，誰講話不講邏輯。有人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國人講話當然有邏輯，但是中國沒有邏輯學。我們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們沒有文法學，我們使用文字的時候知道這樣寫，但沒有語法理論。這完全是事實。到明清以後，我們科舉考試都是考四書五經，但是西方中世紀的年輕人學什麼？他學七門課程：1.文法學。2.修辭學，包括法律基礎知識。3.邏輯，不但要學基本知識，還要經過至少一年的辯論訓練。4.音樂。5.算術。6.幾何。7.天文。這七門課通常要學4年。然後學哲學、醫學、法學和神學等專門課程。利瑪竇那時候還發現，中國不獎勵、不鼓勵研究科學，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響。因為在中國，學四書五經前途無量，可以作為上升的階梯。但是如果研究科學技術，沒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學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國學術根本發展不起來。

　　漢唐時代跟羅馬時代比一比怎麼樣？明顯有一條，它有法治，我們沒有。中華法系是一個根本弱點，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為一個統治工具，是保障統治者權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統治者跟民眾之間的契約。所以當西方，英國1215年有《大憲章》的時候，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法治是怎麼回事，他們慢慢培植出法治的傳統，我們這套傳統是沒有的。一個偉大的民族要敢於正視自己的弱點，敢於正視自己的缺點。恩格斯就說過，一個偉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

　　我們再看19世紀、20世紀是什麼情況。我們不願意打開國門。利瑪竇到中國以後，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爭論。他帶進很多新東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為羅馬教庭讓中國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規，不許拜祖先，不許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為皇上服務的傳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國。這是歷史上很有名的「禮儀之爭」，中國跟外國文化上的連接基本斷了。到了鴉片戰爭，西方文化再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已經完全落後了。

　　為什麼我們有七次鄭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業還那麼不發達？哥倫布探險比鄭和晚幾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鄭和的航海事業卻中斷了，原因在於鄭和是宣揚國威，為此耗資巨大，難以為繼。哥倫布是海盜式的，他要尋找金錢，尋找寶物，逐利的行動帶來成功。

　　19世紀的具體歷史不用講，中國那時跟外國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敗了。甲午戰爭打敗後，1895年有兩個人出來講了兩段話，那是19世紀中國最好的總結。一個是順天府尹胡燏棻給皇帝的奏章，他說：「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這是一個主張。第二個，嚴復。嚴復是19世紀70年代留學英國的學生，他有20多年不說話，作為北洋海軍學堂的監督(校長)，沒有對朝野各項大問題公開發表過什麼意見。但是中日戰爭以後，他不能不說話了。為什麼有些國家那麼強盛，而中國那麼衰弱、窮困?「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我們2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恰恰證明嚴復這段話是非常英明的。

　　20世紀我們同樣走得很坎坷。開頭有一個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時候民族工礦業，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財政收入從19世紀末七八千萬兩到辛亥革命前達到三億兩。後來不但是辛亥革命，還有國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來，中國的面貌當然有些變化，但是沒有根本上的變化。中國的巨大變化靠什麼呢？這裡面要講到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我想他推動197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是很偉大的歷史功勛。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提出不要計較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切有利於中國發展的都拿來為我們所用，這是最好的總結。

　　到這個時候，我們假如不記住這樣一些歷史經驗，我們就是太對不起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鄧小平的思想，我國政府毅然參加WTO。進入WTO的意味著什麼？要按照現代人類文明規則來改造中國的計劃經濟，主要是經濟制度要跟國際接軌，特別是政府的行為要規範。因為WTO規則主要規範政府行為的，不但要市場經濟，而且要法治。這是一個。第二個，1997年、1998年中國相繼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上簽字，一個是社會權利公約，一個是政治權利公約。這是社會發展的必須，體現我們應該達到的道德標準、文明的標準。

　　自從有這樣一個選擇以後，歷時四百年的東西文化的論爭已經有結論了，你不必再費精力去爭論了；還是努力為制度層面跟國際接軌做點實事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來談儒家、儒學。

　　第三，用什麼方式回饋社會？

　　應該毫不含糊地說：商人發展好自己的企業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假如你有餘力，去做文化事業，社會福利事業，那當然很好。究竟怎樣做文化事業？很重要一條，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要去助長那些不應助長的東西。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商人假如想為發展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做出貢獻的話，最重要一條就是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財產，成立基金會，辦哈佛大學那樣的大學，這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東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們現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時候都有很腐敗的東西，我們現在道德水準比起文革來講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這條。

　　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建設道德呢？我認為，對中國最適合的就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仁義禮智信，這是最好的。現代道德的出發點是珍惜生命，熱愛自由，維護尊嚴。人們期望中國傳統文化在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上能發揮重要作用。儒學和儒者能否不負眾望，關鍵是不要沉迷於復古，而要勇敢地承認個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價值。以此為基礎，經過時代洗禮的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必然會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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