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煙雲】民國公堂上的妓女與嫖客

06-19

在100年前，更多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是這樣的新聞：

英租界三馬路公陽里妓女花寶玉，因被鴇母虐待，於1914年1月底的晚上，逃至城內，被警察發現，帶回署里。據花寶玉訴稱，她原名王桂寶，自幼失去父母，18歲時被姑母陳王氏從安徽原籍誘騙來到上海，以三百元賣入方小惠家為娼，墜入煙花，於今四載。每欲從良，都被鴇母百般留難，受虐不堪，因此請求發堂擇配。警察在該妓身上檢出金飾數件，隨後滿足了她的請求。(注1)

另有一個花煙間的妓女胡紅寶，也在1月間偷跑到上海法租界的捕房，訴稱前年12月間被丈夫抵押入花煙間為娼，被老鴇沈葛氏虐待，請求救援。捕房將老鴇拘解到公堂，老鴇供稱，對妓女曾有稍加訓責，但不敢凌虐。捕房後來決定罰老鴇十元洋錢充公，並將胡紅寶發堂擇配。(注2)

當時見諸報端的這些類似案件顯示，很多下層妓女是被親人賣到妓院的，在這裡她們缺乏人身自由，但可以積累一些財富。至於遭到何種程度的虐待，妓女和老鴇通常各說各話，似乎更多的妓女身上沒有明顯且嚴重的被虐傷痕———至少報道中沒有提及。只要妓女願意從良，警方會提供幫助。

民初妓女逃跑後，尋求官方救濟時，她們一般會被送往一個叫濟良所的民間組織。濟良所的創辦者是美國女教士科妮莉亞·邦內爾。1900年，因在人力車上看到一個少女被老婦拖著頭髮走的情形，激起她拯救婢女和妓女的宏願。那個時候，妓女被強迫賣淫的現象，似乎比1914年更為嚴重。按照安克強的研究，1920年代是一個轉折時期，販賣並強迫婦女賣淫的現象逐漸消失，報紙也幾乎不出現針對妓女的暴力案件———當然這更多可能是因為媒體的報道方向有了變化，「申報停止了對這些五花八門的事件的報道，而這個決定是由租界的會審公廨宣布的」。

花煙間各種糾紛

15歲幼女名叫吳阿毛，住在上海三馬路小花園700號門牌內，她還有另外一個名字「王三媛」。這個住所的主人吳順氏是一個老鴇，門下有一個名叫胡寶玉的妓女。捕房懷疑吳阿毛也從事賣淫工作，1914年2月將老鴇和幼女一起押解到公共公堂，判罰老鴇30元洋錢充公，幼女則送往濟良所留養。

雖然法律上並不允許，但未成年的幼女被強迫賣淫現象仍很普遍。濟良所也比官方更有積極性，去挽救這些失足女子。但上述故事接下來的發展說明了問題的複雜性。吳阿毛的生母王陳氏聘請律師到公堂稟稱，她的女兒已經許配給老鴇吳順氏的兒子為童養媳，請求將其領回。媒婆王胡氏也出場了，稱老鴇的兒子現在鎮江藥店學習。讞員商議後，仍判幼女留在濟良所，並傳老鴇之子擇日到庭。(注3)

這個案例的最終結果，不得而知。它很可能又是一個貧困的生母將女兒賣掉，強迫賣淫的凄慘故事。在日本攻陷上海之前，濟良所就一直堅韌地與老鴇和販賣婦女者作鬥爭。

除了被強迫賣淫和遭受虐待，淪落風塵的這些弱女子還時常成為地痞無賴的敲詐對象。有一位花煙間的妓女陳桂彩，就曾到公審公廨控告一個叫曹阿標的男子「百般胡鬧」。曹阿標被罰10元洋錢後，即偕友人將陳桂彩綁架到一個茶樓，要求償還被罰款項。此舉導致曹阿標再度被公廨處罰。(注4)

陳桂彩顯然也並非等閑之輩。事實上，一些底層妓女也會擾民，在路上拉客，引誘強迫對方嫖娼。有一位叫劉寶寶的商人向法租界的公堂控稱，他行經小東門外時，被煙妓朱周氏將帽子搶去，老鴇王阿金又將其強拖入內。朱周氏見他手指戴有金戒指，要求借看式樣，卻取去不還。這家妓院的老鴇，此前曾先後五次因強行拉客而被處罰，屬於累犯。不過這一次，她們辯稱，已不敢再犯，劉寶寶是自行入內嫖娼，並無強拖和搶戒指情事。公堂的聶讞員後來判罰老鴇二十元洋錢，並立即關閉花煙間，不準再開。(注5)

在1915年之前，官方對上海妓院的管理除了收稅之外，就只有爭議中的性病檢查，雖然將妓院納入管理，但那裡仍然是陰暗的角落。能夠對簿公堂的案例，畢竟屬於少數，更多的妓女、老鴇與嫖客故事，淹沒在時光的風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