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中國「尚文」的歷史傳統

——劉再復在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的演講加加美教授*：有機會舉辦劉再復教授的演講會，對我本人及我們來說是很光榮的事情。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劉再復教授八十年代初期已經在中國學術界具有了很高的名望。八九年「六四」後，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之後，到香港城市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和名譽教授。我們利用他到香港的機會，請他過來，參加我們的研究會。今天，演講的題目已經在海報上印出來了，即「中國『尚文』的歷史傳統」。圍繞這個主題，將會談到目前中國文化界的情況，將從歷史和文學的角度來看「尚文」的傳統有什麼意義。他的「性格組合論」，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前在中國的文學界就有相當的影響。我也看過相關的文章，並受到很大的啟發。下面就請劉再復教授開始演講。劉再復教授：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加加美教授，在演講之前，先聲明一下：今天，我的演講只準備了一個提綱，沒有講稿。另外，此次演講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並非專業學術報告。我很喜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已故巴勒斯坦裔教授薩伊德所寫的《知識分子論》。在《知識分子論》中，他給知識分子下了兩個非常經典的定義：一個是「敢對權勢者說真話的人」, 一個是「業餘人」。所謂「業餘人」便是從專業中漂流出來的人。比如說，你是位律師、醫生，這還不能算是知識分子。你要從專業中漂流出來，關懷社會才算是知識分子。所以，我今天所履行的是一個從文學專業里漂流出來的「業餘人」的責任。 我和我的兄長式的朋友，即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先生，共同寫作了一本書，叫做《告別革命》。這是本長篇對話錄，最近香港正在發行第五版。這本書從政治、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各個角度，談論我們的人文理想和社會關懷。從哲學上，我們表達了一個「你活我也活」的理想。今天世界上有三種基本哲學模式正在較量：一種是「你死我活」；另一種是「你活我也活」；還有一種是「你死我也死」。在我的青年時代，大陸當時所實行的鬥爭哲學就是「你死我活」的哲學。這些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反省，從哲學上講就是倡導「你活我也活」。但是，現在出現了自殺炸彈，從「九．一一」事件之後，就出現了「你死我也死」這樣一種「與汝偕亡」的哲學。《告別革命》所表述的哲學思路，是「你活我也活」的雙向思維。這是從單向思維到雙向思維的大轉變。 我們認為，時代應該有時代的基調，我們這個時代的基調應當是和平的，協商的，相應地，其基本的思維方式應該是雙向的。「你死我活」是單向思維；「你死我死」當然也是單向思維；「你活我也活」才是雙向思維。單向思維是一種獨斷的、命令式的、一個吃掉一個的思維；雙向思維則是對話的、談判的、妥協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在哲學的層面上告別單向思維，轉向雙向思維。在哲學上簡單說幾句有助於理解下面我要說的內容，今天，我講「尚文」傳統，是講歷史，但其哲學基點正是崇尚和平哲學，拒絕鬥爭哲學。 已故的義大利天才小說家卡爾維諾六十年代在哈佛大學作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寫給下一個一千年的備忘錄》。可惜還沒有講完就去世了。在已經發表的幾講裡面，他說：下一個世紀、下一個千年，我們將面臨最重要的選擇，可以用兩個字來表述，即你要選擇「柔」還是選擇「剛」。從文學上，你要選擇以悲壯為基調，還是選擇以輕柔為基調；從文化上，你是要選擇重，還是選擇輕。他認為，這是人類面臨的最基本的選擇。卡爾維諾表明了自己的人文理想，他選擇的是「柔」，而不是「剛」。他預見人類未來的生活將愈來愈沉重，生存困境將愈來愈艱難，但我們可以以「輕」去駕馭「重」，以「柔」去駕馭「剛」。卡爾維諾這種「尚柔」的大思路，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偉大哲學家老子就提出來了。《道德經》第四十三章中的「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早已成為中國哲學的最重要的命題之一。老子選擇的正是「柔」。我今天所講的中國「尚文」傳統，也可以說是「尚柔」傳統。關於這個傳統，中國的古代思想家有許多精彩的表述，我們下邊還會再提到。而所有的表述都在說明，中國的這一傳統，是與「尚武」、「尚兵」、「尚征伐」的思路相對立的。現在我分六個問題講述今天的主題。一．「尚文」傳統和「尚武」傳統的價值判斷 剛才講了，「尚文」傳統的對立項是「尚武」，那麼，問題很尖銳地提出來了，就是對「尚文」的傳統和「尚武」的傳統該做怎樣的價值判斷？簡單地說，它是好還是不好。這個問題在近代變得很突出。我們知道，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失敗了。當時震動非常大，有詩歌說：「四萬萬人齊下淚。」朝廷上下一片哭聲。歷史充滿偶然性，如果當時不是全軍覆沒、徹底失敗，而是打個平局，中國以後的歷史就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大失敗、大震動之後，知識分子開始反省，我們中國為什麼會被日本打敗，怎麼變弱了？當時知識分子有個共同的發現，發現中國是個大國，但不是一個強國。為什麼會變成弱勢國家？是什麼原因？當時提出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提出一種見解，說中國缺少「尚武」精神，缺少希臘時代的那種「斯巴達」精神。他的這個論點影響了很多知識分子，包括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年寫的《斯巴達之魂》，也是支持這樣的觀點。 那麼，梁啟超的這個判斷對不對呢？我覺得是不對的。梁啟超面對巨大失敗的恥辱，面對國家的危難，為了激發民氣，其激烈言論可以理解。但他在亡國陰影刺激下的反省，其結論卻是片面的。他沒有看到中國近代衰落的原因，關鍵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中晚明時期未能及時抓住西方貿易文明、工商文明進入中國的歷史機會，不了解工商、貿易文明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理念、新的技術、新的文化，從而「積弱」二、三百年。明代的閉關鎖國政策打擊了海上私人貿易活動，堵塞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內部，是中國近代衰落和大失敗的開端。黃仁宇先生對明朝政治經濟的研究，其成果值得參考。他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說：「西歐的『現代化』，包括文藝復興，即所謂資本主義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學技術的展開，時間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興亡吻合，這更給明代史一種特殊的意義。」這一意義，就是提醒中國注意：二、三百年前，我們失去了一個興盛強大的歷史時機。這段歷史，更具體一點說，是明朝洪武年間，正是歐洲資本主義崛起的時代。一三八○年，義大利的自由城市威尼斯取得獨立地位並打敗熱那亞而成為地中海海上霸主。繼而便是荷蘭作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興起，它宣布獨立時正是萬曆九年。也就是說，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間，西方正在組織和興起一個強勁的資本主義運動，而西方的傳教士、商人也已踏上澳門和中國內陸土地，中國完全有機會通過國際貿易而打開生面，但是，明王朝卻始終閉關自守，依然徘徊在小農經濟之中。可以說，甲午大失敗，早在明朝時期就種下禍根了。 我們今天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和梁啟超進行學術上的論辯。我只想說，中國並非一直是個弱勢國家，它在歷史上非常強大過，特別是漢唐時期，可是那時，「尚文」的傳統已經確立，也就是說，「尚文」並不會導致衰弱。中國的弱，特別是近代的弱，完全弱在明代開始的閉關鎖國政策。在這一點上，最近紀念鄭和下西洋的學術會上很多觀點都是錯誤的，他們沒有注意到，中國在唐宋已打開大門，反而到了明代才閉關鎖國。我今天講這段歷史，是要說明「積弱」不可歸罪於「尚文」。事實上，中國的「尚文」傳統，其歷史非常久遠，它成為許多朝代的立國精神並導致中國長期良性發展。關於這一點，我非常贊同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在其著作《國史大綱》、《國史新論》裡面所論述的觀點。他認為：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立國精神，並形成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大傳統，這就是「尚武」精神傳統與「尚文」精神傳統。他認為，歐洲與中國呈現了這兩種差別巨大的政治文化路向：一是起始於馬其頓（亞歷山大），中經羅馬大帝國，後又產生拿破崙的依仗武力向外擴張、向外征服土地的路向；一是起始於兩漢的以文治國，崇尚文化，重在征服人心的路向。後一路向，使中華民族幾經挫折而站立到今天。二．從制度層面上說，中國的文治制度始於秦而成熟於兩漢 中國的「尚文」精神並非憑空產生，這裡有一個與政治經濟相關的原因，這就是貴族政治制度的瓦解，文治制度的確立。中國的文治制度始於秦漢。那時，中國結束了春秋戰國的前封建時代進入統一帝國的後封建時代，在政治上由郡縣制（中央政府）代替分封制（分土封侯的貴族政治）。在統一的王權下，文官的地位高於武官，尚武精神逐步失去社會基礎。貴族制度的過早崩潰，使「尚文」獲得政治前提。中國貴族政治的過早瓦解，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貴族政治瓦解後，中國結束了前封建時代。前封建時代是分封制，即貴族分土封侯的時代。在此時代中有三樣東西是最重要的，這就是姓氏、土地、軍隊。這三項都是貴族所擁有的。當時只有貴族才有姓氏，平民沒有，也只有貴族才有分封的土地，平民沒有。還有一項最為重要的，貴族擁有兵車軍隊。貴族之間常有戰爭，沒有軍隊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一定要「尚武」。前幾個月，我到義大利、法國，一路上看貴族城堡，一個個堡壘，每一個貴族佔領一個地方都要建築一個堡壘。他們沒有安全感的，非常辛苦。對於他們最重要的是保護其財產和土地的軍隊，所以非「尚武」不可。中國的周代，是氏族貴族政治時期，情況與此相似。但是，到了秦漢，特別是到漢景帝、漢武帝之後，貴族諸侯被消滅，中央高度集權，皇帝壟斷一切權力，他派出文官到各地，代表他去統治全國各地，這時候文官的地位就比武將高了，「尚文」就獲得了政治的前提。 中國的「尚文」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科舉制度的興起。科舉制度進一步打擊了貴族特權。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中由科舉制度得到強化。通過科舉選拔官員、選拔人才，使社會崇尚讀書，崇尚文化。中國的宋、明、清雖有武舉，但武舉人往往只是會耍弄刀槍，並非排兵布陣的將才，從未被社會所敬重。清朝從康熙到乾隆，都深知漢民族崇尚文化，認讀書人為上，所以他們以文治國，贏得長期的和平（康、乾兩帝就有一百多年的和平）。元朝統治者則迷信馬背上的功夫，不知文化的力量，知識分子的地位極低，當時各類人的社會地位排行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道八娼九儒十丐」，儒者居倒數第二。元朝於一二七九年建立，卻拖到一三一三年，仁宗才下科舉詔，每三年開試一次，但已太晚，而且有名無實，結果統治不到一百年就滅亡了。朱元璋知道中國人尚文的文化心理，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孫中山後來也沿用了此口號），意思是說：蒙古人是沒有文化的蠻子，應當滾蛋。這種口號最能打動具有尚文心理的中國人。 說到這裡，我想順便談一下如何評價科舉制度的問題。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也就是說在考場面前人人平等。這恰恰是與孔夫子「有教無類」的思想相通，並沒有什麼不好。科舉制度初建於隋朝，到了唐代就非常成熟，而且獲得很大的發展。當時，很多人才都是從科舉中發現的。劉禹錫說「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文學從貴族走向平民，這也沒有什麼不好。科舉在唐朝考「詩賦」、「策論」、「義理」，三者中最重要的還是「詩賦」，詩寫得好，就可以中進士，甚至中狀元。這一方面刺激詩歌的發展，另一方面又使唐代變成功名心最重的時代。許多著名詩人，包括李白、杜甫、王維，功名心都很重。科舉發展到後來，到了明清時期，就進一步技術化，開始考八股文。因此，科舉就開始成為束縛知識分子靈魂的工具，進而限制了知識分子的才能。所以，科舉到後來在我們的印象中就成為很壞的東西了。但是，今天怎樣看待這個科舉？它有其長處，即給知識分子一個平等的機會。儘管科舉很難選拔出最優秀的人才，但是從科舉考試中出來的人也不會太差，不會像走後門出來的官員那麼差。所以，我們今天也可以吸收科舉的某些長處。三．從思想層面上說，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先秦諸子時期就已成熟 剛才從制度上講「尚文」傳統始於秦漢，而從思想層面上說，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先秦諸子時期就已成熟。春秋數百年，幾十個小國相互征戰，你吞我併，到了戰國後期剩下七國爭雄。面對長期戰亂，當時的主要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墨子、荀子等，均對戰爭進行了總反省。「不爭」（和平）成為諸子思考討論的總主題。老子提倡不爭之德（「聖人之德，為而不爭」），斷言「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孔子講「仁愛」、「和為貴」；墨子講「兼愛」、「非攻」；孟子、荀子提倡以德懷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說法不同，思想有所差異，但大思路都是尚和（和平）、尚合（文化凝聚、人心凝聚），尚自然（反對權力意志）、尚仁義（憂慮的中心是民本的災難，不是國家君王的榮耀）。這些大思路便匯合成中國尚文的偉大傳統。 這裡，我要特彆強調的是，先秦的這些思想家非常了不起，他們所思所作的是一種反戰尚和、扭轉乾坤的大事情。他們面對幾百年的殘酷戰爭，從不同的角度及時地做了一次大反省，非常了不起。從人類歷史上看，他們反省的特點，一是很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後就已經完成；二是很成熟，以致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然讓我們感到其中許多思想是後來者一直無法達到的高度。例如孟子把「不忍之心」視為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從潛意識層面開掘生命的善端，發掘「和」的人性本源，就非常深刻。孟子很不簡單，他發現「不忍之心」乃是文明的發端，人類和動物的區別其實是很小的，他用了一個詞「幾希」。區別只有「幾希」，只有一點點。如果沒有「不忍之心」，隨便殺人，那就等同於禽獸。他提倡「王道」，其中心意思也是不要隨便殺人。雖然歷代帝王常常未能真正實行王道，使「王道」一直帶上烏托邦性質，所以，魯迅先生也嘲笑「王道」。但是孟子畢竟提出了一種符合人性的治國的道德坐標。 下面我談老子這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面已說過，他尚柔不尚堅，尚文不尚武。有人說，《道德經》是部「兵書」，這種論斷沒有注意到《道德經》的前提是「反戰」、「反兵」的，老子明明說：「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勝而不美」，就是哪怕你戰勝了，你是個勝利者，也不要感到自美，不要高興。他說「戰勝，以喪禮處之」，即使勝利了，你也應該用喪禮這樣的態度來處理、對待你的勝利。這個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這個思想比產生於羅馬的「凱旋門文化」高出千百倍，勝利不但不慶功，還以哀傷的態度對待流血死亡，這才是徹底的人道理念。我到巴黎去的時候，朋友帶我去參觀凱旋門，我說你們的凱旋門當然很漂亮，但是從思想層面上來說，我們中國的哲學家老子比你們的凱旋門高出千百倍。就是這樣的一個理念，以喪禮代替慶功，這是「尚文」的輝煌邏輯。過去對老子《道德經》的闡釋從未講透這一點，這一偉大的思想，我們以後應該進一步研究發揮。先秦諸子的成就說明，只有在可以充分自由表達的政治環境中，原創性與預見性的思想才會成為可能。四．中國「尚文」傳統的形成，除了制度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包括自然條件原因、文化心理原因、宗教原因等，下邊我分頭講講。（1）從地理自然條件的層面上說，中國的農業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和平立國的方向。 關於這一點，錢穆先生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把世界文化分為三大類型：游牧文化、商業文化與農業文化。游牧民族本身資源不足，冬天更是缺乏水與草，不能不向外擴張；以商業文化為中心的國家，如希臘，也因為自身資源不足又有航行的方便而向外征服。惟獨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自身有大河流灌溉，有廣闊的可耕土地和適當的氣候，可以自滿自足，不必向外擴張土地，因而也崇尚和平。按照錢穆先生的意思，自然環境決定了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又影響了文化精神。中國是一個農業很發達的國家，有廣闊的土地，有適當的氣候，中間又有幾條大河，這樣就容易產生天人相應、天人感應的精神，就會安分守己。就不會產生向外征服的心理。這就是錢穆先生所作的一個重要的解釋。算是自然地理的原因。（2）從文化心理的層面上說，中國也有「尚和」的長期的歷史積澱。 從文化心理的層面上說，中國也有「尚和」的心理趨向。錢穆先生舉例說：羅馬有圓劇場，亦為言羅馬建築藝術及羅馬文化者所稱道。然至於劇場中以活人與猛獸相搏鬥，乃至於數百千角鬥士表演節目，相互屠殺，斷肢決胸之慘象，為當時羅馬貴族一賞心樂事；則並不能與其堅固石料所建造之劇場同樣保存流傳，以迄於今。後來這個情況就結束了，但當時一段時間確實是把斗獸作為一種賞心悅目的事情，心理上很愉快。當時，不僅是元老院的元老，還是民眾，甚至是羅馬的基督教徒，都是喜歡看斗獸表演的，這種文化心理很奇怪。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就沒有這種情況，他說：中國戰國時期，王國宮廷亦有劍士比武之遊藝，如莊子《說劍篇》所記載，但是始終沒有繼續下來。漢代亦有猛獸之囿，如漢文帝之入虎圈；亦有因犯罪而使人進行格鬥作為懲罰，這些都有。但是，中國人不喜歡這些東西，因而都沒有繼承下來。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可惜錢穆先生沒有充分闡釋。我在科羅拉多的時候，與李澤厚先生經常談起這個事情。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們一起遊玩歐洲三國，西班牙的巴塞羅那看鬥牛，當時李澤厚先生就認為這種鬥牛的場面在中國是無法進行的，無法被中國人所接受。中國的文化心理和西班牙乃至歐洲的文化心理差別太大了。羅馬的斗獸場，我們就更難以接受了，這種尚武的心理，在尚文的中國人看來乃是變態心理。這一問題由錢穆先生提出來，值得進一步研究。（3）從宗教層面上說，中國的「尚文」、「尚和」也有其基礎。除了以上兩個原因之外，我再補充一點宗教原因。錢穆先生提出西方打基督教的旗號進行東征，但是沒有講清楚原由。 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也沒有「絕對神」的觀念。孔子說「祭神如神在」，祭祀神就當作真有神在。祭則在，不祭則無，這是「相對神」，神只是形而上的假設。我假設他在時他才在，是一種假設。外來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也沒有「絕對神」觀念，即可容納其他宗教共生共存。西方基督教雖有博愛慈悲之心，但有「絕對神」的觀念，因此基督的門徒只能把愛施以服從神的土地和生命，對於不服從、不低頭者，則施以壓力，甚至武力，這便導致了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事件。具有博愛教義的宗教卻發動武力討伐的侵略戰爭，其原因就是神的絕對化。中國的文化是人的文化，而且是只有一個世界（人的世界）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兩個世界的文化（人的世界與神的世界），因此，西方文化中最高的和諧只能在天堂里實現，而中國則謀求在人間秩序中實現。這是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李澤厚先生有專門的文章揭示與探討，我們可以參考，他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最大區別由此作了充分說明。總之，中國沒有絕對神的觀念，也就沒有以神的名義向外擴張的理由。五．告別革命，便是告別以暴力手段解決階級衝突的小傳統 講到這裡，有的朋友可能會問：你說中國「尚文」，可是在中國歷史上不是也有許多「尚武」現象嗎？農民革命中起義的一方和鎮壓的一方，不是都很暴虐嗎？不是也很迷信刀槍嗎？的確如此。所以我要用「大傳統」與「小傳統」這兩個概念來加以區分。一方面確認中國有一個與歐洲崇尚征服不同的尚文的大傳統，另一方面也要正視中國還有一個通過暴力手段解決政權爭端、解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矛盾的小傳統。這就是農民戰爭、農民革命的傳統。以往把這一小傳統描述為歷史的主脈甚至是歷史的全部是錯誤的。暴力革命只是歷史的一些瞬間，但它的確非常慘烈，決戰雙方的殺虐性都發揮到極致。農民革命固然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在「替天行道」名義下把一切殘暴手段視為天經地義卻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並形成中華民族巨大的心理創傷。告別革命，便是告別以暴力手段解決階級衝突的小傳統。 這幾年，我講課講了一節《雙典批判》，就是對《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進行文化批判。這兩部書從文學上講，是非常好的作品，但從文化觀念，即從價值觀上講，則有很大的問題。《三國演義》是中國權術和陰謀的大全；《水滸傳》有個根本的東西，就是這樣一個公式，用黑格爾「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表述，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任何暴力都是合理的。比如武松血洗鴛鴦樓，他殺了十六個人，但他的仇人只有三個：蔣門神、張團練、張都監，可是武松殺了十六個人，大家注意了沒有？他連小丫鬟都不放過。再比如，為了逼朱仝上山，吳用施了一個毒計，當時朱仝正受滄州知府的信任，知府把自己的小衙內、四歲的小兒子讓朱仝照顧，吳用為讓朱仝走投無路，就設計讓李逵用斧頭把這個四歲的嬰兒砍成兩半。另外，魯迅先生一再批評張獻忠，這個農民起義的領袖。太殘忍了，抓到人就油炸、剝皮，什麼壞事都干，什麼手段都使，當時在四川殺人如麻，還樹了一個「七殺碑」，上面有碑文，其要點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意思就是說，天有很多東西給予人，人卻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給天，所以對不起天，人類是沒有用的，因此人就該被殺，殺個不停。中國「尚武」的小傳統的確是有的，但這不是中國文化的主脈。今天在開掘「尚文」大傳統的時候，一定要對這個小傳統進行反思。所以，我們要告別革命，就是在開掘「尚文」大傳統的同時，告別這種小傳統。六．大傳統的現代轉化最後要講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大傳統的現代轉化問題。這個問題談起來會很長，所以，我用提綱來表述，即提綱的第九點。面對中國「尚文」的歷史傳統，重要的是開掘其資源，對它作出現代闡釋與現代轉化。今天中國的人文思想者，急需做的是打通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化的氣脈，以及打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氣脈。以「打通」的思路代替「打倒」的思路，肯定「五四」創造新文化的功勛，又告別其「推倒」的革命態度。尚和的品格，應把「和而不同」的理念貫徹到今天。「和」是多元整合，不是一元獨尊，真正的和是尊重不同理念的和。我們應以此理念尋求古今文化之和，中西文化之和，即尋求有益於共同生存發展的普世價值，不爭以何者為中心，不爭以何者為鏡。在政治層面上，尚文尚和的現代內容則是告別革命方式，以平等對話（談判妥協）、你活我也活的雙向思維取代獨斷對抗、你死我活的單向思維，以階級調和、民族調和的思路代替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思路。把時代的重心、歷史的平台切實地從戰場轉向談判桌。這是我對大傳統現代轉化的基本觀點。我在前不久，在談「尚和」的文化精神的時候，想到現實，想到大陸與台灣關係，於是，就寄以一種希望，一種期待，一種理想，希望廿一世紀對於中國來說應該是一個沒有飢餓、沒有革命、沒有內戰的世紀。對於世界來說就是剛才我說的，一切都從戰場轉向談判桌，一切都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各種爭端。大家都「尚文」，這個世界會更好。講完了，謝謝大家！評論與提問加加美教授：謝謝劉再復教授，你講得很精彩！我受到很大啟發。坐在前面的兩位教授，一位是現代中國學部的同事——張琢教授，另外一位是我們的訪問教授——張夢陽教授，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以前劉再復教授的同事。下面請兩位教授進行相關的評論，我再最後作發言。張夢陽教授：劉再復教授開始的時候講知識分子的職責，聽了這個職責之後，我也很有感觸。我感到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思想者的職責。什麼叫思想者？在六四之後，羅丹的「思想者」曾經運到北京。在美術館那裡擺放，很多年輕人去看，那時候我也冒著風雪和年輕人一起去瞻仰「思想者」。我感到，劉再復先生和李澤厚先生就正是當前中國的大思想者，也是人類的。現在中國需要很多職業人士，電腦工程師、醫生，管理者等，但最缺的是什麼？我認為，最缺的是思想者，大思想家。如果沒有思想的話，即便我們有很好的技術、學術，也只能解決一些枝節問題，不能從根本上去談。甚至如果在一個錯誤的思想模式下面工作的話，工作得愈久，可能效果愈壞。剛才，劉再復先生講的是中國的「尚文」的歷史，他講得很充分，很深刻，「尚文」確實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但是，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後半葉以來，我認為中國是相反的。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已經把這個「尚文」的傳統快糟蹋沒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大思想者，很重要的是挖掘和張揚中國的優秀傳統來抵制、克服和化解那些對中國造成危害的思想的傾向。前三天我陪劉再復先生到京都去，前天在酒席上，加加美先生的好朋友吉田先生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到現在，中國人還走不出毛澤東的陰魂？」我和他講了我最近在網上看到余傑先生的一篇文章，余傑先生說他發起對毛澤東的評判而且提出把毛澤東的遺體從紀念堂搬出來，把紀念堂改成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他的這個倡議有十七個人簽名，徵求很久才有十七個人簽名。結果很快，一個毛澤東思想網站就公布了這十七個人的履歷，並且還列出這些人的家庭住址，宣布這十七個人全部處以絞刑。所以我非常欽佩余傑先生的勇氣，但是我更贊同李澤厚先生、劉再復先生這些大思想者的工作。在中國最主要的是要做一些，用錢穆先生所說的溫和對待的、深入的，看來是緩慢的思想工作，這樣的話才能真正地從毛澤東的陰影中走出來。從這裡更可以看出這些大思想者的價值。我的話完了，謝謝！張琢教授：大家好！我們三個人（劉再復先生、張夢陽先生）十六年沒有見面了，而在二十四年以前，合作起草過紀念魯迅一百週年的報告，就是周揚同志的那個報告。但我今天對有些觀點要提出不同的意見。一個是對剛才夢陽的評論，我反過來講。其實毛澤東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不能這麼簡單地理解。毛澤東其實有「尚文」精神。打天下以後，封了十大元帥，他不做，他嘲笑：「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這些人都是武功赫赫的，毛澤東看不起；這麼多將帥打下了天下，我不當元帥。所以，毛澤東是「以文御武」，這就是中國文武的關係。通俗的話講，文官動動嘴，武官跑斷腿，以文來駕馭武官，「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運籌帷幄之中」的是文人，「決勝千里之外」送死的是武官，所以小小的元帥，我不做，元帥服給他們，十大元帥。所以，毛澤東看不起斯大林，穿著元帥服，他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訓，那多彆扭啊。毛澤東是很瀟灑的，穿著游泳褲去見赫魯曉夫。當然，這不文明，我並不贊成。但是他有他一定的境界。中國即使是軍事著作，最高軍事原則卻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兵法》第一條。「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不要打仗，用毛澤東的話講，「為了消滅槍桿子，為了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而拿起槍桿子」。所以，不能只看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還有更高的一個，而且他講得很清楚，敵人先拿起刀來，所以我們也要拿起刀來。這個是由於中國近代受到帝國主義列強那樣多的侵略。在魯迅的於日本寫的第一部書、第一部小說《斯巴達之魂》中，一方面講的是西方的斯巴達；一方面講的是日本的武士道。這兩個對他有啟發，他看了日俄戰爭的幻燈片之後，棄醫從文，從文之後第一部小說就是歌頌「斯巴達之魂」。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複合的，文武結合、文武雙全，才是理想的境界。中央電視台的播音員邢質斌的「斌」，文武「斌」。 但是我很贊成再復講的三個「沒有」。最精彩的是最後的「沒有內戰」，不是沒有戰爭，因為現在全世界最大的惡霸——美國不但控制了全世界，如今還要控制宇宙太空，世界上最大的惡霸，現在只許我活、不許你活的是美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能夠不準備外戰嗎？當然不要外戰，所以不要核武器，但我們要拿起核武器。試想，如果中國沒有核武器，美國人今天叫你投降，你就得投降；叫你繳械，你就得乖乖地繳械，一切都只聽一個人的，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真正的悲慘世界。所以，我覺得還是文武雙全好，文武之道，「偃武修文」（《尚書?武成》），在中國國內可以這麼講。「偃武修文」就是武功已經成功了，這個時候要偃武修文，也才可能。拿到中國國內的狀況來說，我是絕對反對在國內，或者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上動武的，所以不要內戰。但是在國際上，是要準備的，要有充分的準備。 涉及到如今處于敏感期的中日關係，我覺得非常同意「非攻」、「尚和」的思想。大和民族就是從和為貴來的，大和民族這個民族的起源就是「和為貴」，就是《論語》有子的話「和為貴」。這個民族的得名，就是加加美教授剛才講到的。我們兩國有幾千年的友好相處的歷史傳統，這是大方向。這次「愛知世博會」上，我去看了五月十五號開始展出的唐朝唐玄宗親自給一位英年早逝的日本留學生寫的御碑，前年發現的，保存在西北大學，這一次展出在愛知的中國館裡面。歡迎大家去看，因為我現在講「中國文化論」正講到唐文化，和我們的同學也介紹了這個。當然，也有近代從甲午海戰以來的教訓。現在，實在是，中國不要內戰，也不要有外戰。我們防備的對象只能是像現在最有權力、最有實力發動戰爭，老是要干涉別國內政的國家。我覺得，從中日兩國的根本利益出發，從傳統出發，從大和民族的文化起源來說，從其命名來說，我們都只有理由「和為貴」！我的意見完了，謝謝大家！加加美教授：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我簡單說幾句。劉再復教授談到「尚文」的大傳統，這個大傳統是讀書人的文化，讀書人的傳統，當然一般老百姓也受到「尚文」的影響，但主要的還是讀書人的傳統。在我看來，實際上現在回顧文革歷史、毛澤東時代政治狀況，我們要注意一個民粹主義。這個民粹主義用一般百姓的情緒化動力，這種百姓的情緒化有什麼作用呢？我認為，來自生活層次的情緒，一般百姓不一定對國事有濃厚的興趣，但對來自一般生活中的，如貧困化、饑荒的狀況，就會出現一定的情緒。在我理解，還是需要一個農民領袖，一個很有力量的農民領袖出現，站起來搞農民造反。剛才張琢老師講的「以文御武」，這個好像和文革時候有同樣的口號。毛澤東算是個農民領袖，是利用民粹主義來動員一般百姓。或者說有時候，在革命的時候，動員一般百姓農民來革命。所以，我基本上同意劉再復先生的觀點，但是另外還需要一個關注來自日常生活困難的老百姓的情緒化問題。最後，西歐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區別，一方面，中國的文化是一個世界的文化，人的世界的文化；與之相比，西方是兩個世界，人的世界與神的世界。這個觀點我很佩服，這個觀點很像法國大思想家福柯的觀點。現在布希政權將自己的自由主義在全世界進行普世化。這個就是西方文化中最高的和諧只能在天堂里實現這種想法。原來自由主義是多元主義的，應該容納與自己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者與自己不同的宗教存在。如剛才劉再復教授所說的那樣，具有博愛教義的宗教卻發動武力討伐的侵略戰爭，十字軍東征就是最典型的歷史事件。把博愛施加給別人，無條件地施加給別人，這是博愛的悖論。自由主義也有同樣的悖論，自我矛盾，都是來自剛才劉再復教授所說的西方文化有兩個世界的原因。所以，我對劉再復教授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感到非常佩服，受到很大啟發。我的評論到此為止，謝謝大家！田稻毅：謝謝，我是日本慶應大學的田稻毅，請多關照。今天，劉再復教授的講演，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梁啟超這個人物，我也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我剛剛從廣州江門市回來，看了他的老家。但是，我有兩個問題，晚輩才學淺薄，可能有些冒犯之處，請多多包涵。第一個，我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很複雜的，劉教授所講的內容主要是兩項對比，一個「尚文」，一個「尚武」；一個是西方，一個是東方；一個是「王道」，一個是「霸道」。比如說，一個基督教，但是我覺得古代西亞的基督教，還有羅馬的天主教，還有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後的基督教，不是一回事，不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比如耶穌基督說過：「造和平的人有福。」他這樣說過，他反對戰爭，反對暴力，他要和平。但是，我們信的那些宗教，教義再好一點，我們也容易把它歪曲了，因為人就是這樣賤。尤其是一旦建立了一個組織之後，很容易被自己建立起來的組織所束縛，我覺得最好的例子就是羅馬天主教，所以，您說西方文化不對的時候，拿十字軍來批評西方文化，我覺得可能有一點不公平，有這樣的感覺。另一個是對內的問題，你說的中西文化的中，指的是什麼？因為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有五大宗教。比如藏族人信的是所謂的喇嘛教，他們的文化在很濃厚的印度文明的影響下；還有回民在阿拉伯文明的影響下。儒家也好，道家也罷，反正那些都是華夏文化。但是，我們總不能說中華民族=漢族=「尚和」、「尚文」的族群，如果我們這樣說的話，我們也會犯和孫中山一樣的錯誤，他在三民主義中說過，雖然我們國家裡面有很多少數民族，但他們的人口是很少的，所以可以無視他們，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我們的國家是漢族人的國家。他這樣說過，這是大漢族主義。但是我相信，藏族人也好，蒙古人也好，他們的文化裡面也一定有「尚文」的傳統，就像剛才張琢老師所說的毛澤東也是個尚文的人。所以，我想與其說，「尚文」是漢人的傳統，還不如說這些是人類共同的傳統。不是因為你是炎黃子孫，所以你不能殺人，而是因為你是人，所以你不能殺人。我認為，這種理想的前提是，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不是你是中國人，我是日本人的問題。感慨來說，我覺得劉再復教授剛才的話特別精彩，但是有一點後現代所批評的本質主義，或元初主義的傾向，我有這樣的感覺，如果我誤會你的意思，那我就道歉了！劉再復教授：剛才夢陽兄、張琢兄、加加美教授、田稻毅先生提出的問題非常值得思考。我的研究也是提出問題，提供大家討論。很多問題還得再思索，比如說張琢兄提到的毛澤東究竟是尚文還是尚武的問題，我在香港和一些朋友聊天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中國原有「尚文」的傳統，但後來不「尚文」了，「不愛紅裝愛武裝」，很「尚武」的，也提出了這些問題。毛澤東「尚文」還是「尚武」？從個人的趣味、風格眼，很難說明問題，但從他的思想系統和整個行為模式看，則可以看到他雖富文采，卻很「尚武」。他把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中的「武裝鬥爭」當成最大法寶；把暴力革命描述成整個世界歷史發展的動力；把人類歷史描述成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才是他的重心。他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對歷史做出如此定義，說明他非常崇尚鬥爭。我在批評《水滸傳》的時候，肯定宋江在整個農民革命的歷史上，創造了另一種遊戲規則。主張妥協，主張談判，就是要階級調和、階級談判。這東西好不好？是值得討論的，但毛澤東發動全國批《水滸傳》，關鍵是他認為「《水滸傳》好就好在投降」，就是要批判宋江的遊戲規則。但是，我認為今天觀念上要有所變換，我認為宋江的思路，通過談判、妥協的辦法解決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這種思路很寶貴。在農民革命這個小傳統中竟然出現宋江這種「和」的思想，這種不武鬥到底，不革命到底的思路，是不是可以有所肯定？後來中國很大的問題是把革命徹底化了。總是認為革命還不夠徹底，然後就再革命、不斷革命，如魯迅說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太徹底了，連我們這種一個月領五十六塊錢工資的人也成了小資產階級。宋江創造了另外一種規則，就是要「和」。這裡我順便講一下兩個大概念的區別：「俠」與「盜」的區別。俠客與強盜都反叛現狀，所不同的是俠客反叛勝利之後不佔有；盜則一定要佔有，這是最大的區別。宋江反叛了，但是不想當皇帝，說他「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可是他也不想當皇帝啊。這種不想稱帝的精神在中國很缺少。我們今天要開掘這種精神，這一點與毛澤東評判《水滸》的理念很不一樣。 另外一點，剛才加加美教授提到的幾個問題都非常重要，如民粹主義、自由主義與中國尚文傳統的關係。先不講民粹主義。以自由主義而言，前邊我說的「和而不同」，就有自由主義因素。這個「和」，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尚和」、「非攻」，與「尚兵」、「征伐」相對立；另一個是「和」與「統」這兩個大概念的對立，這在中國的文化上非常重要。我們講的「和」應該是「和而不同」，真正的「和」是多樣性的統一，是多元的整合，如加加美教授剛才講的自由主義本來是多元的。多元裡面求和，「和」有多元的基礎；而「同」是一元獨尊，沒有多元基礎。「和而不同」最早出現在《國語》中。鄭桓公問史伯，周幽王為什麼滅亡，史伯回答說：「去和而取同。」後來，孔子發展了這個思想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者差別很大。所以，真正的自由主義應該是「和而不同」的，是尊重不同觀點的「和」，這才是最寶貴的。我非常欣賞、尊敬蔡元培先生，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最缺少的是蔡元培先生這種人。他的精神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不管你是陳獨秀，還是辜鴻銘，還是魯迅，立場不同不要緊。重要的是一概尊重，「兼容並包」。這是很偉大的思想，是真正自由主義的思想，二十世紀我們不是缺少文化知識，而是缺少這種文化情懷。蔡元培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中是索隱派，他的方法我不贊成，但是他給另一個索隱派作者作序時有四個字，大家不太注意，即「多歧為貴」，很多分歧才是寶貴的。「多歧」，就是「不同」，「不同」而和才可貴，所以說，「和為貴」還不夠，「多歧」而「和」才寶貴。加加美教授重視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今天，我們講「尚和」，應該講到這個層面，這個哲學層面，「和」、「同」關係的層面。如果「和而不同」哲學成立了。我們在處理如大陸與台灣的兩岸關係，處理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時，可能就會更寬容一點地討論問題，更冷靜一點地討論問題。另外，剛才田稻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很有意思，實際上就是關於本質化的問題。對於本質化，我做過很多批評，本質化其實就是簡單化。所以我在闡釋的時候儘可能避免這種傾向。但是，有個問題，就是我們的人文科學如何成為可能，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沒有價值判斷、沒有東方與西方的比較行不行？沒有傳統與現代的劃分行不行？這都是非常大的問題。反對本質主義是有道理的，但反過頭了，變成什麼都是相對的，無所謂尚文尚武，不承認一個人一個民族確有某些本質特點、某些根本傾向，連整天講「武裝鬥爭」也說是「尚文」，這就離科學很遠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要成為可能，不能沒有參照系。中國有一句話叫「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當局者自己是看不清自己的，要拉開距離才能看得清，要有一個參照系。不參照西方的大歷史，大征服的歷史，就看不清中國「尚文」的傳統；沒看十字軍的東征作參照系，我們就不了解中國缺少「絕對神」的旗幟。二十年前我在中國就講系統論，講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都是個大系統，西方宗教也是個大系統。大系統中包含許多小系統，母系統中包含許多子系統。處於不同的子系統，就帶有不同的系統質。例如中國文化這一母系統、總系統裡面就包含民族子系統、滿民族子系統、蒙古民族子系統。我講中國的歷史文化，主要是指漢民族文化，不是藏文化，也不是蒙文化。蒙古作為游牧民族，錢穆先生認為游牧民族是向外征服的，所以形成了成吉思汗的這種征服的狀況，這與漢民族是不同的。此外，滿民族子系統與漢民族子系統也是不同的。還有就是對西方宗教的看法，西方宗教的母系統、大系統裡面會有很多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都是不一樣的，就是在《聖經》裡面，《舊約》與《新約》也是非常不一樣的。我今天講到的「尚柔」、「尚和」是和《舊約》非常不一樣的，《舊約》「尚火」，與我國《道德經》的「尚永」，顯然不同。我常對朋友講，我喜歡孤獨的上帝，不喜歡有組織的上帝，或者說喜歡孤獨的基督，不喜歡有組織的基督。有組織的基督會打基督的旗號做一些違背基督精神的行為，包括侵略行為。「絕對神」的觀念一定會有排他性，不應當掩蓋它的弱點。正視弱點，不是否定基督教，更不是否定西方文化。這個解釋對不對可以考慮。張夢陽教授：我再說一點。確實是真理愈辯愈明，這個討論是愈來愈明確了。我覺得思辨首先應辯清概念，我剛才又思考了一下張琢兄講的毛澤東是「尚文」還是「尚武」的問題，他是「以文御武」。毛澤東「以文御武」的「文」字和劉再復先生講的「尚文」精神不是一個概念。毛澤東「以文御武」，實際上是以一種謀略的手段來把那些元帥和將軍制伏住，然後達到消滅對方的目的，所以還是「尚武」的。那希特勒是「尚文」還是「尚武」呢？希特勒是法西斯軍事首領，但是他也有戈培爾那樣的宣傳家，所以。我講的余傑先生一提出毛澤東的事情馬上就被「絞刑」，就是毛澤東的思維模式。他（毛澤東）的靈魂在中國遠未被認清，還按照他的模式去干。當然，我也不同意余傑的觀點，我同意劉再復先生「和而不同」的觀點。就是將來中國真的民主化的話，毛澤東這種人也應該允許他存在，也別把毛澤東給消滅了。同學：今天有機會聽劉老師的演講非常高興。我們在八○年代就非常喜歡劉老師的文章。劉老師主持《文學評論》以後，面貌一新，我們都受到很大的鼓舞。那時候，我們對劉老師的知識、學問、魄力都非常地敬仰。經過天安門事件，我們又有幸一睹劉再復先生作為大知識分子的人格，更增加了對劉再復先生的尊敬。所以，非常希望知道，在天安門事件的前後及您的情況，請您向我們介紹一下，謝謝。劉再復教授：我出國以後，心態非常自由，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我認為只有這樣，人才能保持天真天籟。所以，我拒絕世故。任何問題，都可以誠實地談一談，特別是與一些非常誠懇的朋友，更可以無所不談，但是，我不願意太多地談論政治，即使觸及政治，也只願意從文化層面上看。從文化的層面上講，「六四」帶給我生命歷程一個大的轉折。王蒙寫的一篇回憶胡喬木的文章中說：「我現在要保護兩個人，一個是李澤厚，一個是劉再復，他們兩個是真正做學問的，這次被捲入政治，也不能隨便點他們的名。」我相信胡喬木的話代表故國對我的理解。事件過去了，外在的評價對我來說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表述我個人的真實自由的聲音，這是最重要的。在這個生命的轉折點上，給我帶來一個東西，就是逃亡。逃亡對於一個作家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人認為不好，但我認為非常好。我的朋友高行健說過一句話：「我們現在要高舉逃亡的旗幟，拒絕政治投入，只有逃亡，才有自由。」我們逃亡不是政治上的反叛，而是為了自救。「六四」的時候，我已經四十八歲了，如果不趕緊贏得時間，贏得自由時間、自由心態，那將一事無成。我們過去太多的生命消耗在政治當中，只有逃亡，贏得一張平靜的書桌，才能充分表述，才能進行精神價值創造。所以，逃亡是非常好的事情。這是第一層意義。第二層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就是進入文學狀態。我在二○○○年出過一本書，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的書，題目是《論高行健狀態》。當時，高行健作為我的朋友，他得獎我很高興，很多記者、很多朋友要我寫文章來談高行健，我說我要講高行健，四個字就可以講清楚了，就是他的「文學狀態」。在中國大陸的作家裡面，不知道什麼叫做「文學狀態」，但是高行健非常明確，「文學狀態」就是一種非政治的狀態、非集團的狀態、非主義的狀態，也是非市場的狀態。也是極端孤獨的狀態。文學狀態與非文學狀態是可以分清的，比如《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與薛寶釵，林黛玉是文學狀態；薛寶釵就不是文學狀態。林黛玉是天真的、孤獨的，沒有世故的；薛寶釵卻是世故的。什麼叫世故，世故即不是從內心裏面說話，不是內心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的，薛寶釵是看關係來說話的，對賈寶玉這麼說話，對王夫人那麼說話，比如金釧是王夫人打使她跳井死了，王夫人自己整天念佛，非常緊張，找薛寶釵談談，薛寶釵就安慰她說，你不要煩惱了，阿姨，說不定是金釧不小心掉到井裡去的。她是看關係來講話的，是世故的狀態。文學狀態一定是率真的、孤獨的、非功利的、非功名的狀態。我和高行健聊天時，常常愛說一種生存的狀態，「山頂獨立，海底自行」的狀態。從一個比較高遠的層面上說，「六四」這麼一個歷史運動使我贏得「山頂獨立，海底自行」，也可以說，「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的狀態。這是沒有想到的。當然，「六四」中死去的亡靈的眼睛老是看著我，我心中總是感到不安，這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張良同學：我是ICCS博士二年級的學生，我叫張良。我是研究經濟的，對劉再復老師今天講的是大開眼界，但是有個小小的問題，就是「尚文」、「尚武」是不是可以在一個沒有條件的情況下去「尚文」、「尚武」？如果我們不講究這個條件的話，去「尚文」或者「尚武」，將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比如您在第三條中舉了一個例子，說春秋戰國發生了長年的戰爭，戰爭之後就出現了很多大的思想家，大的思想家之後就把這些諸侯的貴族文化給消滅了，之後出現了科舉。貴族文化的消滅與科舉制度的興起強化了「尚文」的文化。但是，如果沒有春秋戰國的長年戰爭，把諸侯全部消滅掉的話，會不會把這種貴族文化給消滅掉？會不會出現科舉制度？也就是說，這種戰爭，這種「尚武」是不是為「尚文」提供了條件？它們是不是絕對的？我覺得「尚文」、「尚武」是不是要講在什麼條件下去「尚文」，在什麼條件下去「尚武」，這是否有必要？請您回答！劉再復教授：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講「尚文」傳統，有價值判斷，還有理想性，理想能不能實現，是個問題。不僅是現在你提問，魯迅先生當年也懷疑，他說中國的「王道」實際上一直沒有實現過。有篇文章談「王道」與「霸道」，認為「王道」與「霸道」是兩兄弟，就是說中國統治者表面上談「王道」，但實際上又與「霸道」結合起來。真正的「王道」社會很難實現，只是一個理想，甚至是個烏托邦。我今天所講的歷史精神，也是一種人文理想。儘管真正「王道」不容易實現，但是，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尚文」可以成為一種道德坐標。有這個道德標尺在，就像有個鏡子在，可以照照各個朝代的統治者，可以觀照過去與今天的統治者，一旦統治者使用武力，而且使用非常殘酷的手段傷害人民，那麼他們可能要感到不安，要說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有一個道德標尺在那裡。所以，我們不能丟掉這個道德標尺。談「尚文」傳統，除了描述歷史事實之外，還可樹立個道德標尺，道德底線。這個問題，應該說，在沒有條件的時候，我們也要這樣做。我講《山海經》，講中國文學的原始精神，就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沒有條件也要去爭取。謝謝大家！加加美教授：謝謝劉再復教授！發言整理：中國研究科博士後期朱輝宇，修改稿整理：中國研究科博士後期塗明君「尚文」傳統的要點（演講提綱）（1）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海戰失敗後：其知識分子反省國家「積弱」（由強變弱）的原因。梁啟超開始批評中國的尚文傳統，倡導「斯巴達」尚武精神。這之後，關於中國是否有一個「尚文」傳統？如何評價這個傳統？如何實現這一傳統的現代轉化等問題便成為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的一個大課題。關於這個問題，我首先認同錢穆先生的理念，確認中國有一個尚文大傳統，確認中國的立國精神和民族心理有一種崇尚文明、追求和平的大路向。在人類世界數千年的歷史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立國精神並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大傳統，這就是「尚武」精神傳統與「尚文」精神傳統。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道破了由歐洲與中國所呈現的這兩種差別巨大的政治文化路向：一是起始於馬其頓（亞歷山大），中經羅馬帝國，後又產生拿破崙的依仗武力向外擴張、向外征服土地的路向；一是起始中國秦漢的以文治國、崇尚文化、重在征服人心的路向。（2）從制度層面上說，中國的文治制度始於秦而成熟於兩漢。此時，中國結束春秋戰國的前封建時代進入統一帝國的後封建時代，在政治上由郡縣制（中央政府派出文官統治各地）代替分封制（分土封侯的貴族統治）。在統一的王權下，文官的地位高於武官，尚武精神逐步失去社會基礎。貴族制度的過早崩潰，使「尚文」獲得政治前提。 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中由科舉制度得到強化。通過科舉選拔官員、選拔人才，使社會崇尚讀書、崇尚文化。中國的宋、明、清雖有武舉，但武舉人並非排兵布陣的將才，從未被社會所敬重。清朝從康熙到乾隆，都深知漢民族崇尚文化，認讀書人為上，所以他們以文治國，贏得長期的和平（康、乾兩帝就有一百多年的和平）。元朝統治者則迷信馬背上的功夫，不知文化的力量，知識分子的地位極低，統治中國三十年後才恢復科舉，有名無實，結果統治不到一百年就滅亡了。朱元璋知道中國人尚文的文化心理，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孫中山後來也沿用此口號），意思是說：蒙古人是沒有文化的蠻子，應當滾蛋。這種口號最能打動具有尚文心理的中國人。（3）從思想層面上說，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先秦諸子時期就已成熟。春秋數百年，幾十個小國相互征戰，你吞我併，到了戰國後期剩下七國爭雄。面對長期戰亂，當時的主要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墨子、荀子等，均對戰爭進行了總反省。「不爭」（和平）成為諸子思考討論的總主題。老子提倡不爭之德（「聖人之德，為而不爭」），斷言「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孔子講「仁愛」、「和為貴」；墨子講「兼愛」、「非攻」；孟子、荀子提倡以德懷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說法不同，思想有所差異，但大思路都是尚和（和平）、尚合（文化凝聚、人心凝聚）、尚自然（反對權力意志）、尚仁義（憂慮的中心是民本的災難，不是國家君王的榮耀）。這些大思路便匯合成中國尚文的偉大傳統。 應當特別注意的是，先秦中國這些思想家所作的事是反戰為和的扭轉乾坤的事，他們面對的是幾百年的殘酷的兼併戰爭，但他們卻從不同思路及時地作了一次大反省。從人類歷史上看，他們反省的特點，一是很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後就已完成；二是很成熟，千年後的今天，仍然讓人感到其中許多思想是後來者一直無法到達的高度。例如孟子把「不忍之心」視為人與動物禽獸的根本區別，從潛意識層面開掘生命的善端，發掘「和」的人性本源，就非常深刻。孟子提倡「王道」，雖然歷代帝王常常未能真正做到，甚至帶有烏托邦性質，但是他畢竟提出一種治國的道德坐標。而老子的「勝而不美」、「戰勝，以喪禮處之」的思想更是比產生於羅馬的「凱旋門文化」高出千百倍。勝利不但不慶功，還以哀傷的態度對待流血死亡，這才是徹底的人道理念。老子的思想，可說是兩千多年前人類世界的精神制高點。先秦諸子的成就說明，只有在可以充分自由表達的政治環境中，原創性與預見性的思想才會成為可能。（4）從文化心理的層面上說，中國也有「尚和」的長期的歷史積澱。錢穆先生曾講一典型例子，他說：羅馬有圓劇場，亦為言羅馬建築藝術及羅馬文化者所稱道。然至於劇場中以活人與猛獸相搏鬥，乃至於數百千角鬥士表演節目，相互屠殺，斷肢決胸之慘象，為當時羅馬貴族一賞心樂事；則並不能與其堅固石料所建造之劇場同樣保存流傳，以迄於今。中國當戰國時，王國宮廷亦有劍士比武之遊藝，如莊子《說劍篇》所記載。漢代亦有猛獸之囿，如漢文帝之入虎圈；亦有因犯罪而使人進行格鬥之罰，如竇太后使轅固生入圈刺彘。然此不為中國人所喜，因此並不能繼續進展，而有羅馬劇場之偉大創建。當時在羅馬斗獸場觀賞歡呼的，除了羅馬的執政官、元老、議員、民眾之外，甚至還有基督徒。這種崇尚武力的心理，在中國人看來乃是變態心理。（5）從宗教層面上說，中國的「尚和」也有其基礎。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也沒有「絕對神」的觀念。孔子所說「祭神如神在」，是「相對神」理念，神只是形而上假設。外來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也沒有「絕對神」觀念，即可容納其他宗教共生共存。西方基督教雖有博愛慈悲之心，但有「絕對神」的觀念，因此有組織的激進門徒只能把愛施以服從神的土地和生命，對於不服從、不低頭者，則施以壓力，這便導致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事件。具有博愛教義的宗教卻發生過武力討伐的戰爭，其原因就是神的絕對化。中國的文化是人的文化，而且是只有一個世界（人的世界）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兩個世界的文化（人的世界與神的世界），因此，西方文化中最高的和諧只能在天堂里實現，而中國則謀求在人間秩序中實現。（6）從地理自然條件的層面上說，中國的農業文化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和平立國的方向。錢穆先生把世界上的文化分為三大類型：游牧文化、商業文化與農業文化。游牧民族本身資源不足，冬天更是缺乏水與草，不能不向外擴張；以商業文化為中心的國家，如希臘，也因為自身資源不足又有航行的方便而向外征服。唯獨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自身有大河流灌溉，有廣闊的可耕土地和適當的氣候，可以自滿自足，不必向外擴張土地，因而也崇尚和平。（7）錢穆先生在闡釋中國文化歷史的時候，採取極為溫馨的「同情理解」態度，但也由此在肯定陽面文化——大傳統時，忽視陰面文化——小傳統。其實，在尚文尚和大傳統之下，中國還有一個通過暴力手段解決政權爭端、解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矛盾的小傳統。這就是農民戰爭、農民革命的傳統。以往把這一小傳統描述為歷史的主脈甚至是歷史的全部是錯誤的。暴力革命只是歷史的一些瞬間，但它確實非常慘烈，造反者與統治者雙方的殺虐性都發揮到極致。農民革命固然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在「替天行道」名義下把一切殘暴手段視為天經地義卻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並形成中華民族巨大的精神創傷。「告別革命」的命題，便是告別以暴力手段解決階級衝突的小傳統，開掘「尚文」大傳統的資源，尋求民族內部和諧的大思路。（8）梁啟超等反省中國「積弱」的原因，認為中國敗在不知「天演論」（進化論）的「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道理，只知「尚文」，不知「尚武」精神，缺少「斯巴達」的強悍尚武精神。梁啟超面對國家的危難，為了激發民氣，其激烈言論可以理解，但他在亡國陰影刺激下的反省，其結論卻是片面的。他沒有看到中國近代衰落的原因關鍵是十五、十六世紀中晚明時期未能及時抓住西方貿易文明、工商文明進入中國的歷史機會。當時的朝廷沒有大眼光，不了解工商、貿易文明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理念、新的技術、新的文化，從而「積弱」二、三百年。明代的閉關鎖國政策打擊了海上私人貿易活動，堵塞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內部，這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一次大失誤，也是中國近代落後的開端。（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說：「西歐的『現代化』，包括文藝復興，即所謂資本主義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學技術的展開，時間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興亡吻合，這更給明代史一種特殊的意義。」）（9）面對中國的歷史傳統，重要的是開掘其資源，對它作出現代闡釋與現代轉化。今天中國的人文思想者，急需做的是打通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化的氣脈，以及打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氣脈。以「打通」的思路代替「打倒」的思路，肯定「五四」創造新文化的功勛，又告別其「推倒」的革命態度。尚和的品格，應把「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是多元整合，「同」是一元獨尊，真正的「和」是尊重不同理念的「和」）推向古今，推向中西，尋求古今文化之和，中西文化之和，即尋求有益於共同生存發展的普世價值，不爭以何者為中心，不爭以何者為鏡。在政治層面上，尚文尚和的現代內容則是告別革命方式，以平等對話（談判妥協）、你活我也活的雙向思維取代獨斷對抗、你死我活的單向思維，以階級調和、民族調和的思路代替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思路。把時代的重心、歷史的平台切實地從戰場轉向談判桌，從而使中國的二十一世紀成為沒有飢餓、沒有革命、沒有內戰的世紀。二○○五年四—五月　香港城市大學校園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