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縱慾與虛無之上

錢永祥/文

讀書是我的興趣兼職業，多年來讀過的書不能稱多，不過倒也確實讀到了一些比較難忘的書。

我用難忘一詞，避開習見的好書這個卷標，是因為好書總要一些客觀的標準，難忘則靠主觀的感受已足。其實撇開純粹專業閱讀的情況不談，我們對一本書的評價，最後多半要訴諸它對自己產生的衝擊與共鳴。一本書為什麼會使讀者產生難忘？恐怕不容易找到一個明確、一貫的理由。我沉迷於英國作家雷卡瑞的小說，雖然我知道他進不了文學史、氣質又有許多另一個時代的殘餘。我崇拜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不過我看懂的部份僅全書的十分之一，其它部份的論證我無能用自己的話重述（這應該是書有沒有讀懂的基本判准 ），只能遙遙嚮往其中描寫的朦朧境界。我認為麥肯太爾的《德性之後》乃是英語世界道德哲學最吸引人的一本著作，可是其結論少有人能接受，更有人懷疑其哲學可信度。這些書都曾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雖然我永遠無法勉強證明它們是具備了某項客觀價值的好書。

一、個人在近代文明中要自行建構價值與目的

跟上述三個例子比起來，韋伯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我心中難忘的程度要更進一步。我不僅細心研讀過這兩篇演講，並且有行幸投入出版中譯本之前的編譯、注釋等辛苦工作。這兩篇演講處處有慷慨動人的激情隱藏在紙面文字下，翻譯過程因此也夾雜著太多情緒起伏的經驗，許多文中段落從而深刻在我的心裡，至今仍無法忘卻。

當然，不能忘卻的還包括了韋伯在這兩篇演講里提出的問題、答案、以及凜冽的挑戰。

韋伯的問題其實每個人都很熟悉：自己的生命以及周遭的世界究竟有沒有意義？如果你有宗教信仰、或者在心態上是韋伯所謂的<宇宙倫理觀上的理性主義者>，你會相信世界是一個有意義的體系，其中的事件安排均有其理由可言，這類理由最後可回歸到神的旨意、或者是某種天道、某種彷彿有目的的秩序運作。個人生命只要在這套秩序里有所安頓，就自會取得意義；人的活動只要與那客觀的目的有所關聯，就自有其價值。

近代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摧毀了這一套認為生命的意義有其客觀來源的信念。韋伯借用德國詩人席勒的字眼，稱近代人「去除了世界的迷魅」：世界從倫理角度來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機械性的規律運轉，沒有任何內在本有的意義或目的可言。人可以設法認識事物的因果規律，以便利用厚生，但是這些規律並不構成一套客觀的道德秩序，因此也就不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頓、導出人生的方向與目標。

近代文明的這個轉折，一方面使人在自然與社會兩個領域均擺脫了天賦道德秩序的指導羈絆，具有強大的解放效果，另一方面卻也賦予個人沉重的責任，因為現在個人必須自行建構價值與目的，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義。可是在除魅後的世界裡，當宗教之類的傳統救贖力量失去作用之後，個人又有什麼資源處理這麼沉重的課題呢？

《縱慾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里的政治倫理》錢永祥/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10月

韋伯探討學術與政治這兩種志業，正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在近代世界，學術與政治似乎是最奪目的兩種力量。學術知識發現客觀的真理，透過計算支配萬物；政治行動實現美好的理想，經由權力改造整個社會。科學真理掃除蒙昧迷霧，讓人知道該如何生活；政治理想取代不義的體制，讓所有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博愛之中。這兩種活動不僅本身具有重大的價值，可以讓以它們為志業的人取得自己生命的意義；它們似乎還可望指出理想的人生應該如何操持，幫助每一個人找出生命的方向與準則。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對政治與學術寄予莫大的希望與信心，甚至把它們看作新的神，要求學者與政治人物扮演昔日先知發配意義的角色，也就不難理解。

二、藉學術和政治追求生命意義是徒勞的

在兩篇演講中，韋伯對於近代學術與政治的思想預設、制度條件、內在性質、可能作用均作了精細的分析。這些分析對讀者有極大的幫助，幫助我們了解學術與政治的性質與定位。可是在這些冷靜的分析之外，兩篇演講同時還提出了動情的呼籲，我們會警覺到藉學術或政治追求生命意義的徒勞。

韋伯認為，學術與政治誠然有其重大價值，但它們也均有嚴重的局限。學術一方面幫助人認識事態之間的相互關聯，相對於既定目的提供手段的考量；另一方面則幫助人理解自己的實踐抉擇如何與終極價值立場保持一貫，也就是讓人對自己行為的終極意義有所意識和交代。可是針對生命的根本問題--個人應該選擇、信奉什麼終極價值立場--學術是無法提供答案的。客觀宇宙秩序的崩解帶來的價值多神論，迫使學術必須守住自己的神，從而也就不免得罪其它的神。假如學術以理智真理為神，那麼它就必然要背棄善、美、幸福、靈魂得救等其它神祇、其它價值。學術沒有資格在交戰諸神之間充當裁判，沒有能力排列證明各種價值的高下。終極價值的抉擇，也就是自己該侍奉哪個神，必須由個人自行決定。

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里，韋伯指出學術不是靈視者與先知發配聖禮和天啟的神恩之賜，也不是智者與哲學家對世界意義所作沉思的一個構成部份。因此他尖刻嘲諷領國家薪水並享有特殊地位的教授在課堂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認為這類表演徒然使年輕人無法認清一件基本事實：今天人的命運，是要活在一個不知有神、也不見先知的時代。學者扮演假先知的罪惡後果，就是掩飾這個重要事實，讓人繼續靠幻覺生活，結果無法為自己的價值抉擇負起嚴肅的責任。

至於政治，韋伯雖然視為尊貴的藝術，掌握著歷史的舵輪，但是他強調，企圖藉政治達成理想價值這個想法，在除魅後的世界裡同樣面對著嚴苛的挑戰。既然沒有一套客觀的道德秩序來保證意圖與後果之間的一致，追求理想的動機與最後獲得的結果便往往相去甚遠。在這兩極之間，有些人只注重意圖、動機、用心的良善高貴與否，只著重理想是否符合某種道德標準；這類人的態度，韋伯稱為「心志倫理」。另一類人相信行動後果更重要，行動者應該負的責任不在於目標是否正確高尚，而是後果是否有價值，與原初目的又相去多遠；這種態度，韋伯稱為「責任倫理」。

從心志倫理的角度來看，政治的要務是追求某種理想的實現。但是韋伯指出，我們不要忘了政治所使用的特定手段是武力，而武力之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武力有其本身邏輯所決定的特定後果，不僅會使得原先理想與行動後果之間的背反更嚴重，甚至會迫使原先的理想迅速淪為空洞的政治咒語，掩飾權力的諸般醜態。有懍於這個事實，政治人物必須放棄心志倫理的童駭信心，採取責任倫理的踏實準則。這時候，我們會發現政治行動所能提供的意義或許極為有限，可是卻更能表現一種韋伯所謂的英雄倫理：不賴幻覺、無懼於希望的破滅，面對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現世理想。這也是韋伯心目中的政治人物典範。

三、以自身為主體來面對現實世界的冷酷

在我的體會之中，韋伯的這些呼籲似乎可以用縱慾與虛無的對立兩極來襯托表達。如果對於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慾望，縱慾指的便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於人類活動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於此，當縱慾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為對於一切價值的麻木虛無心態。在除魅後的近代世界裡，意義的問題逐漸浮現，解決的惟一資源又只剩下作為主體的人自身，縱慾與虛無之間的輪替交迭自然越演越烈，表現了人類每一次建構意義時從張狂得意到失敗喪志的循環。

但是縱慾與虛無還有深一層的共同根源，那就是它們都企圖逃避近代性的要求。韋伯再三強調，近代世界中的意義問題，受制於特定的思想與現實條件。這些條件，幾乎可以用冷酷一詞來形容。他在一些洋溢著悲情的段落里指出，對近代人而言，最艱難的是就是面對時代宿命的肅殺面容而猶賈勇自持，如果時代宿命代表著荒涼世界中一切希望的破滅，賈勇自持所要求的就是以堅韌的心腸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與這種態度相反，縱慾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視希望破滅的事實；虛無者則放棄一切希望，不敢在廢墟中再有所堅持。兩種心態所表現的取向其實是一樣的：軟弱而無能承擔時代所提供的機會與責任。

回想起來，翻譯韋伯這兩篇演講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段經驗在勞累中夾雜著興奮，興奮自己有幸翻譯到這麼深刻動情的作品。韋伯提出的問題、分析、與呼籲在在切入近代文化的內里，在西方世界固然已不易見到堪與比擬的文化反思，中文世界的淺薄自然更不可能感觸到他那種屬於悲劇的眼光和情懷。當時，只要想到國內年輕人可以就此讀到如此深刻的文化反省和倫理思考，不必如我當年一般，以為胡適或羅素即算思想家，翻譯過程中無數困難挫折，便有了克服解決的動力。

十年之後重看當年譯本，雖然發現了很多缺點，但只要開始閱讀，我仍然不禁又被韋伯的凌厲分析與激情呼籲吸引而難以釋卷。一九一九年初韋伯在慕尼黑演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結尾段落是這樣開始的：

藉此，在座的各位貴賓們，讓我們約定，十年之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很遺憾我不能不擔心，到了那個時候.....反動的時期已經開始，你們之中許多人以及我都在盼望、期待的東西，竟幾乎無所實現.....到了那一天，我個人是不會喪志崩潰的；但不容諱言，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負擔。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再見到你們，看看諸君....有甚麼內在方面的變化。

韋伯在次年去逝，十年之後德國捲起了希特勒的風暴。我當然無法預言十年之後的台灣會是甚麼面貌，大家今天的興奮期待是否仍將歸於徒勞，熱情的心是否會陷入韋伯列舉的怨恨、庸俗、麻木、抑或遁世。但我希望十年之後還有機會重溫這兩篇演講，也希望有機會得知新一代的人曾經自其中獲得學術或政治方面的啟發。我更希望自己在學術與政治兩方面能夠發展出深沉成熟的反省；而當然，若是力有未逮，那麼只要再找到一本令我同樣感動難忘的書，藉翻譯讓我分享其中的悲情起伏，於願亦足矣！

來源：《縱慾與虛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