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沒有「親華派」，對華友好基於利益而非感情

5月30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the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主席麥凱恩在澳大利亞發表演講，措辭嚴厲地指責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行為就「像一個惡霸」（like a bully），呼籲澳大利亞與區域內其它國家採取集體行動，在南海進行「自由航行」，挑戰中國。

麥凱恩在澳大尼亞悉尼的美國研究中心發表演講。（美聯社）

就在此前一周，5月24日的《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刊發了澳大利亞前外交部長、悉尼科技大學（UTS）澳中關係研究院（ACRI）院長鮑勃·卡爾（Bob Carr）的評論，題為《若澳洲在對華問題上聽鷹派的，早就麻煩不斷》(If Australia listened to our hawks on China, we"d have been hung out to dry)。卡爾在開篇回憶了一次「與舊約時代先知會面般」的談話：在他初任外交部長的時候，前總理弗雷澤告訴他，美國能被拖入與中國的地面戰爭，「對華開戰，然後輸掉，接著撤出亞洲」；在這場噩夢中，澳大利亞會被招徠加入美國陣營，最後落得在一個中國主導的地區煢煢獨立、孤立無援的下場。卡爾寫道：「這是種很不幸的設想，與當前現實相去甚遠。但倘若特朗普當選後，我們聽從了澳對華鷹派的建議，澳現在肯定已處於困境了，儘管程度會較溫和。」

顯然，在如何對待澳中關係及澳中美關係方面，澳洲人卡爾與美國人麥凱恩有著巨大的分歧。這樣的分歧，在澳大利亞內部、尤其掌握話語權的精英之中，也廣泛存在。澳洲一部分人期望繼續追隨美國——確切地說是追隨美國鷹派——對華強硬，而另一份部分人則呼籲應該在中美之間扮演更為平衡的作用，以實現澳大利亞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刊登卡爾評論的《悉尼晨鋒報》網站及報道麥凱恩演講的《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網站上，讀者們也爆發了激烈的爭論。

在中美之間，澳大利亞主流媒體普遍還是「親美貶華」的，最為典型的就是常常給提倡對華合作的人貼上「親華派」的標籤，甚至起一些貶義的綽號。卡爾因其執掌的澳中關係研究院（ACRI）根基於「對澳中關係的積極而樂觀的看法」及「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承諾」，而倍受本土鷹派的攻擊。

與澳洲媒體相似，中國一些媒體、尤其社交媒體也樂於尋找「親華派」，將某些政治人物的隻言片語當作「親華」的證據。甚至，連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也被民間廣泛認為是「親華派」。

其實，無論是會說流利中文的陸克文，還是不會說中文的卡爾，都並非「親華派」，而僅僅只能說是「知華派」、或者「坦率的知華派」。那些經常表態要對中國強硬的澳洲鷹派，大多數出於美國資助的智庫機構，他們的表態往往意識形態固執多於實際利益考量、口號多於行動、感情多於理性，可謂「口水鷹派」，與中國的同類十分相似。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澳中美三國並非不了解，但依然將情緒性的表達放在首位。

如果說澳媒熱衷於將一些人貼上「親華派」的標籤，是出於某種故意；則華媒跟風認為某些人「親華」，則往往出於無知——對澳大利亞政治的無知。基於浪漫情感的「親華」解讀，也同樣是基於懶惰的誤讀，往往忽略了所謂的澳大利亞「親華派」有著與鷹派的共性：捍衛澳大利亞的利益。

在澳大利亞，很少人認為陸克文是「親華派」。「老陸」對中文及中國文化的掌握程度，即便與華人相比，也可算是佼佼者。然而，他亦是澳大利亞歷屆總理中對華最為強硬的，一如他曾明確向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宣稱的，自己在對華政策上是「殘酷的現實主義者」。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蓋蒂圖片社）

與陸克文相比，卡爾的對華政策的確走的是更為柔和的路線。《澳大利亞人報》曾披露，卡爾在2012年出任澳外交部長時，美國前副國務卿坎貝爾曾表達對卡爾「親華」的擔憂。在這篇報道中，卡爾被稱為「系著鈴鐺的中國貓」（belled China cat）。一些鷹派人士也指責，2013年澳政府的國防白皮書上，明確表明不將中國當作敵手（『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pproach China as an adversary』）,也是卡爾的手筆。

對此，卡爾則予以否認。他在次日的《澳大利亞人報》公開撰文回應說：「我也捍衛澳美聯盟，如同捍衛澳中夥伴關係」（I stood for US alliance as well as our China partnership），並且列舉了自己捍衛澳美聯盟的諸多往事。在接受《悉尼晨鋒報》採訪時，卡爾更否認了美方對他的擔憂，他表示：對於當時澳大利亞政府在中美之間的平衡關係，美國政府還表示了祝賀。

在所有這些看似「親華」、「知華」的政治人物身上，其對華政策有一個前提與鷹派完全相同：堅定地捍衛澳美同盟。區別僅僅在於，卡爾們認為澳洲不必、也不應對美國事事緊跟，而應有相對獨立自主的政策空間，以謀求澳大利亞的利益最大化。客觀地說，中澳建交40周年來，中國並沒有在澳洲培養出什麼「親華派」，對華友好的聲音主要是基於利益，而非基於感情。澳大利亞從未存在、在可見的未來也難以出現「親華」與「親美」的路線之爭，而僅僅存在「親澳」與「親美」之別，且無論「親澳」還是「親美」，都根基於堅定捍衛澳美同盟前提下，無非是「親美」程度之別、分寸之別、無條件完全服從與有條件選擇性跟從之別，以及崇美的原教旨派與現實派之別。

一些澳洲精英對澳長期跟隨美國的政策予以批評，並非出於對中國的感情，而是基於對澳本國利益的關注。卡爾曾指出：「澳是否具有基於本國利益及價值觀制定政策的智慧，還是只能以意識形態並透過華盛頓的眼睛看中國？」「澳應明智地保留靈活的選擇權，縮小政治價值觀差距，並對有關可能性保持開放心態。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美國永遠獨領風騷上。」

澳大利亞工黨前領袖雷森（Mark Latham）也曾公開痛斥澳洲「自產自銷的鷹派」，提醒澳大利亞必須警惕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激進方針，以及新保守主義帶來的壓力。他甚至指出，澳洲鷹派在過去50年的每個重大外交策略上都犯了錯誤，包括越戰、伊拉克戰爭、認定普京的俄羅斯是澳洲的敵人。他引述柯林頓的話說，美國的問題是具有勢力的國防鷹派認為美國需要敵人。樹敵符合美國的國防工業及武器製造的企業的商業利益。他指責澳洲一些政治人物「在屈從美國上，其諂媚和虛偽（sycophancy and hypocrisy）毫無底線」。

近幾年，澳國內呼籲獨立自主外交的聲音也在興起。澳前總理基廷指出，澳大利亞應對「世界周遭的事產生更大的興趣」。他呼籲制定更加巧妙的外交政策，把世界上的形勢變化納入考慮，並稱澳大利亞不能一直陷入對華遏制政策。基廷認為，澳大利亞不應該協助美國「保持亞太地區的霸權」，美國無力保持在亞太的地的霸權。他指出，美國需要在亞洲與中國共同分享戰略地位，美國的亞太政策亦需要做出改變。「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霸權地位無法保持，因此我們作為朋友，應敦促美國友人認清，美國的角色必須從制定者和擔保者，調整為平衡者和調和者。」

顯然，這些人並非主張澳洲「脫美親華」，而是主張在中美之間保持適度的平衡，改變長期以來完全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被動狀態。澳前駐美、日和印尼大使約翰·麥卡錫曾指出，澳應在維持《澳新美安全條約》前提下，發展與中國關係，鼓勵中美展開對話；應積極鼓勵全球多極化的發展，在支持中美的同時應進一步支持日韓、印尼和印度的發展。前總理基廷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次日的電視專訪中公開呼籲，澳應在外交政策上「剪去美國標籤」，儘快「成長」，推行獨立的外交政策。基廷特彆強調了與美相比，澳在經濟、政治及社會和諧方面，是個更為成功的國家，澳完全不必對美過度膜拜。

儘管在媒體上，「親美」的口水鷹派似乎佔據上風，但在實際政策執行層面，無論自由黨執政還是工黨執政，對華政策都體現了更為謹慎、相對獨立的姿態。近年美國「重返亞太」後，澳大利亞在高調附和的同時，在落實行動方面保持了低調而微妙的獨立性。比如，澳軍迄今仍迴避在南海與美海軍聯合巡航，更避免侵入中國島礁12海里內。若非去年澳洲親美政客公開呼籲政府將巡航決定權交給軍人自由裁量，逼迫澳政府對此明確表達立場，此種微妙的分寸把握幾乎很難被輿論注意到。再如，中資投資達爾文港一案，曾引起美國高調且公開的干預。投資最後能得以成功進行，澳政府對美國壓力的化解應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此後在多起充滿波折的中資收購案中，如墨爾本港及基德曼農場的收購，中資以降低占股比的方式，獲得了相對順利的推進，這不僅是澳中雙方的投資主體進行的探索，也與澳政界人士在安全與經貿、美國壓力與中國紅利之間尋找平衡點的努力相關。

澳大利亞達爾文港，中資公司租賃該港99年。（先驅報）

與檯面上的親美力量相比，澳對外交獨立的追求相當低調，一些政界人士也竭力避免被人「抹紅」為親華甚至親共。但是，更為「接地氣」的調查則顯示，民間輿論似乎更為「親華」。在去年由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導的民調顯示，高達30%的澳大利亞受訪者認為要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相比之下，僅有4%澳人認為要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在判斷中美兩國誰處於當今亞洲主導地位時，澳大利亞受訪者中高達69%選擇了中國，僅有22%選擇美國；有80%的澳大利亞人認為美國的「輝煌已經成為過去」；55％的澳大利亞受訪者認為中國最終會取代美國成為領先世界的超級大國。在問及中美兩國在受訪者本國所起的作用時，澳大利亞受訪者有20%選擇了中國，選擇美國的則為15%。據此項研究的負責人分析，此次民調錶明澳大利亞人「明顯不那麼熱心於」美國在亞洲的作用，在希望美國還是中國具有更大影響力的問題上「最無所謂」，他們對美中在亞太地區較量保持著「善意的觀感」；民調也顯示澳大利亞對澳美同盟的支持並不堅定，也不認同日本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不認同日本在歷史問題和南海問題上的看法。

澳主流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與民意形成了落差，在涉華議題上缺乏一貫的、穩定的標準。一個典型的案例是，由卡爾出任院長的「澳中關係研究院」（ACRI），最初由華裔學者富豪黃向墨教授向悉尼科技大學(UTS)捐贈180萬澳元創立，卡爾、黃向墨以及UTS因此遭到澳主流媒體猛攻，黃被視為「中國影響力特工」；但是，同樣由黃捐助300萬澳元在西悉尼大學創立的澳中文學藝術研究院（Australia-China Institute for Arts and Culture），則沒有吸引媒體的火力，出任該研究院院長的是澳大利亞首任駐華文化參贊梅卓琳（Jocelyn Chey），她與陸克文類似：中文十分流利、熱愛中國文化且頗有研究，但對中國的態度相當強硬。在自己出資創立的兩家研究院中，由卡爾與梅卓琳這兩位對華觀點完全不同的「知華派」出任掌門，本是黃向墨作為捐款人未乾預具體運作的最好證明，卻被澳媒選擇性地刻意忽略了，令黃相當鬱悶。

其實，無論澳洲還是中國，將對外交政策持不同建議者進行人為劃線、刻意站隊，不僅是毫無意義的做秀，亦是對各自國家利益的怠慢與褻瀆。無論澳洲還是中國，最為需要的都不是抒情，而是培養自己的「知華派」、「知澳派」，建立在無知或者做秀基礎上的鷹派與鴿派都是虛妄的。

在中美之間尋找、建立及保持平衡，與時俱進，並非卡爾等少數幾個人的想法，而是澳大利亞精英層的主流探索與實踐。值得注意的是，中澳建交40年來，無論是工黨執政，還是自由黨當家，在其位者基本奉行了現實主義的政策，這亦是澳大利亞能在堅定而靈活地捍衛澳美同盟基礎的前提下，與中國發展出如此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且因此而在澳美同盟中發揮更重要作用的關鍵所在。只是，當家人們往往悶聲不響，將輿論舞台留給各色口水派們競相表演。

澳大利亞沒有「親華派」，這對澳、中、美三國來說，實在不是壞事。

來源：雪珥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