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之外 別張一軍 ——羅振玉與其甲骨文書法
羅振玉對中國近代文化史之貢獻，已得到專家比較一致的推崇。在姚漁湘遺作之《民國歷史學人表》及蕭一山之《清代通史》所附《清代學者著述表》中，羅振玉之名，均有列入。蓋其在整理研究金石刻辭、漢晉木簡、訓詁文字諸方面，厥功甚偉。而尤以其與王國維整理與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奠定「甲骨學」基礎之功為最。
羅振玉亦為近代傑出之書家，且長於篆刻。羅氏在研究甲骨學的同時，開始以甲骨文為素材進行創作，此之前，甲骨文在書家筆下可謂絕無僅有。羅氏的成功實踐，無疑在傳統帖學和晚清碑學以外又別開一派。他的書法在民國書壇上以學人書法而孤高突出，令人注目。在其「傳古」思想指導下，書學理論，嚴守傳統，不趨時風；流布法書，不遺餘力，使時人開拓眼界，一推民國初年書風再變。
一．開山甲骨學
20世紀初，甲骨文字尚沒有被充分認識。光緒二十五年（1899），河南安陽縣小屯，發現刻有文字的龜甲獸骨，其地當殷代舊都，考古者說是殷人卜事之辭，其字像篆籀而特簡古，王懿榮、孫詒讓都有搜集。王懿榮死於庚子之難，其物遂歸於劉鐵雲(鶚)。光緒二十七年（1901)，羅振玉在丹徒鐵雲家裡，見到甲骨文字的拓片，謂「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古文或異，固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未見者也。」慫恿鐵雲盡墨所藏，為《鐵雲藏龜》印行之。民國四年（1915）正月，羅氏於日本京都輯劉氏藏龜墨本之未入《鐵雲藏龜》者，為《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到北京任職學部時，也開始搜求甲骨。五六年間，所得約二三萬片，他所撰述的甲骨文字，多取材於此。羅振玉於宣統二年（1910)二月，特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送與經常向他請教的日本人林泰輔，五月，該書取付石印，為羅氏考究甲骨文之始。
董作賓對羅振玉甲骨文字之考訂與傳播，認為「功不可沒」，謂：《鐵雲藏龜》問世後，孫仲容(詒讓)作契文舉例，首為考釋，而考定小屯為武乙之墟，審釋卜辭帝王名號者為先生。至若文字之考釋，其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事，實上承孫氏未竟之緒，下啟文字考釋之端，其於殷契材料之流布，則有《殷虛書契前編》、《後編》、《續編》，及《殷虛書契菁華》等書之印行。唐立廣曰：卜辭研究，雪堂（羅振玉）導乎先路，觀堂（王國維）繼以觀史，彥堂（董作賓）區其時代，鼎堂（郭沫若）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而羅氏為甲骨學之開山祖師，厥功甚偉！
二.匡弊傳古法
清中期以降，阮元、包世臣相與鼓吹「南北書派論」，風氣所至，大江南北咸言「尊碑抑帖、尊魏卑唐」。康有為所著《廣藝舟雙楫》一出，崇碑抑帖思潮蕩滌書壇，很多以書名家者擯棄「清逸」「中和溫潤」的帖學傳統精神，轉求以狂怪險丑為目標，推波助瀾，遂成氣候，致傳統帖學大壞。羅振玉在其《跋自臨朝侯小子碑》云：「傳世漢刻中，此碑隸法最備，如精金良玉，無纖毫浮漲。學者由此問津，當不至墮入狂怪怒張及貌為高古之習。」《跋自臨孔宙碑》云：「古人作書，無論何體，皆謹而不肆，法度端嚴。後人每以放逸自飾，此中不足也。三十年前，亦自蹈此弊，今閱古漸多，乃窺知此旨，並知中不足而飾其外，終身無藝成之日。」 1925年，在《隋丁道護書啟法寺碑跋》中云：「自阮文達公倡南北書派論，謂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予以為，時有先後，書有工拙則有之；而謂南北分派，則未允也……因楷從分出，在先則楷少分多，後則楷法漸備。閱歲六十，故爾相差。而同在一時，南北固無別也。……予意，自東晉至隋唐，中間二百餘年，楷法實以漸進步，逮隋而大成。……書法非因南北而有同異。以訂正文達之說，並願與宇內宏達共論定之。」此處，羅氏以史家的角度，以對魏晉碑刻深入全面的研究為基礎，以具體紮實的史實將崇碑派領軍人物阮元的「南北書派論」以偏概全之臆造進行了反駁。羅氏當時學術地位和身體力行之影響所至，給民國中後期以降，走碑帖結合路子之沈曾植等以重要啟發，更為爾後崇尚帖學之沈尹默等人之崛起奠定了基礎，遺響未絕，澤被至今。
羅振玉一生，「夙抱傳古之志」，以「傳古」為己任。不獨流布貞卜文字，熹平石經，西陲木簡，敦煌遺書，內閣檔案，寰宇碑刻，吉金樂石，海東佚書，考古小品，璽印封泥等，即於書法小道，亦汲汲以傳流古人生命精神為務。因所流布者，多為古之書道正統經典巨跡，能示人以書法之真髓。以影響中國書法走向的實績論，羅氏或在包世臣、康有為、沈曾植之上。
其刊布的法書，先後有《殷虛書契》前後編、續編及《菁華》，並彙集殷墟遺物之文字，成《殷文存》。又手寫尚未辨識之甲骨文，成《殷虛文字待問編》。且積極探索以甲骨入書之方法，曾先後兩次親自手寫石印出版《集殷虛字楹帖》。如漢晉木簡，晉唐寫經。先後有《流沙墜簡》、《鳴沙石室遺書》及《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石室遺書》二種、《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海東古籍叢殘》、《唐寫本世說新語》之印行。這部分資料泱泱大觀，不勝枚舉。撮其要者，有《貞松堂集古遺文》及《續編》、《補遺》，《三代吉金文存》、《秦金石刻辭》等，為清末民初書壇提供了為數巨大的金石研究資料,有力地推動了當時書法多樣化之發展。
三．甲骨文入書
甲骨文在1899年發現時，吳昌碩寫大篆《石鼓文》已是名滿天下，但至今沒有在他的作品中發現甲骨文書法。直到羅氏1921年將其引入書法，已歷20年之空白。1921年，羅氏《集殷虛字楹帖》的出版，成為甲骨文字成為書法實踐的標誌。將甲骨文從研究領域延伸到書法領域是羅振玉。
1921年，羅振玉出於「用佐臨池」，方便地書寫甲骨文對聯的目的，「取殷墟文字可識者集為偶語，先後三夕，遂得百聯，存之巾笥，用佐臨池」，手寫集殷虛字楹帖。（《集殷虛字楹帖·自記》）。觀羅氏作品，多用小篆筆法來寫甲骨文。對此，叢文俊評價羅氏甲骨文書法比較中肯，「羅氏寫甲骨文，從不臆造和妄加改篡，總是以集字的態度進行嚴肅的創作，他的用筆並不像今人習慣用出鋒來模仿纖細的契刻線條，故作潦草稚拙，而是參以中鋒篆法，堅實挺拔地結構字形，不帶有絲毫的浮筆漲墨，既有盎然的古意，又能別出心裁，成為用筆法成功地闡釋契刻刀法意蘊的傑出代表。即使在今天，也是難以企及的境界。」羅氏弟子商承祚認為：「羅師振玉峭拔遒勁，淵雅安詳，天馬行空，寒骨傲梅，啟小篆用筆之法，把甲骨金文不傳之鑰。」均可謂確評。
羅氏性情方正嚴謹，審美取向，古樸典雅、精嚴端正。深得書學「中和」古法之奧義。此在清末民初崇碑尚態，甚囂塵上之書壇，已屬不易。綜觀其一生書作，多為臨寫，自創者甚少。足見其「傳古」之矢志不渝。羅氏所作正書，頗得魯公風神，用筆雄強，間有歐書之意。隸書臨《朝侯小子碑》，叢文俊先生評曰：「以表現神采骨力為宗旨，對形的取捨改造亦不相去太遠，筆力沉雄而意氣抗浪，富於古典主義的美感與移情，可以說盡得漢人精髓，後人罕有臻此境界者」。羅氏行書，結字修長，用筆簡遠，一派仙風道骨。早年之家書，用筆圓潤雄渾，結字亦類顏書。而晚歲自書《熹平石經殘字集全錄序》，則已臻化境。草書比較少見。羅氏善治漢印，不追隨時風，專意規模漢印，故能古意盎然。羅氏用印，多自手刻。如「雪翁」、「永豐鄉人」、「振玉印信」、「殷禮在斯堂」、「二萬石齋」等皆為羅氏經常鈐用之印。
羅氏是將甲骨文字入書法藝術之第一人。其篳路藍縷，開山之功不應或忘。馮濤在《羅振玉與甲骨學》一文中說，羅氏甲骨書法「端莊凝重，秀美而不失遒勁，華雅而不失樸質。這不僅在我國書苑中有一定的影響，就是對我們今天體會殷人的書法風貌，揣摩殷人書寫文字的規則，也有相當的幫助」。羅氏傳世的甲骨書法，其精品的結字和用筆水平之高，七八十年後的今人，很難達到。羅氏大篆書作，絕不類吳昌碩之欹側取勢，下筆狂疾，而仍沿著典雅古樸一路走來。如其臨寫之《石鼓文》，穆如清風，醇厚清麗，耐人回味。羅氏小篆，如臨《新莽量銘》和《漢司空袁敞殘碑》，風貌絕不相類。前者頗得精峭勁雅之旨，後者則得工妙圓勁之要，真給人意與古會，渾樸大雅的審美感受。
羅振玉一生致力於學術，沉醉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創甲骨文字入書法，於碑學帖學以外別開一派。「閱古既多」，「書卷氣」「金石氣」瀰漫於羅氏諸體書中，書藝篆刻已臻化境，且流布法書名跡，莫計其數。然在近代書法史上，並未享有與其成就相埒之地位。抑或他追隨溥儀，陷身偽滿，為物論所不容，連累其學術與藝術。或是羅氏中庸沖和、重傳統，以臨古為自運之書學思想，與當時阮、包、康等崇碑尚態者統治書壇之大潮流格格不入，亦頗與晚近潮流不協，其中得失，實可深思。
2010年12月
參考文獻：
1.《上虞縣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羅繼祖《雪堂論書綜述》,載《中國書法》1990第4期。
3.叢文俊《羅振玉書法觀後》,載《中國書法》1990第4期。
4.《二十世紀書法研究叢書》，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版。
5.羅振玉《雪堂類稿》，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羅繼祖《永豐鄉人行年錄校定本》，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書譜·甲骨文專輯》香港書譜出版社2009年，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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