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抄經與敦煌道經

　　張振國　　抄寫道經是道士的基本功，這是傳承的需要，也是養性的需要。　　中國的印刷術出現比較早，儘管有印刷條件，但是道士必須自己抄經。公元１０４５年畢升改進為泥活字印刷，可以用來印刷經文了，但是道士還是需要抄經，這是為什麼？道士寫經或曰抄經首先是為了自身傳承和誦經習教的需要，還有積功求福的需要，關於這一點，隋唐時期尤為突出。　　道教符法、書法講究氣韻筆勢，這與中國的傳統和書法藝術攀上了親緣關係，所以不少書法愛好者也喜歡抄經，把所抄的經文贈送給道觀。歷史上有名的書法家，如晉代的王羲之、王獻之都抄有《道德經》流傳至今，元朝趙孟頫《松雪書道德經》影響深遠。　　古代的道士如果不抄經就不可能有洋洋大觀的道教文化。　　敦煌在甘肅省河西走廊的西端，是古代中原漢族與西北各民族為控制整個河西的戰略要地，也是和平年代中原漢族和中亞、南亞各國通商與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各色人等雜處敦煌，使之成為各種文化的交匯地區。　　一位貌不驚人的王道士發現了敦煌藏經洞，成就了今天莫高窟佛教文化的輝煌。同樣由於他的發現並通過各種途徑為我們保留下許多珍貴的敦煌道教文獻。　　王卡先生在他的《敦煌道教文獻研究》一書中指出：國內外公私收藏的敦煌遺書抄本，現已公布的圖片編號總數多達數萬件，與道教有關的抄本４９６件，至２００３年已公布的圖片，或者有關論著披露的敦煌吐魯番文獻中道經抄本數已有８００多件編號，其中已經認定經名的約有１６０種。這些道經的內容涉及到道教的方方面面。　　目前８００多件敦煌道經及相關抄本中，考定或者擬定的經名約有１７０種，如果以單卷本為一卷、多卷本以卷為卷，那麼現有２３０多卷敦煌道經。其中《正統道藏》尚未收入的有８０多種，《道藏》殘缺而敦煌本可以補缺的有１８種３０多卷。也就是說有超過半數的敦煌道經不見於《道藏》。其中約２０種見於《道藏缺經目》。這些曾經缺失的早期道經對解決道教研究中懸而未決的問題有重要的價值。　　有些道經抄本篇末有清楚的題記，這些題記告訴我們，敦煌道經抄本，大多在南北朝至唐朝前期。這些抄本中最早的是梁元帝（５５４年），最晚的是唐肅宗至德二年（７５７年）。在這些道經中意外地發現部分失傳已久的唐編《道藏》原本。　　從這些文獻可以知道：河西地區道教活動內容豐富，管理有序，抄經為風氣，從所抄經文的內容、紙張，文法、書法可知河西地區道士、信群的文化素養不差。佛道文化相互借鑒，敦煌遺書中，佛教的許多法印採用道教符式，「金剛童子隨心印」、「觀音寸印」、「玉女奉佛印」都是道教符式，透露出道教法術對佛教的巨大影響。但也能看出該地區道教衰落時期道教財力不濟的窘迫。　　敦煌道教文獻促使我們從新的角度認真探討中外文化的交流，為現在的文化交流、文化共榮服務，也使我們看到了當代道教在這方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