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史公自序》看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的《史記》是被公認的「史家之絕唱」，因此它的寫作動機也歷來被人們不斷的探討。他曾用「成一家之言」來概總自己寫作的目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在《報任安書》中又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兩處均出自司馬遷本人之口，道出他寫作的主要宗旨，但其中的涵義又不盡相同，這在《太史公自序》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是作者自己為自己而作，它可以看作是整部史書的導言或引論，它不僅清晰的條理出整部《史記》的線索，整理出敘事的結構，而且還真實的標榜出作者豐富的內心體驗，所以《太史公自序》也就成了理解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關鍵，若認真領悟就會發現其中包含的心意。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學問淵博，一篇《論六家要旨》足以體現他在讀史、著史方面的才情和使命感。在他臨死之時還不忘諄諄教導司馬遷說：「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承父親遺志，發憤著書，在《太史公自序》中載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借司馬談之口分析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長短，以此說明先秦諸子各派的產生與活動均是各仁人志士在社會混亂的狀況下尋求出路而闡發的學說。

因此對這些學說的整齊梳理是有益於當時的，是「司馬遷融會貫通百家學說，創造出新的學術體系。」這也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第一個含義，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司馬遷厥協和整齊的過程主要是通過一些先哲異人的列傳，從中表達自己對是非善惡曲直的看法，以圖成一家之言，而非其他的既定標準。

這些列傳的人物博採廣泛，在各方面做出貢獻，因而在司馬遷的筆下名留史冊。比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的伯夷。

但伯夷餓死首陽山一事不能阻止周的建立，所以他似乎不能算是一個「歷史」人物，司馬遷卻把它列為列傳第一，體現了司馬遷看到在「義」與「利」的強烈對比中能守「義」的人就應該被後世讚頌，這是儒家的義利觀。

又如「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法家在秦代地位顯赫，然在西安初年直至司馬遷生活的時代，道家是普遍被統治者推崇的，法家曾經的顯赫地位已不復存在，但司馬遷能正視法家思想的合理和有益之初而作詳細闡述，實在是難得可貴。

又如司馬遷又為「救人於厄，振人不詳贍」的遊俠作列傳，體現他對於法理之外的人情又有著別樣的情結。司馬遷《史記》中採用的經傳很多，有《詩經》《尚書》《春秋》《左傳》《國語》《論語》《戰國策》等等，他認為「經傳是比較正確、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經』異傳綜合起來，把它們都吸收到《史記》裡面去」。

而整合百家雜語的過程則是在批判、訂正的基礎上完成的。比如他在《刺客列傳》中批評人們對荊軻渲染的過重並說出自己的想法，這說明司馬遷是有批判的取捨的。

通過「厥協六經異傳」和「整齊百家雜語」，司馬遷完成了自己對人對事的評判的標準和處事行為，對先賢「心嚮往之」，對普通人則思慮其安身，對為官之人要求其「奉職循理」，這些都成為司馬遷兼濟天下、關注蒼生的「一家之言」。

身為太史令，司馬遷的職責是記載和修訂天文曆法，同時掌握和整理圖書、史料。司馬遷的帶有些許神秘色彩的職位使他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上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天人之際」實意是天人感應，即天的意志如何表現在帝王身上和帝王的行為如何反映到天意上去。研究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感應，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就是「馳鶩窮古今，上下千載」而研究歷史的興衰變化。由此可以看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另外一個含義就是在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天人感應的基礎之上，著眼於以往人事的發展，最終達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大夫壺遂和司馬遷的問答。通過討論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

從而進一步認為自己如果「廢明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是莫大的罪過。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在「究天人之際」和「通古今之變」的基礎上完成是有其原因的。

《史記》創作時正值漢武帝在社會各方面進行變動，司馬遷一方面受到當時社會各方面氛圍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繼承了過去時間內的大部分思、文化成就和傳統。

同時，司馬遷有對效仿《春秋》如「高山仰止」般，他也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像《春秋》一樣對社會的變動改革有一份助益。「天人」關係從西周至西漢不斷的演化。西周社會已經開始對「神」的觀念有所變化：神與祖先概念的分離，統一信奉的神的出現，人的作為和意志開始被人們接受。

至漢武帝時董仲舒雖然提出「君權神授」，但也提出「天人感應」，神作為君主權力合法性的依據被束之高閣。究竟天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否是永恆的，這個問題成為司馬遷在變化的時勢中思考的一個問題，這也引起了他「通古今之變」的動向。

既然天人之間有感應，那麼他是怎樣感應的，又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感應，這樣的感應又會帶來怎樣的結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可以從西周至春秋戰國、戰國至秦、秦至西漢的一系列變動中找到些許。

通過對「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理解，司馬遷提出來他對所處時代的社會發展的原因、方向、準則的看法，成為「一家之言」。

史籍的產生，主要起源於人們記事以及人類對自己經歷的反思認識過程。

《左傳》中有一句話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因此史官利用文字作為載體書寫歷史，不單是敘述歷史，表達主張，同時也是申明自身心理的一個途徑，司馬遷也不例外。

所以說司馬遷的「一家之言」除了要繼承諸子百家的合乎時宜的傳統、學說、風氣，以及那些敢於表達自己職責之內的主張之外，還應包括通過書寫史事來滿足個人的需要，簡單的說就是尋找到價值認同感和歸屬感。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交代了自己作《史記》的直接原因是李陵事件的刺激。因為李陵事件，司馬遷頹廢過，自棄過，但又想到孔子、屈原、孫臏、韓非等等，他們無一不是在艱難困厄中屹立不倒。

由此及彼，司馬遷便發憤著書，藉以成就不朽之事業。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司馬遷創作《史記》的過程，絕不僅僅是一個博洽而嚴整的歷史學家採用客觀的態度去平靜的實錄歷史事實的過程，而是一個內心體驗十分豐富、情感『鬱結』十分嚴重、宣洩慾望十分強烈的藝術家不斷地在歷史對象中熔鑄進自己的知、情、意的過程。」

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是在「獨尊儒術」的主流意識下，由私人寫作而成的。當時的史官主管記載和保存史事，並無編寫的職責，所以是非善惡、忠賢愚聖以何為標準，除了尊重基本事實之外這些都由司馬遷獨立完成，因此在《史記》中司馬遷自覺不自覺地就對那些與自己一樣，心懷正義卻被誤解的先人懷有強烈和迫切的認同感。

他希望同他們一樣被後人理解甚至稱頌，希望從他們身上找到自己價值或精神的歸屬地。就如愛德華·卡爾說的「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是相互需要的」。一旦某一歷史事實進入了我們的認識範圍，這個史事就不僅僅有客觀性了，它還擁有了一種對於史學寫作者而言的「有用關係」和「為我關係」，史書與史家也就存在了一種內在需要的同一性。

這種「同是天涯淪落人」之間的「相逢恨晚」之感是大部分史學家都會有的，比如劉知幾在《史通》中就曾說自己「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的人聽了總是嗤笑他這是小孩子的妄議之舉。

然而後來見張衡、范曄也是這種看法，「始知流俗之人，難與言之」。可見，作為史家，無論是司馬遷還是劉知幾都有借他人之口述自己之情的目的。

通觀《太史公自序》我們只可以粗略的看出司馬遷「一家之言」有這樣的三個意思：

一是博洽、整齊諸子及百家學說，審時度勢地創造出新的學說體系;

二是敘述梳理古今，與時俱進地提出自己的主張;

三是談人論事，尋找精神慰藉。無論是哪一方面都使得整部《史記》充滿著智慧、人情和責任。

這三個含義中第三方面應該是司馬遷最真實的內心感受。這也是史學二重性的精準體現。

例如司馬遷寫《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刺客列傳》《遊俠列傳》等等，一方面遵循了自己「厥協六經異傳」的原則，不以經學為準，以事實為依據，承認項羽、呂太后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自己對失意的英雄的憐惜。無論哪一方面，他們都能與之產生共鳴而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已經在潛意識裡希望通過《史記》表彰忠良、譴責奸臣、引導風俗、教化社會，而這個標準、界限的劃分則是從自身出發，從與自己的內心感悟有共通的歷史人物身上出發，通過紀、傳的書寫以此在《史記》這塊試驗田中抒寫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價值。

司馬遷能夠藐視權勢，標榜「成一家之言」，無愧於後世所給予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