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京官生涯品鑒

06-19

曾國藩作為晚清的重臣、名臣，其最顯赫的「功業」，自然在於統帥湘軍成功鎮壓了太平天國，消除了所謂「粵匪」對清王朝的致命威脅，並且曾在「兩江」和直隸要區擔任總督，施治一方，建樹政績。而他在成為湘軍統帥之前所有過的為期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則被相對地沖淡。曾國藩的京官生涯，有歷經「七次升遷，連躍十級」之說，總之，是相當順遂的，真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曾國藩的那段經歷，既為他日後政治上的發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也在其人生修養方面培植下至為關鍵的根苗，有著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蘊，耐人尋味。

讀書與修身

曾國藩中進士以後並沒有把讀書僅僅當做一塊入仕的敲門磚扔掉，而是作為終生的一大嗜好堅持下來。任職京官期間是他治學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這期間曾國藩把讀書與修身密切結合起來。他拜唐鑒為師，唐鑒也是湖南人，大曾國藩３０多歲，時為理學名流。唐鑒告訴曾國藩「讀書之法」和「檢身之要」，曾國藩覺得深受啟發，有「昭然若發矇也」的感受。唐鑒認為讀書「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曾國藩遵從師教，細讀《朱子全書》，同時讀經、讀史，研求「經濟」之道，這裡所謂「經濟」，和當今所謂「經濟」的詞義不同，是「經國濟民」的意思，這也是老師唐鑒所著重教授的。曾國藩遵從師教又能夠靈活變通，居京期間，他曾向長於考據學的友人討教學問，後來，更是博覽乾嘉訓詁諸書。但從總體上看，曾國藩的治學傾向還是以理學為主、為重的，視他為晚清理學復興的重要推動者，是有道理的。曾國藩能夠這樣，與此期間在唐鑒指導下的讀書治學有密切聯繫。作為一名進士出身的官員，尚能虛心地拜師求教，這本身就是很能顯示品格修養的事情。

在檢身方面，唐鑒教導曾國藩說，「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意為專一，無雜念）四字」。唐鑒還向曾國藩推薦了檢身方面的一位現實榜樣——倭仁。倭仁為蒙古正紅旗人，也是一個京官，隨從唐鑒研讀理學。他在檢身方面有一個頗為老師欣賞的做法，就是記省察日記。夜晚入靜，把自己一天來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細細檢查一番，將不符合「聖人之道」的東西反省出來記下，以督促自己戒絕。曾國藩也如此效法。看他當時的日記，對愛出遊串門、多語巧舌、欠篤欠誠、謔浪無節等多有反省記載。睡覺夢見別人得利，覺得羨慕，也記下來自責。聽見別人談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動，也把此種念頭和盤托出，並寫下「真禽獸矣」的自罵之詞。當然，他每天這樣折騰得很苦，堅持一陣子後搞得身心疲憊，神經衰弱，患了失眠症，甚至吐血。最後實在吃不消，他也就不再刻意在修行的外在形式上膠著，但並不放棄修身養性的內在追求，目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之境。

曾國藩對自己的修身約束總的看來確實是比較嚴格的，譬如訂立了１２項所謂「課程」：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這些都是有的放矢的自我警策。作為一個官員，能不隨波逐流地趨向惡俗弊習，而努力約束自己恪守正道，確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自覺。

激言進諫事

此事發生在咸豐皇帝剛剛即位——咸豐元年（１８５１年）的夏天。這個時候清朝的危機已經比較明顯地暴露出來，外患難平，太平天國起義也已在廣西爆發。曾國藩當時懷著敢言他人所不敢言的勇氣，有股子順境中鋒芒畢露的勁頭。他上奏要新皇帝克服和防止施政中「瑣碎」、「文飾」、「驕矜」的三大弊端，有所「振刷」，以應對形勢。當然，他對皇帝這三種弊端的指陳，也不是完全無遮無攔，直來直去，而是以「敬陳聖德」的名義，轉了個彎子來說的。譬如從皇上特別注重日常小節的「敬慎之美德」，轉折到「瑣碎」；由皇上在「頤情典籍」等事上表現出的「好古之美德」，轉折到「文飾」；由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娛」的「廣大之美德」，轉折到「驕矜」。曾國藩文字功夫老到，日後他的疏章，有「天下第一奏摺」之稱，其實，他早年這個時候的奏章，已頗見這方面的水平。此次之奏，即不失為一例。

不過，咸豐帝並不愚鈍，任你轉八個彎兒，真實企圖他總還是看得出來的。何況曾國藩在摺子里說了許多帶刺的話，真算得上「激言」了。太歲頭上動土後果嚴重，萬歲身上又豈能隨便挖錯？據說咸豐帝沒等把奏摺看完便龍顏震怒，擲折於地，立召有關大臣欲議治曾國藩的瀆上之罪。幸虧有權臣替他苦苦求情，並且這情求得頗有藝術性，說皇上您放過曾國藩這一回，不正好可以顯示自己寬宏大度、虛衷納諫的聖懷嗎？咸豐帝真的聽了勸，不但沒治曾國藩的罪，而且還「優詔褒答」，表揚了他幾句。曾國藩聞知內情，自然先是驚出一身冷汗，爾後感嘆事情最終有這樣的結果，實在是萬幸。吃一塹，長一智，他在家書中就說，「此後奏摺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折之激直者」。也果真如此，他以後上的奏摺，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之類，從標題上即可看出所陳說事情的主題，既不冒犯龍顏，還顯得關心社稷，自然不會再有風險。對於曾國藩來說，這也是一種「歷練」吧。後來他成為湘軍統帥，最初受限制而辦事處處掣肘，盼望能擴大許可權，而一朝大權在握，他又悚懼招禍。對皇權的這種提防，誰能說與這次上奏事件的刺激沒有淵源上的關聯呢？伴君如伴虎，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專制皇權下做官，明哲保身之道似乎是官吏特別是京官的一門「必修課」。

「貴而不富」的日常生活

曾國藩的日常生活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即「貴而不富」。通常想來，曾國藩既然科舉入仕，做了京官，那一定會有豐厚的收入，生活會十分富足，起碼絕無入不敷出之虞了吧？實際上還真不完全是這麼回事。其實當年清朝官員的俸祿並不很高，像曾國藩，從翰林院檢討做起，從七品，按定例每年俸銀４５兩，俸米４５斛（一斛五斗，兩斛為一石），後來升到二品，每年俸銀１５５兩，俸米１５５斛。若按雙俸制算應當翻一番，因為地方官有養廉銀，京官則只對個別的部門和官員發放，一般沒有，而較普遍地實行雙俸制。雙俸增加的數額遠沒有養廉銀多，養廉銀往往是正俸數額的幾倍、十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倍。當然，養廉銀並非能全裝入官員自己腰包，有些公事應酬等費用開銷得從這裡邊支出。不過，這總是定規之下地方官員一項可觀的合法進項。再者，一般而言，京官沒有地方官那樣搜刮地皮的便利。當然，那種權傾朝野的「特大京官」而又貪鄙如和?|輩者，也有成為驚世大貪的條件，但那畢竟是特例，不能比附到大多京官身上，況且，曾國藩也不是貪官。若是按雙俸制，粗略地估算，曾國藩初當翰林官，每年下來俸銀、俸米總和折米大約萬餘斤，每個月千來斤（後隨品級的提高自有相應的增加）。在官僚階層的生活環境之中，「隨行就市」的日常衣食住行消費，再加上官場必有的應酬，使得曾國藩時常入不敷出，短不了借債，這在他當時的日記和家書等文牘中時有記述，絕非憑空猜測。即使他身為部堂之後，並不富足的狀況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縱觀曾國藩居職京官期間的日常生活，始終沒有花天酒地、驕奢淫逸。這絕不僅是因為收入條件的限制，主要還是因為他能自覺地力求克儉。譬如他升至二品官後，應坐較為奢華的綠呢車，但他從節儉起見，仍乘規格較低的藍呢車，絲毫不追求排場，並自認為「一切向來儉樸」，其日後也基本上一貫是這種作風。

品味曾國藩的京官生活，我們的領導幹部可以從中得到一定的歷史資鑒。像曾國藩做官而能自覺堅持讀書學習，注重修身養性，以及生活上不求奢華、力求簡樸的做法，所體現出來的自省、自勵精神，在當時官場上腐敗濁流橫溢、渾渾噩噩習以為常的環境中，不能不說是顯出一些清新、特異和積極之處，給人以有益的啟示。再者，也可以從曾國藩的京官生涯中體察和思考與之相關聯的社會背景、官場環境和朝政情形。譬如，從曾國藩的激言進諫之事中，可以了解皇權專制對朝臣職能的限制和對其正常人性的扭曲，可見當時真正的諍臣是很難做的。我們確實不能苛責古人為什麼不能總是直陳己見而屢見其媚上邀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