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擺脫美日設下的困局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對話會」又將在新加坡召開。近年來在這個亞太地區重要的多邊安全論壇上，美國常常主導著議題，而中國則始終是矛盾集中的焦點。這次中國面臨的局勢似乎尤為嚴峻：中越、中菲之間的領土爭端再度激化；東盟外長會議就南海問題發表了聲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利用各種場合打擊中國的形象；朝鮮處在第四次核試驗的邊緣；而所有的問題背後，似乎都有美國無所不在的影響力。

中國的決策層和戰略學者對於當前的局勢有一種普遍的情緒，那就是認為亞洲正轉向錯誤的方向。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合作一直是亞洲區域政治的主題。在東盟和中、日、韓等地區大國的推動下，亞洲的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相關政治協調機制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地區大國之間主要的競爭，是誰來領導和如何推動地區合作的良性競爭，而絕對「零和」的領土紛爭被邊緣化。那十多年，也是美國在亞洲「失去的十年」——至少美國人自己怎麼看。在2008年前後，不少美國戰略家認為，中國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笑臉外交」已經在亞洲奠定了絕對優勢，美國很難與中國競爭了。2009年當希拉里·柯林頓強勢地喊出「美國回來了」的時候，許多人一時還不明所以。可是，美國「回歸亞洲」短短几年時間，亞洲的政治主題就很大程度上轉向。當然，過去十多年區域經濟合作的成果並沒有被顛覆。可是亞洲國家對未來安全的不確定感卻急劇地上升。威脅的來源被不斷指向中國。

中國一直想把局勢扭轉回原來的軌道，總的思路就是「在發展中解決矛盾」。從內部來講，中國相信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上升，大國實力對比發生有利於我的變化，周邊環境就能好轉；從外部來講，中國認為如果各國能夠集中關注於發展與繁榮議題，地區安全糾紛是可以在積極有效的經濟合作大局中被擱置、以至最終妥善解決的。為此，中國一方面繼續提出新的區域經濟合作倡議，包括「海上絲綢之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另一方面，中國儘力阻止安全問題擴大化。中國強調雙邊領土糾紛應該由雙邊政治協商解決，不應該放到多邊場合，更不應該有第三方大國的干涉。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戰略沒有問題。可是在當前階段，這兩個方向都面臨現實的挑戰。人們發現，中國的實力越上升，一些周邊國家越發不安，矛盾糾紛呈現多發、並發和聯動趨勢；雙邊經濟合作仍在進行，可是安全糾紛或者安全疑慮同時上升；在美國和日本的挑動下，周邊國家有走向「抱團取暖」的態勢，安全問題蔓延向多邊舞台的趨勢似乎難以遏止。

為此，中國必須要面對亞洲政治的新現實。美國來了，亞洲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美國帶來了安全議題，中國就必須要面對這個議題。美國和日本要講的是一個「中國威脅」的故事，中國就要講一個「集體安全」的故事。中國外交的多邊主義不能只成功於經濟合作——這是過去的成功，中國還必須在安全領域創造新的外交成功。這就必須在多邊層次上超越之前在安全問題上相對保守的、就事反應、壓制滅火式的行為模式，積極創製更有力的亞洲多邊安全合作機制。

目前中國已經提出了在亞洲建立「命運共同體」，其本質應該是在經濟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基礎上，補充入「安全共同體」的更廣闊內涵。對於這個機制，有一些關鍵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

首先中國要積極利用各種多邊舞台，講述中國的亞洲安全觀。中國崛起之後，亞洲的未來是什麼樣的？中國秉有和周邊各國不成比例的強大實力，如何貢獻於地區安全？中國為什麼沒有擴張的意願和必要？中美之間為什麼能不衝突、不對抗？這些問題都或多或少地縈繞在亞洲國家的心中，他們在疑慮，也希望消除疑慮。像「香格里拉對話會」這樣的場合，不只是為美國和日本提供了一個質疑中國的場所，實際上也為中國提供了一個表達自己的講台。中國不能再提留在以「質疑回應質疑」，也不能簡單地把話題轉向「促進地區繁榮」的經濟議題。中國需要提出系統的亞洲安全觀，有堅實的理論支撐，還要照應亞洲的政治現實和共同價值。

筆者認為，中國的亞洲安全觀有可能依託於「海洋空間多元共存」的理論。要用海洋空間開放、易於共存的特質，超越於歷史上美蘇在東歐、法德在西歐的封閉、對立、以領土控制為基礎的陸權關係，這在中美之間尤其重要。中國的亞洲安全觀還要凸顯多元、包容的亞洲歷史傳統。歷史上亞洲是一個多宗教、多種族共存的地區，卻沒有發生過像歐洲和中東那樣激烈的宗教戰爭和民族種族衝突，東亞地區古代的地區性戰爭少於歐亞大陸西部其他幾個文明地區。最後，中國還要明確承諾，中國的天然實力優勢將最終轉化為為亞洲的安全秩序提供公共產品。時間不止在中國一邊，也在亞洲一邊。

最終，中國要根據地區國家普遍接受的集體安全觀，推動建立包容協調的新多邊地區安全機制。如果經濟合作已經不能有效擱置安全糾紛，就用更宏觀的多邊安全保障來隔離、甚至最終消化糾紛。就像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一樣，亞洲的區域合作遲早要補充入安全合作這根支柱。美國的「回歸」不過逼早了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