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錢一棟：代孕的倫理困境

代孕問題的正確打開方式梅麗莎·斯特恩（Melissa Sterne）是一個平平無奇的美國人，現已年過三十，過著操心柴米油鹽的平常日子。不過，她的出生曾引發過一起頗受關注的案件。梅麗莎是通過商業代孕產下的，但生下她後，代孕母親瑪麗發現自己捨不得交出梅麗莎，由此引出了一場官司。官司打了兩輪，法官們也各執一詞，有訴諸契約神聖性的，也有認為代孕等於販賣嬰兒的。

1986年9月，Baby M案的代孕母親瑪麗和她的丈夫離開法庭。

孩子的生物學父親獲得了撫養權。代孕（Surrogacy）是指代孕母親將他人的受精卵植入自己的子宮，替人生育，並在完成這一過程後與新生兒不存在親子關係的行為。這一技術自出現以來就飽受爭議，尤其是商業代孕，絕大多數國家都立法禁止，在美國則由各州作出具體規定。代孕面臨的爭議主要在倫理層面，而不在技術或法律層面。技術層面自不必說，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也已明確了代孕的非法地位，因此無須討論「實際法律作了何種規定」這一法條層面的問題。需要討論的是應然法，即「未來立法應如何規制代孕現象」這一具有倫理學色彩的問題。在具體討論代孕的倫理困境之前，我們要先處理一種常見觀點。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清晰陳述了這一觀點的基本立場：「倫理不應該成為代孕技術的負擔，而應成為促進技術有序發展的工具。」這種觀點相信科技進步必然是正面的、可欲的，倫理不應事先劃定科技發展的界限，而應被動適應科技的發展。科技終將會把我們帶往一個現有倫理觀點無法理解，但又必然是更加美好的未來。在見識了科技的巨大力量後，在倫理道德往往被認為是過時的廢話或假話的時代氛圍中，這種觀點的支持者不在少數。不過也因此，這只是一種樸素的倫理學觀點。要反駁這種觀點，最好的做法不是空洞地談論倫理與技術的關係，而是進行更為實質的倫理觀念辨析，在辨析過程中展現倫理觀念對我們的深刻影響。自由與功利：為代孕辯護的兩個策略及其限度美國社會比中國更早遭遇代孕問題，相關討論也遠為成熟。以闡發公共討論中的道德分歧見長的學術明星桑德爾就曾在其風靡全球的通識讀物《正義》（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大陸版書名譯作《公正》）中分析過代孕現象引發的倫理問題。桑德爾的分析凝練曉暢，可以引導我們發現各方立場背後的系統理據。

桑德爾一般所說的代孕都指商業代孕，而商業代孕是一種市場（契約）行為，因此，為代孕辯護的觀點往往是從為市場辯護的理論中引申出來的。桑德爾認為，為市場辯護的策略大致有兩種，一種訴諸自由，一種訴諸功利：自由至上主義者挺市場，標榜的是自由。他們說，放任人民參與自願交易，就是尊重人民自由；干預市場對個人自由是一種侵犯。功利主義者挺市場，標榜的則是福祉。他們說，自由市場促進整體福祉；兩人進行買賣，雙方各取所需。只要沒害到別人，交易又對雙方有利，整體福祉當然有增無減。（《正義》，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89頁）

桑德爾《正義》在相關公共討論中，正反雙方雖然立場不同，但大多同屬功利主義陣營，他們關注的都是放開代孕可能帶來的社會效益。支持者多從宏觀政策層面分析，認為放開代孕有助於提升生育率、改善人口結年齡構、緩解老齡化趨勢帶來的各種壓力。也有論者著眼於代孕契約雙方，認為代孕雙方通過這一市場行為各取所需，最終的結果在雙方眼裡都比原本的局面更好，同時不損及他人，因此對整個社會來說也是利大於弊。多數反對者並不質疑功利主義這一思路本身，而是對利弊的計算抱有不同看法。例如，不少女權主義者擔心，代孕的放開可能會使本就弱勢的貧困女性淪為家庭的牟利工具，從而惡化女性的處境。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代孕的放開等於是為貧困且重男輕女的家庭提供了一條便捷的致富路，而家庭內部的隱秘壓迫又很難通過法律來有效規範。一旦代孕合法化，代孕市場將迅速擴大，而有市場就有買賣，有買賣就有傷害，代孕市場的利益誘惑將加劇拐賣婦女等犯罪行為，引發強迫代孕等一系列新的犯罪行為。不僅如此，代孕契約的違約現象將造成嚴重的社會負擔和人倫悲劇。如果出現因產下的嬰兒有嚴重疾病或殘疾而導致違約的情況，國家該如何處理？強制執行契約很難改善嬰兒的處境，只是將他推向了一個僅僅因為法律強制而不得不撫養他的家庭，可想而知他會面對怎樣的家庭環境。如果將撫養義務轉嫁給社會，則會帶來不小的財政負擔。不過，基於功利主義思路的正反雙方在討論放開代孕可能帶來的利弊時，多少有些「空對空」。雙方都只根據自己的有限閱歷，對這一尚未發生的現象的可能後果作出粗略的推測，而難以更為切實地論證自己的觀點。具體而完備的功利主義辯護離不開政策科學的支持。在自由、權利觀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訴諸自由的辯護策略也頗具吸引力。不過，完美的契約自由是不存在的，現實中的人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生存處境，因此很難分辨代孕者是真的出於自願，還是因為經濟困境或其他不幸處境而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子宮。如果是後者，那麼表面的形式自由並不能解決由貧富差距所導致的實質公正問題。跨國代孕——富國人找窮國婦女代孕——的出現還在貧富差距上加了一層跨國剝削問題。據桑德爾介紹，美國國內代孕價格高昂，印度則看準機會，在2002年將商業代孕合法化，希望以低價吸引外國客戶。如今，印度已經成了全球代孕服務的最大提供者，創造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大產業。對此現象，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南亞研究所教授莎米拉·魯德拉帕（Sharmila Rudrappa）的著作《打折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價》（Discounted Life：The Price of Global Surrogacy in India）有詳細分析。魯德拉帕此書偏向民族志的寫法，對印度跨國代孕鏈條中的各方參與者作了細緻的訪談，分析了他們的動機與策略，並對整個代孕市場的運作機製作了說明。

莎米拉·魯德拉帕《打折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價》除了貧富差距，還有一個原因也會使契約自由的說服力大打折扣。代孕母親在簽約當時很難理解母子之情的強度，因此可能會出現「梅麗莎案」中的情形，即代孕母親在生下孩子後不願將孩子交給客戶。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也許會認為這位代孕母親違背了自己簽訂的契約，但也有論者認為這一契約本就存在瑕疵，因此是無效的。只有在訂約者充分了解契約相關信息，進而表達自己真實的內心意思時，契約才算有效。只有在孩子出生後，代孕母親才能真正判斷自己是否願意交易自己生下的孩子，在此之前她無法充分感受母子之情的強度，無力作出可靠的選擇。還有論者基於權利思路論證說，代孕維護了那些無法生育者擁有孩子的權利，而後者是所謂的基本人權。權利、人權這些概念像是萬能的筐筐，什麼主張都能往裡放，放進去後似乎就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我們且將這裡籠統所謂的權利理解為生育權。將生育權理解為擁有孩子的權利，這顯然是對生育權作了不恰當的擴展。生育權意味著公民享有決定是否生育、何時生育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權利，但這一權利不是絕對的，例如在我國，這一權利長期以來受到計劃生育義務的限制。生育權強調的是他人不能干涉公民特別是婦女的生育決定，生育權和擁有孩子的權利是兩個概念，法律只保障前者。如果能從生育權推出擁有孩子的權利，那麼大概也能從公民的婚姻自主權推出擁有配偶的權利。這自然是荒謬的。市場、科技與德性以上是自由至上主義和功利主義在代孕問題上見招拆招的基本路數，桑德爾對此駕輕就熟、信手拈來。不過，桑德爾本人更關心另一種思路，這一思路關注市場的限度，強調有些事物不能用金錢買賣。這個道理並不新鮮，連網路歌手都知道「愛情不是你想買，想買就能買」，不過要把它講清、講透並不容易。桑德爾引用了密歇根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伊麗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的觀點。安德森認為：「代孕契約把兒童與妊娠當作商品，對婦孺是一種辱格。……商業代孕對女性也是辱格，把女體變成工廠，付錢請她不許與親生孩子母子連心。」（《正義》，111頁）這種反駁思路在諸如賣淫合法化等公共議題中經常出現，其要旨在於，我們雖然是自由的個體，但自由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支配一切。將懷孕與嬰兒作為商品，褻瀆了婦女和嬰兒人格，是對人的物化。這一觀點同時反駁了基於自由和基於功利的辯護策略，因為這兩個辯護策略都不否認可以將市場思維引入代孕領域，可以將懷孕與嬰兒商品化。市場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運作機制，市場思維是當下最具統治性的思考方式，但市場有其限度，存在著無法用金錢買賣的東西。在《金錢不能買什麼：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一書中，桑德爾闡釋了中國黃牛買賣醫院門診號、收集明星簽名後進行販賣、花錢去非洲射殺瀕危動物等現象背後的倫理問題，從公平、功利等角度論證了市場的局限。他尤其強調，某些事物因其內在品質是無法用金錢買賣的。這不是說事實上無法用金錢買到這些東西，而是說，某些事物一旦商品化，其內在價值就被貶損了，因此，我們無法在用金錢買賣的同時使其內在品質完好如初。例如，通過捐錢可以獲得某些頂尖大學的榮譽學位。表面上，這似乎證明可以用金錢買到學位，但學位是對學術水平的認可，通過捐錢獲得的榮譽學位顯然只是徒有其表。不惟如是，如果放任這種行為的泛濫，則學位本身的內在價值也會慢慢貶損，連帶著，通過正常途徑獲得學位者也難免覺得自己的身份被褻瀆了。

桑德爾《金錢不能買什麼：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此外，代孕還對傳統人倫關係構成了挑戰：親子關係的確立以DNA還是以孕育過程為根據？這表面上是個技術性問題，但暴露出來的實質問題是代孕對正常親子關係建立過程的破壞。一方面，代孕使清晰的親子關係變得混亂：代孕母親和卵子提供者誰才是真正的母親？抑或誰都稱不上是真正的母親？另一方面，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是親子關係的重要內容，是母愛的展現和子女感恩母親的重要根據。代孕以市場交易代替了自然的生育過程，這會使親子關係變得單薄和不完整，使親子雙方無法產生厚實的倫理關係，無法在這一倫理關係中造就自己的德性、完成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不過，這一論點頗有些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無法生育而選擇代孕的父母難道不願自然生育嗎？代孕為無法生育者本已殘缺的生命提供了補救的機會，使他們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孩子，將自己的生命納入相對完整的倫理關係之中。因此這一批判至多只能針對具有健全生育能力而因其他原因選擇代孕的父母，以及靠商業代孕牟利的代孕母親。近年來，桑德爾主要關注生命科技對倫理的影響。在《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一書中，他進一步討論了父母通過基因技術定製孩子的先天特質、運動員藉助生物科技提升競技表現等新鮮話題。這些話題與代孕有著內在關聯：代孕也是一種藉助科技手段克服欠然命運的嘗試。那麼，桑德爾為什麼要反對藉助科技追求完美呢？風險之類的倒是其次，桑德爾著重關注的是這種做法對卓越品性的破壞。

桑德爾《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我們珍視的種種價值、意義都無法在這種自由到可以隨意改變自己的世界中存在。人是被生出來的，而不是被造出來的；是長大的，不是造好的。事實上，人的被拋性、人生的偶然性是如此根本地植根於我們對人、對人生的理解，因此通過基因技術改造胚胎、整容等行為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壞著種種意義框架。例如，藉助生物技術提升競技水平的運動員並不讓人崇敬，相反，我們會認為這種做法破壞了運動的內在價值，與服用興奮劑沒有本質區別。類似地，如果可以通過植入晶元變得像愛因斯坦一樣聰明，那聰明也不會再是什麼吸引人的品質了；如果普通如你我都可以藉助生物技術跑得比博爾特還快，那麼短跑就不是一個挑戰人類速度極限的項目了，而成了測試生物技術進展的舞台。總之，人的美德、卓越品格恰恰體現在一個自然成長起來的人如何克服無法選擇的命運這一過程之中。科技帶來的完美使人生、命運這些傳統概念失效了，人也將因此喪失深度，淪為一個存在於幕後的、可以隨意改變自己屬性的、無比單薄毫無內涵的主體，由此，德性也將無處附著。不過，儘管有相關性，桑德爾在該書中所舉的例子多屬於人類提升（human enhancement）的範疇，即藉助生命科技使一個本就正常的人趨於完美。相比之下，因生理殘缺選擇代孕者並沒有這樣貪婪的欲求，他們只想藉助科技克服無常命運所帶來的悲劇，因此更接近療治殘缺，而非追求完美。對科技的這種有限利用似乎不會對我們既有的意義框架造成破壞。功利、自由、德性，這三個概念主導的理論脈絡基本窮盡了現代倫理學的主要方向。藉助這一分析框架，桑德爾澄清了公共討論中的模糊觀點，並將這些觀點接入倫理學政治哲學的既有傳統，因此桑德爾說，「不審視過羅爾斯、康德、亞里士多德等人的道德觀和正義論，就沒辦法決定哪些事物可以通過市場交易」 （《正義》，113頁）。在完成對代孕問題的分析後，桑德爾並沒有給出非黑即白的答案。面對倫理疑難，哲學家並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歸根到底，這隻能由歷史、由千千萬萬人的具體生活感受來回答。哲學家只能幫助我們澄清自己的思考，使那些模糊的感受條分縷析，並引導我們去和歷史上的偉大靈魂一起面對自己當下的倫理困境。代孕討論在中國

《生不出二孩真煩惱》，《人民日報》2017年2月3日在我國，隨著二胎政策的放開、不孕不育問題的加劇，代孕成為輿論焦點是可以預料的事情。《人民日報》2月3日的文章《生不出二孩真煩惱》試探性地討論了「代孕是否可放開」，直接引發了一場代孕問題大討論。2月8日，國家衛計委定調說：「代孕是涉及法律、倫理和社會的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根據國際上的一些情況看，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也都是禁止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對參與代孕的機構和人員進行經濟的處罰和刑罰。2001年，我國出台《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禁止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新華網新聞：《國家衛計委：我國將繼續嚴厲打擊代孕違法違規行為》）

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國家衛計委的表態算是為眼下這場討論畫上了暫時的句號。不過，明確當下的政策立場並不足以化解縈繞在代孕現象上的複雜問題，而這意味著下一次爭論遲早還會出現。因此，在代孕問題已然浮現於中國社會面前的今天，有必要對爭論各方的觀點及其背後的理據進行梳理，並引介國外的既有研究，提升公共討論的針對性與明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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