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論「德育」

偉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對學校「德育」工作有許多精闢的論述。

陶行知先生認為，要當好一名教師，對學生進行好的教育，必須認識自己對國家、民族所擔負的責任，並為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反覆教導我們：「教師的天職是變化，自化化人。無論什麼人，一說到當教員，必須有個理想的社會懸在心中。教育是實現理想社會的歷程，假使理想社會裡有不好的東西，我們就要運用教育力量去變化它。至於優良的雖在這社會之外，也要把它吸收進來。」(《在汀湖師範答問》)「做教師的人必須和學生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上為真理作戰，才算是前進的教育。……你若把的生命放在學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學生的生命放在大眾的生命里，這才算是盡了教師的天職。」(《兒童節對全國教師談話》)「我們深信如果全國教師對兒童都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必能為我們創造一個偉大的新生命。」（《我們的信條》）

陶行知先生認為，對學生的教育應以「德育為本」，學校應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他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做好國民的意思。」（《空前之全國教育大會》）「我們每天要問的是：『自己的道德有沒有進步？有，進步了多少？』為什麼要這樣問？因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否則，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就提出『人格防』來，要我們大家『建築人格長城』。建築人格長城的基礎，就是道德（分『公德』與『私德』)」（《育才學校》）「聞之『道德為本，智勇為用』。欲載嶽嶽千仞之氣慨，必先具謖謖松風之德操，欲運落落雪鶴之精神，必先養皚皚冰雪之心志。德也者，所以使吾人身體揆於中道，智識不致偏倚者也。身體揆於正道，而後乃能行其學識，以造人我之幸福。」（《為考試事敬告全國學子》）

陶行知先生教導我們：「在德育上，公德和私德，都不可欠缺的。」「一個集體能不能穩固，是否可以興旺起來？就要看每一個集體的組成分子能不能顧到公德、衛護公德，來衡量它。……我們在每一個行動上，都要問一問是否妨礙了公德？是否有助於公德？妨礙公德的，沒有做的即打定決心不做，已經開始做的，立刻停止不做。若是有助於公德的，大家齊心全力來助它成功。」陶先生認為：最大的公德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說：「國家是大家的。愛國是個個人的本分。顧亭林先生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覺得凡是腳站中國土地，嘴吃中國五穀，身穿中國衣服的，無論男女老少，都應當愛中國。不過各人年處的地位不同，愛國的方法也不能盡同。小孩們用心讀書，用體力操，學做好人，就是愛國。今天多做一分學問，多養一分元氣，將來就能為國家多做一分事業，多盡一分責任。」（《預備鋼頭碰鐵釘——至吳立邦》）「大德不能小於『天下為公』。人民是我們的親人，我們是人民的親人，是必須近親，打成一片，並肩作戰。『止』是表示瞄準的意思，一切所教所做所探討，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從五周年看五十周年》）陶先生教導我們，愛國必須尊重公共財產。他說：「個人愛國不愛國，只須看他對於公有財產之態度，只須看他對於公有財產有沒有不願取之精神。」「損壞公物，不是公民應有的習慣，這種壞習慣如不斬草除根，讓它蔓延出來，漸漸的可以盜賣國權。做公民的一方面要自己愛惜公物，一方面對於損壞公物的人還要一致反對。我們應當愛護公物如己物。」（以上均摘自《尊重公共財產》）

陶先生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集體主義教育。他說：「我們不但是一個人，並且是一個中年人。人與人的關係是建築在互助的友誼上，凡是同志，都是朋友，便當互助，倘不互助，就不是朋友，便不是同志。」（《曉庄三歲敬告同志書》）「在學校中不能共同做事，一到社會也是不能的。所以要國民有共和的精神，先要學生有共和的精神，先要使他有共同的生活，有互助的力量。」（《新教育》）

陶先生告訴我們，「公德」既重要，但不能忽視「私德」的修養。他說：「私德不講究的人，每每就是成為妨礙公德的人，所以一個人私德更是要緊，私德更是公德的根本。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潔』，一切壞心術、壞行為，都由不廉潔而起。」（《每天四問》）又說：「我們不但是物質環境當中的人，並且是人中人。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緊的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種精神，必須有獨立的意志，獨立的思想，獨立的生計和耐勞的筋骨，耐餓的休膚，耐睏乏的身體，去做他搖不搖的基礎。……倘不趕早在本身、後輩身上培植一種不可屈撓的精神，將何以為國呢？」（《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陶先生語重心長地勸導我們：「高尚的精神，不用錢買，不依錢振作，也不能以沒有錢推諉。用錢可以買來的樂西，沒有錢自然買不來。用錢買不來的東西，沒有錢可以得到的。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音的明月，江上的清風一樣，是取之無盡之無窮的。」（《我之學校觀》）

如何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陶行知先生特彆強調教師「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他反覆教導我們「教育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為人所化。教育總是相互感化的，互相感化，便是互相改造。」（《地方教育》1929年第l期）「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唯獨從心裡發出來，才能打到心靈的深處。」（《鄉教叢訊》1929年3月15日）「我們最注重師生接近，最注重以人教人。教職員和學生願意共生活、共甘苦。要學生做的事，教職員躬親共做，要學生學的知識，教職員躬親共學；要學生守的規矩，教職員躬親共守。我們深信這種共學、共事、共修養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師生有了共甘苦的生活，就能漸漸的發生相親相愛的關係。教師對學生，學生對教師，教師對教師，學生對學生，精神都要融洽，都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校之中，人與人的隔閡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最重要的是：教職員和學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風，共守校規。我認為，這是改進中學教育和一切學校教育的大關縫。所以從學生進校之日起，全校教職員要偕同舊生以身作則，拿全副精神來同化學生。」（《師生共同生活——致姚文采》）「（教師）平時要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的精神培養學生和我們自己，有時則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相勉勵。」（《給育才學校師生最後的一封信》）

陶行知先生十分重視「集體生活」的教育作用，而且認定「集體生活」是全盤教育的基礎。他說：「集體生活在其總的意義上說來，一方面是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教育。此二者與集體生活是互為影響的。集體生活愈豐富，則文化教育愈充實；文化教育愈充實，則集體生活之文化水平愈提高。」（《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集體生活雖然在性質上分為勞動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但在生活之集體性這一點上，決定了我們的勞動生活，文化生活往往同時就是政治生活。質言之，勞動生活，健康生活，文化生活之解析、動員、組織的過程都是政治生活，在其總的意義上來說，便是一種政治生活，也就是說育才學校的政治教育籠罩著整個集體生活。」（《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所謂集體生活是全盤教育的基礎有三個意義：第一，集體生活是兒童之自我向社會化道路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為兒童心理正常發展所必要。一個不能獲得這種正常發展的兒童，可能終其身只是一個悲劇。第二，集體生活可以逐漸培養一個人的集體精神。這種克服人人主義、英雄主義及悲觀懦性思想的有效藥劑。中華民族正處於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抗戰建國關頭，這種集體精神應溶化在每個人的血液里。第三，集體生活是用眾人的力量集體地創造合理的生活、進步的生活和豐富的生活；以這種豐富、進步而又合理的生活之血液來滋養兒童，以集體生活之不斷的自新創造的過程，來教育兒童。具體而言，集體生活之作用是用在使兒童團結起來做追求真理的小學生，團結起來做即知即傳的小先生，團結起來做手腦並用的小工人，團結起來做反抗侵略的小戰士。」（《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

陶行知先生主張學習知識和修養品行結合起來，寓思想政迨教育於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訓練之中。他說：「訓育上還有個最不幸的事體，這事就是教育與訓育分家，把教育看知識範圍以內的事，訓育看作品行範圍以內的事，……殊不知學習知識與修養品行是同一學習心理定律之支配的。我們如果強為分家，必自相矛盾，以至教知識的不管品行，管品行的不學無術。所以我們希望擔任訓育的人，要打破呼知識、品德分家的二元論，而在知識品德合一上研究些辦法出來。」（《南京中等學校訓育研究會》）又說：「過什麼生活便是受什麼教育；過健康的生活便是受健康的教育；過藝術的生活便是受藝術的教育。……高尚的生活是高尚的教育：下流的生活是下流的教育……過的是少爺小姐的生活，便是念盡了汗牛充棟的勞動書，也不算是勞動教育。」

陶行知先生主張正面教育，諄諄善誘。他說：「訓育上的第二個不幸的事體就是擔任訓育人員的消極作用。他們慣用種種方法去找學生錯處。……我們希望今後辦訓育的人要破偵探的技術，幫助學生在積極活動上行走。他們也不應當忘記同學互相感化的影響；最好還要運用同學去感化同學——運用朋友去感化朋友。」（《南京中等學校訓育研究會》）

陶行知先生反對專制體罰，提倡民主和自覺紀律。他說：「育才學校堅決反對體罰。體罰是權威制度的殘餘，在時代的意義上說，它已經成為死去的東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兒童改善行為，相反地，它是將兒童擠下黑暗的深淵。育才教師最大的責任便是引起兒童對於紀律自覺地需要，自覺地遵守；引起兒童對於學習自覺地需要，自覺地追求。」（《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育才學校著重自我批評。自我批評發展民主的有效手段，自我批評是促進自覺性啟發的利器。」（《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育才學校集體生活之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運用，一方面可以健全當前的集體生活，另一方面是要培養兒童參與未來的民主政治之基礎。」（《育才學校教育綱要草案》）陶行知先生還在育才學校親自組織師生制訂了（《育才學校十二要》、《育才學校之禮節與公約》，要求師生互勉互勵，共同遵守。

陶行知先生特彆強調要對學生進行「自治」教育，努力培養學生自治精神和自治能力。他認為「自治」是德育的核心。他說：「近世所倡的自動主義有三部分：一、智育，注重自覺；二、體育，注重自強；三、德育，注重自治。所以學生自治這個問題，是自動主義貫徹德育的結果，是我們數千年來保育主義、干涉主義、嚴格主義的反應，是現在教育界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陶先生還認為「自治」是共和國國民必備的品格，應亟早加以培養。他說：「共和國民最需要的操練，就是自治。在自治上，他們可以養成幾種主要習慣；一是對於公共幸福，可以養成主動的興味；對於公共事業，可以養成負擔的能力；對於公共是非，可以養成明了的判斷。……學生自治，如果辦得妥當，可算是實驗的修身，實驗的倫理。」（《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又說：「一國當中，人民情願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夠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險的國家，就是人民既不願被治，又不能自治。所以當這渴望自由的時候，最需要的是給他們種種機會得些自治能力。使他們自由的慾望可以自己約束。所以時勢所趨，非學校中提倡自治，不足以除自亂的病源。」（《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今日的學生，就是將來的公民；將來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應當養成的學生。專制國所需的公民，是要他們有被治的習慣；共和國所需的公民，是要他們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國既號稱共和國，當然要有能夠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夠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夠共同自治的學生。所以從我國體上看起來，我們學校一定要養成學生共同自治的能力，有同學的切磋，有教師的輔助，縱因一時不慎，小有失敗，究竟容易改良糾正。若在學校里不注意練習，將來到了社會當中，切磋無人，輔導無人，有了錯處，只管向那錯路上走，小而害己，大而害國。這都是因為做學生的時候，沒有練習自治所致的。所以學生自治如果舉行，可以收現在之益，縱小有失敗，正所以免將來更大的失敗。」（《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陶先生認為「學生自治，有三個要點：第一，學生指全校的同學，有團體的意思；第二、自治指自己管理自己，有自己的立法、執法、司法的意思；第三、學生自治與別的自治稍有不同，因為學生還在求學的時代，就有一種練習自治的意思。把這三點結台起來，我們可以下一個定義：『學生自治是學生結起團體，大家學習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續』。……

學生自治，不是自由行動，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規則，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學校宣布獨立，乃是練習自治的道理。」（《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陶先生認為「學生自治可為修身倫理的實驗。現今學行並重，不獨講究知識，而且要求所以實驗知識的方法……修身倫理一類的學問，最應該注意的，在乎實行，但是，現今學校中所通行的修身倫理，很少實行的機會。既或有之，亦不過練習儀式而已。所以嘴裡講道德，耳朵呼道德，而所行所為卻不能合乎道德標準，無形無影當中，把道德和行為分而為二。若想除去這種弊端，非給學生種種機會練習道德的行為不可。」（《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陶先生還具體規定了學生自治範圍的標準：

「一、學生自治應以學生應該具體負責的事體為限。……因自治與責任有聯帶關係，別人號令而要我負責，就叫做被治；別人負責而由我號令，那就叫治人，都失去了自治的本意。所以學生自治，應以學生的事為限。

二、事體之愈要觀察周到的，愈宜學生共同負責，愈宜學生共同自治。

三、事體參與的人愈普及的，愈宜學生共同負責，愈宜學生共同自治。

四、依據上列三種標準而訂學生自治的範圍時，還須參考學生的年齡、程度、經驗。」（《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陶先生還提醒我們：「專制國要有服從的順民，必須使做百姓的時常練習服從的道理，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大家就不知不覺的只會服從了。共和國要有能自治的國民，也須使做國民的時常練習自治的道理，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他們也就能夠自治了。所以，養成服從的人民，必須用專制的方法。養成共和的人民，必須用自治的方法。」（《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陶行知先生關於「德育」的精闢論述，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自覺地貫徹到學校德育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