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話研究（專輯）王銘三

「土語」，是「本土語言」的簡稱，即土生土長的語言。凡是作過首都的城市，都只有方言，而沒有土語，北京尤其是這樣。首都，往往是在已有小城的基礎上擴建大都市，規模擴大十幾倍，人口擴充幾十倍，大量的外來移民湮沒了本土的原住民，成為都市的主流，成為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主體。所謂「北京建城3000年」，是說在北京市行政區版圖上建立城市已有3000年的歷史，而不是北京城建城3000年。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1267年動工，1285年才詔令遷入，距今只有724年的歷史，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建了「北京城」，清朝沿襲了北京城。元大都以前的建城都在蓮花池（西客站）附近的那塊地方，那裡是北京城的郊外，與北京城毫無關聯。「北京城」的命名是明朝的事，明朝建都金陵改元大都為燕郡，永樂大帝朱棣靖難篡位遷都北上，改金陵為南京，改燕郡為北京，以元大都御花園中南海為中心修建北京城，這才有了「北京城」的名字。宋朝的「北京」，只是河北大名府的一種稱呼，而不是對城市的命名，就像稱開封為「東京汴梁」一樣。北京城是元明清三朝國都，這三個朝代的共同特點是統治者為一個民族更替另一個民族。元朝是蒙古人趕走漢人，北京城以蒙古人和藍眼睛的色目人為主體；明朝趕走了蒙古人和色目人，北京城以漢人為主體；清朝趕走了漢人，北京城以旗人為主體。清初，任由旗人在北京城外圈地，北京周圍的郊區住的也儘是旗人。康熙倡導「滿漢和諧」，北京外城才開始有漢人居住，後來又發展到內城。由於皇朝的更替是通過戰爭實現的，為防止被殺戮的後代報復，統治者就趕跑了前朝遺民，由勝利者入住。北京城本是元朝新建的城市，又經過兩次大清洗（明清都是把北京老百姓遷移到開封），所以北京城的歷史和文化都是斷裂的，北京話也就不可能存在土生土長的土語，因為北京話是外來語融合後形成的。「方言」是一個地方新創造的語言。例如「啟燈（兒）」。清朝中葉，西洋的鴉片開始流入中國，外國商人在推銷鴉片時，往往要先用火柴點燃鴉片煙燈，然後再演示鴉片的吸食方法，於是火柴就作為鴉片的附屬品，隨同鴉片一起舶來了。能夠吸食鴉片的，自然都是富貴人家，火柴自然也率先進入了王府、官邸、富商、豪門。吸食鴉片的雅人，以其點燃煙燈的功能，給它起了個文雅的名字——啟燈——啟動煙燈。能啟動此燈，當然也應該能啟動彼燈，於是操作火柴的僕人們又嘗試用火柴點燃燭燈、油燈，點燃燒火做飯的柴草。最早的火柴是舶來品，上面印的是洋文，與傳統的火石、火鐮、火絨取火相比，僕人們就把這種攜帶方便、取火快捷的火柴稱之為「洋火」。後來，洋人在華開工廠，就地製造火柴，盒上書寫著中文品名「火柴」，於是火柴就有了三個名字——官稱「火柴」、俗稱「洋火」、雅稱「啟燈」。 「啟燈」是方言，不是土語，也不是俗語，北京人說啟燈，要加兒化，說「啟燈（兒）」。張家口是受北京影響很大的城市，也稱之為啟燈，只是硬化為「啟燈子」。【北京話研究之二】北京人說官話北京人不說土話說什麼話？說的是官話——官場中通用的話。北京作為首都，主體是皇朝，主流是皇帝和大大小小的官員。朝官每天早晨都要上朝，向皇帝彙報、請示，回答皇帝的詢問，接受皇帝的訓示和指令。朝堂的問答是公開的，一個人說，大家聽，因此大臣不僅要講書面語，以便於記錄，而且還要聲音洪亮、字正腔圓——字要使用正確，符合語法規範；腔調要圓潤，抑揚頓挫，發音符合標準——讓所有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朝臣不能說大白話，不能說方言，不能有口吃、大舌頭等毛病。朝官退朝以後，還要回到自己的衙門上班，於是各衙門都上行下效地說聲音洪亮、字正腔圓的「官話」。京官回到家裡，關起門來當皇上，把管事的傭人當成臣下，聽他們聲音洪亮、字正腔圓地「回事」。這樣一層一層地傳下來，北京城就自然形成一個官話體系——從紫禁城到龍鬚溝，人人都要講官話，人人都在講官話，不會講官話的就會被排出主流，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舍根兒」，連個體面的事由（工作）都找不到，因為官話已經普及成了北京話。例如：大臣有事進宮見皇上，先要在宮門遞腰牌（木製名片）請太監稟告，如果皇上同意立即接見，太監就會出來傳達：「皇上口諭：著×××上書房待見！」如果皇上認為此事不須急辦，就會讓太監通知他：「皇上口諭：×××有事明日早朝進宮再奏！」朝臣回家對前來拜訪的官員也上行下效，有的請到花廳等待大人更衣後出來接見，有的則請明早到衙門一併辦理。「待見」就是座上客，「不待見」雖然不是階下囚，畢竟不能得到優厚。從皇上和大人的角度看，「待見」和「不待見」取決於事情的重要不重要；從太監和僕人的角度看，則變成皇上或大人對來人喜歡不喜歡。於是「待見」和「不待見」傳到市井就變成「喜歡」和「討厭」的代名詞，就有了「咱別招人不待見！」的說法。又如：「黃髪垂髫，耳鬢廝磨」本是古文凝結的成語，這裡的「黃髪」不是彩焗的結果，而是天生的胎毛，「垂髫」是自然耷拉下來，「耳鬢廝磨」則是臉貼臉地親昵。兩個胎毛未退的孩童毫無顧忌地在一起玩耍，那是多麼的天真無邪，多麼純粹的友誼。文人們把成語演化成兩個文詞，「髫齡」（童年）、「髪童」（童年的朋友），傳到市井以後，「髪童」就演變成「髪小（兒）」。把「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稱為「這是我發小」，不是俗語，而是官場文話的俗化。再如：官員之間要互相來往，小官要經常到大官家拜謁，第一步就是需要了解大官的門衛制度，把門的家人姓字名誰、怎麼稱呼、送多少門包（賄賂）、守什麼規矩……這些問題弄清楚了，進門就會如趟平地，稍有忤逆就會「侯門深似海」。因此，要做一個得力的僕人，就要弄清各個官邸門房的事，「門兒清」是僕人能夠得到老爺賞識和重用的資本，吹牛的底氣。擴展開來，無論是什麼人什麼事，只要了解明白了都可以說「這我門兒清啊！」還有：過去沒有汽車，中下級官員出門只能騎馬，所帶著行李、衣物、書籍、用品等都要雇挑夫挑擔子，一旦有一個挑夫鬧情緒，半路把挑子撂下來，大家都得停下來耐心等待，因為缺了哪個挑子裡面的東西都無法繼續趕路，於是僱主就不得不賞錢賞酒再加上好話一車，請他繼續趕路。凡是經過長途跋涉的官員都對「撂挑子」既無可奈何又深痛惡絕，所以記憶猶新，就把下屬「扔下事情半截不管了」稱為「撂挑子」。「撂挑子」進入市井以後，一是取代了「摔耙子」，二是擴展成兩面用語，既可以說「你別給我撂挑子啊！」也可以說「我給他撂挑子啦！」另外：官場是講規矩的地方，行動坐卧走都要遵守不成文的規則，要「坐有坐像，站有站像」，走路要邁四方步，以示穩重坦然胸有城府。一旦皇上有賞或特許或恩准，需要急事急辦，這些沒受過跑步訓練的人就會手足無措，屁股一撅一撅地連躥帶蹦跑出去。同僚們看他那樂得似瘋似癲的滑稽姿勢，笑著說「他癲了」。起源於官場的「癲了」，是精神狀態和跑步姿勢的綜合描述，通過口耳相傳到了市井，一是把「癲」諧音為「顛」並兒化成「顛（兒）」；二是只用於描述姿勢，用作「跑」或「走」的雅稱，如「你顛（兒）的夠快的！」三是通過跑路姿勢描述神態，如「瞧他樂得屁顛（兒）屁顛（兒）的」。從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在北京話的市井語言里，「待見」來自皇宮，「發小」源於文臣引經據典，「撂挑子」是官員的切身體會，「門兒清」是官場的流行用語，就連「屁顛（兒）屁顛（兒）的」也是從官話傳過來的。由此可見，北京城從皇宮到市井，從朝臣到平民，說的都是官話。所以，北京話就是官話。【北京話研究之三】北京話就是普通話

「北京話不是普通話！」「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從推廣普通話那天起，語文老師就是這樣斬釘截鐵地教導我們，語言大師侯寶林在相聲里也是這麼說的，於是我也這樣認為了。但是，在對北京話深入研究以後，我卻產生了懷疑。普通話的定義，第一個層次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古時候語文分家，寫文言說口語，《三國演義》、《水滸》、《三言》、《二拍》是評書腳本，《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是章回小說，這些都是古代的白話文，是市井的官話。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用官話寫文章，由於那時文人以南方人居多，寫出的白話文往往是南味官話。後來，作家隊伍里北方人越來越多，使用北味官話越來越多，現代白話文也就越來越接近北京話。第二個層次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清朝北京內城所住的旗人是北方人，外城所住的漢人絕大多數是河北人，北京話就是在北方話基礎上吸收、融合了部分外來語、外地語綜合而成的，也就是說北京話本身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第三個層次是「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換言之就是「北京話的語音就是普通話的標準音」。從普通話的定義到北京話的實際，反覆比較之後就會發現：「普通話就是北京話，北京話就是普通話！」反對者最有力的理由是「北京話有方言土語」。我在《北京沒有土語——北京話研究1》里已經分析了北京話沒有土語，現在再看看北京話有沒有方言？何謂方言？方言是一個地方獨特的語言。例如戚繼光從菲律賓引進「白薯」的同時也引進了煙草，迅速普及全國以後，不同地方的人根據自己不同的理解，用不同的語詞描述，就有了「抽煙」、「吃煙」、「喝煙」、「燒煙」、「吹煙」……後來在公開場合、正式文件中堅持統一使用「吸煙」，於是「吸煙」就上升為標準語，納入普通話，其餘的稱呼就列為方言。由於北京居於shou都和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北京的獨特語言很容易推廣成全國通用的普通話。譬如「您」，幾百年來一直是北京方言，由於wg中被媒體頻繁大量地使用，迅速推廣成普通話，現在誰還說它是北京方言呢？過去，北京人一直把乘坐出租汽車簡化成「坐出租」，後來南風北進，帶來了「的士」，北京人吸收並改造成為「打的」，「打」是打住的打，停止的意思，「的」是的士的「的」，「打的」就是叫出租汽車停住。隨著文化中心的輻射，通過報刊雜誌、影視劇的傳播，「打的」從洋涇幫外來語變成方言，不久就推廣普及成了普通話。其實，由於北方話是八大語系中使用的地域最廣人口最多，普通話又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使得北方話的方言與普通話界限非常模糊。例如「忽悠」，起源於黑龍江，是對「呼籲」的戲謔，迅速提供成東北方言，後來在趙本山忽悠系列小品的推動下，已經擴展成普通話了。由此可見，所謂「方言」就是暫時還沒有推廣成普通話的新語詞。反對者最有力的證據，就是藝術院校北京學生的語言課最難過關。這是把「北京人說北京話」錯當成「北京話」本身了。外地人學說本地話，自然是認真的，一個字一個音都要謹守教程，生怕別人說不像。本地人說本地話，是童子功的母語，當然流利又圓潤，而且還隨心所欲，反而含混不清。相聲演員學外地方言，沒有一個很像的，總覺得有些拿腔捏調，就是他為了學得像而不敢含混，結果是咬字太清楚反而不像了。假如讓英國人和中國人一起考「托福」讓俄羅斯教授判分，英國學生的成績不一定就比中國學生好，信不？不要光說北京人說話不標準，有時標準也會有錯誤。例如「得」字，有de和dei兩個音，我手邊的《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第3版，2001年北京第279次印刷）261頁的「得勁」，注音為「dejin(er)」，而北京話發音則為「dei-jin(er)」；「得空」注音為「dekong（er）」，而北京話發音則為「dei-kong(er)」和「dekong（er）」，如「這兩天一直不得（de）空，過兩天得（dei）空了我就給您做，成嗎？」詞典錯了，普通話可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呦！經濟頻道主持人王小丫在一次訪談節目中透露，在讀新聞稿時，「西瓜、南瓜、冬瓜、黃瓜……」的「瓜」必須念輕短音，如果兩個字讀的高低一樣長短一樣輕重一樣拍節一樣，就算錯，就扣獎金。她是四川人學普通話，按照學校教的、字典標的、不分輕重地念，就經常挨扣。其實，兩個字發音分輕重高低長短是北京話的特點，如果明確告訴她「北京話就是普通話」，她早找個北京人學學「西瓜」怎麼說，一分錢也扣不著了。【北京話研究之四】國語是南味普通話五四運動引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引來了易卜生，被稱為文明戲的話劇開始出現在大學舞台上，成為革命、進步、文明、高雅的象徵。話劇流向了社會，演話劇、看話劇成為當時上流社會的時尚，沒看過話劇的不是土老帽就是封建遺老遺少。

民國初年、群雄爭霸，「你方唱罷我登場」，直把北京鬥成了北平，把南京爭成了首府。國都南遷以後，雖然政治中心在南京，經濟中心在上海，只是文化中心仍然在北京，話劇使用的語言，仍然是北京的官話——民國稱之為國語。

那時的話劇演員大多是南方人，演出的地點大多在南方，觀眾大部分是南方人，演員那種不很地道的官話，不僅得不到很好的糾正，再加上話劇那半朗誦式的舞台腔，反而促成了一種特殊的發音方式，由於標榜的是「國語話劇」，使得觀眾誤以為這種「帶舞台腔的不地道官話」就是「國語」，鬧得北京人演話劇也咬著舌頭尖說話，好象不如此就不是國語了。國語成了官話的另一個分支。

侯寶林的相聲《北京話》，就是把國語、普通話、北京話當成三種不同的語言，所謂「普通話」是北方的官話，所謂「國語」是南方官話，所謂「北京話」是北京人說含混了的官話。

1949年，國語被蔣介石帶到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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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把一個「國家」的政府機構被安放在一個島里，自然是人才擠擠，於是參與爭位的官員們紛紛顯貴，以示自己高於土著與原住民。台灣是敗退之地，沒有戰績只有敗績，武功俱廢就只好攀比文才了。

政治的隔絕，使同一文化在台灣和大陸各自發展，就像是一棵樹上的兩個枝杈，各成各的體系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在海峽兩岸建築業聯誼會上發現，兩邊的語詞已經產生了差異。例如我們說「建築業」，他們說「營建業」；我們說「渠道」，他們說「管道」；我們說「水平」，他們說「水準」；我們說「素質」，他們說「質素」；我們說「項目」，他們說「專案」；我們說「提高」，他們說「提升」……在語法上也出現了很大的差別，例如我們說「你看過這本書嗎？」他們則說「你有讀過這本書嗎？」我們說「下面我向大家彙報……」，他們說「下面我向大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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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從邊區人民政府擴展到全國，必然導致人才缺乏，再加上「人民政府」的性質，於是大量的工農兵幹部成為各級政府的主流。當低水平文化成為文化主流後，鑽入象牙塔的文化精英們就不得不放下架子屈就，以融合於潮流。自古以來眾人違法難以責眾，只能反過來改法，於是語法就不得不朝著大眾的方向修改。一是錯別字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寬容，譬如「紅彤彤」可以寫成「紅通通」，「shuifu（說服）」可以讀成「shuofu」、「jujue（咀嚼）」可以說成是「zujiao」……二是群眾自發的簡化字得到了官方認可，產生了正式的簡化漢字。

當普通話正向通俗方向發展的時候，國語則越來越趨向文雅、考究，例如「Taxi」，大陸稱為「出租汽車」，台灣稱為「計程車」，如果認真研究一下就會覺得，還是「計程車」比較準確，因為「Taxi」不是把汽車出租給乘客，而是計算里程收費。但國語有時又咬文嚼字得讓人感到有些做作。譬如最近台灣藝人伊能靜發布的《離婚聲明》：「本人伊能靜已經與庾澄慶簽訂協議，結束彼此的婚姻關係。希望家人能回歸平靜。謝謝各位的關心，你們辛苦了！」如果是大陸藝人，就不會寫成「結束彼此的婚姻關係」這樣的疊床架屋，而是簡明地寫成「結束婚姻關係」，因為婚姻本身就是兩個人的事，婚姻關係本身就是彼此的，不必再特意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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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是北方語系的綜合，所以北方話持有天然的主動權，東北方言、河南方言、河北方言的小品能夠大行其道，就是因為這些方言接近普通話，能夠被更多的觀眾接受。

國語是南方人學普通話，只是學到了音，沒有學到調，所以每個字都沒有輕重音的差別，可以算是南味普通話。因為國語的發音符合南方人的習慣，被南方人接受，但也能讓北方人聽懂，所以不應受到冷落。

如果大陸電視台要求主持人必須使用普通話，台灣藝人就失去了在大陸主持節目的資格，因為他們沒有經過普通話考試，即使考試也不會合格。如果允許台灣藝人在大陸主持電視節目，而不允許大陸普通話考試不合格的人主持節目，那不是造成陸台藝人之間的不平等嗎？

從1950年到1958年，我小學初中的語文課本曾被稱為「國文」、「國語」、「語文」、「文學」。因此，國語曾經是一個階段的普通話，現在是南方地區的普通話。在南北廣遠、東西遼闊的中國，應該允許普通話與國語並行，給推廣普通話留一個二級平台。

（2009-3-24）

北京話研究：

1．北京沒有土語

2．北京人說官話

3．北京話就是普通話

4．國語是南味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在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把普通話定義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在中國的八大語系中，使用北方話的地域最廣，人口最多，所以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北京語音是北方話的綜合音，所以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說出來的是語言，寫出來的是文字，語言隨意性大，只能以書面語為標準，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方言的差別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語詞不同，例如普通話的「我」，上海方言稱「阿拉」；二是音不同，譬如「院」，普通話讀「yuan」，四川話則讀「wan」；三是聲不同，如「幹嗎？」的「嗎（ma）」，普通話發二聲，天津話發四聲。既然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說明北京方言與普通話在「音」和「聲」這兩方面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就只有「語詞」一項了。

當一個新事物出現以後，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理解，會用不同的語詞來描述，比如「吸煙」就有「抽煙」、「吃煙」、「喝煙」、「燒煙」、「吹煙」等方言詞，只要渠道暢通，交流頻繁，再加上媒體的權威引導，語詞就會很快統一。

北京是文化中心，北京語音又是普通話的標準音，北京話就很容易上升為普通話。例如「您」，是近代在北京興起的尊稱，清末民初從口語發展成書面語，創造了會意字——把「你」放在「心」上，從文革開始又被媒體大量使用，逐漸上升為普通話，從此「您」就不再是北京方言了。

也有特例，譬如「論」，北京話有兩個發音。用於書面語時，如「無論如何」、「不論南北」都讀「lun」；而用於口語時，如「滿不論」、「二位怎麼論？是哥倆還是爺倆？」都說「lin」，有些人按音攏字寫成「吝」是錯誤，容易引起誤會，應當是寫成「論」說成「lin」。但由於「lin」只是口語，不是書面語，不符合「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要求，所以普通話的「論」，只採用書面語的發音讀為「lun」，而把口語說成「lin」的發音歸為北京方言。

又如「得」，在北京話中，用於書面語時，如「獲得」、「取得」、「得到」都讀「de」；而用於口語時，如「你得抓緊時間」、「我得把話說清楚」都說「dei」。在影視劇里常見外地演員演北京人，把話說成了「你de抓緊時間」，看著就很彆扭。

由此可見，北京人說話所使用的是北京方言，雖然不是普通話，但又是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

任何人在說當地方言時，最流暢也最含混不清。外地人學說當地話的時候才把字咬得清清楚楚，因為他把握不好含混的尺度。相聲演員學說地方話，沒有一個絕對像的，就是他為了學得像而不敢含混，結果是咬字太清楚反而不像了。

北京人說北京話順嘴，當然流暢，語速一快就稀里糊塗了。北京人聽北京話習慣了，有味沒字也能聽清說的是什麼，可外地人就一句也聽不明白了。我到外地工作之初，聽誰說話都聽不明白，時間長了就逐漸能聽清楚了，就是他說得再快再含混，我也能明白他的意思。

北京話最接近普通話，按道理北京人說普通話最容易最便當，可是在以說普通話為職業的行當里，北京人最不看好，在電影學院、戲劇學院、廣播學院里，北京人最難過關，挨訓的最多，就因為含混不清。離普通話最遠的南方人，卻因為他要把一個字一個字地咬清楚，反而最符合要求。北京作為首都，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至少應該要求窗口行業都進行普通話的訓練，像話劇演員說台詞那樣把話說清楚。

八十年代初，正趕上北京第一次「嚴打」，聽說是夠狠的，送西北大沙漠勞改不算，還吊銷北京戶口，一輩子也甭想再回來了。

那陣子我正在西郊山區施工，早六點準時出門，晚上七八點才能到家，中午還沒處休息，成天的感覺就一個字——累……

郊區車一坐就是四五十分鐘，正是養精蓄銳的好時機。凡是天天跑通勤的都有這本事，無論有座沒座，只要把後腰靠穩了就能衝盹，不管車怎麼晃悠都不帶醒的。別瞧是似睡非睡，可還真解乏，而且保證穩穩噹噹地不摔跟頭。都說是天地人有感應，確實是心能通神，不管睡得多沉，到地界准醒，上下班都不會坐過站。

那天，我正被一個凌亂的夢糾纏著，忽然耳邊響起一聲炸雷——「打你丫挺的！」

我迷迷糊糊睜開眼，見周圍的人和我一樣，也剛從夢裡驚醒，都在東張西望，誰也沒鬧明白是怎麼回事，車廂里靜悄悄，一片劍拔弩張的肅殺。

「您嚷什麼呀！」從中門那邊飄過來一個酸啦吧唧、軟不拉塌、粘粘膩膩、古靈精怪的膛音。明白的人都知道，這是主角登場叫板，好戲馬上就要開鑼了，別出聲，支著耳朵聽吧您哪。

「您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用不著拿嗓門壓人哪，對不對？」

「不就剛上車的時候踩您腳一下嘛，至於這樣嗎？對不對？」

「您要打我，我也攔不住您，您想打，您就動手，用不著滿市介嚷嚷，對不對？」

「咱北京人都是拿大眼窩頭搋大的，沒有一個是讓大話嚇唬大的，這個年頭誰怵誰呀，對不對？」

「北京的爺們，誰也不是泥捏的，沒吃過豬肉的也都見過豬跑，摔跤打拳誰都會比劃，要講真打起來，您還真未必是個，對不對？」

「不是『四人幫』那會子了，這年頭講理了，您打了我，您得給我瞧病去，我把您打了，我得給您治去，對不對？」

「送您上醫院，哥們不在乎花錢，還掏得出來，就是這工夫搭不起，陪您上醫院坐一宿，可把《姿三四郎》耽誤了就虧大發了，對不對？」

「再者說了，現在是什麼時候您比我清楚，對不對？」（大家會心地一陣鬨笑）

「您要實在願意去種哈密瓜，我就陪著您，也算咱哥倆為首都的父老鄉親改善生活做點貢獻，對不對？」

「話我說著，大主意您拿著，要打，您就趕緊動手，下站我就下車，過這村可就沒這店，我不能老等您，對不對？」

「我讓您打，您不打，咱們就今（兒）帳今（兒）了，以後不帶後找補的，對不對？」

「明（兒）咱倆再在車上碰上，要不咱就誰也不認識誰，要不咱就成哥們了，不打不相識，對不對？」

「兄弟，我下車了，剛才踩您腳了，對不起呀！白白啦，明兒見！您瞧，這多好哇，對不對呀？」

這站是個大站，下車的人多，車門一開就涌下來一堆人，突然大家異口同聲地冒出一句：「對不對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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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件真事的記實。

那人只喊了一句，後面全是這人一句一句的獨白。

車上很擠，我們在後面只能聞聲而不能見人，直到下車也沒看出是誰在說，在說誰？

回想起來，這些話不僅有魅力，引你聽下去，更主要的是有一種神奇的魔力。

乍聽是羅里羅嗦毫無章法，仔細一聽句句都圍繞對方「打你丫挺的！」這個主題：

第一段落，他把自己放在「受壓迫的弱者」的位置，令人產生同情，對方就是想打，別人也會勸阻——你打不了我——安全保險了；第二段落，打著「北京人」的旗號吹噓自己——你打不過我——挽回了面子；第三段落，提醒對方現在是「嚴打」時期——你不能打我——自己是有政策水平的；第四段落，告訴對方，今天不打就是自動放棄——以後也不能再打我——以後的安全保險了。

有人說「北京人說話羅嗦」，能把一場肅殺的劍拔弩張說得煙消雲散，泄了對方的氣，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博得了大家的好感，不羅嗦點行嗎？

兒化音，又叫「小音」、「小字眼」，是北方話的一大特色。

北京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東西南北大融合，其兒化音的範圍更廣，使用的頻率更高。

外地人，尤其是南方人到了北京，最難聽懂的就是北京的「兒化音」，最難學說的也是「兒化音」，而要弄明白「兒化」的規律——什麼地方可以兒化，什麼地方不能兒化？——那可是難上加難哪！在老舍先生早年的一部長篇小說里，就有這麼一位廣東人，總是在不應該兒化的地方兒化了，而且他的兒化只是在後面加一個「兒」字，引出了不少的笑話。

兒化音是北京人的約定俗成，不是幾個簡單的條文就能夠概括的，而且看起來既沒有理性的邏輯，也沒有明顯的規律——同一個音，有的字可以兒化，有的字不能兒化；同一個字，有的時候可以兒化，有的時候就不能兒化。這是因為，兒化的實質是「字意」，「音」和「字」只是兒化的外在表現，所以，我們只能從「字意」在兒化前後的變化摸索兒化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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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化的寫法與讀法

北京地安門外大街路西，煙袋斜街里有一條衚衕，牌子上寫的是兩個字，一般人也就讀兩個音「鴉——兒」。

這條衚衕緊貼什剎海後海北沿，冬天是寒鴉的棲息地，樹上、房頂上總是黑壓壓的落著一片一片的寒鴉，因此，衚衕才被取名為「鴉」。

北京人說「臘七臘八，凍死寒鴉」這句諺語時用「兒化音」，說的是「臘七臘八（兒），凍死寒鴉（兒）」，為了說明衚衕名「鴉」是個兒化音，於是就在後面加了一個「兒」字，變成了「鴉兒衚衕」，違反了漢語的規律。

漢語是單音節語素，一個字只有一個音，一個音只有一個字。兒化的是音不是字，所以，字還是那個字，多加一個「兒」字是錯的；一個音被兒化以後，還是一個音，所以，多加一個「兒」音也是錯的。

「鴉」和「兒」不是並列的關係，而是融合的關係，所以，正確的文字寫法應該是，在「兒」上加一個括弧，即：「鴉（兒）」；正確的拼音寫法應該是，在原來拼音的後面加一個「r」，即「yar」。

地安門外大街路東，還有一個「帽兒衚衕」，也應該寫成「帽（兒）衚衕」，叫「maor衚衕」，我聽到北京人可都是這麼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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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的字，本身就是兒化音

有的字，在北京話里本身就是兒化音，不論與什麼字搭配、在什麼語境下使用，都必須說兒化音。「猴」是兒化音，無論名詞的「猴」還是形容詞的「猴」，都說兒化音；不管「猴」與哪個字搭配、怎麼搭配，還都說兒化音。例如「猴山」、「棉猴」、「耍猴的」、「猴戲」……

再如「盒」，也是兒化音的字，「八音盒」、「茶葉盒」……如果想走大音，就要加一個「子」字，稱為「盒子」，或者改稱為「匣子」，如「點心匣子」。

又如「二」，也是固定的兒化音，上海話兒化音，所以把「兒」讀成「兩」，把「二公司」，說成是「兩公司」，把「二十二公司」說成是「廿尼公司」，這時「二」又變成了「兩」。

外地人與北京人的區別，就在於說這些必須兒化音的字時，是不是說兒化音。說兒化音的可能是北京人，不說兒化音的肯定是外地人。

「釘」在說一聲當名詞用的時候是兒化音，在說四聲當動詞用的時候就不能用兒化音，這算是一個例外吧。

除此以外的大部分字，都是既可以用兒化音又可以不用兒化音，很難總結出什麼規律，卻摸索出了兩條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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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兒化音的原則

1．適用兒化音的原則

相聲「一戶侯」家父子三人，侯寶林的「林」、侯耀文的「文」都被人們兒化了，而侯耀華的「華」卻一直沒被兒化，而京劇名丑肖長華的「華」卻被兒化了。

那麼，決定「華」字能不能兒化的關鍵是什麼？很簡單，是「舌頭」。

兒化音既然是一種約定俗成，自然是要以「不繞舌」為原則，只有兒化以後大家都順嘴，都不覺得拗口，這個兒化音才能廣泛流傳，才能延續下來。

2．不適用兒化音的原則

侯耀文的名字，可以兒化，也可以不兒化，有時還不能兒化。

例如，在表揚的時候可以兒化，稱「侯耀文（兒）」，甚至可以昵稱「耀文（兒）」；但在批評時，則不能兒化，不然就失去了批評的嚴肅性。

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喜事（兒）還是喪事（兒），都可以接納兒化音，而在正規的大型會議上，或者是嚴肅的法庭上，都不能使用兒化音。因為兒化音是「口語」，不適宜在以「書面語」為主的場合使用。

四、兒化音的作用

如果解析一個既可以兒化，也可以不兒化的「字」，就會發現這個字的「字意」，在兒化前是一個意思，在兒化後又是一個意思，有的相近，有的甚至相反，用錯了就會引起誤解，也許這就是兒化的存在意義。

由此可見，兒化並非隨心所欲，也是有章可循，那就是根據字意決定是否兒化。那麼，兒化使字意發生哪些變化呢？

1．兒化音把事物變小

外地人到北京，接觸到的第一個兒化音，往往是「冰棍」。我的一位朋友可算是走南闖北了，他說大部分地方都是叫「雪糕」、「冰糕」，也有少部分叫「冰磚」、「冰棒」的，只有上海叫「棒冰」，北京叫「冰棍」，而且還得說捲舌音。他把我當成 「兒化冰棍」的罪魁禍首了，一個勁地質問我「棍」和「棍（兒）」有什麼不一樣。

我告訴他，那「雙截棍」的「棍」和「冰棍（兒）」的「棍（兒）」相比，直覺的差別就是「棍（兒）」比「棍」要小得多。兒化音的第一個作用，就是把被兒化的「事物」變小。

為什麼說「事物」而不說「東西」，是因為被兒化的不僅僅有「物」，還有「事」。例如「會」，就不是物，而是事。會一般是不兒化的，而一旦兒化了，說成是「今天下午開個會（兒）」，那一定是一個人數少、事不多、時間短的會。所以，一段很短的時間也叫「一會（兒）」、「不一會（兒）」。

被兒化的物有兩種，一種是本來就小，於是就想當然地兒化；一種是有大有小，就把小的兒化。比如「壺」，鼻煙壺本來就是能放在手中把玩的小玩藝，所以就兒化為「鼻煙壺（兒）」，茶壺、酒壺有大有小，於是小號的就叫「茶壺（兒）」、「酒壺（兒）」，或者是「小茶壺（兒）」、「小酒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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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兒化音把事物變大

蔡國慶一曲《北京的橋》唱出了北京河多橋更多的特色。

北京的橋有兩種，一種橋只是個橋，另一種橋還兼任地標。作為橋名，大的如盧溝橋、十七孔橋，小的如羅鍋橋，新的如立交橋、過街橋……讀的都是大音——橋；作為地名，如立水橋（兒）、六里橋（兒）、後門橋（兒）、銀錠橋（兒）、……說的都是小字眼——橋（兒）。

時過境遷，有的河被覆蓋了，有的河被填了，上面的橋被拆了，橋名早就被人們淡忘了。但是作為地標的橋，卻因地名而把橋名保留下來，如北新橋（兒）、甘水橋（兒）、白石橋（兒）、天橋（兒）。所以說，兒化不僅加大了範圍，也加長了壽命。

那年在公交車上，聽到售票員報站「索家墳」，我身上好一陣雞皮疙瘩，就好像車停到了墳圈子裡一樣，令人毛骨悚然，一問才知道，是怕外地人聽不懂兒化音，於是就把「墳（兒）」改成「墳」。不過，讓售票員這麼一改，反倒讓外地人以為「墳」是正名呢，我就聽過一個姑娘跟人說「我上班就在公主墳上班。」我真想告訴她——北京話，清明節掃墓去的那地方是「墳」，你平常上班去的那地方叫「墳（兒）」，「公主墳」已經沒有了，只有「公主墳兒」還在。

廟也是一樣。如果先有了地名後建廟，這個廟名就讀大音，如護國寺、白塔寺、隆福寺、廣濟寺、法華寺、旃檀寺……；如果先有廟，後在廟旁建民居，雖以廟名為地名，但要讀兒化音，以表示「我不是住在廟裡，而是住在廟附近的地方」，如黃寺（兒）、觀音寺（兒）、給孤寺（兒）……。別處人來這裡，誤以為這座廟也該念兒化音，久而久之廟名也就小字眼了。

還有婦產醫院所在的「騎河樓」，那裡確確實實曾經有過一條小河，有過一座垮過河面的樓，後來改造水系，明河改為暗河（俗稱「蓋板河」），於是河沒了，樓也沒了，只留下來一個兒化音的地名——騎河樓（兒）。

東三環上的「呼家樓」，雖然是一片民居，可都是苦力的貧民窟，也只有呼家有一座小樓，算是個比較顯眼的標誌，於是就以「呼家樓」為地名，但要讀兒化音「呼家樓（兒）」。「呼家樓」早就沒有了，可「呼家樓（兒）」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