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老師說：《孔子和他的弟子們》

◎中華文化道統在儒學，而儒學基礎在論語，欲理解華夏思想必先讀論語。 ◎論語前六篇即已對全書做了綱要的陳述，是全書的精要，故南師特別講述。 ◎還原孔子和弟子們的真誠互動，為新一代開啟易入之門。 ◎打破過往積久成是的註釋，賦予精確的重新解說，也為論語帶來現代的風貌。

本書一九六二年出版時，南師並親撰〈孔學新語發凡〉，亦為《論語》全書的發凡，更為今世知識份子為學致用的發凡，立身處世的要旨。

南老師說：《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為學的重點（8月新書-書摘）

南^公懷瑾先生丨著述

出版說明

這本書原名為《孔學新語》，是南師懷瑾先生，在五〇年代末期，對少數學子的講解整理而成。後於一九六二年，由「淨名學舍」出版，記錄者為巫文芳，校對者為朱文光。

有趣的是，那時的南師，正住在臺北泰順街六十巷的蓬萊新村三號，那裡就是「淨名學舍」，也是青年學子前來受教聽課的地方。如編者後來所認識的朱文光、林曦、杭紀東、巫文芳等，都是當時經常前來求教於南師的學子。而南師所教，除儒學外，還有詩詞文章，易學等，頗為多樣。

在《論語》二十篇中，當時南師才講了六篇。雖然只有六篇，但在臺灣卻開始發酵。首先是在軍方，邀約南師前往講演的，遍及陸海空三軍，之後各界也陸續邀約不斷。經過多年的講解《論語》，累積整理，終於在十四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出版了《論語別裁》。

《論語》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典籍，南師幼年已經熟讀。及長，因遊心於佛道，且參究禪法有得，於再次重研儒學之際，則另為悟入儒學之精華所在，故於重新講解儒學時，行文說法，不時流露禪風，以曾子悟道為最。

早在四十七年前，編者於南師處蒙贈《孔學新語》一書，始克對中華傳統文化產生新觀念。因念及時下青年學子之閱讀習慣尚簡，並為初學之方便計，特檢出此書再版，趁機將文句略加口語化，並將書名改為《孔子和他的弟子們》，期能為年輕一代，略開易入之門。

此書再版，從文字輸入電腦工作開始，到查證資料等工作，皆為晏浩學友於工餘之暇擔任，在此特別致謝。小標題則為編者所加。

劉雨虹 記 二〇一六年夏月

自序

髫年入學，初課四書；壯歲窮經，終慙三學。雖遊心於佛道，探性命之真如；猶輸志於宏儒，樂治平之實際。況干戈擾攘，河山之面目全非；世變頻仍，文教之精神隳裂。默言遯晦，滅跡何難。眾苦煎熬，離羣非計。故當夜闌晝午，每與二三子溫故而知新。疑古證今，時感二十篇入奴而出主。講述積久，筆記盈篇。朋輩咐囑災梨，自愧見囿窺管。好在宮墻外望，明堂揖讓兩廡。徑道異行，雲輦留連一乘。六篇先講，相期欲盡全文。半部可安，會意何妨片羽。磚陳玉見，同揚洙泗之傳薪。諷頌雅言，一任尼山之拄杖。是為序。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歲次壬寅 孔聖誕辰南懷瑾序於臺北寓居

孔學新語發凡

我們作為現代的一個人，既有很沉痛的悲慘遭遇，也有難逢難遇的幸運；使我們生當歷史文化空前巨變的潮流中，身當其衝的要負起開繼的責任。但是目前所遭遇的種種危難，除了個人身受其苦以外，並不足可怕。眼見我們歷史傳統的文化思想快要滅絕了，那才是值得震驚和悲哀的事！自從五四運動的先後時期，先我們一輩而老去了的青年們，為了尋求救國之路，不惜削足適履，大喊其打倒孔家店。雖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有些人到了晚年，轉而講述儒家的思想，重新提倡孔孟之學，用求內心的悔意，可是已形成了的風氣，大有排山倒海之勢，根本已無能為力了！

其實，孔家店在四十年前的那個時代，是否應該打倒，平心而論，實在很有問題，也不能盡將責任推向那些大打出手的人物。原因是孔家店開得太久了，經過兩千多年的陳腐濫敗，許多好東西，都被前古那些店員們弄得霉濫不堪，還要硬說它是好東西，叫大家買來吃，這也是很不合理的事。可是在我們的文化裡，原有悠久歷史性的老牌寶號，要把它洗刷革新一番，本是應該的事；若隨便把它打倒，那就萬萬不可。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有一個簡單的譬喻：我們那個老牌寶號的孔家店，向來是出售米麥五穀等的糧食店，除非你成了仙佛，否則如果我們不吃五穀米糧，就要沒命了！固然麵包牛排也一樣可以吃飽，但是它到底太稀鬆，不能長日充飢，而且我們也買不起，甚至不客氣地說，還吃得不太習慣，常常會患消化不良的毛病。至於說時令不對，新穀已經登場，我們要把本店裡的陳霉濫貨倒掉，添買新米，那是絕對可以的事。

因此，就可瞭解孔家店被人打倒是不無原因的：

第一，所講的義理不對。第二，內容的講法不合科學。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1）「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幾千年來，都把它解釋為父母去世三年以後，還沒有改變父母的舊道路，這樣才叫作孝子。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男盜女娼，他的子女豈不也要實行舊業三年嗎？（2）「無友不如己者。」大家又解釋作交朋友要交比自己好的，不要交不如我的人。如果大家都如此，豈不是勢利待人嗎？其實，幾千年來，大家都把這些話解錯了，把孔子寃枉得太苦了！所以我現在就不怕捱罵，替他講個明白，為孔子伸寃。

這些毛病出在哪裡呢？古人和今人一樣，都是把《論語》當作一節一節的格言句讀，沒有看出它是實實在在首尾連貫的關係，而且每篇都不可以分割，每節都不可以支解。他們的錯誤，都錯在斷章取義，使整個義理都支離破碎了。本來《論語》二十篇，都已經過孔門弟子的悉心編排，都是首尾一貫，條理井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因此，大家所講的第二個問題，認為它沒有體系，不合科學分類的編排，也是很大的誤解。

為什麼古人會忽略了這一點，一直就誤解內容，錯了兩千多年呢？這也有個原因，因為自漢代獨尊儒學以後，士大夫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思想，惟一的批發廠家，只有孔家一門，人云亦云，誰也不敢獨具異見，否則，不但烏紗帽戴不上，甚至，被士大夫所指責，被社會所唾棄，乃至把戴烏紗帽的傢伙也會玩掉。所以誰都不敢推翻舊說，為孔子伸寃啊！再加以到了宋代以後的科舉考試，必以四書的章句為題，而四書的義解，又必宗朱熹的為是。於是先賢有錯，大家就將錯就錯，一直就錯到現在，真是寃上加錯！

現在，我們的看法，不但《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條理井然，脈絡一貫，而且二十篇的編排，都是首尾呼應，等於一篇天衣無縫的好文章。如果要確切瞭解我們歷史傳統文化思想的精神，必須先要瞭解儒家孔孟之學，研究孔子學術思想的體系，然後才能觸類旁通，自然會把它融和起來。至於內容方面，歷來講解的錯誤之處，屢見不鮮，也須一一加以明辨清楚，使大家能夠認識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聖人，的確是有其偉大的道理。如果認為我是大膽的狂妄，居然敢推翻幾千年來的舊說，那我也只好引用孟子說的：「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何況我的發現，也正因為有歷代先賢的啟發，加以力學、思辨和體驗，才敢如此作為，開創新說。

其次，更要鄭重聲明，我不敢如宋明理學家們的無聊，明明是因佛道兩家的啟發，才對儒學有所發揮，卻為了士大夫社會的地位，反而大罵佛老。我呢？假如這些見解確是對的，事實上，也只是因為我多年學佛，才悟出其中的道理。為了深感世變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難，恐怕還會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講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見，貢獻於諸位後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張橫渠先生的目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今後我們的文化和歷史，擔承起更重大的責任。我既不想入孔廟吃冷豬頭，更不敢自己杜塞學問的根源。

其次，我們要瞭解傳統文化，首先必須要瞭解儒家的學術思想；要講儒家的思想，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學術；要講孔子的思想學術，必須先要瞭解《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的生平講學，和弟子們言行的一部書。它雖然像語錄一樣用簡單的文字，記載那些教條式的名言懿行，但都是經過弟子們的悉心編排，自有它的體系條貫的。自唐以後，經過名儒們的圈點，沿習成風，大家便認為《論語》的章節，就是這種支支節節的形式，隨便排列，誰也不敢跳出這傳統的範圍，重新加以註釋，所以就墨守成規，弄得問題叢生了。這種原因，雖然是學者因襲成見，困於師承所致。但是，最大的責任，還是由於漢、宋諸儒的思想壟斷，以致貽誤至今。

我們傳統的歷史文化，自秦漢統一以後，儒家的學術思想，已經獨尊天下。生當漢代的大儒們，正當經過戰國與秦漢的大變亂之後，文化學術，支離破碎，極須重加整理。於是漢儒們便極力注重考據、訓詁、疏釋等的工作，這種學術的風氣，就成為漢代儒家學者特有樸實的風格，這就是有名的漢學。現在外國人把研究中國文化的學問也統名叫作漢學，這是大有問題的，所以我們自己要把這個名辭所代表的不同意義，分清楚才好。

唐代儒者的學風，大體還是因襲漢學，對於章句、訓詁、名物等類，更加詳證，但對義理並無特別的創見。到了宋代以後，便有理學家的儒者興起，自謂直承孔孟以後的心傳，大講其心性微妙的義理，這就是宋儒的理學，與漢儒們但講訓詁、疏釋的學問，又別有一番面目。從此儒學從漢學的範疇脫穎而出，一直誤認講義理之學便是儒家的主旨，相沿傳習，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籬而不變。

到了明末清初時代，有幾位儒家學者，對於平時靜坐而談心性的理學，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坐致亡國的原因，因此便提倡恢復樸學的路線，但求平實治學而不重玄談，仍然注重考據和訓詁的學問，以整治漢學為標榜，這就是清儒的樸學。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學術，雖然經漢、唐、宋、明、清的幾個時代的變動，治學的方法和路線略有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離經叛道而加以新說，這是一仍不變的態度。雖然不是完全把它構成為一宗教，但把孔子溫良恭儉讓的生平，塑成為一個威嚴不可侵犯的聖人偶像，致使後生小子，望之卻步，實在大有瞞人眼目之嫌，罪過不淺。所以現代人憤憤然，奮起要打倒孔家店，使開創兩千多年老店的祖宗，也受牽連之過，豈不太寃枉了嗎？

現在我們既要重新估價，再來研究《論語》，首先必須瞭解幾個前提。

（一）《論語》是孔門弟子們所編記，先賢們幾經考據，認為它大多是出於曾子或有子門人的編纂，這個觀念，比較信實而可靠。

（二）但是當孔門弟子編記此書的時候，對於它的編輯體系，已經經過詳密的研究，所以它的條理次序，都是井然不亂的。

（三）所以此書不但僅為孔子和孔門弟子們當時的言行錄，同時也是孔子一生開萬世宗師的史料，為漢代史家們編錄孔子歷史資料的淵源。由此可知，研究《論語》，也等於直接研究孔子的生平。至於效法先聖，自立立人以至於治平之道，那是當然的本分事。

（四）可是古代書冊是刻記於竹簡上的，所以文字極需簡練，後來發明了紙張筆墨，也是以卷幅抄寫捲起。但因古代的字體屢經變更，所以一抄再抄，訛誤之處，不免有所脫節，因此少數地方，或加重複，或有脫誤，或自增刪，都是難免的事實。

（五）古代相傳的《論語》有三種，即《魯論》二十篇，和《齊論》二十二篇，又在孝景帝的時期，傳說魯共王壞孔子故宅的堵壁，又得古文《論語》。但古文《論語》，和《齊論》，到了漢魏之間，都已逐漸失傳，現在所傳誦的《論語》，就是《魯論》二十篇了。

（六）至於《論語》的訓詁註疏，自歷漢、唐、宋、明、清諸代，已經有詳實的考據，我們不必在此另作畫蛇添足的工作。至若極言性命心性的微言，自北宋五大儒的興起，也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努力，我們也不必另創新說，再添枝葉。

最後舉出我們現在所要講的，便是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體驗，擺脫二千餘年的章句訓詁的範圍，重新來確定它章句訓詁的內義。主要的是將經史合參，以《論語》與《春秋》的史蹟相融會，看到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社會的紊亂面目，以見孔子確立開創教化的歷史文化思想的精神；再來比照現代世界上的國際間文化潮流，對於自己民族、國家和歷史，確定今後應該要走的路線和方向。因此若能使一般陷於現代社會心理病態的人們，在我們講的文字言語以外去體會，能夠求得一個解脫的答案，建立一種卓然不拔，矗立於風雨艱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這便是我所要馨香禱祝的了。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論語》是一部語錄體裁的書，是孔子的門人弟子們，記述老師孔子，當時向弟子們的教學，和解答問題等的記載。粗讀起來，好像條理層次不清，分類又不合系統。如果加以悉心體會，就會發現它的精神和體系，自有條貫，並非次序紊亂，漫無目的。讀書必要另具隻眼，才不會瞎摸亂撞。儒家門牆在望，只要自有眼目，便可由此書中體會得孔門學問的宗旨，與精神所在，不會輕易被人瞞過去了。

學問的基本

第一篇的〈學而〉，是孔門弟子彙編孔子所教，為學的宗旨與目的，以及為學的精神，和為學態度的基本道理，是全書二十篇的綱領，所以首先要深切體認。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通篇首先提出孔子教示為學的精神與態度，要弟子們應當為學問而學問，不是為功名利祿而學問。它的重心在於「時」字和「悅」字。為什麼呢？因為學問之道，在於造就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要如何立身處世的道理。至於知識和文學等等，只是整個學問中的一部分，並非學問的最高目的。立身就是自立，處世就是立人，因此為學的精神，要做到隨時隨地，在事事物物上體認。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無一而非學問，遂使道理日漸透澈，興趣日漸濃厚，由好之者而變為樂之者，才是學而「時」習之到達了「悅」的程度。倘是只為求知識文學而學問，事實上有時反而覺得很苦，哪裡還會悅得起來呢！只有在學問上隨時有會於心者，才能心胸開豁，無往而不悅的。一定要有這種見解，才不會把這句話變成教條，才能領略到，這一句的確是為學的至理名言了。

因此他又跟著說，真正為學問的人，首先就要確立一種精神，認清人生的本分，然後能夠以一生甘於淡泊，樂於寂寞的胸襟，方能順時因勢，隨時偕行，如此才可以言「學」。儒者以學問為本，以持身謀生為務；謀生與職業，是持身的要務，不能與學問混為一談。但要知道，「德不孤，必有鄰」，只要學問真有成就，自然會如響斯應，「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當然會有志同道合的良朋益友，互相過從，所以他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如果把這句話只解為朋友來便樂了，有時候是講不通的。因為朋友不一定都是令人樂的，有良朋也有害友，壞朋友來了的時候，你縱使硬把這句話貼在心裡做教條，也會有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之嘆了。所謂遠方，是說不一定是目前親近的朋友，千里趨風，知音在邇，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故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他跟著又說：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那是進一步又告訴你，為學問是為了自學作人，目的並不在求人知，假定寂寞一生，沒沒無聞，沒有半個知己，也不要怨天尤人才對。「慍」，是內心怨憤；「君子」，是儒者學問成就者的美稱。通常的人情，總是喜歡自我表揚，都有自視甚高的心理，所以無真學問者，便有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甚之對社會人羣，生起一種仇恨怨懟的心理。因此在〈里仁〉篇中，孔子又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了。這個立，就是要建立學問的宗旨與中心，如要真為學問，首先就要確定這個精神和態度，然後才可以談學問。這三則記載，就是標出孔門為學的精神和態度，首尾條貫井然，並非如教條一樣，各自分立的。循此一貫的線索，便可以得到其中的旨趣了。

孔門為學的精神與態度，既已瞭解，那麼，為學又學個什麼呢？於是便引出孔門弟子有若的一則話來了。

孝弟是什麼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有子名有若，魯人，是孔子的弟子，少孔子四十三歲。他指出孔子教示為學問的目的，是在完成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也可以說是完成一個真人，就是以孝與弟，作為學問的基本。為什麼呢？「孝」是為人兒女者，上對父母的一種真性情的表現，也就是天性至愛的昇華，這是一個為學的縱向中心，所謂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是貫串上下的。「弟」是指對兄弟姊妹，乃至朋友社會人羣真誠的友愛，這是為學的橫向中心，所謂由親親、仁民，而至於愛物。弟也就是友弟，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友愛的基礎。

人為什麼一定要孝弟呢？因為人之所以為人，他不同於動物之處，就是有靈性和感情。孝與弟，是人們性情中最親切的愛之表現，一個人對父母兄弟姊妹骨肉之間，如果沒有真性情和真感情，這就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了。我們都是作過兒女的，也都有機會要作父母，至於兄弟姊妹朋友，大家也都是有過經驗的，試想，假使對上下左右，沒有孝弟的至性至情，那個社會，會變成一個什麼形態呢？所以，以孝弟為學問的基本，就是要求人人培養這種真性情的美德。由此擴而充之，對社會國家和人類，才有真愛。

古人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是由於這個道理而來。西方的文化，大體很注重社會人羣橫的一面，所以由男女夫婦的愛，擴而充之，就是社會和國家愛的觀念，而且重視下面較多；至於對上面的父母呢？並不特別注重孝道，只是下對兒女的養育，盡了最大的愛，兒女長大了，上對父母也就不一定要盡孝。再看西方的上，是以形而上做對象，建立一個神，做為信仰的皈依，也許忽略了人與神之間基本的橋樑 ──對父母的孝道。所以舉世重視的西方文化，好像只揹了一個丁字架在世界上走，似乎不能撐持這個上下左右十方的天地了。

如果你認為教孝教弟，還情有可說，那教人不犯上，豈不是愚民思想，專制的觀念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革命還會成功嗎？時代還會進步嗎？那我告訴你，你的觀念錯了。請問，誰說「上」字只是對君主專制，或統治者的表示呢？上就是上下的上，一個有真性情，真學問成就的人，他絕不會忽視從上代以來的傳統歷史和文化；只有缺乏真性情的人，才會想推翻上面傳統下來的歷史文化。我們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到此攔腰一刀，不是被好犯上的人腰斬了嗎？今天社會的風氣，不孝，不友愛的形成，不是人本位已經失去了大本了嗎？溫故可以知新，由此慎思明辨，便可以知道未來的世界應該是如何的了。

由此可以認識孔子教學的偉大處，真是放之六合而皆準，彌綸天地而不過。所以有子在這裡，告訴你孔門教人為學的目的，在於培養人性中的真性情。它的基本，就是先要做到孝與弟。如果人生最基本的孝弟真情都沒有了，還談得到其他嗎？因此他再提出「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這句話了。不孝弟，必定會犯上，那是必然的趨勢和結果，那是人性的反面，也是缺乏良好教養的表現。古文鮮字與少字通用，毋須另講。

為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性最基本的孝弟，為什麼在這裡，又單獨地插入一則說「仁」的話呢？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這則話在這裡插入〈學而〉篇裡，未免顯得太突兀了。其實並不奇特，仁之一字，是我們傳統文化裡一個至高無上的精神，尤其是儒家的學問，以完成一個人達到仁的境界為宗旨。上面把孔門為學的精神、態度與目的，都已提出來了，到此才顯示為學的宗旨，在於完成一個仁字。學不至仁，便無成就。然而仁不在於學理上的巧言思辯，和外表的做作，所以在〈衛靈公〉篇及〈陽貨〉篇中，又引孔子的話來證明說：「巧言亂德」、「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仁是性情心性的最高境界，有體有用，必須要篤實履踐才能做到。第四〈里仁〉篇中，專講此道，所以不必在這裡多作討論。這裡單獨插入這一則，只為顯出為學的宗旨，乃順承上面所講各則而來，是一畫龍點睛之筆。如果你認為「巧言」只是指巧辯之言，「令色」只是指阿諛的態度，那麼除了不巧言，不令色以外，便算是達到仁的境界了嗎？這未免太不踏實。要知道，為學而達到仁的境界的人，在孔子生平，是絕少輕許的，就如繼傳孔門道統的曾參，也自謙地不敢輕易言仁。所以在提出為學宗旨的仁字以後，加入了曾參的一則話，表示學而至仁，他亦有所不敢造次輕言之慨。但他說自己只能做到日日以三事反省自己，也許略近於仁吧！

你每天反省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待人接物，「無一事而不盡心謂之忠」。立身處世，「無一物而不盡情謂之信」。〈學而〉一篇，以孝弟忠信四個字，為學問的準則。孝弟是內以持己，忠信是外以致用，內外備至，體用兼圓，這是孔門教學完成仁的境界的極則。所以在這裡，曾子只提出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的兩件事，日日以此省察自己的篤實履踐工夫，希望不辜負夫子的諄諄傳授，那才是學問的用力重點。所謂「傳不習乎」，就是指夫子的所傳所教，自己日日反省實踐的工夫，是否真能做到了呢？

由此可見孔門當時為學的風氣，師弟之間，兢兢業業，孜孜以學問為務的精神，是如此的誠敬親切，踏實履踐。如果只把它作為教誡式的教條來看，有時候就會看成虛文了。由於這三句話，再反觀體察今日的社會人羣，無論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大家相處，到處都是「當面春風背後雪」，而堅持德行盡忠盡信者少，玩弄權術而不忠不信者多。大家都感覺世風愈來愈壞，只是無法可以挽回，正因為失去了儒家所教的作人的學問之道。我們如能深加體會這一節話，便會瞿然反省而警惕了。

〈學而〉一篇的要點，到此都已揭示出來了，那麼，學問之道，就止於此而已嗎？那又不然！不然！學以致用，立身必然關係處世。內以持己之學，已有上面三則；那麼出以致用的學問，又是如何呢？儒者以內聖外王之學相標榜，古文「用」字與「王」字相通，外王就是外用。由內聖而至於外用，也只是擴充其內養所得，以持身立己之道的學問，用之於立人處事而已。所以下文又引孔子的話。

節儉的美德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個「道」字，這裡作動詞用，也就是領導的導字相通用。春秋封建時代，列國諸侯的大小強弱，通常是以戰車的多少為代表。周室王者，為萬乘之君，與現代理想中聯合國的領導地位相似。千乘之國是諸侯列國的強者，介乎王者之間，可以稱得上是個大國。這裡引用孔子的話是說，儒者一旦有學而致用的一天，其以內聖之道，領導千乘之國時，也只需擴充平常學養所得，就是領導治國者的真學問了。也就是說，只要擴充平常以孝事父母的至情，對一事一物而無不敬，便是大有用於天下了。「敬」，是信的根本，所以領導治國的人，必須要做到敬事而信的程度。

所謂敬事，就是無論對事或對人，都要以全副心力去做，能夠誠敬之極的話，凡事便可洞見機先，也就是事先看清它的動因和所得的後果。所以擧措實行每一件事，慎其終者必慎其始，自然就可立信於天下了。如果不敬其事，漫不經心的處置事物，或朝令夕改，那就會失信於人，國人也就不信他的領導了。所謂敬事而信，不僅對事而言，須知領導治國者，信己又須信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不能開誠布公，信己信人，只是勉強相從附和，其對事的不敬，就可想而知，他的結果，也不待說了。

所謂節用，好像專指財政經濟的節儉而言，其實儒家、道家，繼承傳統文化，都以儉為教。但要知道，儉字不僅指財政經濟而已，消費精神，不愛惜人力，社會奢侈風氣的形成等等，都是不儉所致，都是不知節用的結果。所以孔子告誡弟子們，領導治國者，必須節用而愛人了。至於「使民以時」的一句，意義更為重要，所謂「時」，它的意義極大。簡略地說，大而言之，領導治國者，必須使人民認清時代大勢的趨向，然後把握這一時代，創造新的時代。小而言之，必須要瞭解人們的時代心理，一切措置，必須合於人們當時的需要，然後才能要求國民為國忠誠努力。

除此以外，凡軍國大計，決策運籌，必須要有學問，能深切瞭解時運的機先，然後以四兩而撥千斤，就可以達到無為而治天下之道了。所以，能掌握這個時字，便是帝王之道，與王者師之道的學問了。歷史上興衰成敗的局面，每一幕的起落，都合於這三句話的原則。舉例來說，當漢、唐初興的時期，大多的措施，都合於這個道理。又如明末亡國的時期，隨時隨處的措施，都違反了這個原則，所以只要以史證經，就可明白其中的深意了。

〈學而〉篇中，本來只是發揚孔門為學的道理，到此忽然插入一則孔子言學而致用，涉入領導治國的學問，這決非孔門弟子們的隨便安排，只要把全篇作為一篇論學術的文章讀，就可以明白它的行文起伏曲折，以及學術思想的發展過程了。所以在這一則之後，又提出孔子以孝弟為教化中心的目的了。

為學的重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後人認為，孔子當時周遊列國，汲汲於求得從政之位，目的是實行他所代表的傳統儒家理想的政治。其實，當時棲棲惶惶的孔子，究竟是否就是這種心願，實在不敢妄加忖度。不過，他當時並非愁慮國家天下的衰亂問題，只是憂慮傳統文化真精神的斷絕，因為這是隨處可見的事實。須知，國亡可復，但傳統文化的形成，是由歷史的累積，和千秋萬世智慧的結晶而成，不是一蹴而可就的。

〈學而〉篇中，只記述孔門的為學道理，以及存續傳統文化精神，雖然間或涉及政治理論和思想，到底不是本篇的主要目的。因此便又引出孔子所教弟子的，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了，這也等於說，何必汲汲於講求領導國家的道理呢！只要盡心致力於學問，入而孝於父母；出去處世，對於社會人羣，能夠做到友愛，謹慎言行而有信，胸懷博愛，躬親履踐而達到仁的境界，才是學問的要緊關頭。如果為學能到這個程度，還有多餘的精神和能力，就可以學習文學或其他的知識了。到此明白指出，學問與文學，是迥然兩途的事，千萬不可混為一談。

為什麼要這樣解說呢？豈不是牽強附會嗎？不然！決沒有牽強附會的成分。何以見得呢？在第二〈為政〉篇中有一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豈不是很好的自註自解，與此遙遙相對嗎？以《論語》而講《論語》，豈不比另作註解更為確切嗎？須知學問固然為致用，用也可能是從政，但為學的目的，若在急求致用於從政，那就根本歪曲了孔門為學的精神。所以本則的道理，就不得不安置在此處，孔子也只有終其身而作無位的素王了。

跟著而來的，是孔門弟子子夏的一則話，再提為學的態度，並一再指出孝弟忠信的重要，用以證明孔門為學的目的。

......

——恭錄：南公懷瑾先生 著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原書名《孔學新語》（南懷瑾文化2016年八月）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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