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為國民爭人格

蔡鍔的光彩

文/李新宇

蔡鍔這個名字可謂眾所周知，因為他與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護國戰爭結合在一起。但是，對於今日中國人來說，那場戰爭似乎已經太遙遠，蔡鍔也已經是歷史課本留下的一個影子。今日的人們如果對蔡鍔有什麼興趣的話，往往是「蔡鍔與小鳳仙」這樣的題目。不過，事情並不絕對，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學界，還有人沒有忘記蔡鍔，而且寫出了很好的文章，比如傅國涌等。其實，蔡鍔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他的光彩遠遠超過了在歷史課本中佔據了主要篇幅的同時代所有軍事領袖和政界要人。他是一個奇蹟，是使得中國歷史不顯得那麼昏暗的一束亮光，令人驚嘆，也令人欣慰。

正因為這樣，我忍不住再次走近蔡鍔，以我的筆勾勒一下這位真正的英雄，這位光照千秋的共和衛士的形象。

1

蔡鍔是中國最早的現代軍人。他的一生是短暫的，只活了34歲。但他做了了兩年大事：

一件是1911年響應武昌起義而在雲南組織起義。武昌起義暴發，時任新軍協統的蔡鍔在昆明響應，於10月30日夜舉行起義，次日昆明光復。「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蔡鍔眾望所歸，被推舉為威震一方的雲南都督。時年29歲。

另一件就是1915年組織護國軍討袁護國。身為共和國總統的袁世凱鬼迷心竅，不僅習慣性地弄權專制，而且做起了皇帝夢，欲將新生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共和國處於嚴重危機，國人迫於勢力而無可奈何。蔡鍔逃出北京，經日本回到雲南，幾天後即組成護國軍，誓師討袁。經過幾個月艱苦奮戰，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終於迫使袁世凱取消帝制，避免了一場由民國回到專制帝國的悲劇。

關於蔡鍔的身世、修養和人格，梁啟超說過這樣一段話：

松坡弱不勝衣，家道清貧，我同他關係很深，知道很清楚。十五歲時，他入湖南時務學堂，作第一批的學生，從邵陽家下到長沙，窮得到搭船的錢都沒有，十一月大冷天氣，冒冰霜走路去的。後來時務學堂解散，赴日本留學，到上海，身邊只剩下一百二十文有孔的銅錢，都從親戚朋友，湊合起來的，算是窮極了。他體子又不強，永遠是瘦瘦的，後來早死，身體弱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他很能刻苦耐勞，身體他時常設法校正恢復。他一生最得力的，是陸象山（陸九淵）、王陽明（王守仁）的學問，見人講話，說不到幾句，便引到陽明象山，他又對他的（湖南）鄉先輩曾文正（曾國藩）、胡文忠（胡林翼）很佩服，拿來作他的模範人格；他說胡文忠才氣太大，雖令人佩服然不好學；曾文正雖正，然而努力校，是最好的模範。他在青年時，約當十五，十六，十七這幾年，旁的學問沒有，惟一心學曾文正王陽明，得的工夫，到是不少，後來出外留學，學識增加，先有底子，以後學的愈多，學得愈有力量，他個人的性格同修養大概如此。

一個「弱不勝衣」的秀才將軍，卻有非常的勇氣和魄力，當然與他的人格修養有關。因此，梁啟超的說法不無道理，但這種人格修養只是必要的基礎，除此之外，大概也與理想、信仰與堅定的立場有關。從蔡鍔的性格看，他是不事張揚的，更不是那種樂於拿生命賭博的武夫。他是職業軍人，但並不喜歡戰爭，因為他知道武力只是不得已的手段，它的每一次動用都要付出很重的代價。所以，在復辟帝制的狂潮到來之前，他一直反對武力討袁。

宋教仁被暗殺之後，共和國陷於危機之中，是法律解決，還是武力倒袁，成為兩條不同的道路。眾所周知，孫中山堅持武力倒袁，而一些人反對這種做法。蔡鍔屬於後者。他通電譴責殺害宋教仁的行為，「痛切陳詞，聲與淚並。」但對於宋案，他堅決反對用兵，主張法律解決。他認為宋教仁「生前於南北意見極力調和，若令身後惹起南北惡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由於孫中山的堅持，黃興後來支持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為了確保革命成功，黃興曾派密使請蔡鍔出兵，並且手書「寄字遠從千里外，論交深在十年前」一聯相贈。蔡鍔卻致電黃興、李烈鈞、陳炯明等，極力勸阻武力討袁之舉。他認為「討袁」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據臨時約法，如果大總統有謀叛行為，應由參議院彈劾；政治上有過失，則由國務院負責。而且，臨時政府即將結束，馬上就要正式選舉，到時候袁世凱如果不能獲選，事情自然就解決了，如果袁世凱倚仗勢力拒不退職，那時再用武力討伐，就名正言順了。

蔡鍔的考慮是對的。共和與法治是不可分的，對共和國總統用兵，這本身就是對共和國的不尊重，如果珍惜來之不易的共和國，就不應該輕易破壞它。從當時的情況看，法律解決的路並沒有走到頭。共和國雖然剛剛建立，但民主與法治的觀念深入人心。特定的背景使得袁世凱等當權者不敢輕易違反法律，否則，就不必用暗殺的辦法對付殺教仁。這一點，我們從當時上海地方法院傳訊國務院總理趙秉鈞的事就可以看到。總理不願接受傳訊，但也不敢耍橫，只能稱病逃避傳訊，並且不得不親筆書寫證詞委託專人到庭。在這種情況也，也許的確不應該像孫中山那樣感情用事而不考慮複雜的後果。因為武力所挑戰的，並不只是袁世凱，而且包括來之不易的共和國。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孫中山等人現代法治觀念的欠缺。

作為軍人，蔡鍔的態度是非常可貴的。在一般情況下，往往是軍人喜歡動武，即使在政府內，也往往是軍人更容易選擇戰爭。可是，蔡鍔不是這樣的軍人，作為中國少有的具有現代觀念的將領，他不願將新生的共和國拖入戰爭。在他看來，戰爭只是廢除帝制的過程中不得已的手段，而在共和國成立之後，問題的解決應該首先依靠法律。令人遺憾的是，雖然蔡鍔曾派兵入川調和，但二次革命還是沒有避免，中國被拖入無休止的戰亂之中。對此，蔡鍔表示異常痛心，甚至指責這是「同室操戈」。

但是，當袁世凱復辟稱帝的時候，卻是他第一個舉起了義旗。從反對武力討袁，到號召武力討袁，看上去態度似乎不同，但蔡鍔的態度並沒有變。他的立場和原則是高度一致的。反對武力討袁，是為了維護共和；高舉討袁義旗，也是為了共和。當年之所以反對，是因為討袁將直接挑戰共和法制，後來之所以武力討袁，是因為袁世凱復辟稱帝，已經是共和國的叛逆。面對同一個袁世凱，在不同的時候，性質完全不同，而蔡鍔的原則就是保衛共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衛士。

歷史忘不了他的護國誓言：

（一）同人職責，惟在討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濟，舉凡建設之事，當讓賢能，以明初志。個人權利思想，悉予劃除。

（二）地無分南北，省無論甲乙，同此領土，同是國民，惟當量才程功，通力合作，決不參以地域觀念，自啟分裂。

（三）倒袁救國，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張目，便當引為同志，所有從前黨派意見，當然消融，絕無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國，已成五族公敵，萬眾一心，更無何等種族界限。（李希泌等主編：《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

在雲南他所做的，正如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所說：「合併軍、巡兩署，恢復都督府，召開省議會，組織略如元、二年舊制。出征部只設總司令部。原議設元帥府暫從緩，蓋欲力事謙抑，以待來者。」

這裡所體現的，是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衛士的精神。戰爭，不是為個人爭權奪利，也不是為了某個民族、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利益，而是為了全中國的國民。帝國是皇帝的，民國是國民的。經過久久的夢想與呼喚，經過無數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爭鬥，1912年元旦，中國終於不再是哪個皇帝的國家，而開始成為全體國民所共有的國家。在專制帝國悠久傳統的基礎之上，共和國的成長異常艱難，滿懷理想的中國人沒有理由不愛護她，沒有理由不企盼她健康成長。到1915年，她不過4歲，袁世凱卻要結束她的生命，使這個國家重新回到帝王的手中。所以，此時討伐袁世凱，說到底就是保衛共和國體，也就是替全體國民向袁世凱要回屬於自己的國家。

在談到《新青年》的創辦時，我曾把陳獨秀與蔡鍔相提並論，要表達的是這樣一點意思：1915年，誰在保衛共和？武有蔡松坡，文有陳獨秀。前者面對的是硬環境，打的是硬仗；後者面對的是軟環境，打的是「軟仗」。為共和國創造合適的軟環境的工程可以慢慢來，也不是心急就可以奏效的；硬仗卻是刀兵相見，必需在帝國與民國之間分出個你死我活。由蔡鍔領導的護國戰爭打的是這樣一場硬仗，是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場保衛戰，是歷史前進與倒退的一場爭奪。它的意義許多人都不理解，只有蔡鍔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蔡鍔的確是保衛共和的元勛，是共和國的再造者。雖然那個共和國最後還是亡了，但那是後來的事，歷史不會忘記她的衛士們為她所做的一切。而且，正是由於蔡鍔領導的那場護國戰爭，才使得後來想當皇帝的人無一膽敢公然加冕。

2

蔡鍔於1915年11月11日離開北京，然後從天津到日本，又取道上海、香港轉河內，於12月19日到達昆明。25日，雲南宣布獨立，護國軍組成，誓師討伐袁世凱。

這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要進入那段歷史，我們就會看到，蔡鍔其實很難。

從力量對比看，蔡鍔與袁世凱簡直不成比例。鎮壓二次革命以後，袁氏的勢力進一步增強，當時中國的主要精銳部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而蔡鍔隻身回到雲南，除了聲望和舊部下之外，可謂一無所有。他所依靠的是自己在雲南的舊班底，也就是唐繼堯的勢力。當然，唐繼堯是蔡鍔的老部下，蔡鍔對他甚厚，他對蔡也不薄。但此時的唐繼堯已獲封開武將軍，授侯爵。他的父親為此興高采烈，對袁氏感激涕零，所以力勸兒子不要反袁。如果不反袁，唐繼堯完全可以安安穩穩地享他的富貴尊榮，做他的南天一霸。但他還是決意與蔡鍔一起舉事，僅此而言，唐繼堯的人格就不可低估。但是，這一切事實上是有條件的，涉及權力和地位，人的內心常常會非常複雜。

提起護國戰爭，人們總是把它與蔡鍔聯繫在一起，但眾所周知，護國軍的一切誓詞、公文和布告，都以唐繼堯領銜。

護國之役的真正首領是誰？這沒有疑問，但如何著眼於形式，卻似乎是唐繼堯。也就怪不得後來唐繼堯為自己建造了再建共和的紀念碑。

這其中，當然體現著蔡鍔不為個人爭權力的高尚人格，但事實上也有無奈的苦衷。

蔡鍔入滇後，梁啟超曾一再要求他從唐繼堯手裡奪回大權，以便指揮部署。蔡、唐商討誰出征誰留守時，梁啟超又一再去電，建議唐出蔡留。梁啟超與蔡鍔畢竟是師生，自然要更多地為蔡鍔設想。而且，梁啟超的想法也是對的：沒有權力，如何舉事？但是，在這件事上，老師的確不比學生更高明，正是因為涉及權力之爭，稍有差錯，就會出現不可想像的後果。所以，蔡鍔沒有聽老師的話。在舉事前夕的會議上，大家認為雲南既已宣布獨立，應該另行組織政府，原先的將軍、巡撫等官銜已不適用，應設大元帥府或臨時元帥府。蔡鍔堅決反對，認為那樣會讓人感到他們是為了權力，反而妨礙護國大業。權力機構的事，應該待各省響應之後，由各省公議。既然議決恢復民元的都督之制並以都督統帥三軍，唐繼堯提出讓蔡鍔當都督，自己率第一軍開赴前線。蔡鍔又堅決拒絕，他說唐繼堯在滇主事多年，一切都駕輕就熟；自己此來為的是救國，理所當然應做先鋒。這一切都說得合情合理，也是真話，但其中也有苦衷：他不能因為取代唐繼堯的地位而壞了護國的大事。蔡鍔此時手中沒有一兵一卒。挽救共和的大業需要唐繼堯的地盤，需要唐繼堯手中的軍隊。所以，才出現了雙方互相退讓，相持不下，「情詞誠摯至於泣下」的局面。最後，還是唐繼堯就任都督之職，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也許，正因為蔡鍔不爭權位，才保證了護國之舉的順利進行。

有一種說法是：護國軍從雲南出發，唐繼堯只交給他「三千羸師」，兩個月的餉銀。在川南一帶鏖戰半年之久，2、3月間戰事十分激烈，護國軍「衣不蔽體，食無宿糧」。蔡鍔一再催促補給，而唐繼堯卻沒有給前線補充過一兵一錢一械。按照梁啟超的說法：「護國軍起的時候，鬧得轟轟烈烈，到底有多少人，當時不知道；他拍出來四處求援的電報，亦只吹他有幾多軍隊，幾多器械；後來戰事完了，從軍中字紙簍中，找出他支配軍隊的清單，不過三千一百三十個大人。他不單初出兵是這麼多人，始終是這麼多人，不曾得一點接濟；好幾月後，才有幾省獨立響應，但是遠水不救近火，他只能以孤軍奮鬥，好像下圍棋，走得沒有眼了，你想這是如何的危險。」說一點沒有得到接濟，大概不是事實。因為蔡鍔在1916年5月3日寫給梁啟超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滇軍出發時，攜餉不足兩月，早經用罄，就地躊借，亦經羅掘一空。前月哀懇滇、黔，僅解到十七萬，杯水車薪，立即告匱。如再無餉接濟，將成餓殍。萬望吾師於各屬華僑，趕為設法，以解倒懸。」那麼，護國軍入川之後，至少收到過17萬的供給。但是，正如蔡鍔所說，杯水車薪，護國軍的處境異常困難。

困難也不在於唐繼堯不賣力，而是以一省之力支持護國軍的軍費開支，都督大人實在無力解決。唐繼堯已經為此把全省的教育經費挪用，以致全省中等以上學校都以放長假的形式暫時停辦。公務人員只領取少量伙食費，欠薪一多之後還沒有結清。

就在這種情況下，蔡鍔以敘永為大本營，堅持戰鬥，在瀘納之戰中擊潰袁軍，因而震撼全國，使得各省相繼宣布獨立，贏得了護國戰爭勝利。這是古今中外戰史上的奇蹟。以三千之眾，對十萬雄兵，於幾個月的時間裡摧毀了中華帝國，迎來了中國民國的復生。其奧秘何在？蔡鍔靠的是什麼？

護國之所以成功，軍事力量的確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它之所以能夠勝利，關鍵在於民意。因此，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英雄人物如何順應民意而發揮作用，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考察當時的時局，袁世凱兵數十萬，手握國家最高權柄，看上去是不可戰勝的。但是，他事實上卻不得人心。人心所向不難發現，當籌安會發起時，許多人就痛心疾首，當袁世凱一步步破壞共和而走向帝制時，多少人憤懣於胸，但是，人心常常在強權面前很無力。如果沒有真正的英雄，民心往往只能在暗處嘆息。歷史的一些細節很值得注意：雲南軍隊中的中級軍官如鄧泰中、楊蓁、董鴻勛等，自從籌安會發生就非常氣憤，他們多次向唐繼堯進言，並且試探唐的意向。唐繼堯部下那些中下級軍官決心反抗帝制，卻不知道上峰的意圖，曾經秘密開會多次，議定了四項辦法：「一、當適當時期，要求唐氏表示態度；二、如唐氏反對帝制，則仍擁其為領袖；三、如中立則送彼往安南；四、如贊成帝制則殺之。」蔡鍔在寫給梁啟超的信中曾說到他到達昆明時的情景：「兒童走卒，群相告語，欣然色喜。不數日，金融恐慌，為之立平，物價亦均趨平靜。」而在此之前，袁世凱即將稱帝的消息傳來，卻是「全城震駭，金融立見恐慌，富滇銀行四五日間，兌付現金至五六十萬，米價亦隨之大漲……」正如梁啟超所說：「洪憲帝制發生，大家看五色國旗，被人扯破了，很生氣，很悲憤，當時想作蔡松坡的事業，有同樣見解，同樣理想的人，諒來不少，但是都沒有做出來……」因此，蔡鍔義旗一舉，可謂人心大快，各省很快紛紛宣布獨立，使得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共和國死而復生。

從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民心是重要的，但英雄也是重要的。沒有英雄登高一呼，人們也許只能徒喚無奈，任袁世凱復辟稱帝，眼睜睜看著共和國死於搖籃之中。歷史發展的曲折過程常常為英雄提供機遇，或者說，也常常呼喚著英雄，但英雄總是少之又少，一些人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沒有膽識。蔡鍔使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對理想的執著，而且是他超人的膽識，和為理想而奮鬥的頑強和勇氣。

3

蔡鍔是一個有原則、有立場的現代軍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一點也不含糊。從他與袁世凱關係的前後變化，可以看到蔡鍔作為共和軍人的使命意識和鮮明的是非觀念。

應該說，蔡鍔與袁世凱的關係非同一般。據梁啟超說，戊戌政變之後，蔡鍔要到東京找他，「湖南長沙出來只借得二毛錢，到了漢口借親戚洋六元，由漢到京，袁項城借給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蔡松坡集》，14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由此可見，蔡鍔東渡日本時曾得到袁世凱的慷慨資助。1913年到1915年，蔡鍔在北京，袁世凱對他可謂優禮有加。先後給了他一系列官銜，而且幾乎每天召見，商談政要。種種材料證明，蔡鍔辭掉雲南都督之職進京，是自願的，未必是袁世凱的陰謀。袁世凱對他雖然並不放心，因而有「檻虎於柙」之意，但並沒有以管制監督而傷害他的尊嚴，而是在各方面關懷備至。正因為這樣，蔡鍔悄悄離開北京取道日本回到雲南之後，在宣布雲南獨立的前一天（12月24日），還致電袁世凱「痛哭陳辭」，給他一個「最後之忠告」。

蔡鍔與袁世凱的關係經歷了幾度變化。他佩服袁世凱的才略，而且對袁有很高的評價。1912年1月12日，他在致黎元洪的電報中這樣評價袁世凱：「閎才偉略，實近代偉人，即孫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國大總統宜退項城之論。徒以清廷關係尚未脫離，故此次選舉不及項城者，非不願舉項城，實不能舉清廷之內閣總理大臣也……中國有必為共和之時機，而項城亦自有被舉總統之資望，如果大局定，此事自在意中。」（《蔡松坡集》，156頁。）但是，在袁世凱面對革命高潮而持觀望態度，並企圖借國民會議來決定君主還是民主的時候，他激烈指責「袁之狡謀」，「懈我軍心」，甚至在《北伐誓師詞》中直呼「袁賊」。不過，南北和議一旦成功，蔡鍔立即又成了袁世凱的支持者。他多次發表通電，支持袁世凱建都北京。3月25日，他電賀袁世凱宣誓就任大總統，說他「閎才偉略，群望所歸」。4月11日，他給各報館的電文中也稱袁是「一代偉人，中外欽仰。」即使在宋教仁案發生之後，他依然主張法律解決，反對武力討袁。可是，當袁世凱圖謀破壞共和而復辟帝制的時候，他的態度又變了。1915年8月之後，復辟帝制的輿論甚囂塵上，「籌安會」、「全國請願聯合會」、「妓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等紛紛登台表演。這時的蔡鍔則韜光養晦，終日沉溺於風花雪月，做出一副頹唐而不關心政事的樣子。他一方面在與袁世凱「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卻已經把袁世凱看作仇敵，開始與梁啟超等秘密商討反袁大計。最後，他終於逃離北京，組織護國軍與袁世凱刀兵相見了。

蔡鍔支持袁世凱或者反對袁世凱，都出於他的一貫原則，而這原則與他的政治理想連在一起，是他清醒的政治選擇。在民國元年，他支持袁世凱，是因為他在關鍵時刻能與清廷決裂，使幾千年君主專制的歷史以和平的方式結束，避免了無數生靈塗炭。在民初的亂局中，他支持袁世凱建立強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權力，是因為那樣更的利於穩定共和國政局的穩定。但是，一旦發現袁氏試圖破壞共和，改變國家的性質，他就要挺身而出了。在這裡，還不只是公義與私情的問題。在他看來，即使為了私情，才更應該把袁世凱趕下台。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後，他堅決反對袁繼續當總統。這不難理解，怎麼可以上一個共和國的叛逆繼續擔任共和國的如此要職！但他始終不忘袁世凱對他「禮遇良厚」。1916年4月18日，他在給政事堂統率辦事處的複電中嚴正申明自己的態度，要求袁世凱退出政治舞台。他認為：「人生幾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復何求？」他又說：「鍔於項城多感知愛，惓惓忠言，蓋上為天下計，亦下以報其私。」

可惜中國傳統培養出來的政治家袁世凱，根本無法理解蔡鍔。他曾問莫里循：蔡鍔會不會統治中國？他怎麼也想不明白，你蔡鍔不要權力，不想做統治者，為什麼要來管這閑事？

蔡鍔並非什麼都不要，他要一個共和國，他要共和國國民的人格尊嚴。他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說過，護國戰爭是「為國民爭人格」。

護國戰爭起事之初，蔡鍔對於成功幾乎毫無把握。我的面前擺著蔡鍔的老師梁啟超的三份回憶：一份是1916年蔡鍔逝世後在追悼會上講的；一份是1922年在南京講的；一份是蔡鍔逝世10年之後在北京講的。

在蔡鍔追悼大會上，梁啟超在發言中說：「護國軍總司令蔡將軍誓師之言曰：『吾儕今日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雲必能救亡，庶幾為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而已。』……我國數萬萬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凱蹂躪而無復余。」

1922年12月25日，梁啟超在南京演講《護國之役回顧談》，曾經這樣回顧蔡鍔的話：「眼看著不久便是盈千累萬的人頌王莽功德，上勸進表，袁世凱便安然登其大寶，叫世界看著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呢，國內懷著義憤的人，雖然很多，但沒有憑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難發手，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過，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干這一回不可。」

1925年12月25日，梁啟超在北京演講《蔡鍔與袁世凱》，曾經這樣回憶說：「他從北京到天津，由天津轉日本，又由日本回雲南；臨別的時候，與我相約兩句話：『成功就下野，決不爭地盤；失敗就殉國，決不想亡命』；我們都覺得這句話，不過講講而已，見面的機會，恐怕這是最後一次了。蔡松坡向國內國外的，都說是為爭人格而戰，這句話從何說起呢?老袁強姦民意，偽造幾十萬人的勸進表，以為全國人都像王莽篡漢時，大家勸進一樣，松坡覺得這樣一來，我國人在世界上，大沒有面子了，他出頭爭一回已失的人格，原不打算成功。」說完全不打算成功是不對的。明知更大的可能是失敗，卻也要拚死一搏，卻是事實。目的只有一個：為國民爭人格。

如果只是梁啟超的一面之詞，也許並不可靠。但是，許多回憶都都為此提供了證據。陶菊隱說，舉義之前，蔡鍔曾向滇軍沉痛致辭：「袁勢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無望，然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死。此次舉義，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族四萬萬眾之人格也。」打敗袁世凱，的確沒有任何把握。但仍要知其不可而為之。

1916年1月31日，蔡鍔在家書中寫道：「余素抱以身許國之心，此次尤為決心，萬一為敵賊暗害，或戰死疆場，決無所悔。」

4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在中國社會轉型的亂世，蔡鍔是一個奇蹟。陶菊隱說「自民國以來，武人解兵柄，棠愛猶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蔡鍔精神最為閃光之處，就是「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而不為個人圖私利。在中國歷史上，手中擁有槍杆子而不靠它謀取權力，這是很少見的。

蔡鍔的光輝不僅在於他反抗帝制、保衛共和，不僅在於他為國家爭前途，為國民爭人格，而且在於他能夠功成身退，不貪戀任何權力。他是軍人，但不像一些軍人那樣只是簡單的工具，而是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因而在政治上有清醒的選擇。因此，蔡鍔不僅是軍人，也是傑出的政治家。作為軍人，他的堅定和執著使他能夠對自己的選擇高度負責，對自己的理想不惜以生命保衛。他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歷史的天平上，以軍人的職責為社會的進步護航，為國民的人格保駕。他於歷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完成了一個真正的英雄的形象。功成以後，蔡鍔隨即通告下野，不留戀任何權力。1916年6月21日，他致電梁啟超稱，「對於國事，除萬不得已外，擬不發表何種政見」。

無論在家書中，在師友通信中，還是在給唐繼堯等人的電報中，他都一再說明，功成即退，決不留戀權力。他曾想過投身礦業，也曾想過從事軍事教育，卻沒有想過以領導護國戰爭作為資本，獲取統治國家的權力。與那些屁股上印有封建專制時代圖章的政客們為人民謀利益的標榜不一樣，為國民爭人格，他是真誠的。

1916年7月19日，蔡鍔致電唐繼堯：「我輩主張，應始終抱定為國家不為權利之初心，貫徹一致，不為外界所搖惑，不為左右私昵所劫持，實為公私兩濟。邇爾滇省於袁氏倒斃之後，於剛出發之軍，不惟不予撤回，反飭仍行前進，未出發者亦令剋期出發，鍔誠愚陋，實未解命意所在。近則已於川軍啟衝突於寧遠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敗壞不可收拾，將何以其善後？」由此，可以看到蔡鍔與唐繼堯的不同。可惜的是，在中國現代歷史上，蔡鍔只有一個，而如唐繼堯者和遠遠不及唐繼堯者卻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