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位中國歷史人物（59--61）

畢昇，中國發明家，發明活字版印刷術。漢族，北宋淮南路蘄州蘄水縣直河鄉（今湖北省英山縣草盤地鎮五桂墩村）人，一說為浙江杭州人。初為印刷鋪工人，專事手工印刷。畢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技術。宋朝的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記載了畢升的活字印刷術，在當時印刷界反響很大。關於畢升的生平事迹，以及他發明活字版的經過，除了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的記載外，還找不到第二個文獻資料。 　　沈括只說他是個布衣，籍貫及生平一點都沒有交代。所謂布衣，從字面理解就是沒有作過官的普通老百姓。關於畢升的職業，以前曾有人作過各種推猜，但最為可靠的說法，畢升應當是一個從事雕版印刷的工匠。因為只有熟悉或精通雕版技術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活字版的發明者。由於畢升在長期的雕版工作中，發現了雕版時最大缺點就是每印一本書都要重新雕一次版，不但要用較長時間，而且加大了印刷的成本。如果改用活字版，只需雕制一副活字，則可排印任何書籍，活字可以反覆使用。雖然製做活字的工程大一些，但以後排印書籍則十分方便。正是在這種啟示下，畢升才發明了活字版。

　　從《夢溪筆談》中我們可以看到，畢升的活版印刷術是空穴來風，是基於前人版印書籍的基礎上改進而來。而《夢溪筆談》對於活版印刷的流程的描述，對於後人的研究也是一筆重要的財富。 　　關於畢升的籍貫，沈括也沒有交代，我們只知道畢升死後，他製做的泥活字為沈括的侄子所收藏，從這一點我們推猜畢升和沈家或者是親戚，或者是近鄰。沈括是杭州人，畢升可能也是杭州人。杭州是當時雕版印刷較為發達的地區，活字版在這裡發明，也是符合歷史規律的。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它為中國文化經濟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為推動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據傳，畢升後人因用活字膠泥偽造錢幣被朝廷發現，株連九族，僥倖逃脫之族人遂改姓田、萬。如今當地雖有地名叫畢家鋪，但田、萬姓多，畢姓無。　　　1990年在湖北英山草盤地五桂村畢家坳發現畢升墓碑，墓地西3公里處為畢家鋪，南一公里處的肖家大屋傳為畢宰相府，東十五公里處有宰相畢翰儒墓。經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中國印刷博物館籌委會、湖北省文管會等單位委託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樹青等28名專家學者鑒定，認定為畢升墓。

印刷故事：《有心的畢昇》聽說師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幾十倍，師弟們紛紛向師兄取經。一位小師弟說：「《大藏經》5000多卷，雕了13萬塊木板，一間屋子都裝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師兄的辦法，幾個月就能完成。師兄，你是怎麼想出這麼巧妙的辦法的？」 　　「是我的兩個兒子教我的！」畢升說。 　　「你兒子？怎麼可能呢？他們只會『過家家』。」 　　「你說對了！就靠這『過家家』。」畢昇笑著說，「去年清明前，我帶著妻兒回鄉祭祖。有一天，兩個兒子玩過家家，用泥做成了鍋、碗、桌、椅、豬、人，隨心所欲地排來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當時我就想，我何不也來玩過家家：用泥刻成單字印章，不就可以隨意排列，排成文章嗎？哈哈！這不是兒子教我的嗎？」 　　師兄弟們聽了，也哈哈大笑起來。 　　「但是這過家家，誰家孩子都玩過，師兄們都看過，為什麼偏偏只有你發明了活字印刷呢？」還是那位小師弟問道。 　　好一會，師傅開了口：「在你們師兄弟中，畢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師兄弟們茅塞頓開。100位中國歷史人物（60）——司馬光司馬光 ——創編年通史的政治家生卒年：1019—1089祖籍：山西夏縣性格：勤奮、好學、執著、保守身份：北宋史學家、政治家

司馬光，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初字公實，更字君實，號迂夫，晚號迂叟，司馬池之子。漢族，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原籍陝州夏縣（今屬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歷來受人景仰。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資治通鑒》。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鑒》書局所在地。這裡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范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後，便把《資治通鑒》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呂蒙正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行起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鑒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情況，從側面證明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健的。 　　可以使用一句話來評價司馬光的一生 ：其實司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幹了這兩件事情 編寫《資治通鑒》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注意就是：司馬光之所以與王安石政見不和僅僅是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在本質上都是為國為民的真君子——純粹君子之爭，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馬光之餘也不會由衷的道出：「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司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為變法問題斗得死去活來之後，司馬光留下了這樣的見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對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馬光，覺察到了變法的不妥，但具體哪裡不妥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作很準確的描述，只能通過變法造成的一些惡果來解釋他反對變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斷和安石爭辯，但缺乏現代經濟理論，司馬光無法對變法方案作出有力辯駁。終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結果造成了神宗誤會他無理取鬧的局面，不得不遠離政治中心，出走洛陽。 　　還有點要注意就是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迴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然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麼要這樣做？面對身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 　　其實歷史的模糊就模糊在，司馬光反對的並不是王安石變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馬光認為所有這些，都必須循序漸進，穩妥進行，而不可能立竿見影，不然會發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認為這樣一來必然會給地方官吏帶來更大的腐敗空間，他們會藉機不斷提高貸款利息，從而進一步加重農民的負擔，而且後來的好多事實證明，由於王安石用人上的不當（因為得不到朝廷重臣的支持，不得已王安石啟用了一些新人，但是在那裡總有一些人並非與王安石抱有同樣純粹的理想，就是這些懷揣著私慾的年輕人，使得原本比較良好的設想完全背離了初衷 ），導致的結果也被司馬光不幸言重，這不得不說是王安石變法中讓人不得不遺憾的一面。

司馬光軼事（典地葬妻） 發生在司馬光身上的許多逸聞趣事如：破瓮救友、誠信賣馬、堅不納妾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不必贅述。現單表他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闢一地下室，讀書其間。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後，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司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讀歷史，讓人深思。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大多數人苦讀寒窗，躋身仕途，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榮華富貴，澤被後世，蔭及子孫。在這些人面前，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餘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擬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司馬光名言：平而後清，清而後明。 　　用人如器，各取所長。 　　不寶金玉，而忠信為寶。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 　　與其得小人，不如交愚人。 　　讀重要之書，不可不背誦。 　　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 　　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短，取其所長。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師也。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樸為美。 　　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 　　凡百事之成也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小事不糊塗之謂能，大事不糊塗之謂才。 　　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月。 　　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念慕富貴，枉道速禍。 　　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曾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德才兼備為聖人，德才兼亡為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 　　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 　　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孫必有受其報者。100位中國歷史人物（61）——王安石王安石 ——北宋強硬的改革家生卒年：1021—1086祖 籍：撫州臨川性 格：勇於任事、堅忍不拔身 份：偉大的政治家、文學家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詩人、文學家、改革家。北宋丞相、新黨領袖。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唐宋八大家」。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於〈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出身於臨江軍（今江西樟樹）。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慶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之後調任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言書。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官吏應從基層（「鄉黨」）選拔。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願任此閑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於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後，屢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懇辭入朝。

1067年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變法使朝廷壟斷了商品貿易，不僅是官僚、大地主、還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會原有秩序遭到破壞，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頑固阻梗。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過分求大求快，許多官吏藉機敲詐盤剝，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而上書直諫變法危害的賢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罷黜或貶官或流放，導致稅吏越發恣意妄為、膽大包天，此種情況愈演愈烈，實際效果與主觀設想相差甚遠。王安石處於「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於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於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辭去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王安石實際上難有作為，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閑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在蘇軾的幾番上奏下，廢除了大多數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憂憤和遺恨中於翌年四月去世，葬於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後被追封為 「太傅」；紹聖年間，賜謚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採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號。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其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長於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衝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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