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與中國學】德國漢學家顧彬：什麼是好的語言？

06-19

我現在談談什麼是好的語言。

如果我跟台灣作家談中國內地的問題，或者我跟中國內地作家談台灣的問題，總是可以聽到同樣的一句話：他們的中文不好！我們會發現還有一批人，無論在台灣還是在美國，因為政治原因，他們不想用漢語拼音。我覺得漢語拼音是很好的體系，為了政治的原因否定掉內地的語言和語言政策，完全是錯的。我是香港作家梁秉鈞的譯者，我們是1985年認識的，我從1988年開始翻譯他的作品。當時我覺得他的中文很啰嗦。但是他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我可以把他的作品翻成很好的德文。我不一定翻譯他的語言，基本上我翻譯他的思想。他總是聽到我批評、批判他的中文，有一點不高興，但是現在他習慣了。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議論，他說：你老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我的中文，這是錯的。你應該從廣東、香港的角度來看我的中文。我在香港待過一段時間，自學廣東話，後來放棄了。因為廣東話的語法、發音跟普通話不一樣。梁秉鈞用的語言不一定能夠滿足我對語言水平、對美學的要求。

同樣是德語，柏林、維也納、蘇黎士的作家，他們說的和寫的語言都不一樣，這不是方言的問題。維也納的德文很漂亮，還保留了18、19世紀的一些詞，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一個人從柏林的角度來看維也納人的作品，也可以說你的德文非常奇怪，你的德文我看不懂，如果要看你的作品，我要查辭典。我們好像能夠承認德語作家的語言都不一樣，但是為什麼我翻譯梁秉鈞的作品不會這樣做呢？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群體文學不光是一個中國的現象，在西方也會有「群體文學」，它是說有一種文學，誰都看，誰都寫。在德國從什麼時候開始也有這麼一個現象呢？誰都寫，誰都發表，誰都看呢？這跟我們的小的「文革」有密切關係，也跟美國有密切的關係。1968年一個比較有影響的美國評論家LeslieFiedler（萊斯利·費德勒，1917年———2003年）在德國發表了對文學的觀點，他發現在當時的西德作家把文學分成兩部分：經典文學和通俗文學。他在弗萊堡大學說過這樣一句非常有名的話：crossthe border，closethegap———越過邊界，把鴻溝關上。意思是說，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不應該有什麼鴻溝，不應該把作家分成精英作家和通俗文學代表。1968年以前，德國文學受到了英國的影響，我們的文學在今天來看真的是一個非常精英的文學，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文學。1968年以後，無論是學者還是作家，都同意美國人的觀點，開始有意識地克服兩種文學之間存在的鴻溝。所以1968年之後，德國作家越來越多地用他們在街上聽到的語言，發表誰都看得懂的作品。德國現在最有名的作家Enzensberger（恩岑斯伯格），1929年出生，他公開地說文學已經死了，我們不再需要文學，我們需要的是海報、廣告———政治的海報、政治的廣告。所以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德好的文學作品很少。在奧地利、瑞士、民主德國會有好的文學。當時的西德人都受到了左派的影響，都相信Adorno（阿多諾）這類馬克思主義者的話，覺得應該從馬丁·路德來看德國的歷史，把路德和希特勒聯合起來看，整個德國的歷史跟法西斯主義就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不要再學什麼古典德國文學，要放棄德國古典語言。但民主德國不是這樣，他們還是覺得德國古典文學、語言是好的、美的，我們應該保留它。1989年之後，在統一的德國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現在我們德國最好的作家都是來自原來的民主德國；原來西德最有名的作家，現在沒有什麼地位。

你們都聽說過Heinrich Bill （海涅希·波爾）的名字，他是1917年出生，1985年去世的。他1972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現在在德國，基本上沒有人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所有人都會說他所有的作品完全過時了。另外，他的語言太差了。現在有這樣一種說法，他惟一一部好作品，是他打仗時給爸爸、媽媽寫的信，但是他寫書信的時候根本不是作家，戰爭回來之後他才決定成為作家。當時還有一個很紅的詩人ErichFried（埃里希·弗里德，1921年———1988年）。他的詩基本上是用政治口號寫的，當時在街上不少人在朗誦他的詩歌。因為他的詩非常非常簡單，他每天可以寫幾首詩，所以他一共發表了一萬來首詩。一個好的詩人不可能發表這麼多。對Bill、Fried來說，語言沒有自己的價值，語言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政治的工具。通過他們的作品，他們想幫助西德進行改革或革命。所以他們主張內容，不主張風格，不主張文筆，不主張美。他們說美是次要的，政治活動是重要的，在街上參加革命才好。到現在我們還會發現有不少人為了內容而看文學作品。我自己不太可能還為內容來看書，我基本上為了美學、為了語言來看。

我剛剛提到評論家Fiedler，還比如中國1930年代的瞿秋白，他們對文學的要求——文學的語言需要改革，文學需要民主化——我覺得這不一定是錯誤的，也可能從某種角度來看是對的。但是結果是什麼？如果從德國來看，我們會發現，原來很可能不太深的鴻溝現在更深了。現在市場能夠買到的好文學更精英、更難看懂。所以跟過去一樣，還會有少數作家著作不多，但是能獲得很多文學獎。德國有很多文學獎，你不愁作品在市場上賣不賣得出去，如果你得到5萬塊錢獎金，你可以好好過日子。德國最好的作家差不多每年都能得到文學獎。我說過，好的文學對我來說是一種挑戰，比如語言方面的挑戰。我翻譯歐陽江河、多多的作品，他們的語言非常複雜，我不光要用辭典，還會問中國人。我很喜歡這種挑戰。對於語言，我的主張跟法國作家福樓拜（1821-1880）一樣，在寫作時我們應該找到恰當的詞或字。如果一個作家真的能夠找到合適的詞和字，會讓讀者大吃一驚！但是，無論是在德國還是中國，不少通俗文學家用的語言你都聽說過，他們寫的句子你都看過；看了一兩頁以後你知道會發生什麼故事，這個故事你可以自己寫完。每個作家都應該創造自己的語言。我們看張愛玲的小說，我們知道是她寫的；看王安憶的小說，我們知道是她寫的，而不是王蒙寫的。恰當的詞很難找。魯迅的《藤野先生》是怎麼開始的？「東京也無非是這樣。」這個「也」就是一個恰當的字。如果這句話沒有「也」行嗎？根本不行。這句話有「也」才有意思、有含義。他把人、世界、事件分成兩部分。所以從一開始，魯迅就能夠引起我的注意。

一個好的作家，他應該掌握他的母語。一個人可以學好他的母語，但是一個作家真的能夠找到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嗎？肯定很困難。從1949年到1979年，在中國內地，組織說什麼，作家寫什麼。1979年以後不再這樣了。但是現在，作家經常看市場，市場要什麼，他們就怎麼寫。我也同意，一個作家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完全的世界觀。但我們發現，1949年以前，不少作家有自己的世界觀，比方說魯迅、沈從文、張愛玲、梁實秋、林語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