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學術著作不值一看 學術出版現狀堪憂

[摘要]「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除了一向在學術上高標準嚴要求之外，還在國內首先採用了「匿名評審」機制。在國內學術圖書出版界，至今也基本沒有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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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7日，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韓南離開人世。現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的裴宜理曾問他，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期間，最大的成就是什麼？韓南回答道，是幫助建立「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項目。

20年來，這套以學術創新為主旨的叢書已面世近百種，幫助眾多中青年學者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10月下旬，為紀念「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出版20周年，老中青三代、幾十位叢書作者齊聚三聯書店，探討國內學術出版的發展歷程。很多當年初出茅廬的學人，而今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趙汀陽、陳嘉映、茅海建、鄭也夫、何懷宏、楊念群、慈繼偉、張新穎、應星、陳星燦、林梅村、應奇、叢日雲、蔣慶、李伯重、周保松、周濂、張暉……

這些當下學界閃亮的名字，因這套書再次相聚，共話未來。

韓南與董秀玉的20分鐘談話：「時代的需求和我們的願望正好碰撞在一起，一拍即合。」

哈佛燕京學社成立於1928年，受益於美國鋁業大王霍爾捐贈的遺產資助。雖然學社與哈佛大學有密切的聯繫，但在法律和財務上是一個獨立的公共慈善信託基金。學社致力於促進亞洲人文社科的高等研究，尤其是亞洲文化研究。當時，不少中國學者在哈佛留學，多數曾經接受燕京學社的資助，如趙元任、胡適、陳寅恪、吳宓、李濟、梁實秋、林語堂、宋子文、竺可楨、梁思成、余英時、貝聿銘等。學社還曾派遣學者到中國、日本留學，如費正清、葉理綏等。

除了人才的培養、交流，哈佛燕京學社在出版方面也有不少項目。1936年，《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在美創刊、出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季刊)等也在學社的贊助下出版。

致力於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漢學家韓南，1988-1996年間任燕京哈佛學社的第五任社長。韓南一直有一個心愿，幫助中國的年輕學者推出他們的第一本書。韓南清楚，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學者而言，第一本著作的出版是最難的。

據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朱虹回憶，當時韓南想在中國尋找一家出版社，以便資助中文學術出版。他希望找到一家一望而知的學術出版機構，比如北京大學出版社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但接洽之後，上述兩家出版社對這個項目反應冷淡，此事只得暫時擱淺。

1992年，事情迎來轉機。哈佛大學舉辦「性別化與中國：婦女、文化與國家」研討會，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董秀玉與會。會議間隙的交談中，韓南提到了自己的構想。一直想推動中國原創學術著作出版的董秀玉當即表示同意。兩人還簡單議定了建立學術委員會、獨立評審等事項，總共用時只有短短20分鐘。這20分鐘的會談，開啟了後來長達20年的中美合作出版項目。

順利的合作，與時代大背景的變化有關。「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學術委員之一、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一凡曾在文章中寫道，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鄧小平南巡講話啟發、鼓舞了很多人，包括三聯書店的沈昌文、董秀玉兩位老總。他們在學術圖書出版方面，長期抱有開拓進取的熱情想法。一批往來於中美學界的年長學者，也對中青年學者的成長，懷有直接而天然的殷切心愿，比如後來擔任這套叢書學術委員會主任的季羨林。加之經過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啟蒙之後，青年學者在學術研究上日漸成熟，可以說各種條件都已具備，才使得當時的合作如此順利。

董秀玉回憶此事時曾說：「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激蕩，我們潮水一樣引進了西方很多圖書和思想著作。三聯現代學術文庫做得非常多，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翻譯著作，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希望在原創著作方面有一個進步，時代的需求和我們的願望正好碰撞在一起，一拍即合。」

引領中國當代學術變遷潮流：「(叢書)跟中國當代學術變遷的脈絡是同步的，一定程度上引領中國當代學術變遷的潮流。」

從1994年出版第一輯開始，「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基本保持每年一輯、6到8種新書的出書頻率，迄今已經推出了十五輯，近百種學術專著。許多書都是作者的第一本書、處女作，大多也成為他們的成名作。

據1992年4月25日的《編委會籌組會議紀要》記錄，從一開始，叢書就以「發展學術、幫助中青年學者出版優秀專著為目標」，著作者年齡「基本限定在50歲以下」，書稿選擇範圍初步以博士生畢業論文為主。不過在後來因為希望選拔優秀書稿，年齡上也有所放寬。

在今年10月下旬舉辦的叢書20周年座談會上，叢書學術委員劉世德說，「也是考慮到(當時)社會的情況，很多青年作者出書比較困難，所以我們定了青年作者為主。」

在20年前學術出版並不景氣的情況下，這套叢書的橫空出世，無疑給剛剛踏入學界的青年人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能夠入選其中也給了他們很大的自信。很多人至今仍對此念念不忘，以至於當天會場上，學者們不約而同向三聯出版社表達感謝。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陳星燦，1997年出版了《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列入叢書第四輯中。他說，這是自己花功夫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到現在仍然是被引用最多、最受關注的書。他希望出版社能夠繼續支持、提攜那些暫時還沒有經費、沒有名氣的學者。

近年來頻頻在公共領域發聲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周濂，已經成為冉冉升起的學術之星。他的《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一書，2008年5月在三聯出版。該書是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擴充而成，修改過程長達一年多。提到這套書對自己的影響，他說「2002年之前，三聯所有的哲學著作我都反覆讀過三、五遍，對我以後的思維方式和學術的基本立場、態度有一種奠基性的影響。」

他還細心地發現，到目前為止叢書出了18本左右的哲學類著作。「其中有一個分水嶺。2001年之前，基本上是聚焦在現象學、分析哲學和儒學。其中好多本著作直接推動了現象學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分析哲學的發展。但是以2001年《正義的兩面》出版作為標誌，此後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側重於政治哲學，這跟中國當代學術變遷的脈絡是同步的，而且一定程度上引領中國當代學術變遷的潮流。」

2009年，北京師範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張源的《從「人文主義」到「保守主義」———學衡中的白璧德》出版，列入叢書第十二輯。這也是其至今唯一一部作品。張源因為這部書的出版，也接連獲得了好幾個獎項。座談會當天，張源充滿感情地稱這是自己「生命相搏」的一本書。

而到目前為止叢書最年輕的作者、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田天，當天發言的時候，聲音甚至有些顫抖。她說，投稿時自己博士甚至還沒有畢業，但三聯並沒有因為她年資淺、沒名氣而拒絕。

不懼「異端」與「冷門」：茅海建《天朝的崩潰》曾引發爭議，但出版以來已17次印刷。

已故知名學者季羨林曾撰文闡述叢書的宗旨和發展方向，文中提到，「我們選題寬而無形中又有重心。綜觀已推出的三十種，包羅古今中外，表面上似紊亂無序，實則我們是有『序』的。我們既回顧，又前瞻……我們既有中，又有西……我們對國際上一些新興學科，特別予以關注，不是單純地為了與世界學術接軌，而是志在要世界學術與我們接軌。」

正是這種兼容並包的編選風格，令「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的涵蓋範圍並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文史哲，一些新興前沿的學科，甚至一些在當時被視為「異端」的研究也被吸納其中。而那些曾引發爭議的學者，其中有不少都成為當下學術界的中堅力量。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1997年曾經在叢書中出版《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他在座談會當天的發言中表示，「三聯總是有開放的心態，把可能視為異端的東西納入到框架中，這是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給我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提攜。」

叢書第二任責任編輯孫曉林接著楊念群的話補充說，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因為觀點和當時對鴉片戰爭的固有思想不同，曾經受到批判，對其本人也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但這本書在三聯出版後，年年加印，竟然達到了第17次印刷。另據三聯編輯透露，這本書目前已經賣出9萬冊，是叢書中銷量最好的。

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茅海建，2008年在談到這本給自己帶來聲譽也帶來一些麻煩的書時表示，在當時學術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書稿曾經被另外一家出版社拒絕。拿到三聯出版後，結果賣得很好。儘管如此，當時一家香港出版機構找他談合作的時候，言語中還是認為這部書算不上客觀的學術著作。

除了一些當時被認為有些「異端」的著作，叢書也收入了不少像考古這類在公眾看來比較偏門、冷僻的研究。這一點在當天的會上，被幾名考古方面的學者紛紛提及。

1994年的第一輯中，曾收入了學者巫壽康的《因明正理門論》。連季羨林在評語中都稱「佛學難治，因明尤難」，可知此研究對於公眾來說有多冷僻。當時出版社也擔心沒人買，開印時只有3000本，但一個月不到馬上就填貨，還要重印。董秀玉解釋說：「因為當時學術委員會說這個書難懂，研究的人少，讀的人少，正是因為這樣很可貴。特別是那個作者去世的時候才四十幾歲，一生研究的就是因明正理學，有一點缺陷，但成果很重要。這本書我們後來也印到7000多本。所以真正的研究價值是存在的。」

首例推行匿名評審制度：每年各地來稿百十部，往往十取其一的比例也達不到。

「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除了一向在學術上高標準嚴要求之外，還在國內首先採用了「匿名評審」機制。在國內學術圖書出版界，至今也基本沒有這樣做的。據介紹，在叢書創始之初，哈佛燕京學社提出一個條件，就是按照國際制度，嚴格評審，培養規範，提攜新進。

趙一凡回憶，當初哈佛燕京學社與三聯經過協商，確立一項編選原則，即這套學術叢書，將由一個中國資深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加以指導。評審過程中，則採用專家匿名評議、委員會擇優遴選這兩項國外學界通行的制度。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著出版前的匿名評審制度，是三聯最早在中國大陸實行的。負責叢書的相關編輯表示，在具體實行的過程中，匿名評審制度執行起來有幾大難點。一個是特別難找到合適的評審人，一般專題研究相對比較專，很少有人像作者本人那樣對此做過深入研究；二是如果找得不準，審稿人思想保守，看不到書稿的突破性，或者更多地看到其不成熟之處的話，一部有鮮明特色的作品就會被「槍斃」掉。所以要找有一定權威但不會扼殺新生事物的專家。另外，在學術一線工作的學者都特別忙，讓他們抽時間看幾十萬字的稿子也不太容易。

好在叢書編輯們在做這套書的過程中逐漸聯絡了大量學術界的朋友，有了一個專家網路，既幫忙推薦書稿，也承擔了相當數量的評審工作。一旦編輯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審稿人，就去請教學術委員，他們更有可能知道合適的專家。

對於選書標準，趙一凡曾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這套叢書寧缺毋濫，在國內是出了名的。每年各地來稿百十部，往往十取其一的比例也達不到。真正能讓委員會多數讚許的好書，實在少而又少。

如此嚴格的遴選、審稿流程，出版周期自然不會太快。有些作者難以接受各種問題和修改意見，中途選擇在其他機構出版，也使得叢書難免有遺珠之憾，但編輯部依然遵循既定的原則。

今年是叢書出版二十年，三聯書店推出了「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精裝修訂版的出版規劃，首批7種在2014年出齊。文學方面有石昌渝的《中國小說源流論》、黃梅的《推敲「自我」：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哲學有慈繼偉的《正義的兩面》，史學有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王振忠的《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榮新江的《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和鄧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尾聲

就如叢書第二任責任編輯孫曉林所言，當下出版形式變化很快。在高校科研機關經費日益充足、可以通過課題費資助出版的情況下，學者出書不再是一件難事。但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下，學術著作也開始有泛濫的趨勢。「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已經不再是僅僅支持中青年學者出書，而是要尋找過硬的精品著作。

對於當下學術出版的現狀，與會學者也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石昌渝認為，二十年間，商品經濟的潮流推動了商業出版的發展，也給學術價值帶來某些負面的衝擊。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仲偉民則表示：「現在中國學術界的生態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壞了。我們現在錢多，課題多，出版書太容易了。媒體認為這是學術繁榮的標誌，但我認為這恰恰是學術最令人擔憂的地方。為什麼呢？咱們國內原來號稱最好的學術出版社現在基本是向錢看，我非常為他們感到悲哀。」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韓茂莉更直言：「不客氣地講，有很多東西印出來的是字，但在我眼中來看是垃圾。」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趙京華也認為：「今天中國的學術環境其實不是更好了，而是比上世紀90年代更差。一是教育體制化導致學術的制度化。我們看到各類出版基金推出好多所謂的學術著作，其實真是不值一看，有些書甚至是不堪入目。在這種情況下三聯這套書如何大浪淘沙，在裡面選出能夠反映水準的著作，這個任務會越來越艱巨。」

對話

裴宜理：網路上「公民社會」只是假象

(裴宜理，1948年出生於上海，現任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燕京學社社長。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感謝三聯的貢獻和作為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首先想請問，當天座談會聽完各位作者發言之後的感受？

裴宜理：我感到非常高興。事實上我對這套叢書早期的歷史不是很清楚，聽完老編輯和作者們談經驗，我有一點感動。雖然我知道叢書已經出版了二十年，但我其實不是很知道它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是這麼大的。這個叢書一直非常認真，使我感到非常高興。

南都：在聽取三聯彙報的時候，你重點想了解和關注哪些方面？

裴宜理：我只是想知道他們打不打算繼續下去，而且對將來有沒有擴大的想法，有沒有什麼改良的想法。我唯一沒有聽到而且我很好奇的是關於電子出版的問題。有一個作者也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將來會不會有ebook？會不會影響發行？那是我唯一沒有聽到而且很想了解的問題。其他我只是感到非常高興，知道他們很重視這個項目，打算堅持而且打算擴大品種什麼的，使我感到非常滿意。

南都：你對中國學術出版的現狀有怎樣的了解？

裴宜理：這套叢書是非常寶貴的一個項目，因為是純粹學術的一個東西。當然我知道很多書在出版方面會面臨一些困難，包括我自己寫的一些書，好幾本不讓在國內出。三聯在這一點上做了很大貢獻，一方面保持學術質量，同時鼓勵學者寫一些有突破性的東西。這是非常少見的，也是比較寶貴的。

南都：目前中國學術出版也有些良莠不齊的現象。你的《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一書曾被收入學者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他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目前把西方學術精品引入中國，可能比原創的意義更大。結合中國的情況，你是否認同這種看法？

裴宜理：其實我對中國內部的情況不是很了解，所以很難發言。但有時候，這個出版社不能出，但是另外一個出版社能出同樣的東西。

社交媒體的功能被樂觀化了

南都：你在作品中曾論及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的關係。結合現在的情況，你是否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底層之間存在一定距離？

裴宜理：好像會。我知道中國知識分子由於各種原因，和一般群眾的來往不是很密切，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於建嶸教授。問題是他最近寫得比較少，沒有以前寫得多了。我認為他寫得最好的一本書就是關於安源煤礦的，沒有在中國國內出版。

南都：你曾經為這本書寫過序。

裴宜理：對。我覺得一方面做學者，一方面跟一般老百姓有來往是非常難的。於老師這一二年以來，主要是演講，發表對中國改革的意見。這個工作當然也很重要，但是要寫東西，必須有安靜的環境，才能專心寫東西。要一方面跟群眾有來往，另外一方面寫非常有成就的學術作品，是很難很難的事情。這是中國學者的一個困境。

南都：你提到於建嶸教授，他也是微博的活躍用戶。我看到你幾年前曾經說過微博的作用被誇大了，現在微博的活躍度確實在下降，你是否覺得這已經驗證了你的說法？

裴宜理：我認為這些電子媒介，一方面給了學者和老百姓發表意見的平台，同時也給了國家一個很有力量的武器，可以讓他們知道老百姓在想什麼。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不知道Internet會有多大的作用。我不知道我原來的說法是不是對的，時間還早。但是我一直覺得，開始的時候很多知識分子對這個非常樂觀，說這個可以給普通人一個發言的機會。那個時候我就懷疑不是那麼簡單，到現在還有同樣的感覺。

在美國也是如此，我們最近發現美國政府利用網路，使一般公民感到很不舒服。雖然說要對付恐怖主義，但同時很多美國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內，認為這也是給政府一個新的、可以侵入我們私人空間的一個武器，我們覺得非常危險。所以我覺得網路當然有積極的一方面，另外也有消極的。將來會如何，我不敢說。

南都：那麼你認為社交媒體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裴宜理：我覺得不一定會發揮多大作用。Internet好像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但其實不是真正的。真正的民主需要人和人直接談話和組織的機會，才能夠形成。Internet不是穩定的一種工具，比如我和你通過Internet交流意見的話，我不認識你，也不可能很信任你。因為我和你沒有人與人的關係，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間接的東西。

每個國家政體都利用自己的傳統

南都：你以前在文章里說過「中國當前的政體保留了中國革命遺產的許多要素」。聯繫中國現狀和最近的文藝座談會，你認為這其中是否有歷史成因？

裴宜理：這肯定和延安的經驗有關係，雖然我還沒有時間具體看。但是讓我想到1942年在延安，毛主席關於文藝界的看法———文藝要為人民服務，要服務社會需要。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以來一直是非常重視用文化資源動員人民，這一點中共是非常有才能的。所以當代領導者對這一點是非常明白的。他們一直在尋求新的方法，同時也知道他們需要知識分子去幫他們的忙。

南都：你說到文化資源，正好我也要問這方面的問題。我們知道哈佛燕京學社前任社長杜維明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中國最近高規格紀念孔子，還有外國前元首寫了儒學方面的書。聯繫你之前關於「文化支援」的看法，你認為現在的儒學在中國和世界是怎樣的發展情況？

裴宜理：當然儒學也是很複雜的一個東西，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標誌，孔子就是一個標誌。但是中國現在利用這個標誌，有時候非常成功，有時候比較粗糙一點。之前出現過孔子雕像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又被移出的事情。

雖然現在有國外前領導人用孔子思想寫東西，但同時國外也有人開始反感孔子學院。比如美國芝加哥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停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加拿大和歐洲也發生了和孔子學院的衝突。在國外有些人的想法里，孔子不是代表真正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所以這個問題不是很簡單的問題。當然每個國家都要利用自己的傳統，但是怎麼讓人們能接受他們的做法，是另外一個問題。

作者說

趙汀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院，被收入叢書的是《論可能生活》，1994年9月出版)

我那書是第一批出的，其實1993年就寫完了。編輯拿走(書稿)之後，審完之後又找評審，後來就給我發了個通知說用了。當時出版社也少，出的書量也少，會相對集中一點。現在多少出版社啊。聽說有一個匿名評審過程，會拿給兩到三個專家看。但是他們寫意見時不會給我們看。出版了之後印在書後面我才看到，季羨林老先生那段寫得特別逗。

應星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被收入叢書的是《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2001年12月出版)

二十年來，三聯堅持在各個學科進行高質量的選擇，很多時候發揮了示範作用，對整個研究的路向帶來影響。而且(叢書)前面出版的很多圖書，確實經過了時間考驗。

我這本是以學術論文為基礎的，也是我第一本書。當時由老師推薦的，評審可能是兩位，蘇國勛和孫立平教授。我那本是(這套叢書)第五十本。當時(入選的)社會學著作還很少，前面只出了三四本。

周濂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被收入叢書的是《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2008年5月出版)

這本書是我博士論文的擴充。2005年我博士論文答辯，答辯的時候慈繼偉老師是答辯委員會的成員。一結束就跟我說，這書寫得很好，有沒有出版計劃？我推薦給「三聯·哈佛燕京叢書」吧。因為他2001年在這套書里出了《正義的兩面》，是他給我牽線搭橋。(評語)都是在確定出版之後才看到的。

從支持中國原創的角度來說，這套書可以確立中國學者的自信。最開始1994、1995年出版的書，也非常深刻地影響了我們這代學人的成長。坦白說，2011、2012年之前的「三哈」叢書，所有的哲學著作我都非常仔細地讀過。之後我個人眼界也開闊了，還有就是和出版界的發展也有關係，它在學術界的壟斷地位、獨一無二性相對有所削弱。在那之前，我個人認為這套書是中國原創學術的一個高峰，幾乎是一個金字招牌。進了這套叢書，基本代表你的成就在中國學術界被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