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名城新時代，城市建設八大怪

06-19

老名城新時代，城市建設八大怪

改革開放以來，徹底懲治官僚腐敗，凈化社會風氣已經成為民眾的最大希望。這種集體性的社會情緒，必然會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民謠則是這一普遍的社會情緒的口頭表述形式。對於少數官僚的貪污腐化現象，民謠運用簡潔的語言一針見血地予以揭露抨擊，「貪官污吏，滿天遍地；揮霍錢財，花天酒地；群眾吃苦，怨天怨地。」「千里來做官，為了吃和穿。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政府官員的行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規範的制度加以制約，不具備相互監督的監管體制，公務員的薪金水平也有待提高，這些都是官僚腐化墮落的制度因素，而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以及集權政治下的「當官發財」意識則是官場腐敗的思想根源。由於官員的腐化墮落，致使政府官員的升遷在很多情況下都不是以才、德作為衡量的標準，反而助長了許多庸人跑官、買官，任人唯親，任人唯財，民間對此也有相應的民謠加以描畫：「生命在於運動，提升在於運動；不跑不送，聽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會做不如會說，會說不如會拍，會拍不如會塞，會塞不如會要」。

官場腐化的現象，大到買官賣官，貪污受賄，小到吃喝玩樂。對於官僚的吃喝玩樂風氣，老百姓一種近乎調侃的語言——夫人語錄——形式進行諷刺，「出門在外，老婆交待：少喝酒，多吃菜，夠不著，站起來。人勸酒，不理睬，長計議，養身體。吃不了，帶回來，自家用，省得買。喝多了，也回來，見野花，不要采」。還有一首民謠戲擬老婆告狀的口氣，以敘事的形式將官場的吃喝風淋漓盡致地加以披露：「一路春風一路歌，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老婆告到紀委會：這樣吃喝對不對？紀委回答很乾脆：湖吃海喝是不對，大吃大喝是浪費，該喝不喝也不對。瞧，我們也是天天醉！老婆告到縣委會，書記說：還是紀委說得對！說著起身往外退：對不起，我們也要去赴宴會。」甚至有一首民謠，仿毛澤東《長征》韻腳，諷刺官場的吃喝玩樂風：「當官不怕喝酒難，萬盞千杯只等閑；鴛鴦火鍋騰細浪，海鮮燒烤走魚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將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過後盡開顏。」然而，也有一部分官員雖然貪圖物質與色慾享受，但是又懾於法律的威力，所以不得不保持低標準的「自律」，這些官員竟然恬不知恥地以「大吃不大喝，受禮不受賄，喜新不厭舊，風流不下流」作為約束自己行為的「新四項基本原則」。

在很多情況下，官場腐敗體現為數字腐敗，因為各種統計數字關係到各級政府官員的政績，於是，虛假的數字便成了許多官員升遷的依據與法寶。民謠對此也有深刻的洞見：「產值要高，政績要大，至於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還要高，不然烏紗掉。」還有不少官員盲目貪大求洋，追求所謂「形象工程」，勞民傷財。老百姓發現，官員的政績將沉重的負擔轉移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民謠將官員的政績與普通百姓的負擔對照起來：「一代人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幹部出風頭，群眾吃苦頭；領導台上吹牛皮，群眾台下餓肚皮」。

執政黨的幹部有一個優良的傳統與作風，理論聯繫實際，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關心民生疾苦，與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可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了，卻也使政府官員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作風，對某些官員來說，下鄉成了走過場，走馬觀花，流於形式，不求實效，更有甚者，吃喝玩樂，勞民傷財。對於如此「調查研究」的方式，民謠予以無情的嘲弄：「坐在車上看，圍著餐桌聽，結論早已定」。「坐著車子轉，隔著玻璃看，中午吃頓飯，拍拍肩膀好好乾」。「春天鯉魚肥，下鄉喝兩杯；夏天山區涼，下鄉好地方；秋天螃蟹鮮，下鄉解解饞；冬天狗肉香，下鄉嘗一嘗」。

對於某些敗壞了政府形象的官員，也有民謠高度概括，刻畫出新時期的官場「群醜圖」，民謠運用民間文學慣常的類型化手法加以刻畫，諸如「九平幹部」：「口中講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憑，右手握酒瓶，對上會擺平，對下能剷平，家中有暖瓶，外頭有花瓶，生活上水平」；「三臉幹部」：「喝酒喝紅了臉，釣魚釣黑了臉，打麻將捂白了臉」；「三公幹部」：「辦公桌前黑臉像包公，酒席桌上紅臉像關公，回家路上搖搖晃晃像濟公」。

改革開放將全民的積極性都最大限度調動起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圍繞著經濟發展的中心開展現代化的建設，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但是，以發展為訴求的現代性話語卻犧牲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道德與價值標準，比如義利之辯的「重義輕利」，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中，則幾乎被拜金主義的社會風氣蕩滌乾淨，許多人失去了高遠理想的追求，也不再保持道德操守，而沉迷於金錢與利益的慾望。民謠這樣描述當下的拜金主義社會風氣：「政治是虛的，理想是遠的，權力是硬的，票子是實的；（要）去掉虛的，扔掉遠的，抓住硬的，撈到實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這種拜金主義思潮與吃喝玩樂思想沆瀣一氣，共同敗壞了社會風氣，「世上都曉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愛情多與少，能夠快活就是了。」

拜金主義流風所致，導致許多地區經濟秩序混亂，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假冒偽劣產品破壞了良性經濟秩序，制假販假售假，謀取個人、部門、地方的經濟利益，對國家法律與社會公德置若罔聞。對於此等社會現象，民謠對利欲熏心的造假者的揭露可謂入木三分：「要想發大財，錢從假貨來，撈得幾十萬，頂多判兩年」；「不靠天，不靠地，專門靠制假，一年兩個億」；「貨假不要緊，只有鈔票真，『宰』了他幾個，還有後來人」；「你使假，我裝傻，有了回扣就瀟洒，坑國家、害天下，喪盡天良求暴發」。

社會變遷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轉型，因為利益分配的差異，計劃經濟時代的工、農、商、學、兵等社會分層體系，已經難以回應社會的急劇變化。由於利益的重新分配，進而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分類，而這種分類的劃分又反映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改革過程中產生的新的社會不公正，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幾乎超過了世界公認的警戒線之標準。對此，老百姓將由於利益分配所產生的利益群體進行形象的分類：「一等人掌實權，點頭晃腦就來錢；二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三等人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四等人當律師，發財全靠打官司；五等人幹個體，騙完老張騙老李；六等人手術刀，要想治病遞紅包；七等人當演員，扭扭唱唱就來錢；八等人交警隊，馬路旁邊吃社會；九等人跑銷售，年年月月吃回扣；十等人查衛生，不見好處不發證。」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制約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的深入改革。作為中國改革的先行者，在改革之初，農民切實地感受到生產力解放對於農村經濟發展的意義。自從1997年以來，佔中國人口總數70%的農民，其收入已經連續四年呈下滑趨勢，2000年人均收入僅3%左右，農民購買力佔全國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農民負擔過重，已經成為民謠中最有切膚之痛的沉重話題：「頭稅輕，二稅重，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五十六頂大蓋帽，圍著一頂破草帽」；「農民苦，背負蒼天面朝土；農民悲，四方攤派八方催；農民愁，孩子無錢把書讀」；「鄉集、村集、組也集，農民著急；政府籌、部門籌，農民發愁」。種田，已經成為農民的「雞肋」，農田大量拋荒，許多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謀生：「盼一年，干一年，年年不剩錢，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流」；「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見錢，哪還有勁去種田」；「一做小商販，二進鄉村辦，三上建築站，地里的活兒沒人干」。

相對於民眾豐富的創造力來說，這裡所列舉的一些民謠實在是滄海一粟。儘管民謠是一種社會情緒的反映，在現代性話語看來，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我們不得不要承認的是，民謠代表的是一種民間的意識形態，是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另外一種聲音。綜觀當下的民謠，可以發現，民謠對於當下的社會現象或諷刺，或嘲弄，或戲謔，或調侃，或規勸，目的在於抒發情志，褒貶時風，議論時政，抨擊時弊，表達愛憎。無論採取何種態度，都代表了民眾對於某一社會現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緒，在那些貌似輕鬆幽默的語言背後，可能隱含著民眾的困惑、迷惘乃至焦慮與激憤。所以，民謠是民間政治意願的素樸的表達形式，古代統治者之所以可以透過民謠觀風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為民謠蘊含著民眾的政治心聲。更重要的是，如果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考察，民謠可以說是一種社會輿論。民謠的廣泛流傳，建立在具有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的人們對社會現象、社會矛盾的一致認識基礎之上，當一種共識形成廣泛的輿論力量之後，便會藉助某一種傳播媒介傳遞開來。民謠以其簡潔精鍊、合轍押韻、幽默風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傳易記等特點，非常符合民眾對於社會新聞、社會問題、社會現象的評論欲求。在社會輿論相對不發達的時代，民謠是人們評論社會時事不可代替的重要傳播媒介，其不可捉摸的流動與遊走特點，像水銀泄地般地瀰漫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只要人們對社會問題、社會現象具有難以割捨的評論慾望，就會有一定的社會評論方式出現，以此滿足人們的政治慾望。當社會處於相對穩定發展態勢之中的時候，民謠的社會遊走性也相對遲緩，因為尚沒有社會壓力對人們的政治態度形成一定力量的衝擊。一旦社會潛伏著一種危機、或者處於急劇轉型的時期，社會秩序的失衡強烈地刺激人們對於社會問題的評論慾望，以此表達人們的政治態度，在社會秩序高度失衡的擠壓下，表達人們政治願望的民謠便迅速地蔓延開來，形成社會輿論，幾乎成為人們對某一社會問題的共同評價。即便是在大眾傳播媒介非常發達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看到發達的民謠輿論，因為，大眾傳播媒介自身已經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共謀，權力政治與資本基本上控制了大眾傳播媒介的話語形態，根本不構成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批評，對於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甚至採取迴避、否認的態度，更遑論及時、充分地解釋社會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