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對中國的期待

世界對中國的期待 ● 馬識路 世界眼中的中國並不是真實的中國，它眼中的中國讓其感到害怕，因為害怕，所以看不見真實的中國。 一、世界眼中的中國讓世界感到害怕 （一）世界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看到了它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增長的份額、對全球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影響；看到了它對原材料和石油的龐大需求及其在國際關係舞台上的重要影響。 中國正在向世界第二大國的地位邁進，也許幾十年後將成為第一。然而中國的增長本身並不應該成為讓人害怕的理由。這一經濟增長不僅讓中國自身獲益，更有益於世界其他地區，而中國自身卻成為環境破壞的最主要受害者。 當看到中國人通過報酬低廉的工作保障整個世界的生產需求時，又怎能去指責中國搶佔原材料和污染環境呢？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國為儘可能快地達到社會和環境之間合理而可持續的平衡所作出的努力。 （二）事實上，世界害怕中國的強大是因為它帶著對抗性的視角去看中國。世界害怕帝國主義的統治傾向，並認為這從中國在非洲的活動及其軍備發展中已初現端倪。 因為世界經歷了100年非常激烈的意識形態衝突，在冷戰時期達至頂峰：這就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衝突。我們已很難想像從1917年俄國革命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籠罩在西方社會的極端緊張的政治和社會氣氛，以及戰後斯大林時代蘇聯的崛起所造成的焦慮。整整四代人經歷了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與仇恨。 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在西方孕育了這樣一種感覺，即自由主義最終贏得了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間的戰爭，自由民主「很自然地」打敗了其他所有形式的政府而給這段歷史划上了句號。 看似矛盾實則自然的是，此前歐洲共產主義的支持者們轉而成為最兇狠的詆毀者（法國左派）。西方世界一致堅信自由民主所具有的絕對優越的意識形態基礎，同時堅信共產主義會走進絕路。對於西方世界而言，它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主導以及後者（印度、俄羅斯、非洲、日本……）在意識形態上對它的附和恰恰證明了這一「真理」。 而中國在其眼中則是一個專制、中央集權且實行一黨制的「共產主義」政體！這個共產主義的中國正在採用自由主義的方式和市場經濟，要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這是令人無法理解的，讓人恐懼、無法接受。這一恐懼心理也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而日益增長。故此，一些西方觀察家持著傲慢的態度，或是預言「中國奇蹟」會在短期內失敗，或是願意「幫助」中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以安其心。 二、在世界所害怕的共產主義和中國 政體之間就不存在一種根本性的差別嗎？ （一）世界所害怕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全能主義的（totalitaire）意識形態，其哲學基礎是用平均主義反抗個人主義，而後者曾在19世紀末的自由主義理論和西方資產階級社會中佔主導地位。共產主義是現代西方社會個人主義觀的一種反動形式，是用平均主義對個人主義進行的逆向打擊，不能將之與傳統社會的「整體主義」觀混為一談。 這一意識形態不僅是全能主義的，若從它強制所有人服從（必然選擇）的意義上來說，更是囊括一切的。同所有意識形態一樣，它對世界有抱負，並以控制一切為己任，為此不惜動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在它看來，甚至其自身的成功就是以其普遍性為條件的。 西方所害怕的共產主義是西方與之不懈鬥爭了40年的「帝國主義」的共產主義。無論歷史真相如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西方人的集體無意識中，都是打擊共產主義擴張的合法戰爭。軍備競賽也曾被看作是西方社會生存的條件。 （二）中國並未借鑒這一哲學理論，而有另一種世界觀。植根於一神論的西方在建構一種有關人與社會關係的個人主義觀念時，中國卻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方面發展了社群主義和整體主義的觀念。中國社會首個關於家庭模式的完整法典以及人與人之間等級關係的建構，應該歸功於西周時的攝政王，即周成王的叔叔周公旦（公元前11世紀）。「構成人世間首要現實的並非是個體，而是兩個人之間的等級結合。」[1]上述法典與等級關係同樣加強了家庭權威、政治權力和宗教責任（祖先崇拜）。處在最頂端的一國之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是民之父、神的傳話者，同時也是祭司和國王。孔子繼承和傳授了這一傳統，秦始皇用暴力將體制短暫地建立了起來，該體制在漢朝才真正得以延續和鞏固。「一切最終都歸至一點：帝國秩序符合自然規律……一切知識領域以及一切思想、語言、表徵等都要儘力使人在思想上堅信，這樣的秩序在本質上是自然的。」[2]這一體制在宋朝時繼續得到加強，但主要是在明清時期整個社會才基本上實現了「儒化」。 同樣，自近代以來，在西方不斷走向權力分化的時候，中國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還在不斷強化統一政權的超驗性和神聖化。1911年後，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們就從未停止思考過一個問題，那就是應該將舊體制擺在什麼樣的位置上，因為它是中國社會和政治不可抹殺的基礎。儘管在國內也有不同的聲音，但外界依然能清晰地看到神聖和統一的權力，並將其看作西方認定的全能主義的共產主義制度。兩者之間有一些相同點，所以將之混淆是很有可能的。 反過來說，中國的政體與西方全能主義的體制（蘇維埃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並不是意識形態性的，而是實用主義的，它是組織政治和社會的工具，而不是一種彰顯普世性並強迫人們改變信仰的意識形態。 從西周（公元前11世紀）開始，中國社會就分為兩個階層，高級階層是社會統治階層，最先為貴族，後為組織森嚴的官員階層；而低級階層是「所有順民，他們可以來自於不同的社會組織，可以有不同的習俗和宗教信仰，只要保持順從，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生活」[3]。與西方全能主義正相反的是，中國政體更注重整體的統一和對秩序的維持，而不是人的思想意識。中國體制既非擴張主義的，也非普遍主義的。中國首先關注的是其自身。就像詩人享利·米肖（Henri Michaux）在《一個野蠻人在亞洲》（Un barbare en Asie）中描述的：「中國人靈魂空洞，他們在其周圍發展了很多同心圓，其核心便是自我封閉的家庭，儘可能少地涉及外部的宗教或政治權力。」明朝初期（15世紀）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更說明了殖民主義的西方帝國和中國帝國之間的區別，中國從事的是商業貿易，而非殖民。 如今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忙于思索如何推進其政治和社會模式的變革，更不可能將自身的模式強加給任何其他人。然而對中國的誤解不但沒有消減，反而加強了。 三、中國的政體並不是讓世界感到害怕的全能主義的共產主義，但表象卻令人迷惑 （一）首先，對現代中國的解放者毛澤東的忠誠令他的追隨者們繼承其遺志，他們的政策沒有明顯的不連續性，並用共產主義的語言來描述政治組織的支柱，也就是黨。這也許是毫無理性可言的，但是它卻令西方人的（無）意識又回到了冷戰時期！ （二）更深層次地看，中國社會以至於中國政治是由其歷史所決定的。現今，神聖化的「整體」不再由皇帝代表，而是中國自身以及所有中國人（愛國者）都被號召去維護的中國利益。從這一點來說，在行使政治權力時，對這一神聖職責還帶有某種聖職般的東西。毫無疑問，這可以解釋為何政治權力的行使帶有濃厚的儀式化成分：中國領導人的言論表述、政治會議的舉辦、外交辭令、為召集民眾而使用的套話和口號，這一切都與西方領導人輕鬆自在、個性化的言論風格相去甚遠，而更接近於西方所熟知的全能主義政體的做法。不僅如此，講究謙虛的儒家道德讓中國人不以個人名義而是以集體名義發表觀點，這會令受眾本能地產生「政治套話」的感覺。 中國文化獨特的愛國情感在某種程度上與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相似。毫無疑問，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崇尚中國就是崇尚中國人民的利益，相對於個體的言論與自由而言，整體的統一和秩序擁有優先權。優先考慮「整體」而非個人，這就對個體的保護以及尊重人權方面提出了問題。 由此，只要出現對國家統一或秩序的威脅，治安或司法層面都會制定相應措施，眾所周知，這些措施實質上是政治上的控制。這樣會給人造成將權力和專制相混淆的感覺。況且，中國的掌權者都「很自然地」凌駕於普通人要遵守的規則之上。單舉一例，政府和軍隊的車輛（以及擁有特殊牌號的車）似乎可以不受大眾應當遵守的交通法規的約束。 另外，強加給人們的所有規訓讓人感到不知是誰制定的又不容爭辯：大部分組團來中國的遊客都堅信他們的導遊是「政治特派員」，而且接到過明確的指令，規定哪些地方允許參觀，哪些必須隱瞞。他們並不明白對於那些年輕的導遊而言，遵守紀律和計劃安排是不容置疑且「神聖」的。他們的角色很簡單，就是讓人們去遵守這些紀律。飛往北京的國際航班上的乘客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他們要「坐在座位上一直等到官方有關部門允許放行」才能離機。所有這些都會給人造成身處「全能主義世界」的感覺。 很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是，中國大大小小的政治官員有很大一部分手握賦予他們的「神聖權力」，為滿足個人利益而濫用職權，受害者卻往往連自我保護的足夠權利都沒有。 （三）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另一特徵是實用主義，首先關注的是現實（實事求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理論。另外，較之權利，更注重公正。追根溯源，這一政治理念應該是從「無為而治」中來。而崇尚理論先於事實、權利先於公正的西方人則將之看作是專制的證明。 （四）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有時中國自己也讓一些詆毀者有空可鑽。它感覺得不到理解，又受到不公正的打擊，但與此同時，它似乎又對自身的政治和社會境況以及機構制度感到自卑。它一邊自我辯護，一邊讓人覺得它是希望模仿西方、走西方的路。比如在上海或北京的某些富裕地區，沒有比一方面展示中國身份，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完美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國化傾向更時髦的了。 同這些富裕階層有交往的西方人由此看到了進步的中國精英。他們認為看清了精英階層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差距，覺得看到了中國很自然地向「西方價值」體系靠攏的證據。這些無疑只會使西方更加堅信其意識形態與模式的優越性，也只會鼓勵西方喜歡教訓人的傲慢傾向。 應當指出的是，西方思想的另一特徵（與中國思想相反）是帶有摩尼教的特點（即善惡二元論）。源於一神論的西方思想對現實形成了一種一元化和絕對化的概念，如真、善、美等，這樣一來，如果說西方站在真理這一邊（她對此從不懷疑！），那麼中國就站在錯誤的一邊，而且除了改正，別無選擇！ 四、世界期待怎樣的中國？ 世界所期待的中國是一個能採用世界認可的規則，尤其是首先能採用民主原則與實踐的中國，一個不會讓世界感到害怕的中國。 但世界需要的也是一個有序發展的中國。沒有什麼比中國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不穩定更糟糕的了。西方人，如同一部分中國年輕人甚至是經濟界精英一樣，都批評中國的制度和政府。他們希望的是「民治」。願望是合理的，但難道不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嗎？管理一個有著15億人口的國家難道不比提提建議和忠告要難得多嗎？中國根本還沒有來得及走出封建專制——即使那個封建君主是明君，就經歷了百年的侵略、殖民戰爭、動蕩和內戰。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包括在個人自由方面。我們無法將20世紀80年代初的情形同今天相比。看問題的方式、表達的方式以及向社會提出的問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部分民眾希望中國在此方面走得更快更遠，像西方人一樣呼籲民主。如上文所提到的，一個經歷了3000年儒家專制的國家能施行怎樣的民主？在這個國家中，個人唯一關心的是確保各自所屬集體的利益，以免受到來自外界的影響，並將限定集體財產與進行集體動員的責任推給了「上面」，它又能施行怎樣的民主？ 民主的擁護者們極為自然地假設，西方民主制度完全能夠替代中國國家機器，並能確保中國有同樣的穩定發展。真能這樣嗎？如果像這樣生硬地改變，誰又能預見到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上的後果呢？ 中國政府需要確保國家的政治改革和經濟開放擁有一定的節奏，要跟其制度傳統、文化以及所有中國人民的願景與政治上的成熟相協調，任重而道遠。中國人民嚮往的首先是「幸福」與安靜，然後是自由和民主（根據2008年的一項調查結果）。而在他們對政府的期望中，排在首位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是廉潔，接下來是高效，最後才是民主。 「人民的智慧」為中國制定了政治規劃：「改革」每天都在帶給中國人民更多的福利、安全和自由。雖然離所有人都能平等受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進步是持久且毋庸置疑的。中國毋需為自身發展辯護，這一發展不僅是正當的，更是整個世界繁榮的源泉。但中國需要在深入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通過法律和政治手段來確保對個人的保護並保障他們的權利。中華民族、中國青年一代和中國知識精英們都期待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取得具體的進展，包括所有人，無論其級別或階層。這對於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對中國長期甚至是中期的政治穩定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比民主更具必要性！ 取消特權（法國於1791年8月實行）並不等同於民主，但卻是現代社會達致平衡的一個條件。正因為自身特殊的政治結構，中國是能夠通過非暴力的改革實現這一步的，當然這須做出很大的努力。 中國人自己常說他們還處於帶有一些「封建主義」殘餘的落後社會。一部分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人認為這一矛頭對準的是政治體制。但我認為就像上述調查結果所顯示的那樣，其所指實際上是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感覺和在權力面前對個人保護的不足。這一層面上的進步完全可以在不推翻中國政治社會體系的基礎上實現。中國並非落後國家，而是一個「整體」大於「個人」的「整體主義」社會。在歷史上所有的社會裡，只有歐洲社會的發展邁向了個人主義方向，而後得以向整個世界強加其影響，包括美洲、澳大利亞、非洲、印度、日本和俄羅斯等。 中國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是唯一一個原生的整體主義社會，至少在表面上沒有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拘束。這既是它面對「世界」的弱點，也是其優勢和實力：它可以向世人展示，一個傳統的整體主義社會能夠創造一種新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整體利益優先於個體利益，同時尊重個體並保障其權利。 「西方世界」需要這一模式來革新自身的模式。非洲和亞洲國家儘管表面上各具政治特色，但都保持著深厚的整體主義文化，也都需要參考這一新的模式來尋找各自的身份認同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性。西方逐步形成了「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而自由主義民主正是以此為基礎的。社會中人的權利正是在這一範圍內逐步得到確定和保障的。這是西方理所當然地感到自豪的一項成就。 相反，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個人主義衍生形態50年來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強制性地建立起來，其依據是，最能夠代表總體利益的莫過於所有個體的利益，這一思想對人類是有害的甚至是自殺性的。每個人的利益當由自己捍衛！這樣一來很自然地導致了一種建立在對抗基礎上的關係模式，對抗往往帶來對立和衝突。對弱勢人群的保護以及團結互助都越來越得不到保障。而理論上由個體利益的總和來代表的全體利益，往往也變成了最強勢群體的利益。數十年來，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未曾遭遇過與之抗衡的力量，如今卻經歷著哲學和道德上的危機，目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僅是一種表現。 中國在理解和尋求互利的基礎上，建立了一種關於關係的「和諧」觀念。而世界恰恰正需要從中國文化中受到啟發，以重新突顯這一和諧觀念、團結互助意識與尋求集體福祉的價值。世界需要中國，以審視其意識形態、政治和社會模式；中國也需要世界，以完善其自身的社會政治模式。中國應當抵抗回到理想化的儒家黃金時代的傾向，也應該拒絕生硬地照搬自詡帶有普世性的外來文化的傾向。 注　釋: [1] Jean Franois Billeter，Chine trois fois muette：essai sur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et la Chine，Paris：Allia，2000，p.109. [2] Jean Franois Billeter，Contre Franois Jullien，Pairs：Allia，2006，p.18. [3] 引自Jean Franois Billeter，Chine trois fois muette：essai sur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et la Chine，Paris：Allia，2000.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9期，焦犁雲　譯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