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與權術之治

劉文瑞

關於無為而治，除了從方法論角度考察外，還需要從管理的本體論角度加以認知。工業化以來，功利主義使人們的眼光越來越轉向有用，而忽視了無用的意義。而從本體論角度看，沒有無用的襯托，有用也會黯然失色。老子對此作了獨到的說明；「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第11章）車輪輻條之間的「無」，成就了車輪轉動之「用」；陶器中空的「無」，成就了陶器盛物之「用」；牆壁上門窗處鑿開的「無」，成就了房屋的居住之「用」。因此，「有」可以帶來利益，而「無」才能產生功用。現實中，隨著「有」對「無」的擠壓，「無」的價值被許多人忽視。所以，參照老子的說明對「無」加以辨析，可以使管理活動中的冗餘、無效等問題得到新的界定。從本體上重新給定「無」的地位，有助於在方法上準確把握無為而治的意義。

按照無為而治的思路，道家發展出了一整套「知雄守雌」的管理之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梲之，不可長保。金玉盈室，莫之能守；復歸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第9章）這種知雄守雌，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動態管理，二是權術之變。

現在談動態管理的人很多，但如何實現管理中的動態，仍然需要有思想上的突破。在現實管理活動中，人們往往截取一個時空橫斷面來處理事務。某一產品，市場需求時時在變，然而，建立與市場變化同步的生產決策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當經營者確定這種產品到底生產多少數量時，他不會也無法做到與市場需求同步變化。生產任務的設計和下達，要根據經驗提供的銷售量，綜合原料、工時、資本、產能，一直到考慮倉儲、運輸等因素，把某一時間段的需求量作為一個不變數來考慮。例如，製造電視機，廠家會根據自己產品在過去每月、每年的銷量，加上各種已知因素的權值，確定出一個按月或者按年的生產計劃。這時，他儘管知道情況時時在變，但計劃安排只能假定「不變」。所以，經營者在現實中是「固化」某一時段某一情境來從事管理的，變革只能間歇進行。在關於變革的論證中，往往可以看到「啟動→變革→固化→不適應→再度啟動」這一循環，實際上這是動態管理的靜態化。

正因為這種靜態化，會使管理決策與情境變化並不完全吻合。當市場變化尚在決策者的預期範圍內時，一般不會造成重大失誤，然而，市場變化超出了決策者的預期，就有可能承受不了。所以，決策者只能拚命提高自己的預測能力，使預測盡量同將來的情境一致。但這會給管理者帶來兩大難題：一是在做決策時投鼠忌器，二是難以確定固化變革的區段大小。所謂投鼠忌器，是因為任何變革都會造成舊有東西的損害，一旦這種成本超出了變革帶來的收益，成本高昂的東西就變成了神廟中供奉的器物而不容變革，而何為「器」則很難確定。例如，在近代中國的變法過程中，一開始，當局把體制界定為不能變更的神器，只能學「船堅炮利」；甲午失敗，不得已放開了體制變化，但不能學立憲政體；在革命壓力下，不得已又開放了立憲領域，僅僅把帝製作為最後死守的底線；辛亥革命又打破了當局的這一底線，使得執政的皇族權貴不得不抱恨喊屈，感嘆計劃趕不上變化，認為國家管理的不確定性太大。在這種不確定性面前，每次變革的適應期區段會越來越短，而這種適應期區段的變短，又會極大降低變革的收益，或者迅速增加變革成本，致使變革失敗。

對此，老子的對策有二：一是以不變應萬變，這就是動態管理；二是自由裁量，這就是權術之變。

所謂以不變應萬變，就是承認情境在不斷變化，放棄截取橫斷面式的固化思維，從哲學層面上強調時空二維的變化都是動態不間斷的，對應的管理措施，不是等到決策落後於外界變化時再進行變革，而是把決策本身置於不變的變動之中。老子說過一段很多人都理解不夠的話：「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第15章）這段話的意思是：真正能稱得上是士的人，其精微、玄妙、通達、神奇是深不可識也說不出來的（正如「道」之「不可道」一樣），勉強描述一下可以這樣說：他做事猶豫不決就像冬天過河，不敢高聲就像擔心驚動四鄰；莊重如同到別處做客，而渙散如同冰雪消釋；敦厚如同原生態朴木，曠達如同原生態山谷，外人看不透他就像混濁的河水。怎樣才可使混濁之水澄清？靠徐徐之靜。怎樣才能使靜止狀態變化？靠緩緩之生。守住這個「道」，就不會走到極端，不會因充盈而物極必反。因為老子看到事物的變化總是走向反面，所以他強調以「不盈」來應對事物的變化。這樣，就能使自己適應各種變化。

老子的這種思想，是以不求變而應變，以不求知而感知。在事物的不斷變化中，他尤其反對那種積極的應對。老子反問世人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摶）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國治民，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第10章）人們之所以內心不安，是因為人們有太多的慾望，對外界有太多的追求。能不能形神合一、守住本性？能不能摶聚柔順，如同嬰兒之軀？能不能虛心靜氣清除慾念，像洗滌鏡子那樣沒有疵點？能不能不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治理國家？（在第5章中，老子更加直接地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能不能用直覺感知事物（天門指人的感官），而不是以理智壓抑感覺，做到雌伏而不雄起？能不能把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表現為無知狀態？準確回答上述問題，就能做到防止靈魂外馳，無知無欲，排除偏見而冥觀事物，以無為駕馭天下，用直覺支配理智，大智若愚。如此類推，老子強調，只要自己處於一種無知無欲無求無為狀態，就可適應一切外界變化。

這樣，老子就把管理變成完全消極的隨波逐流。既然決策跟不上形勢，那就不做決策；既然計劃跟不上變化，那就不要計劃。「絕學無憂」，無知無畏，嬰兒不知道危險，那就不會有危險。「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儽傫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第20章）如此，管理就沒有任何神秘、高妙可言，不會幹預不斷變化中的自然狀態。即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第60章）。煎魚最怕不停地鏟和翻，千萬不要按自己的意圖折騰，治國道理一樣，貴在順其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特別推崇嬰兒狀態。「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玃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怒，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嚘，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55章）很多人可能對這種描述不以為然，難道天真爛漫的嬰兒真的就「毒蟲不螫，猛獸不據，玃鳥不搏」？難道嬰兒的無知真能使其無畏？顯然，老子在這裡以大量的經驗觀察為依據，看到了各種衝突的相向性。嬰兒無知使其不知道害怕，不害怕就不會對外界產生敵意行為，他會在沒有性意識的情況下勃起，會成天啼哭號叫而嗓音不啞，究其原因，是因為嬰兒沒有企求，從而使自身處於自然的柔順狀態，沒有敵意就不會帶來外界的攻擊，這種內外和順是人生的常態，了解這種嬰兒般的常態是真正的聰明。超越這種常態的過分追求，過分逞能，就會「物壯則老」「強梁而死」。自然界的水流，人類中的兒童，由此成為老子經驗歸納的基礎。老子關於「道」的學說，就是由此而展開的。老子不是依據形而上的分析推理，而是依據形而下的經驗觀察和總結類比，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思想。在完全不依賴現代科學方法的條件下，他從經驗中感知到行為的適度應對策略和消減對抗性反應的準則。

老子認識到了管理的動態性，他的應對策略跳出了把動態分解為局部靜態的局限，尊重現實的自發秩序。然而，老子又是完全消極的，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他是反現代性的。他認為，正是現代性的聲色刺激，使人變得想入非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第12章）但是，對於普通人的追求予以干預，又違背了老子的無為宗旨，於是，他主張管理者應該給下面予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第79章）古人的契約以竹木製之，分為兩塊，側面刻印記以驗，執右契者是權利方，執左契者為義務方。所謂「聖人」執左契，就把把治國者置於被動驗證一方，不為主而為客，實現管理中的主客易位。由此，把管理的主動權完全交給屬下，這就是本文說的自由裁量。這一點，對中國的管理傳統有重大影響。至今，我們還可以經常看到這種交由部下決策的管理方式。即便是上級下達指令，還會用適量、酌情、少許等等表面上很不確定的言辭，以適應當事人面對的動態情境。這種模糊性，往往會讓歐美人不知所云；然而，歐美的那種確定性追求，也往往會使中國人極不習慣。一個留學歐洲某國的學生，最不適應的一件事，就是同學聚餐時，德國學生會拿著量杯天平進廚房，而中國學生則對精確到以克計量的菜單視而不見，簡單約摸各種調料。也許，中國人的「馬大哈」傳統，同老子思想多少有點關聯。

關於「權術」一詞，需要稍加辨析。從本意上看，權是權變，是衡量變化的秤砣，而不是延申而來的權力。術是技巧（術的本義是行在道上），是他人不具備的藝能，而不是見不得陽光的詭謀。當然，現在所謂的權術，含義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多強調其中的「謀」而不是強調其中的「權」和「藝」。老子的思想從自由裁量出發，肯定會走向「術」。上司要掌握把自由裁量權下放到什麼程度，下級要明白這種自由裁量權能夠給自己多大餘地。

如果真正按照老子的思路，完全的消極適應是不需要權衡的，而老子的目標在於「南面而治」，所以，老子的術，從一開始就帶有謀的色彩，是一種揣著明白裝糊塗的策略。所謂「大智若愚」，本質就是一種裝。比較一下道家和儒家，這種差別就一目了然。儒家不乏講權，但很少講術。道家則很少講權，卻對術津津樂道。所以，講老子管理思想者，多會走向謀略，甚至走向用計，這雖然不是老子的初意，卻是他的邏輯延伸。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很快就會看到不同於前的另外一個老子。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第45章），不是真正的缺、沖（虛）、屈、拙、訥，而是特意剋制、掩飾成、盈、直、巧、辯。現實中不難發現，有些十分聰明的人會故意裝傻，非常機靈的人會顯露笨拙，這種人正是老子思想的踐行者。但無論其做得多麼好，都是一種「偽」。這種「偽」，實際上往往比內外一致的有為和企求野心更大。

老子很不滿意孔子的進取精神，曾經嚴厲地批評孔子說：「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嬌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段話，可以反映出道家和儒家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差別。誠然，儒家也強調「邦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與道家的「得時則駕，不得時蓬累而行」基本相同，但儒家是積極的，而道家是消極的。如果說，老子確實堅守消極自然之道，對孔子的這一批評則無可厚非。但是，老子並不是完全消極，他實際上是要以柔克剛，以弱勝強，柔和弱並不是老子真正要堅守的目的，而只是他達到目的的手段。這樣，示人以弱，裝聾作啞，就成為一種技巧和藝術。所以，老子的反智，不是一種徹底的反智，而是要保持自己的「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第33章）刻意就不再是自然，老子崇尚自然，然而知雄守雌，明明是「雄」卻硬要把自己裝扮成「雌」卻是人為，這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內在矛盾。在他教訓孔子的話語里，人們可以看到崇尚自然的老子變成了高揚人為的老子，他要求孔子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掩飾本來面目，放棄了順應自然。

所以，老子的術，可以概括為一種知雄守雌的權謀表演，目的是爭天下。「是以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66章）而且在術的具體運用上，老子說得更直白：「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去之，必固與之。將予奪之，必固予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36章）這裡，老子思想就已表露出明顯的詭道，明處和暗處截然相反，目的和手段相反相成。沿著這條道路發展下去，很有可能會走上與道無關的「純技術」權謀，而一旦脫離了「道」只講「術」，這種「術」就很有可能厚黑化。讚許老子管理思想者，往往對這種以退為進、以弱勝強給予高度肯定。有必要指出，即便是真的「弱」，一旦用「以」字把它變成用來「勝強」的手段和工具，那它就不再是自然之道，就會背叛老子的初衷。而老子本人也走上了這條道路。可以說，在《道德經》中有兩個老子，一個是自然的、無為的老子，另一個是人工的、以無為掩飾有為的老子。前一個老子在邏輯上肯定會走到後一個老子，而後一個老子又會在邏輯上推翻前一個老子，這才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命門所在。他自己也知道這種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才發出了「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告誡。

既然不可示人，就要儘可能不使別人發現自己的作偽。所以，老子的術要求人們把自己的真實狀態和真實目的牢牢包裹起來。他再三告誡人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第56章）正因為老子的「術」存在著這樣的不誠實，所以，歷代儒家在講解《春秋》時，往往用「鄭伯克段於鄢」作為批判老子思想的佐證。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老子之教，實是共叔段喪命的根源。《公羊傳》稱這一事件彰顯了鄭莊公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穀梁傳》則直接稱「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范雍在注釋中更明確地說：「段恃寵驕恣，強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閒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慮，志欲殺弟。」《左傳》雖然主要是記錄史實，但所記鄭莊公對下屬言「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等說法，也反映出鄭莊公的用心險惡。對於老子思想中這種「釣魚式管理」，朱熹說得最透徹，「《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個人叫哮跳躑，我這裡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雲『推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雲『以無為取天下』，這裡便是它無狀處。據此，便是它柔之發用功效處。」（《朱子語類》卷137）「老子心最毒」，一個「毒」字，把儒家對道家之術的不以為然作出了通徹表達。王夫之乾脆稱老子為「持機械變詐以僥倖之祖也」。近代曾國藩也有類似感慨，他在《求闕齋日記類抄》卷下說：「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章太炎比較儒家和道家，直接斥責老子：「『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所以制人者，雖范蠡、文種，不陰鷙於此矣。故吾謂儒與道辨，當先其陰鷙，而後其清靜。」「老聃為柱下史，多識掌故，約《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為後世陰謀者法。其治天下同，其術甚異於儒者矣。」（《訄書·儒道》）儒家對道家的這種批判，有助於防範道家管理思想向陰謀陷阱的滑落。

但是，這種批判，尚不足以徹底否定老子管理思想中「術」的意義。如果「術」有倫理約束，有契約規範，有誠信墊底，有善意支配，那麼，老子的「術」，仍不失為對管理的智慧性啟示，有利於人們感悟管理的真諦。例如，老子的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第60章）就是對管理之術的一個絕妙比喻。所以，「術」亦正亦邪，可正可邪。作為管理的工具，術要看掌握在誰手裡，用什麼價值觀念來支配和使用。

發表於《管理學家》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