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民國大學校長」難以重現

　某種意義上，做教育是需要終身投入的。民國年間的大學校長，一做就是10年、20年、30年。蔣夢麟做了15年北大校長，張伯苓幾乎是南開「永遠的校長」。好的大學校長，確實跟這所大學的精神、氣質、歷史、傳統等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今天沒有了。

　　《看歷史》：您曾經在《「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一文中寫道：「百年中國，有獨立的大學理念，而且能夠真正付諸實施的，不敢說獨此一家，但蔡元培無疑是最出色的。這是因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識，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時--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長北大時之揮灑自如。」能否談談為什麼集天時地利人和的人是蔡元培？

　　陳平原：之所以說蔡元培「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因他作為新舊交替時代的教育家，既是前清翰林，又是德國留學生，老人喜歡他的新，新人喜歡他的老。另外，他當過民國首任教育部長，有地位又有學問，這樣的人才很難得。因此，不說百分之百，起碼絕大多數北大教授都服他。在這麼一個特定時代，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北大要找合適的校長，其實不容易。純粹的留學生，人家會說他舊學根底太差；舊學修養好的，又有人嘲笑你對西方根本不了解。恰好，蔡元培這兩方面的基本素質都具備。中學、西學，新學、舊學，地位、修養，加上他那傳統儒家的春風化雨般的性格，做北大校長特別合適。我說過，即便在當年，蔡先生也不是第一流的學者，但他的學養、視野與胸襟，使得他可以遊刃有餘地促成北京大學的現代轉型。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是在1917年，一直做到1927年，中間有辭職，有出訪，真正在校時間只有五年半。這個時期的中國，軍閥混戰，政治上很不穩定，大學經費嚴重不足。但另一方面，政府鞭長莫及，或者志不在此，沒有強力介入大學的管理與運作，所以，執掌北大的蔡元培，有充分的自由及空間，來表達其教育理想，完成其現代大學建構。為了堅持自己的理念，蔡元培不斷與教育部叫板，一會兒公開辭職，一會兒退回公文，這當然是因為他無欲則剛，但毋庸諱言，也與他的資歷以及當時權力真空有關。如此天時地利人和，以後很難重現。

　　《看歷史》：您在2000年紀念蔡元培校長逝世60周年時寫道：「假如承認教育對於21世紀中國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那麼，其利弊得失，理所當然應該由所有中國知識者而不只是教育家來承擔責任。」當時您曾經反問，我們在追慕蔡元培先生之後還能做些什麼？13年過去了，我們能否從中國教育的變化中找到答案？

　　陳平原：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必須關注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在我看來，知識的真正確立與有效傳播，必須藉助教育才能完成。所以，關心中國未來的讀書人，都應該關心教育問題。我甚至認為，在21世紀，教育將成為一個跨學科、跨文化、兼及理念與實踐、有無限可能性的重要專業。「知識」如何生產、怎樣傳播、能否應用、有無弊端，在今天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變成一個特別重要的學術領域。從1996年開始，以北大百年校慶為契機，我不斷叩問中國大學問題。我的大部分論述，並不採取「教育學專家」的視角，而是基於知識分子立場，因此，有的是技術問題，如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麼，如何在歷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但更多的是理念性的，包括中國大學歷史的回顧，以及對大學精神的發掘等。但能走到哪一步，我也不清楚。常有人善意地嘲笑：你說的很對，也很好，但你能改變這個世界嗎？我的答覆是：儘力而為，但求問心無愧。

　　《看歷史》：今天提到民國校長，人們一定會想到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等人，為何他們會成為整個民國時代校長的代表？我們能否從中找到一種當時的精神特質？

　　陳平原：大眾傳媒所製造的「懷舊熱潮」，不論對象是什麼，都是只可遠觀，不可近視。實際上，「民國」或「民國大學」並不像大家想像的那樣美好。當一個學術領域轉化成公眾感興趣的話題時，必定基於對當下處境的反省與批判。人們之所以熱衷於談論蔡元培等「民國校長」，是用來比照、襯托、反省今天的中國大學。這種論述方式，對當下中國的校長們是不太公平的。因為，距離產生美感，我們更多看到先賢美好的一面，難得體會他們的艱辛與尷尬。不過必須承認，從晚清到民國，很多人是抱著「教育救國」的觀念來從事小學、中學、大學教育的。對他們來說，教育不僅僅是職業，更是理想。認定中國落後的總根子在教育水平，因此，蔡元培等人希望通過辦學來「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國。可以這麼說，晚清到民國年間從事教育的人，很多是有政治抱負的。作為理想主義者，他們的工作目標是為20年、50年乃至100年後繁榮昌盛的「新中國」奠定根基。那一代的教育家其實很幸福，因為他們有理想，有情懷，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而今天的教授及校長們，未必都有這種幸福感。

　　不能說那時的校長全都這麼高尚，但請記得，民國年間的大學校長是沒有級別的，做事情也比今天要難得多。他們得籌集經費，還得應付學潮。在國共兩黨激烈鬥爭、校園嚴重分裂的時候，校長該做什麼？既要保護學生的政治熱情，又不能破壞正常的教學秩序；既不能讓警察隨便進校園抓學生，也不該支持學生直接對抗政府，這角色可不好當呀。我特別佩服那些有遠見、有智慧且有擔當的校長們，他們能在那麼艱難的環境下挺直腰桿走過來，完成自己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實在不簡單。今天的很多大學校長，人聰明，專業做得不錯，工作也很投入，但基本上是一種職業化的思考，缺失那種理想主義激情。當然，今天的大學校長是教育部任命的，其獨立性大打折扣，不可能再像蔡元培那樣為堅守自己的教育理念而特立獨行了。

　　《看歷史》：那您覺得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今天人們對那個時代校長的認可與追慕，是想表達對現在的期許，希望當年的教育能在今天重現一下？

　　陳平原：也可以這麼說。非專業的讀者，其熱衷於談論某個歷史問題，必定是有立場或心情在裡面。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關注民國年間的大學校長，而不是英美名校的校長，或宋明書院的山長？原因是民國離我們很近，對比性強，容易拿來跟當下的中國大學做對比。

　　此類比附，好處是讓人浮想聯翩，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比如，這麼來談「民國大學校長」，很容易將其美化。因為，你只讀了那些對校長們的表揚和懷念，而沒看批判或嘲諷的文章。當年的大學校長，即便做得很出色，也可能被教授及學生們趕跑，如羅家倫就曾被從清華大學校長位子上趕下來。老大學盛產故事，但不是每個故事都好聽，就看你的選擇。校史專家敘述往事時，大都不願意揭傷疤，而是著重表彰先賢。另外，你還得考慮這故事是誰講出來的，因立場不一樣，看問題天差地別。作為大學校長，對外得處理與政府及民眾的關係，對內須協調與教授、學生的利益，單是資源如何分配，就註定了校長不可能人人叫好。若是你翻閱史書，得出過去的校長再差也比今天的好，那是很不理智的。我們只能說，「民國大學校長」之所以成為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話題，潛在的因素是公眾對當下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滿，希望藉此展開分析、反省與批判。

　　《看歷史》：您在前段時間參加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時，談到大學校長畢業典禮使用網路語言致辭的問題。這種個案的出現是否與今天校長的師道尊嚴退化有關？

　　陳平原：畢業典禮致辭、師道尊嚴、校長的職責，這可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也很難直接掛鉤。我們還是就事論事，說說大學老師和校長們該如何給學生做表率。前些年我批評大學評估造假，批評大學過於商業化，批評大學校園裡的官本位，包括阿諛奉承前來視察的各級領導等，都是著眼於如何還給大學生一個「乾淨的大學校園」。無論教授還是校長，在尊重領導的同時，必須學會尊重學生。千萬別小看「小荷才露尖尖角」，他們很敏感，對於校長及教授們的「小心眼」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是學生，說不定明天就是國家的棟樑，或大學的「金主」了。教授及校長的一舉一動，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們的趣味，以及其對於母校的印象。因此，若你想強調師道尊嚴，最好同時追問，教授及校長們的言談舉止，是否值得學生們敬慕與懷想。

　　《看歷史》：校長的作為取決於多種因素，今天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否也與整個社會對於校長的期待有關？

　　陳平原：你說的沒錯，整個社會對於校長的期待太高，讓他們很難「名副其實」。其實，話應該這麼說，當下中國，民眾對於大學的期待普遍過高，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大學的浮躁風氣。比起半個世紀前，毫無疑問，中國大學進步神速。記得文革後期，中美文化交流剛剛開始，美國有一個代表團來中國考察，回去後做報告，說北京大學的水平約略等於美國的社區大學。文革結束後，中國高等教育逐漸走上正軌，1981年國務院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此後我們的研究生教育有了長足發展。有一件事，我在別的場合也說過，1998年北大慶祝百年校慶時，建議中央將「建設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這一口號，改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即去掉「社會主義」四個字。從那個時候起，我們不再糾纏「姓社」還是「姓資」，名正言順地向歐美名校學習，並積极參与國際競爭。只是大學不可能像工廠那樣，引進新的生產線，馬上就見成效。這些年，中國大學的「硬體」大為改善，蓋了很多漂亮的教學大樓，添了很多先進的實驗儀器，但教授基本上還是那些教授，制度上也沒有根本性的改進。因此，我再三說，大家對中國大學不要期待太高。應該有耐心，允許中國大學從容不迫地完成這十分艱難的蛻變過程。如今，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對中國大學的期待值都太高了，壓力過大，步子就會變形，甚至可能出現方向性錯誤。方向正確，路子走得正，中國大學就會慢慢好起來。但如果希望中國大學三天上一個台階，則很可能欲速則不達，弄不好會翻車的。

　　《看歷史》：那您覺得校長應該怎麼做呢？

　　陳平原：首先必須了解大學校長這個職業的特殊性。今天中國的大學校長，因比照同級別的官員，其任期多是三五年。我們都知道，1869-1908年期間出任哈佛大學校長的艾略特（CharlesW.Eliot），一干就是40年。艾略特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乃哈佛大學從傳統學院向現代大學轉型的關鍵。而這需要時間，如果他只做三五年，還沒開頭，就應該結尾了，那文章肯定做不好。某種意義上，做教育是需要終身投入的。民國年間的大學校長，一做就是10年、20年、30年。蔣夢麟做了15年北大校長（1930-1945），這還不算此前十幾年蔡元培掌校時，他當總務長且三度代理校長。至於張伯苓，幾乎就是南開「永遠的校長」。好的大學校長，確實跟這所大學的精神、氣質、歷史、傳統等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今天沒有了。因為，大學校長這一職務的特殊性，今天被有意無意地抹殺了。主管部門更多考慮的是級別相當且年齡合適，而不太顧及其是否真懂教育。再說，三五年的任期，校長們只能採取「短平快」戰略，希望立竿見影，而不願意長遠規劃，穩紮穩打，為後人開路或栽樹。

　　《看歷史》：您對今天中國大學最滿意的地方是什麼？最不滿意的地方又是什麼？

　　陳平原：最滿意的就不說了，還是談談不太滿意的地方。第一，大學不是官僚養成所，不該以官職高低來評判學生的成功與否，更不該把官場的那一套做派引進校園來。這個問題我說了多次，6月還在中山大學畢業典禮上「大聲疾呼」，明知說了沒用，可白說也得說。第二，大學不該過分渲染「產學研」三結合。暫且不說這結合的效果如何，單是把「產」放在最前面，必定關注專利的轉化，而不是教學或科研。第三，大學應以文理為中心，不該把專業學院排在最前面，讓商學院（管理學院）挂帥，用各種名目吸引有錢人來大學校園裡鍍金，這種狀態不值得鼓勵。第四，大學應以「教書育人」為主軸，不該辦成研究院。今天的中國大學，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重科研而輕教學。對研究型大學來說，這麼做尚且有很大的缺失，更不要說教學型大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