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里的晚清舊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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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里的晚清舊聞

《世界商業評論》ICXO.COM ( 日期：2004-11-18 17:21)

　　當我在西南風書店買到僅剩一本的《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時，該書已由三聯書店出版３年，經第二次印刷，印數達１７１００冊。書的編者鄭曦原，為外交部二等秘書，曾在中國駐美紐約總領事館工作３年，比較系統地查閱過《紐約時報》１８５３——１９９７年的對華報道目錄索引，並閱讀了其中４０８篇文電，從中選出了１３１篇原始文電編成此書。這一工作獲得當時中國駐美大使李肇星的支持，也獲得《紐約時報》及紐約公立圖書館等有關方面的協助。《紐約時報》評價它是「力圖以時報原始資料重現一個世界大國之編年史的偉大嘗試。」

　　我懷著濃厚興趣，盛夏臨窗，３天里斷斷續續讀完了全書。正如編者鄭曦原《前言》所云，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保持相對超脫的心境，以利較為理性和冷靜的思考。」我在閱讀間正是持這種態度，但觸眼那一篇篇萬里彼岸圖書館故紙堆里沉睡百年的舊聞，胸際依然抑制不住泛起陣陣波瀾。

　　我不能不佩服這張創刊於１９世紀中期，歷經１５０年雄踞美國乃至西方媒體領袖地位的《紐約時報》早年記者的眼力與筆力。這本書所選文電的跨越時間從１８５７年１月至１９１１年１０月。這也正是我們古老國家經歷著「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期。時間雖已逝去百載，至今讀之仍覺新鮮，更不乏若干發現。時報記者不愧是記敘歷史事件的大手筆，給我們再現了諸如《英國鴉片販子力阻清國禁煙》、《英法聯軍佔領北京西郊，圓明園慘遭洗劫》、《清軍投降，北京城樓升起英法旗》、《太平天國首都「天京」淪陷》、《革命軍武昌宣布成立共和政府》等等重大歷史事件。既把大事件的脈絡、歷史背景、結局與發展，作簡練概括；也不乏歷史細部栩栩如生的描繪，或慘不忍睹的鉤畫。該書的編者認為：「年輕的報紙，年輕的國家，剛剛擺脫南北戰爭的陰影，還保持著『五月花號』帶到新大陸的清新，對人類的關愛之心也遠比今天純潔……因此，《紐約時報》這個時期的對華報道和評論尚沒有老牌帝國主義的狡詐與世故，也少一些對弱勢民族的蔑視。」

　　１９世紀７０年代，長江水道是什麼情景，在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７日，《在大清國的心臟旅行——揚子江遊記》中，有非常翔實生動的報道。在鎮江，運河與揚子江交匯處，河面上漂滿各式各樣的小船。沒有人知道江上有多少艘帆船。揚子江每個航段的地方政府，都設關卡，強行收費，貨物被徵收的厘捐高得驚人，「有時達到貨物原價的四倍」。而外國人可以不理會這些「敲詐」，他們有清政府給的「通行證」。因此，中國商人往往將裝滿貨物的商船「過繼」給任何一位歐洲商人，讓它順利地通過。有一次英國水手免費乘一艘大清國的貨船從漢口去宜昌，貨船船主在收費卡馬上靈機一動，讓這位水手假裝成洋商，船主自己則裝扮成洋商的翻譯，就順利「通關」了。記者寫道：「這位水手一生從未做過什麼生意，但僅僅因為有一張洋臉蛋兒就做了一回大亨。」

　　對於鴉片貿易，《紐約時報》的某些觀點，竟與馬克思在１９世紀５０年代的評論近似。《紐約時報》１８６３年４月２６日《英國鴉片販子力阻清國禁煙》評述指出：英格蘭國庫確實通過鴉片貿易得到「極其豐盈的進項」，「但她卻喪失了所有如下可能的收益，即她如果把對大清國的出口設定為工業品時所可能獲得的收益。可怕的鴉片煙癮不只是消耗這個民族的勞動力和財力，從而直接導致了這個國家的貧窮，而更抑制了它對其它商品的進口，進而使所有期望從事正當貿易的工業國家蒙受損失。」

　　馬克思１８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和９月３日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鴉片貿易史》，就曾指出鴉片戰爭後訂立的條約，「不是擴大了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１８４７年的商業危機」。鴉片戰爭「刺激了鴉片貿易的增長而使合法貿易受到損失」，「增加鴉片貿易是和發展合法貿易不相容的」。看來，《紐約時報》作為有全球眼光的資產階級大報，對鴉片貿易的罪惡也有所揭露，更從西方全球貿易比較利益出發，引出有見地的看法。

　　有些報道與評論，在一百年前略曾預見到中華民族的巨大潛力與不可阻擋的發展可能性。《沉重負荷下的帝國財政》講到清國的國債，記者不只是簡單地指控西方列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戰爭「償債」，還從另一角度看出中國的發展潛力。時報認為清國的國家資源比日本巨大得多，而落到人民頭上的國債償債利息和償債基金每人約７美元，日本人則約１．５美元。在大清國，平均到每人頭上的國債大約為１．４美元，而日本人則大約為２５美元。所以，「大清國在構成綜合國力的所有組成要素上都是強有力的。假如我們這個世界允許其按自身的方式發展的話，那麼在其努力下，大清國肯定會擁有一個令人矚目的未來。」時報提出：大清國政治家們的任務，一方面是國家內部管理的改造，另一方面則要抵抗外國的破壞。

　　對晚清社會的觀察，有些篇幅頗具獨到之處。如《「四書五經」維繫著清國靈魂》認為，在晚清這樣的封建落後的國家裡，其實「存在著一種非常習慣性的民主傳統」，述評舉出中國社會到處存在的「祠堂」為例，指出，在祠堂的集會或聚會上，不同行業和不同階層的人能夠討論任何影響他們的人和事，公開指責個別地方官員或行政命令，以期讓本地最高行政長官知道現存的弊病及公眾的不滿。當然，在這裡，時報記者未注意到祠堂本身也是基層社會封建統治的宗族形式。述評還指出，「民間的士紳們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極有權勢的階層……他們總是能支配一些聽話的黨羽。」由於這種感情的維繫，當過官的人和正在當官的人之間總能保持聯繫。一百年前，外國記者能夠發現到封建腐敗政治體系內部，存在著某種制約或影響官方施政的習慣性的社會力量，這個觀察是深刻的。這種千年傳統習慣性的民間士大夫階層的「民主」全部摧毀後，如無健全的民主制度建設，當官者更可以橫行鄉里了。晚清中國新聞狀況也為時報所關注。在１８７６年６月１２日《中文報在上海的發行量穩步上升》消息中，援引倫敦《泰晤土報》駐上海記者稱：外國人在上海出版中文報紙，發行量和影響力都在穩步上增長，「清國人對它發布的消息和抨擊官僚的議論已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從這報道中，看出現代媒體在上海這樣的大都會出現，對改造晚清社會產生了一種令官方恐懼的苗頭。

　　在體制內的監督方面，時報在《清國獨裁者慈禧逝世，北京政局令人關注》報道中，講述「她用鐵腕，通過陳舊方式統治大清國」時，說到慈禧的威力也不是不可阻擋的，「即便是在大清國也存在著公眾輿論的力量」。１９００年，１月２４日，慈禧強迫光緒皇帝簽署一份退位詔書，「然而，這詔書中在整個大清帝國上下都引起了人們不滿的議論，一份份請願書呈遞到皇太后面前，人們抗議廢除光緒皇帝。如此一來，皇太后只得放棄這項計劃。」極端獨裁如慈禧這樣的人，除了懾於西方列強反對廢帝的壓力外，在國內也不得不在輿論與情緒面前讓步，懂得這一點，才知道民意終不可侮的道理。

　　許多大事的有趣細節，被新聞記者「定格」在時報上留存至今，讀之很覺新鮮。比如宣統皇帝３歲登基儀式場面，幾點鐘開始，幾點鐘結束，「有３５０多輛馬車連同大量官轎在冬日陽光下靜候在門外」，記者推測這次最高規格的典禮參加者有多少人，等等。有些風趣幽默花絮，如兩江總督設官宴招待美國公使，晚宴已經持續兩個小時了，但大碗大碗的菜肴還是連接不斷地端上來，美國公使終於忍不住向兩江總督表示，再也吃不下了。他說：「如果兩年後我再次返回清國時，總督閣下的晚宴還未結束的話，我將盡其所能再大吃一頓」。他的這句俏皮話把大家逗笑了，於是宴會結束。對李鴻章訪問美國，《紐約時報》用大量版面進行了詳盡報道。那是１８９６年８月底。記者充分表達了美國朝野對清國這位大人物的高規格、「史無前例」的禮遇。比如，登上「聖·路易斯號」輪貴賓艙迎接李鴻章的美國總統代表盧傑將軍，竟謙恭地說，李鴻章此訪「就像是一個國際大家庭里的大哥拜訪遠方的弟弟」。還有，５０萬人觀看並歡迎清國總督；「人群中爆發出了經久不息的歡呼聲」；李鴻章代表團帶來十幾個廚師，還有一位廚師長，身著黑長袍，像是總督的下屬官員；還從國內搬來了專用的廚具和總督的專用座椅；燕窩、魚翅等美味佳肴都從天津帶來……從大場面報道到細節描述，都使人覺得，那怕是積貧積弱的晚清中國，美國對清廷高官也是重視的。

　　《李鴻章接受美國記者採訪錄》１８９６年９月３日《紐約時報》，使我們了解李鴻章在美國記者面前相當坦率而不失機鋒地談了許多重要問題。李鴻章對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歧視華人的法案，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抨擊。他說：「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據記者描寫，這時，李鴻章不大的眼睛閃射出灼人的光芒」。關於這方案，李鴻章作了很多有理有據的評論。當記者問：「美國資本在中國投資有什麼出路」時，李很快反應道：「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但這些企業的管理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持國家主權。」記者問：「您贊成美國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李鴻章說：「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編輯們不愛將其真相轉告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也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沒想到，李鴻章百年前在美國竟講起新聞自由這一篇大道理。

　　散文家董橋云：「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引錄書中這麼多文電，是想讓讀者了解它真是晚清歷史的一部分初稿。舊聞新錄，撫今思昔，從中更感到時代的滄桑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