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預告| 昝濤：土耳其的「世俗化」論題：歷史與爭議

1、「Meeting Kurds in Turkey,」in SEPHIS: Global South, April 2009；

2、「History of Sino-Turkish Relationship and Turkey』s Percep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a,」 i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 3, No. 1, March 2009；

3、「奧斯曼、伊斯蘭還是土耳其？——試論土耳其獨立運動的革命話語問題」，《西亞非洲》，即刊；

4、「被管理的現代性——對土耳其現代化的歷史反思，」《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1期；

5、「被承認的問題」（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讀書》，2009年2月；

6、「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論齊亞?格卡爾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義，」《西亞非洲》，2008年8月；

7、「（土耳其世俗化之）變動不居的道路？」《讀書》，2007年11月；

8、「『東突』問題、泛突厥主義與土耳其：歷史和現狀」，《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8年第3期；

9、「『一戰』后土耳其人尋求美國託管之原因，」香港：《二十一世紀》，2007年6月號，總第101期；

10、「歷史學與意識形態—土耳其現代史研究的幾種範式」，《北大史學》，2006；

11、「奧斯曼帝國的衰敗與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誕生」，《大國》，2005年第4期；

12、「民主與權威之間—試論『二戰』后土耳其三次軍人干政的特點」，牛軍主編：《全國大學生優秀本科論文精選》，歷史卷，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

13、「論土耳其如何看待中國崛起」，《文化縱橫》，2008年10月；

14、「字母拉丁化與土耳其的現代化」，《世界知識》，2009年6月，總第1510期；

15、「土耳其與『東突』的『不解之緣』，」《中國經濟》，2009年8月，第83期。[1]

1、2008年6月18-20日：「Turkey』s Perception on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THE SEVENTH METU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GEMONY or EMPIRE?Ankara, Turkey;

2、「Guided Modernity in Turkey：from Young Turks to Kemalists,」（與董正華教授合作），1908-2008：Centennial of the Young Turk Revolution, Ankara, May 28-30, 2008;

3、2009年5月20-25日：「跨社會體系——歷史與社會科學敘述中的區域、民族與文明」研討會，成都；

4、2009年6月20-22日：「突厥語族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urkic Peoples），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5、2007年12月13-15日：「民主化的挫折與作為危機管理者的軍方：論土耳其軍隊的歷史作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和諧社會與危機管理國際會議論文，重慶；

6、2006年9月7-9日：「土耳其的民族主義與歷史重構——以『土耳其史觀』為主，」兩岸三地及日、韓研究生學術論文發布會議，廈門。[1]

2009-2012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

2008-2009中國博士後特別資助項目；

2007-2008中國博士後科學研究基金；

2004-2007荷蘭「南-南發展史研究項目」（SEPHIS）博士研究基金；

2007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基金，橫向課題：「『東突』問題、泛突厥主義與土耳其：歷史和現狀」（獨立完成）；

2003、2005台灣「中流與喜馬拉雅」基金會資助；

2002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課題（1996-2003），獨立完成「現代化進程中的中東伊斯蘭世界」部分。[1]

附錄：　

近日，昝濤出版了《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一書，該書系統地考察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特別是凱末爾時代「土耳其史觀」從提出到最終確立的過程。本報就民族主義這一話題，採訪了昝濤。　　一戰與土耳其　　新京報：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失敗的土耳其有什麼樣的重大影響？　　昝濤：土耳其共和國的前身是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綿延六百餘年（1299-1922），輝煌一時，極盛在16世紀，疆域地跨歐亞非三大陸。16世紀至17世紀末的一百多年，正是歐洲人生活在奧斯曼-土耳其人給他們造成的巨大壓力和恐懼之中的時代。近代歐洲歷史上的所謂「東方問題」，也就是土耳其問題,這個問題直到一戰後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才算徹底解決。　　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影響就是宣告了最後一個伊斯蘭帝國的滅亡。1923年，在奧斯曼帝國殘餘領土上那些講突厥語的人在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將軍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即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國。也就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在客觀上催生了新土耳其的誕生。在土耳其,從帝國到共和國的這段歷史被說成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新京報：土耳其民族主義，是在一戰的語境中興起的嗎？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昝濤：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萌芽要更早一些。自19世紀下半葉起，有一些土耳其知識分子接觸到歐洲人所寫的關於早期東方突厥人的歷史作品，這些作品喚醒了奧斯曼-土耳其知識精英的族裔意識。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奧斯曼-土耳其的知識分子日益關注「土耳其民族」的歷史、傳統、習俗、文化與民族意識問題，他們致力於散播和書寫早期突厥人的歷史，以期建立奧斯曼-土耳其人與古代突厥部族的歷史聯繫，最終喚醒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識。這是土耳其民族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即「土耳其主義」。　　凱末爾黨人的民族主義繼承了前面所說的「土耳其主義」的很多元素，既有現實考慮，又有浪漫色彩。現實主義就是指建國以後，確定土耳其人對現有民族國家領土的「歷史權利」。浪漫主義指的是，在那個時代，土耳其的民族主義亦不免建立在虛幻的民族神話的基礎之上，比如認為土耳其人是圓頭顱的白種人，白種人的故鄉是中亞等等。實際上，這些東西直到上世紀40年代才逐漸淡化。

　　凱末爾革命與西化　　新京報：凱末爾革命，有很激進現代化、西化特徵，與伊斯蘭存在很大衝突，這在凱末爾時期是怎麼解決的？　　昝濤：這就是土耳其的世俗化問題。對土耳其共和國來說，它面臨著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任務。在當時的凱末爾黨人看來，現代化就是要實現世俗化，把宗教限制在個人道德領域，在社會和政治層面完全排除伊斯蘭教的影響；堅信社會生活必須建立在實證主義和科學而非伊斯蘭教的基礎上。　　凱末爾黨人依靠掌握的國家權力，實行了激進的世俗化：1925年，廢除了一夫多妻制，封閉了所有的宗教神殿和托缽僧修道院(tekke)，禁止男人戴傳統的土耳其費茲帽（紅氈帽，自蘇丹馬赫穆德二世以來奧斯曼紳士戴的傳統頭飾），代之以西方式的禮帽。1926年開始採用歐洲曆法，並同時照搬瑞士民法和義大利刑法；同時通過了多部法律對銀行和財政部門進行重組，等等。　　民族主義為世俗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對土耳其民族主義來說，「民族的」東西要比「宗教的」東西更為重要。土耳其民族主義力圖使土耳其人皈依伊斯蘭教之前的那段歷史古典化和理想化。　　總之，在意識形態上，宗教被凱末爾主義者所詬病；在制度安排上，宗教則被置於國家的嚴密控制之下。土耳其於1924年設立了「宗教事務局」，在凱末爾主義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變成了國家的公務員。　　新京報：如何看待現代土耳其在伊斯蘭世界中的位置？　　昝濤：儘管土耳其在世俗化方面走得最為徹底和深遠，但對伊斯蘭認同的逐漸復歸也是土耳其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尤其是自上世紀80年代厄扎爾執政以來，土耳其從強調擁抱西方文明、進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強調伊斯蘭認同、強調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體性、強調發展同中東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緊密關係，並謀求在中東地區事務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這也正是當前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的選擇。　　近十年中，土耳其經濟繁榮，國力強盛，並積極謀求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土耳其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中東國家。當前，中東的很多國家正面臨政權不穩、政治動蕩的危機局面，土耳其這邊卻風景獨好。尤其是正發黨作為一個溫和伊斯蘭政黨長期執政，這一模式受到了中東劇變後諸多躍躍欲試的伊斯蘭政治力量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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