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行：楊度與君主立憲思想

1915年12月23日，蔡鍔發動護國戰爭之前以唐繼堯等的名義給袁世凱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其中要求懲辦十三個「帝制禍首」，即所謂的「十三太保」，除「籌安六君子」外，還有「七凶」（即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飴、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西南獨立各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後也堅持起碼要懲辦這幾個人，但在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發表的通緝文告上，十三個人只剩下了五人，添上另外的三人，湊成八人，其餘一律寬免。重讀這個文告讓人感到這真是一場鬧劇:

被通緝的八人是楊度、孫毓筠、梁士飴、朱啟鈐、周自齊，加上顧鰲、夏壽田、薛大可。榜上無名的人中，段芝貴是個小站出身的軍閥，手裡有兵，又有人力保；嚴復、劉師培是學者，也有人為他們開脫；胡瑛、李燮和是老革命黨人，有人要求照顧；袁克定不算禍首不說，還為雷震春、張鎮芳求情，當然他們也是帶兵的軍閥；袁乃寬姓袁，也可以不問。這樣原來的十三個人中只剩下了五個人，大概覺得人數太少不好搪塞，就添了三個人。顧鰲是約法議員、政事堂的參事；夏壽田是袁世凱的一個幕僚；薛大可則是一個報人，寫過幾篇帝制的報道，署名為「臣記者」。這八個人大致上都是:一、沒有軍閥背景的；二、不是國民黨舊人；三、不是遺老重臣、碩學鴻儒。當然，北洋政府對他們也都是網開一面，通而不緝，所以八個人沒有一個真的被捕的。

張勳當時曾通電反對懲辦帝制禍首，他說:「君主民主，主張雖有不同，無非各抒己見，罪魁功首，豈能以成敗為衡？」也算是為他自己一年後的復辟事先辯護。

鬧劇在歷史上是經常重複出現的。僅僅一年以後，張勳率辮子兵進京，又和康有為一起演出了一幕復辟帝制的鬧劇。在這次的內閣成員中，就有好幾個洪憲帝制的餘孽:袁乃寬是內務大臣、張鎮芳是度支（財政）大臣、雷震春是陸軍大臣、楊士琦是交通大臣。幾乎都是要職，其中前面三人就是十三個帝制禍首中沒有遭到通緝的，更顯示出民國政治的荒唐，如同兒戲。

張勳事先曾邀請楊度進京參與復辟，被他拒絕了。張勳復辟的第三天，他向張勳、康有為公開發出通電:

「兩公向以復辟主義聞於國中，此次實際進行，度以不自由之身，雖於事實毫無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憲，姑於兩公宗旨亦表贊同。惟嘗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進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國人之共諒。且宜使舉世皆知為求一國之治安，不為一姓圖恢復。至於私人利害問題，尤宜犧牲罄盡。有此精神膽力，庶幾可望成功。而公等於復辟之初，不稱中華帝國，而稱大清帝國，其誤一也；陽曆斷不可改，衣冠跪拜斷不可復，乃貿然行之，其誤二也；設官遍地，以慰利祿之徒，而憲政如何進行，轉以為後，其誤三也；設官則惟知復古，用人則惟取守舊，腐朽穢濫，如陳列屍，其誤四也。凡所設施，皆前清末葉不敢為而乃行之於今日共和之後，與君主立憲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禍國家，並禍清室，實為義不敢為。即為兩公計，亦不宜一意孤行，貽誤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蓋無程度之共和如群兒弄火，而無意識之復辟又如拳匪之扶清，兩害相權，實尤較緩。所可痛者，神聖之君憲主義，經此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度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從此披髮入山，不願再聞世事。」（原載天津《益世報》1917-7-4）

張勳復辟只有13天就宣告失敗，楊度從1902年留學日本時就已接受的君主立憲思想在堅持了15年之後也徹底崩潰。雖然他忠於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見異思遷，不翻雲覆雨，有他的政治節操，但至此他君憲救國的夢想完全破滅了。楊度內心的痛苦是自然的，他也認識到在共和國成立之後，再搞君主立憲已經是逆流而行。遺憾的是譚嗣同獻身的戊戌變法本身就是悲劇，而他參與的洪憲帝制不過是一場鬧劇，至於張勳復辟則是鬧劇的餘波而已。儘管如此，楊度對君憲救國確是真誠的，所以他還不失為是一個悲劇人物。

從代草《憲政考察報告書》到憲政公會

楊度1902年赴日留學，一年後，回國考取經濟特科第二名。因有人指控他是康梁餘黨或革命黨而被剔除，並遭到緝拿，被迫第二次東渡日本。1905年，被選為中國留學生總會幹事長，剪去辮子。留日期間他接受了君主立憲思想，清廷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憲政考察報告書就是他代筆寫的，內容包括東西各國憲政的比較、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實施憲政的程序等，對此後的預備立憲進程產生過一定影響。

1907年，他在日本創辦《中國新報》，組織政俗調查會（後改名憲政講習會、憲政公會），以設立民選議院為立憲運動的中心目標。

他在《中國新報》第一號至第五號連續發表長達14萬字的《金鐵主義說》， 提出了「世界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學說，倡導政治革命，對西方的國會制、責任內閣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等介紹非常詳盡，指出「人人可為權利義務之主體」。雖然顯得有些亂，但還是為我們了解那個時代中國人所認識到的憲政思想提供了線索。他的理想是:

世界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金鐵主義（對內--富民 對外--強國）

具體途徑為:

工商立國--擴張民權--有自由人民--政黨軍事立國--鞏固國權--有責任政府--國會

也就是說他主張由擁有自由的人民組成政黨，產生國會，監督政府，富民強國。他的結論是「有政黨以開國會，則政治革命之事以成」，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君主、國會、責任內閣三位一體的制度。

他還在《中國新報》等報刊發表了不少宣傳君主立憲的文章，主張速開國會，國民自己負起立憲責任，反對開明專制，也不贊成由清廷立憲。他認為清廷是放任不負責任的政府，中國的前途應該寄望於人民。但他反對暴力革命，倡導政治革命，認為清廷是最易推倒的政府，輿論的力量就夠了，以國民的能力促成清廷的倒台。楊度的君憲論「雖欠正確而意態溫和，文辭婉約，不急不徐，引人入勝」，當時有不少人為他所吸引。近百年後再回頭看他的這些主張，我們難道有理由認為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國，他的政見是一點價值也沒有嗎？

1907年10月，楊度回國奔喪。12月成立湖南憲政公會，起草《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請他的老師王湘綺作過修改後聯絡不少湖南名流聯名上奏，開清末國會請願運動的先河。當時的《東方》雜誌說「國會請願，首為國民發未伸之意者實為湘人」。

1908年春天，袁世凱、張之洞聯名保奏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袁安排他在頤和園向皇族親貴演說立憲精義，當場答覆他們的數十條質詢，極力主張開設民選議院，表示要主張到底，「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引起朝野注目。這也是他和袁政治上結合的開始。

楊度不僅大造開國會的輿論，還在北京設立了憲政公會支部，號召三年召開國會。這一年梁啟超的政聞社被禁止後，他繼續在京城宣揚立憲、伸張民權。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預備立憲時間表，以九年為期。楊度因此備受海內外輿論的攻擊，雖然他公開聲明對此他「未嘗參與一字」，但他又為君權特重的規定作辯護，結果為立憲派、革命黨雙方所不容。在以後的國會請願運動中他就銷聲匿跡了。袁世凱被黜後，他在朝廷也失去了靠山。

1909年他上奏請釐定君民的關係、行政立法的關係、中央地方的關係作為憲政實施的宗旨，沒有引起什麼重視。不久他就請假回鄉，直到1910年資政院將要召集前才回京。在

國會請願運動熱火朝天之時，他才打破了長久以來的沉默，奏請立即召集國會。他列席資政院開院大會，說明他參與起草的新《刑律》，是當時名動一時的三大演講之一，讓「聽者神旺，記者腕疲」。

國事共濟會

在1911年成立的「皇族內閣」中楊度是統計局局長，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來到袁世凱的故鄉河南彰德，成為袁的一名幕僚。在隨後的袁內閣名單里，他曾是學部次官（副大臣）。由於他與孫中山、黃興和袁世凱都有密切關係，自認為可以居中操持一切。

11月15日，與汪精衛一起發起「國事共濟會」，宗旨為「使以君主民主一問題，不以兵力解決，而以和平解決，要求兩方之停戰，發起國民會議，以國民之意公決之」。

以國事共濟會君主立憲黨領袖名義向資政院上陳情書，建議南北即日停戰，召集臨時國民議會來解決君主民主問題，清廷與革命軍都應服從決議。

資政院曾三次集會討論這一陳情書，由於議員們有分歧，更因為南方的反對，雲南都督蔡鍔就曾通電反對，《民立報》斥之為無聊的舉動，所以沒有結果。楊度後來自述這段經歷「然其時全國鼎沸，選舉難行，國會無由成立」。他們試圖通過國民會議迅速解決時局的計劃流產了，只得於12月5日宣布解散國事共濟會，改變方式，直接與黃興函電商討南北議和問題。黃興電復汪精衛，請他轉告楊度，如果袁世凱能迅速推倒清政府，就推他為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因此加派楊度為參贊，隨議和代表唐紹儀南下上海，秘密斡旋南北議和。目的就是希望利用楊度和黃興的關係通過他們所帶的國民會議方案。

按照楊度的設想，只有經過國民會議，袁世凱才不會背上篡奪的惡名；只要袁取得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地位，暫時不必計較總統還是皇帝的名義。他離京南下前，就在京、津向各方面說明，到上海後還派人向各省遊說:即便用總統名稱，袁世凱仍可以為拿破崙，使共和再為君主，不料一語成讖。

1912年3月，他和北京新聞界人士、一些原資政院的議員成立了共和促進會，轉而支持共和。有人說他如果真的認為共和不適宜於中國，為什麼不在這個時候和梁啟超一致，力持君憲主義，卻是推倒清廷的內幕人物？他後來解釋是滿、漢情感既裂，已無彌合的餘地，只有另造君統。又說「予在大總統幕中，亦不得已犧牲予平日宗旨，勉強與贊助，以免一時危亡之禍。」他的政見前後是有過一些變化，但大體上說他還是個君主立憲的信奉者。

《君憲救國論》

1915年3月，楊度寫出《君憲救國論》托同學夏壽田（為袁幕僚中三要角之一，是楊度舉薦的）密呈袁世凱，因為他早已通過這位同門窺見袁稱帝的野心了，所以才投其所好，想一言為天下先。袁閱後說:「姑密之。然所論列，灼見時弊，可寄湖北段芝貴精印數千冊，以備參考。」還親筆寫了「曠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製成匾額頒給楊度。

《君憲救國論》分上、中、下三篇，以對話形式闡述「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的觀點。他稱其為「救亡之策，富強之本」，而將民國以來的政局混亂，統統歸結為共和的弊端。他認為人民的程度還不知道共和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麼？貿然由專制直接進入共和，只能是富國無望、強國無望、立憲也無望。中篇著重提出了政治繼承權的問題，認為只有君主立憲才能防止出現為爭奪元首地位而發生內戰。下篇是講「假立憲，必成真革命」，詳細列舉了清朝假立憲導致滅亡的例子，指出必須真立憲，才能以正當安國，以誠實取信於民，「政府所頒，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為憲政實行」。

其實，楊度的君主立憲思想和袁世凱之間的距離十分遙遠。這才能解釋楊度一直未得到重用的真正原因。他率先提出君憲救國論得到袁的讚許，只不過是起到了為袁稱帝造輿論的作用而已！在共和都已出現的中國，楊度的君主立憲思想誠然是歷史的逆流，但這個人不象一般政客毫無政見，一切從現實利害、升官發財這一角度考慮問題的，其中也確實包含了他的某種理想在內。

籌安會

8月，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在《亞細亞報》公開發表《共和與君主論》，其實已在《君憲救國論》之後。不久楊度等六人發表《發起籌安會宣言書》，此後帝制論甚囂塵上，短命的洪憲帝制呼之欲出。

這六人中有四人曾是革命黨人，孫毓筠和楊度關係密切，在日本加入同盟會，曾潛入南京從事革命活動，被捕下獄，楊度馳書兩江總督端方營救過他。辛亥革命後出任過安徽都督，也是個風雲人物。

胡瑛與宋教仁是少年朋友，16歲就參加華興會，萍醴瀏起義失敗後被捕下獄，在獄中還指揮革命，豪氣干雲，是個傳奇式人物。武昌起義後他一出獄就自立為武昌軍政府外交部長，後來還在煙台當山東都督；李燮和參加過華興會、同盟會、光復會，是後期光復會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上海組織光復軍，對上海獨立貢獻很大，孫中山任命他為光復軍北伐總司令。

劉師培是著名學者，精研漢學，參加過同盟會，編過《民報》，鼓吹無政府主義，也出賣過革命黨人。嚴復學貫中西，以翻譯《天演論》等西方著作而聞名於世，是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與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交情很厚。事後他說自己列名發起人，事先並不知道。只是楊度和他縱論時政時，他曾表達過自己的見解。不久，報上出現籌安會的發起書，他也在其中，他稱這「何異拉夫政策！」人們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辯解，對這位中國留學界先覺的失節表示了極大的遺憾。

六人中楊度是個關鍵人物，他對君主立憲的信念一直沒有放棄過，從留學日本時期到洪憲帝制的破滅，他的政見基本上是一貫的。所以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籌安六君子」中還是他比較可以理解。

楊度在有一萬八百十一人簽名的《籌安會請願書》中提出國體問題應立即付諸民意機關表決，再以國民會議通過憲法。比起辛亥革命之初主張由國民會議來決定國體有所變化，但力主以民意方式促成帝制則是一貫的。

他躊躇滿志地對記者說:「君主立憲本為予生平唯一之政見」，「與從前國事共濟會之宗旨略同」。「至於鄙人宗旨，於"君主立憲"四字，一字不可放鬆。立憲而不君主，必不足以固國本，鄙人所反對也；君主而不立憲，必不足以伸民權，亦鄙人之反對也。」表示他言行一致，從清末以來就抱定這一宗旨，十幾年如一日。只要君主立憲成功他本人無論在朝在野，都將為這一目標而努力，「為一生之責任」。

事實上，籌安會出籠後，梁士飴緊接著就策劃成立了全國請願聯合會，籌安會也就門庭冷落車馬稀了，10月楊度就放棄了籌安會這個牌子，改組為憲政協進會，確定「此後本會方針，應注重立憲問題」。籌安會一共只存在了兩個月。

書生氣十足的楊度卻自信自己有開創之功，新朝宰輔非他莫屬。當袁世凱趕製龍袍時，他也向遠隔萬里的巴黎訂做首相新裝。新裝還沒製成，洪憲帝國已經夭折，這些衣裝至今還存放在巴黎。

畢竟是書生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說袁世凱罵楊度是「蔣干」，蔣干在《三國演義》里是個容易受騙上當的書生。楊度的老師王湘綺稱他是「書痴」，在《湘綺樓日記》里說:「弟子楊度，書痴自謂不痴，徒挨一頓罵耳！」（這則日記寫於袁世凱稱帝時）他自己寫詩也自稱書生，有「書生襟抱本無垠」等句。胡漢民說他在日本留學時「讀書甚勤」。還有人說他「有口才，一言既出，四座生風。」 這些材料都提供了一個書生氣十足的楊度形象。

今天我們再讀他的《湖南少年歌》與《黃河》歌詞，依然能夠感受到少年書生的意氣風發。《湖南少年歌》是1903年在《新民叢報》發表的，傳誦一時，對湖南青年影響尤大。詩中自述「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號召「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陳獨秀曾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歡迎湖南人的精神》，其中也引用了兩句因此而膾炙人口的詩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他能文章，有辯才，精通各國憲政，是個難得的人才。但他的身上缺了些英雄氣，多了些書生氣。在和梁士飴等形形色色、老謀深算的官僚、政客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他的某些書生本色，在袁氏當政的民初政壇上他也從未出任過什麼有實權的要職。1913年9月，熊希齡組織「名流內閣」，原擬楊度出任交通總長，楊還想推薦蔡鍔為陸軍總長，但梁士飴從中一作梗就沒有成功，讓他改任教育總長，他則以「幫忙不幫閑」為由拒絕了。袁世凱也僅僅授以勛四位和參政院參政等閑職。所以縱觀民國以來的幾年，他是頗為失意的。

和梁士飴比較，他們同時考取清末經濟特科，梁是第一名，他是第二名；在清朝最後的袁世凱內閣里，梁是郵傳部次官，他是學部次官。但進入民國以後，梁一直春風得意，手握實權，是袁世凱的得力助手，在民國史上以「財神」著稱。他們的仕途之所以完全不同，其原因正在於，梁八面玲瓏，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楊則才氣縱橫，雄辯滔滔，仍然不脫書生氣。梁城府很深，從不流露真感情；楊容易動真感情，對袁世凱他是真心想感恩圖報的。

楊度組織籌安會，梁士飴馬上授意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與籌安會爭妍鬥勝，甚至比籌安會更直接，聲勢更大，十三太保中的顯赫人物如段芝貴、袁乃寬等都參加他的聯合會。如果說籌安會還只是以研究政體相標榜，請願會則是一個實際勸進的團體。

在楊度為同時代、不同政見的友人所寫的輓聯中，我們也依稀看見他作為書生的一面。他對朋友、老師的情感，他的才華都畢露無遺。他的老師王湘綺說他「憨直」，不圓通。曾將他與蔡鍔比較，認為楊度才高氣傲，以澄清天下自許，往往是考慮不周，急於求成；蔡鍔智慮深沉，胸懷大志而不露鋒芒。如果蔡鍔能與楊度合作，他們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鍔與楊度雖然政見不同，卻也算得上是知己。他倆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學時「與楊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楊度家吃飯。他所抱的軍國民主義，必須假手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有所作為。因而每與堅決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論政，「如水乳之調融。」

1913年10月，蔡鍔「自請解兵柄為天下先」，到北京後「與楊度過從甚密」。 當帝制論出來時，袁世凱對蔡鍔甚忌，派人監視，但蔡「夷然如平日」，楊度等也說和蔡鍔「有鄉誼，且持論夙合，必無他」。「袁疑稍釋」。蔡鍔在他的遺囑里自述平生之志，並為楊度開釋，對他作了較為中肯的評價:

「本人少年時，羨東鄰強盛，恆抱持軍國主義。是項主義，非大有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體孰善，尚乏絕端之證斷。後因袁氏強姦民意，帝制自為，逞個人篡竊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飾天下人耳目，爰申正義，以爭國民人格。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才，俾邀寬典。」

當時楊度作為「籌安六君子」之首正被通緝，所以這份遺囑就隱而未發，不知楊度是否知道，但他在得知蔡鍔的噩耗後寫過一個輓聯，極盡悲愴之至:

「魂魄異鄉歸，如今豪傑為神，萬里山川皆雨泣；東南民力盡，太息創痍滿目，當時成敗已滄桑。」

1916年4月10日，洪憲帝制行將落幕，楊度備受各方攻擊，他在向袁世凱請求辭去參政院參政一職的辭呈中說:

「世情翻復，等於瀚海之波；此身分明，總似中天之月。以畢士麥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亂國，即令有心救世，終於無力回天。流言恐懼，竊自比於周公；歸志浩然，頗同情於孟子。」

文中把自己的心跡比喻為「中天之月」，清澈明亮。又以德國畢士麥（今譯俾士麥）和古代的周公、孟子自況，依然是那麼高傲、那麼自命不凡。20日他發表通電，表示「君憲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殺他有補於國事，他萬死不辭。而且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反對要求「元首退位」。

5月1日，他對《京津太晤士報》記者說:「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不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違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除君憲外，別無解紛已亂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變再變……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委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願赴法庭躬受審判……且退一步言，政見不同，亦共和國民應有之權利。」記者說他「態度安閑，辭意堅決」。

楊度終生都沒有忘記袁世凱當年的知遇之恩，雖然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君憲救國的抱負只有通過袁這樣的舊權威才能實現。在袁的身邊他一再勸他容忍革命黨；勸他信任蔡鍔，他曾極力向袁世凱推薦，「力言蔡鍔主持建軍工作」，希望他來改造北洋軍；勸他以誠待人，施行真正的憲政。他畢竟是個書生。

袁世凱也許認為他書生誤事，臨終還說:「楊度誤我！」楊度則在輓聯中說: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複斯言。」

洪憲帝制的失敗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以佛經自娛，在出世的超脫的佛學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過去。以「虎禪師」為名寫了不少論佛的雜文和偈語，其中有這樣的話:

「無我即佛；一心無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

隨偈入世，滿目瘡痍，除救世外無事，除慈悲外無心。願作醫生，偏醫眾疾。」

看來他在佛學中領悟到的還是救世，所以他的佛學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

同時，他醉心於古代的碑帖，以書法來尋求心靈的平衡，晚年還在上海賣過字畫。 44歲生日那天他作過一副自壽聯:

「開天闢地，先盤古十日而生；東奔西逃，享民國七年之福。」

臨終前幾天他還為自己寫了自輓聯: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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