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學者為何如此失落？

瓜田推薦辭：陳平原先生是北大中文系主任，這是一個有學問也有能力的教授。他針砭的中國大學中對待年輕學者的不公平態度，很有針對性，很能切中要害。目前年輕教師的成長生態環境相當惡劣，再不思改進，被扼殺的人才就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代兩代人。陳平原先生說的是觀念，而要命的是制度。看看能不能把世界上知名大學的進步觀念逐漸變成我們的人才管理制度？

越來越多「學術超男」湧現背後是許多青年學者的失落

關於大學管理，我有四句話：第一，展示願景——讓老師們看到國家的、大學的以及自己的前途；第二，了解自家人——切忌引進未必精彩的女婿，而氣走好幾個能幹的兒子；第三，明確自家位置；第四，善待青年學者。這裡就談後兩點。

鼓勵學術競爭，這本是好事。可懸得過高，達不到，就容易造假，或養成急功近利、喜歡吹牛的壞毛病。最近，某著名大學聘請講座教授，要我幫助判斷「被評價人在其學術領域的國際排名」：前5名、前10名、前20名。我知道，若勾第三等級，大概就沒希望了。可國際排名前5，那是什麼感覺？我哪敢隨便下筆。也是最近的事，北大中文系招聘青年教師，學校有關部門領導追問：你能否保證此人5年內成為本領域的全國前3名。我拒絕了。人家說我傻，你先答應下來，5年後，誰還記得這話？再說，那時你和他都不在這個位子上，誰來負責？可這不符合我的性格，實在說不出口。什麼叫「前3名」，怎麼評定，那些40歲以上的副教授、教授全都不做學問了？

我幫美國哈佛大學遴選講座教授寫過推薦信，對方除了綜合評論，沒問我此君的國際排名，只是列出四個他們認為大致同級別的教授，讓我比較各自的長與短，說明為何推薦此君而非彼君。我也幫香港科技大學晉陞教授做鑒定，最後一項是比較：這位候選人比你最近參加評審且通過的北大或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正教授如何。這樣的提問很具體，也很實在，我能回答；至於國際或國內排名，我不懂，也不相信。

中國大學還沒好到那個程度。前些年有大學炒作，願出多少錢聘請諾貝爾獎獲得者，結果當然是落空。北大設立講席教授，年薪60萬～80萬，開始以為很有誘惑力，但聯繫多位國外著名教授，都不成功。因為，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了解中國大學的整體實力，明白自己大學的真實位置，理解現有的教師隊伍以及制度，設計合理的工作目標，腳踏實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長，追求「大躍進」的效果，那樣的話，中國的大學才有希望。

可如今，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學都在吹牛。記得某名校歷史系規定，博士生必須在《歷史研究》上發表論文才能給博士學位。《歷史研究》一年總共才發多少篇文章？照此要求，全被這學校包圓了。即便是訓練有素、頗具創見的中文教授，一年能寫一兩篇好論文就不錯了，而且並不一定要發在《中國社會科學》或《文學評論》上。眼下中國各大學明碼標價、真金實銀地獎勵老師們在「頂級學刊」發論文，其實是不自信的表現。這還不說只講論文而不論教學質量，明顯扭曲了大學的職責及精神。

由於排名的刺激，各大學都在爭搶「大師」或「明星學者」。而對於剛出道的青年教師，則不甚關心，當廉價勞動力使用，且提出不近情理的考核標準。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哪有這樣的好事？

不久前我在紐約大學演講，談及轉型期中國學界最受傷的是人文學，尤其是從事人文研究的青年教師。「以項目製為中心、以數量化為標誌的評價體系，社會科學容易適應，人文學則很受傷害。從長遠看，受害最嚴重的是從事人文研究的年輕學人。稍微年長的，或足夠優秀，或『死豬不怕開水燙』；40歲以下的副教授或剛剛入職的青年教師，一方面有朝氣，還想往上走，不願意就此停下來，另一方面呢，學校壓給他（她）們的任務比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學需要厚積薄發，很難適應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時代潮流』，這就導致那些願意走正路、按老一輩學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學的年輕人，容易被邊緣化，甚至被甩出軌道。」（《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讀書》2012年2期）

各大學的「高標準嚴要求」，使得年輕學者全都手忙腳亂，心氣浮躁，根本沒有時間想問題或從容讀書。我再三向北大校方提議：善待40歲以下的年輕學者。記得我們當年剛留校，系裡給一學期時間，讓你好好聽課、備課，這都是「從長計議」。不像現在，巴不得你今天報到，明天就走上講台。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養生息，才能長成參天大樹。若都急功近利，會出大問題的。非常希望暨南大學真能落實此「寧靜致遠工程」。這樣做，暫時效果不一定好，但10年後，定然大有收穫。

我在北大讀博士時的導師王瑤先生早年從事中古文學研究，特別喜歡《世說新語》，日常生活中也擅長提煉各種「雋語」。比如，他在政協會議上有一名言--說是當了政協委員，「不說白不說，說了等於白說」。這話太悲觀了，於是有人給添上一條光明的尾巴--「白說也要說」。關於當代中國的「大學」問題，我也持此態度。（文：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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