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案改判死緣會是何「標杆」 ——和靜鈞 博客

2011-07-14 09:14:09|分類： 法律文化 |標籤：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惡案改判死緩會是何種「標杆」

深圳特區報

新華網記者昨天深度報道了雲南省李昌奎案，接受採訪的雲南高院某官員稱，李案改判死緩，「１０年後肯定是一個標杆、一個典型」。上下文聯繫起來看，此官員所指稱的「標杆」，指的是「未來法治之標杆」、「廢除死刑之標杆」、「頂住輿論壓力之標杆」。聽起來道理爆棚，實則不然矣。

從法的傳統來觀察，我國的法律本屬成文法系範疇，其精義在於「嚴格適用紙面上的法律」，嚴格遵從法律效力體系中的等級定律，而政策、指導意見等斷不可凌駕於上位法律，法官的「變法」空間幾乎為零，司法解釋只是 「輔法」而非「立法」。這種傳統，與判例法體系下「法官造法」截然不同。

在成文法傳統下，嚴格地、一體地遵從法律規定，才能樹立堅實的法律權威。作為刑事法律體系中效力最高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已經清楚規定了，雲南省這一涉及兩命及殘殺無辜嬰幼兒的暴力刑事惡案，只能是死刑。沒有一條《刑法》規定，犯有故意殺人罪的，只要自首就可以不判死刑，只要構成鄰里關係就可以不適用死刑。雲南高院僅以自首這一情節就直接改判，這顯然是「誤讀」中國的成文法精神，「誤讀」中國法律效力體系的不可逾越性。

李案的現實是，實體法的《刑法》中依然規定了死刑，就得「法事法辦」，不「法事法辦」，那還要法官、法律幹嘛？儘管我們多數人都可能是廢除死刑的倡導者、支持者、同情者，但在立法機構沒有修法之前，司法機構決不可以不顧法律之規定，行自我設定的價值之能事，坐視法律權威受到破壞。

現行刑罰輕重連續性的缺乏，也是造成「改判」兩重天的原因所在。從法律意義上說，司法改判，理應只是向「次輕」或「次重」的下級刑罰移動。中國現行法律沒有「終身監禁刑」，或超過４０年以上的「長期監禁刑」，一些「死緩」往往最後演變為坐１２年牢就可能會放出來的「較短期監禁刑」。這樣的預期，造成了兩種相鄰刑罰的巨大剪刀差，這也是一部分人「被迫」支持死刑的原因所在。

除了刑法法律的實體法之外，程序法也是導致「高院目中無人」的原因之一。當前「兩審終審」制下，雖然有死刑複核這樣一個附加程序，但二審一旦改判，另一方連個上訴抗爭的機會都沒有了。即使還有「抗訴」糾正機制，但這一糾偏機制的啟動是建立在案外的新證據之上，有嚴格的限制條件。李案中雲南高院沒有發回重審，而是直接改判，案件當事方想求得法律救濟的機會都被封死了。從這些意義上說，雲南高院官員所稱的「標杆」真的是無從成立，即便苦等一百年，也不會成為「標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