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一問一世界》自序

《一問一世界》序

楊瀾

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楊瀾訪談錄》10周年的紀念，有一位媒體朋友不經意當中說，今年正好是你的2010。還真是有這個巧合。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長也不短。

回頭一看，其實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趕路，顧不上停下來。借這個機會我停下來，回頭看看走過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後去詢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成功的秘訣。我採訪了500 多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到底什麼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是不是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身邊的人，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他們一個微笑，給他們一個擁抱？我曾接到一個簡訊，「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蕭伯納曾經說過：「一個理智的人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會想去改變環境適應自己。但歷史是後一種人創造的。」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於做自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張海迪以殘障之身刻苦學習，終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讓我敬佩不已，更讓我感動的是在20 世紀80 年代的政治環境下，當有關領導告誡她應該把燙成大波浪的長髮夾起來以符合「英雄模範」的標準形象時，她在進入人民大會堂，進入聚光燈中心之前的一瞬間，果斷地取下了髮夾，讓一頭秀髮瀑布般地披在肩頭。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實的自己。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他19 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彼得在2010 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群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更公平、更溫暖，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了以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裡面，100 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里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一塊美金給他。」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一個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個什麼問題，了無印象。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當時選修的一門課是社會學，因為我覺得做傳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我每天上課都準時到，作業按時完成，老師囑咐看的參考書都看了，論文也寫得還不錯，可是到期末我發現所有的課程裡面唯有這門課得了一個B，其他功課都是A或A－。怎麼會得一個B 呢？我就去找社會學的教授理論，我說你是不是搞錯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記錄說：「的確你的作業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錯，但是我要給你一個懲罰，因為你上課從來不問問題，這就說明你上課的參與度不高。」當然後來我據理力爭，申辯說因為剛來美國不久，有時組織語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剛想說就被其他同學搶了先，等等。老師看來是動了心，最終給了我一個B+。

2010年10月，我參加了我的導師趙忠祥先生廣播電視50 年的研討會。他18歲成為中央電視台的第一個男播音員，今年68 歲還在主持《人與自然》和《動物世界》。他講當時他進入電視台的時候電視台還是用膠片播出的。所以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一切都是現場直播，機器上放著膠片，播音員現場配音。時間緊迫時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寫稿子，一邊寫一邊改，而播音員就要字正腔圓、不慌不亂、毫無差錯地念出來。當時的電視從業人員文字的功底，播報的功底，現場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輩一朝一夕比及的。

今天的電視技術已經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同時今天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很多的困惑。網路是巨大的挑戰之一。今年，老字號的美國《新聞周刊》也是因為受不了年年的虧損，開始叫賣，很多歷史悠久的大型的報紙已經紛紛倒閉。網路的第一波衝擊的可能是平面媒體，第二波則可能是電視媒體。視頻網站、網路電視的蓬勃興起不可阻擋。雖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們接受信息的習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坐在電視機前守候著一個節目開播，到像在網路上自由地攝取各種個人需要的資訊娛樂組合。而我發現電視觀眾也已經呈現出兩極化的發展，兩大收視群體分別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齡化的趨勢和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而20～50歲左右的社會中間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從網路上獲取他們需要的資訊和娛樂，即使是電視節目也常常是在網上搜索收看。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人必須要滿足這兩極化的需求，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電視劇和綜藝類的節目佔據黃金時段。放眼全國的各省級衛星頻道，幾乎都把新聞壓縮到最小，每晚連續播放2～3集的電視劇，再加上原創或引進的綜藝類節目，訪談類、專題類節目已經都被移到11 點以後了。這似乎是一個潮流趨勢。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或不好，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現實，所有做電視的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

兩個月前我到台灣，專訪了電視主持人蔡康永。數年前他在做《康熙來了》之前曾經主持一個電視節目《真情指數》。我當時看到這個節目在形式上與《楊瀾訪談錄》很相像，就主動跟他聯繫，希望兩個人能聯手做一個海峽兩岸不同領域代表人物的交叉採訪，但是後來由於電視台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採訪中我們倆探討電視生態對於電視形態包括主持人風格的影響。他說他其實很羨慕我能把高端訪談做10 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但是能夠影響那些有影響力的人，所以就會有高端產品，比如汽車、電腦、酒類品牌，為了維護品牌的定位和影響力來贊助這樣的節目。在台灣，電視節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贊助。在一切唯收視率是瞻的情況下，即使是晚間七點檔或者八點檔的新聞節目也變得更加娛樂化。如果大家更喜歡看一個醉漢跟警察打架，那麼它一定會代替伊朗核危機的新聞。加上台灣獨特的地緣政治因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比較少，所以台灣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國際事務不是特別關心，對於大的政治事件也並不是特別的關心，而是專註於一個相對封閉的社區中的各種娛樂和八卦新聞。即使電視台的主流新聞節目，也變得碎片化、娛樂化、世俗化。蔡康永說：「我們面對的現實是：你要想找內涵嗎？那就不要到電視上來找。楊瀾你如果能把深度訪談節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相關的第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的製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我當時其實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後走上《正大綜藝》的舞台。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不可思議，無論是我的專業背景，還是我的家庭背景都跟電視毫無關係，而當時無論是製片人、部主任、正大集團還是台領導，居然能夠起用一個完全沒有專業培訓的女大學生來主持黃金檔的一個最重要的節目！回頭看起來，我心存感激之餘，也覺得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那時社會剛剛經歷動蕩，氣氛沉悶，人們厭煩了生硬的電視語言，希望通過電視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鬆心情，有更多的空間來表達個性。《正大綜藝》大概是中央電視台第一個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節目。如果沒有姜昆、趙忠祥這樣的資深藝術家、主持人站在我身邊，也許我也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自由度。因為他們已經功成名就，所有的編導都很尊重和信任他們，所以相對地也帶動我有更多的機會表達年輕人的觀點。包括那個時候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設計，那就是讓趙老師代表受傳統文化影響深、相對中庸的社會主流觀點，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國際視野的、有一點叛逆精神的年輕人，這樣一老一少，形成某種衝突但又愉悅的氣場，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有新意的。

但是有一個事情還是可以反映當時整個輿論的環境跟今天有著多大的不同。我記得在節目開播的第一集里我在主持詞里加了一句這樣的話：「希望我們的節目能夠為大家在茶餘飯後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這話今天聽起來稀鬆平常，但當年因為這句話我還受到過批評，部主任開會批評說這句話說錯了：「我們的電視是教育人民、團結人民的，怎麼能只為大家增加一點生活的情趣呢？」今天想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是那個時候的媒體環境就是這樣的。所以當我們去審視一個節目的時候，要看到它當時的社會環境，而不能夠用一個絕對的尺度去評論它的製作水平或言論尺度。

我也經常會聽到讀傳媒的學生詢問，如果要去國外深造讀新聞專業，最好採用什麼樣的途經。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為例，它在大學本科是不設立新聞學院的，通常也不鼓勵學生從本科畢業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歡迎有專業背景和一定工作經驗的人。今天的新聞時代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新聞事件的報道，並不是問了五個W（who, when, where, what, why）就可以寫出一篇好的報道。今天的一個優質報道更多地與背景鏈接有關，即如何把一個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時間和社會背景的坐標上，給受眾一個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對背景的介紹通常需要比較專業的知識，他們更希望是由專業背景的人進入到傳媒的這個行業。相關知識越豐富，提的問題才越有質量。

1996年，我在紐約採訪了已經退休的美國CBS的老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先生。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職業素養，特別是高度的社會正義感和誠實客觀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經典報道：越南戰爭、阿波羅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門事件等等，被譽為美國人最信賴的人。當今恐怕沒有一個主持人或新聞記者能擁有他當年的那種公信力了。當他退休以後，網路媒體迅速崛起，所以我問他：「您過去總以That』s the way it is 來結束每天的新聞節目，如今人們已經能夠從網路接收到海量的信息，電視新聞未來的角色會是什麼？ 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 ？」 克朗凱特說：「無論人類的社會如何發展，無論人們的資訊有多少不同的道路去獲取，真理和真相永遠是隧道那一頭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報道真相，永遠是我們最應關注的事。」中、美國情不同，媒體環境不同，而這10 年來我和吳征創立並經營著一家民營媒體公司，面對體制和商業的雙重壓力，也常有步履維艱之感，但是通過人物訪談揭示歷史的真相，心靈的真實，以開放的視野、文化的包容，關注個體的成長與困境，卻成為我不願放棄的追求。

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後1998 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作為製片人和主持人製作《楊瀾訪談錄》的前身《楊瀾工作室》。我當時就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史上第一個一對一的高端訪談節目。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才27 歲，不乏幼稚之處，但是我很有熱情。當時香港電台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系列》。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傑出的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的華人所做出的傑出的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採訪誰，而採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直到1999 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那是個初春的雨天，天氣很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安詳寧靜，小松鼠上躥下跳地覓食嬉戲。崔琦是沉靜的，毫無喜形於色的神情，甚至還有一點害羞，一再為已經生疏的中文抱歉。他試圖用最簡單的語言向我這個門外漢解釋他和其他兩位科學家共同發現的「分數量子霍爾效應」：強磁場中共同相互作用的電子能形成具有分數分子電荷的新型粒子。我聽得一頭霧水，還含含糊糊地點著頭，心想如此懸殊的知識結構，這個採訪可怎麼做啊？我試圖進入他的人生經歷，他告訴我他出生在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 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介紹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那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幫著干農活的時候，不願意放兒子走。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這樣小崔琦就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他的父母就在50 年代末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了。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等等。但是他卻說：「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而如果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人們的所謂成功故事的話，我們也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所以是不是能夠讓一次訪談帶有更多人性的溫暖，就成為我和團隊有意識的追求。

有時主持人必須知道何時閉嘴。2008 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受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的任命，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我曾兩度採訪他，一次是關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一次是去年在法蘭克福採訪他關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機會在世界銀行工作，有機會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去幫助世界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是他的驕傲，也是國人的驕傲。我問：「你現在取得的種種成就是否達到了當年你父親對你的期許？」一直侃侃而談的他突然沉默了，眼眶慢慢紅了，繼而淚流滿面，哽咽無語。看得出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但是淚水就是不聽話地撲簌簌地落下來。他25歲那年因為堅信中國最終的出路在於大陸這一邊，抱著兩個籃球泅海從金門游到內地。雖然後來終於與妻子團聚，但父親在台灣臨終時他卻因為還戴著「投匪」的罪名而無法見最後一面。這樣的人生遺憾與痛楚，情何以堪？我不忍再問下去了。

常常有人問我，在我採訪過的人物當中，誰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採訪她，正不知該如何稱呼她，她親切地說：「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這麼叫我。」她先打開衣櫃，讓我幫她找一件合適上鏡的衣服。衣櫃中不過十來件當季的衣服，我們都看中了一件天藍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麼，找出一條藍白相間的紗巾，在脖子上一圍，問我是否好看。她有著極好的品位，這恐怕與她的出身教養有關。她生於官宦人家，父親曾留學日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中國第一位原子物理專業的女性碩士畢業生。她獲得到了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但是思想「左」傾的她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的翻譯，1947年她最終決定放棄留學機會，奔赴延安。她後來嫁給了劉少奇並成為了他已經有的5個孩子的母親。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麼力量讓她始終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當時多少普通的家庭因為政治原因夫妻劃清界限，父子斷絕關係，而她卻在萬人批鬥會上從台下衝到台上拉著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斗。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勇氣和感情？這之後12 年的牢獄生活，每一天只能夠看到窗戶縫裡的陽光，根據陽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晝夜。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人生苦痛？正在我採訪王光美之際，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來訪。他先是靜靜地坐在一旁的沙發上聽著，漸漸地激動了起來，忍不住說：「光美對少奇，那真是無怨無悔啊！」繼爾泣不成聲。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後，抱著他的頭輕聲說：「別激動，別激動，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夠戧。要不我給你拿一片葯吃？」這一幕，讓現場所有的人動容。

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經歷了太多。出獄之後，看到了昔日丈夫的同事們是如何在判處他死刑的文件上簽字。一個人經歷了這麼多的仇恨與背叛，見識了這麼多的醜惡與黑暗，她究竟以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活過來？我問她：「當初你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有人教你的女兒唱打倒自己爸爸媽媽的歌曲。你不想知道這個人是誰嗎？」王光美說：「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個人，這個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會遭受不少麻煩。為什麼要讓痛苦延續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問：「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沒有想過在這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你也有可能冤枉過別人？」她應聲回答：「那真沒準！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國不要再搞什麼運動。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會冤枉不少人。」王光美的母親就是因為受到牽連，最後死在北京監獄裡的。母親曾被沒收的首飾瓷器，在歸還後都被王光美拍賣，並以籌得的資金設立了幸福工程，來幫助鄉村的貧困母親。母親唯一留下的遺物就是一個已經失靈的老式座鐘，那是母親睡覺時擺在床几上的鐘，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給它上弦，彷彿是一種與親人的對話。

歷史選擇的人，人創造的歷史，讓我著迷。「記錄一個人和他（她）的時代」，從那時起成為了《楊瀾訪談錄》明確的追求。

2009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的創始製片人唐· 休伊特去世。得知這個消息，我心中悵然若失。一個時代結束了。他讓一個電視節目成功播出了35年，連續22年榮登收視率排行榜前10名，在這期間為電視台賺了22億美元。職業成就、新聞原則和商業利益居然如魚與熊掌兼得，真不可思議。1952年他在芝加哥組織報道提名艾森豪威爾為總統候選人的共和黨大會時，現場有4位出鏡記者，沃爾特·克朗凱特是其中之一。休伊特說：「你們四個就是一個接力隊，克朗凱特跑最後一棒。」這最後一棒即是英語中anchor一詞，以後「電視主播」就被稱為anchor。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電視新聞剛剛興起，影響力還不能與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相提並論。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第一次轉播了總統候選人的辯論。肯尼迪與尼克松在鏡頭前的表現最終決定了大選的結果。當時負責轉播工作的休伊特建議尼克松化妝，但尼克松因為聽到肯尼迪不需要化妝，遂拒絕了這個建議。可是他沒想到，肯尼迪英俊瀟洒，衣著得體，沉著鎮定，彷彿擁有整個世界；而尼克松面有菜色，汗流浹背，看上去疲於應付，兩人形象，立見高下。而很多聽收音機的人都認為尼克松佔了上風。電視作為新興媒體的威力開始顯現。肯尼迪遇刺之後，休伊特製作了一個特別節目，尼克松也參加了節目錄製。當年曾被他回絕的化妝師正在為他化妝。休伊特忍不住說：「如果四年前您接受化妝的話，您本應成為總統。」尼克松不緊不慢地說：「是啊，不過那樣的話，我現在也已經死了。」

從未上過大學的休伊特從4 歲起就立志成為一名記者，在他眼中只要有一頂呢帽和一件防水風衣，就可以做記者了。當然他的成功絕非一身行頭那麼簡單。他不僅對新聞有著敏銳的嗅覺，為了拿到獨家採訪，他更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高手。為了接近訪問美國的赫魯曉夫，他臨時加入當地的警察局，獲得了在警戒區活動的自由；為了證明使用假冒身份獲得證件有多容易，他創造性地使用了隱藏的攝像機；為了讓邁克· 華萊士表現出更高水平，他說：「夥計，我給你打A，你是否能得A+，要不要試一試？」為了揭露煙草公司損害消費者健康的黑幕，他面對威脅毫不退縮，最後是電視台擔心被捲入代價高昂的訴訟而讓他的節目被禁播一次。「你到底要講一個什麼故事？」是他的口頭禪。有趣的人，非同尋常的事，同行的競爭，總是能讓他興奮起來。他說：「總有年輕人對我說他們如何希望能夠成為像我這樣的人，我總是回應他們說我也是！」2005年，我邀請休伊特和夫人來華參加中國電視主持人論壇和頒獎晚會。這之後我每次去紐約出差，他都會熱情地在曼哈頓的家中宴請我，並把我介紹給同行和朋友。「你是為電視而生的，你應當珍惜！」他曾這樣對我說。他也喜歡吳征的豪爽和熱情，曾在晚會上開玩笑說：「我一直以為我想成為的人就是我自己，現在我宣布我想成為的人是Bruno（吳征的英文名）。」他去世後，他的夫人馬洛琳收養了一位非洲孤兒，並把他帶到紐約一起生活。

美國談話節目主持人拉里·金從業60年。早年他訓練採訪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門口，隨機採訪每個進門的人：你叫什麼名字？做什麼職業？買什麼東西？幹什麼用？你最擅長的事？最煩惱的事？他說，一個好的主持人要做到無論面對何時、何地、何人都能有話題、有問題。而簡單的問題，好過複雜的問題。一個這麼善於溝通的人卻以離婚次數多而著稱。他說覺得最對不起朋友的事，就是讓他們剛記住他上一任妻子的名字，就又要記新一任妻子的名字！看來這就像醫生很難自診，溝通大師也有盲區吧。

有時在訪談中難免會問及令對方尷尬的問題，我覺得這時誠意很重要。要讓對方知道你並非刻意為難，而是更關心事實真相，這樣對方才不會拂袖而去。其次，功課很重要，這樣才不會讓對方覺得對牛彈琴，影響談興。第三，當然是隨機應變，靈活以對了。採訪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前，導演和製片人都說，楊小姐你一定要問問他萊溫斯基的事情。這讓我有些為難，即使是一位離任的總統也應得到尊重，怎麼去問人家這種難堪的問題？後來我了解到柯林頓離任以後建立了柯林頓圖書館，並在圖書館裡設立展廳，展示了萊溫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問他說：「通常總統們在自己的圖書館裡都會布置那些讓自己感到非常驕傲的歷史，您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一個展示呢？」柯林頓不愧是有涵養的政治家，他直面這個問題，談及他意在告訴後人美國黨派之爭的惡性發展。我又問道：「您在自傳里說過，在萊溫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過著雙重生活，什麼時候您才從這種痛苦中解脫的呢？」他說：「當我跟我的妻子陳述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對大陪審團了。因為我從小生活在一個父母離異、充滿暴力的家庭里，我覺得別人不會理解我，我只有自己來處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煩，所以我一開始拒絕任何人進入我的空間。但是我最終決定把真相告訴我的妻子，我突然覺得我的痛苦解脫了，可以面對任何人了。」

我覺得採訪其實像是一次探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做專訪常常是交淺而言深，一個從未見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時間，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人家憑什麼要告訴你呢？這就好像你進入一個叢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個方向，並不知道你中間會遇到什麼河流，什麼溝壑，是否會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柳暗花明，眼前開闊。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訪談就變成一次有趣的旅行。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樂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問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簡單的問題比複雜的問題更重要。比如「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我快樂嗎？」美國前財政部長羅伯特· 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當我們回首歷史，我們要問『為什麼』，當我們面向未來，我們要問『為什麼不』。」生命有無數的可能性，你的夢想還在沉睡，為什麼不把它喚醒？